那几张照片在网上疯狂流传，无论香港还是中国大陆，都引发了热议。画面中，一个光头警察神情紧张，举起长枪，做出瞄准的姿势，他的头部有伤痕。事发在7月30日葵涌警署外，这位名为刘泽基的警长，与同袍遭到数十名示威者的攻击，头盔被打掉，举枪是自卫行为。
只是在两地舆论场，刘泽基收获到截然不同的对待。在香港，他的举动被很多网民和媒体视为警察粗暴执法、无视他人安危的最新一则例证。在内地，他被热捧为果敢执法的英雄，开通新浪微博半个月，就成了有着超过60万粉丝的网红，还受到北京邀请参与国庆观礼。
几张照片不是故事的全貌。刘泽基从他个人的角度，复盘当时事发经过，回顾反修例抗议里他的工作。除此之外，他还讲述了警察生涯里一些重要回忆。
采访9月24日在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与警察体育游乐会进行。
谈事发之初：我们70个警察拘捕300个示威者
6月9日那天，反修例第一次游行，我被派去地铁站附近巡逻。因为已经收到情报了，游行示威的那些人可能有武器。
其实那天白天是没有任何冲突发生的。搜查完那些青少年，我就问他们，是不是出来示威游行？他们就说不是不是。我就说我又不是不让你们游行示威集会，合法的话就没有关系了，你可以有你们的权利。他们承认了。我说那你们为了什么去游行？他们就说，我们要去反送中。我说为什么要反送中呢，听听你的意见。
我平时去外面巡逻，做截查工作，不是太赶的时候，我很喜欢跟别人聊天的。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想法，他们又可以将他们的想法告诉我。别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因为警察执法，如果不清楚民情的话，你的执法都可能会有一些配合不了他们的需求。
他们就说因为中共要将异见人士全部都清洗了。我说不是的，比如说，犯了一些很严重的罪行，七年以上监禁，又经过法庭的法官允许，你才能用这个东西的。他们就说，警察先生，你被人骗了，只要以后改了法律的刑期，比如你乱来过马路，都说你的刑期是七年，这样就抓你回去大陆了。
我就说你们这样是基于不信任了，怎么会这样夸张呢？他们就对我很不服气。接着我就转了一个方向，谈别的事情，你们怎么看逃犯修订条例？什么逃犯修订条例？他们不知道，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反送中都是你们那班民主党说的，其实那个真正的名字叫做逃犯修订条例。
这个片段令到我觉得挺深刻的。是我现在唯一一次他们不会那么抗拒我，跟我聊天。但是原来发觉，他们根本就不清楚真正事件的发生，所以为什么我经常都说那些小朋友让人给误导了呢。
那天示威者在立法会下面冲击警员，造成我们有一个同事的眼睛爆了（指打破缝针）。我们收不了工，就接着上班。示威者霸占道路，到凌晨我们去清场。到了6月10日2点45分，清到湾仔旧警察局那里。
当时我那队加上另外一队人加起来有70个人左右，决定一定要抓他们，马上很强硬。因为你已经犯了法，不会给机会你们反抗。他们是想反抗的，七八个人在前面跟我们打，但是当时他们就是扔砖头，也都不会用火。我带队，跟我们的同事，一起子冲过去，马上就开棍打。我们叫道，全部跪下，不跪下的话，全部都是反抗的，全部都打。前面那些人被我们打完了之后，后面的人全部都害怕了，全部都跪下了。谁一动，我们就拿警棍打手。接着，我们就找支援来。
所以因为你强硬执法，他们就害怕了。70个人都可以抓300个人。
去到当天早上六点钟，抄下了身份证全部放他们走了。我说为什么要放了他们？长官解释不是放，先抄下身份证以后，到时再看那些视频，如果他们有犯法，再抓他们。
这样我就觉得是种下祸根。他们全部犯了法，堵塞道路，袭警。搁在以前的处理是，全部抓回去警察局，逐个逐个打指纹，逐个逐个录口供，接着即刻将他们带上法庭。如果法官判了，他们就马上坐牢。你可以透露信息给这些小朋友，你犯法，警察果断执法，不会姑息。
以我个人的立场来说，政府和警察部开始的策略都是错的。你不抓不锁不检控，第二天也都是差不多这样，这样令到他们觉得我们出来犯法是没关系的，抄身份证就可以走了。那时他们的胆子就大了，演变到了7月1日，他们就大胆到打砸立法会。他们跑出来冲击警察，由刚开始只是懂得扔砖头，越来越大胆，之后就是铁棍靠近来打，用那些很厉害的弹珠，接着现在就是放火，用汽油弹，用气枪。
而我们是去帮他们练兵，陪他们做教练，那你打吧，打吧。那他们的兵就越来越厉害，越打就越凶狠。他们买的装备越买越好，其实现在贴身肉搏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的。你用一支小棍子，他们就用一支铝球棍。
谈事态变化：每天上班超过15个小时，不准用布袋弹我还是开了三枪
最开始有变化是6月12日。整个香港开始严峻了。
示威者聚集在立法会外面，施加压力，说要给一个限期，让林郑月娥回应他们。我们就在立法会那里布防保护。本身我们是上早班，接别人夜班的回去。谁知道我们早上7点跟别人交接的时候，突然之间那班人封住了所有通道。我们H大队只有两个小队进去了。他们的意思是想不让任何立法会的议员进去开会。这样导致了夜班的人也走不了。
那天早餐也吃不了，一直挨饿。因为食堂很早就已经知道他们包围立法会，所以食堂关门走了。但是我们幸运，他们离开之前，我们就冲上去，无论如何，你就将冰箱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吃。自己买，大家凑钱，五千多块钱买了70个饭盒，接着我们几百人在那，一人分一点东西吃。它很贵的，70块钱一个饭盒，但是只有这么少的一点东西。
我在里面做防守。其实当时已经看到他们在拆地砖，在工地偷东西，偷那些铁棍出来。但是这样都是OK的，我跟他们谈，他们都说不会冲击的，我们等下午4点林郑回应。谁知道，下午两点左右吧，毛孟静那几个立法会议员走进人群当中，讲完了一大堆以后，那些示威者就全部疯了一样，开始拿石头扔向我们，拿一些铁枝冲过来打了。不是说了四点吗？那一刻大家才反应过来，其实我们太过天真了。原来他们提前了两个小时，开始袭击警察。他们的理由就是不信警察，不信政府。他们都不等了，就打。
其实我们上面的指挥中心讲了不准用催泪烟，不准用布袋弹，只能用盾来挡，当时连手脚的护具是没有的。所以很惨的。因为你什么都不准我们使用，这样就光被那些人打了。我们被他们逼到了立法会的“煲底”（圆形示威区）。下雨一样的砖头，四方八面就那样扔过来。
我们已经有很多人受伤了，没有办法了，我开了三枪。我是警署警长，我这个职位全部都是布袋弹。你不得不用枪。你不让我们用，我们都一样使用了。其实布袋弹威力很差的，但是那些声音就很厉害，轰轰轰轰，好像是大炮一样。他们就一窝蜂散了。我们开完枪了，上面才说你们现在可以用枪了。真是气死。
我中了两块砖头，都算厉害的了。腰上中了一砖头，衣服都破了，那些砖头的锋利处好像是刀。还有膝盖也中了一块砖头，内伤，没有流血，我最初只是以为肌肉疼痛。6月19日才放假去看医生。一照X光，右边膝盖有一块碎骨，有1.2厘米。
我们下午四点钟左右才吃上饭，因为示威者一散的话，马上就冲进来一些货车，将那些杯面运进来。我们可以用开水泡面吃，这样杯面都变成了特别好的美食。
那天没有回家，我们进去立法会的图书馆防守，一直防守到第二天。那天上了22个小时的班。睡觉轮流，一半人去防守，一半人去睡觉，戴着头盔睡在地上。装备不拆的，随时要起来的。隔几个小时调转过来，到你起来了，我又去睡觉。也没有洗漱。
那天以后，他们就开始有很多罪名给警察了。其实那天从头到尾都是示威者突然之间袭击警察，我们有人已经被打倒了，流血了。反击回去的时候，他们就说警察是黑警了，打他们了。
之前正常我们一天三班，上9个小时36分钟。那天以后直到现在，都是每一更上15个小时以上。15个小时是最基本的，要看看当时你做的工作是在干什么，是不是已经有冲击了。如果是的话，你就不用走了。7天里面有一天是休息的。那期间我差不多七八天没有回家。我住得很远，我住在元朗。有时凌晨下班了就没有车坐，就不回去了。第二天继续上班。所以我们买了很多的地毯，买了充气枕头那些，在地上一打开就睡觉了。其实睡都不是很久，你睡四五个小时就要起来了。
我6岁的女儿很久没有见过我，就打电话来问，爸爸你在哪里？还没有回来？我有一次是凌晨回去，回到家门口，有一张纸贴在那里。爸爸，回来快点按门铃，你们工作辛苦了。
我看到很想哭，但我没有叫醒她，所以她不知道我回来了。第二天我我五点钟就走了。其实我回来只有两三个小时，将脏衣服放下去洗，拿一些换洗的内衣裤，其实都还没有睡过觉，就起来走了。
之后终于有一天，我上完夜班，早上下班了。我一看时间，恰好可以接她放学，我马上跑去幼稚园。她不知道我来，她本来是等工人姐姐接她的，但是突然之间隔着窗户看到我了。她就惊呆了，睁大眼睛。她就马上冲出来，一冲到我这里，接着就狂哭了，完全讲不话。
老师以为她受伤了，跑来问我。我说不是摔倒，她看到我激动了。老师就说是的，她在教室里面经常讲，很久没有见过爸爸了，爸爸受伤了。我一个劲地安慰她，爸爸没事，爸爸没事。
谈葵涌之夜：原本是去外面救人，不得已举起了枪
7月30日那晚的所有遭遇，回想起来真像电影一样。
那天我们的任务是保护葵涌警署。因为两天之前，有44个示威者在西环那里被抓，全部关在葵涌警署。网上的人就说，要去声援他们，要去围堵葵涌警署。正常应该是整个PTU（机动部队）大队一起行动，但那天因为是不够人用，示威者要去机场搞事，所以我们就分散了，我们就不是四队人一起了。两队去机场，两队去葵涌警署。两队PTU加起来有82个人。还有葵涌警署的的一点点人，总共有一百多个警察。
我们早上7点多钟就去到那里，一直相安无事。但是黄昏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是下班了，真是几千人围着葵涌警署。如无意外，我应该是夜晚的7点钟已经走了。但是已经包围成那样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走不了，下不了班。
晚上10点20分钟，我看On.CC新闻，警署外面大约四五十米，有一个男人因为政见不同，被人打到昏迷了。我们向上面反映我们看到这个视频，我们要出去救人，不救他会死的。上面考虑了以后，同意了。一定要向他们汇报，如果我不向他们汇报就出去的话，就变成了我擅离职守。
其实应该是两队人出去，我们前面出去的九个人都不知道。示威者就拿东西堵住了，接着就出不来了。几千人围着我们。我就告诉他们，我们是救人的，不是搞你们的。那天好像是跳Disco一样，那些红光、蓝光，什么光都有，每个人都拿镭射笔射着你的样子。一路向前，去到一半，他们看到我们人这么少，开始打我们，开始推我们。他们将我们冲散了，我跟“杰仔”在一个位置，另外那七个人就在后面。
那个画面你看到的是，我们被人推倒了，连续推了几次。我一跪在那里，他们一冲过来，抱住我的头，可能是想把我抱到地上打。我的头盔有一个扣，是安全装置。如果有人这样扯我头盔，那个头盔就自己掉了。头盔一掉，他们当我的头是足球那样踢。砰的一声，踢到眼睛这里。短短的那个时间，我想是七八十棍这样狂打。我差不多要晕了。
突然之间，有人抢我的枪。我整个人就清醒了。我马上用力扯回来。一扯那一刻，我就看到杰仔站在那里在打。他的作用很重要。如果不是他帮我挡住，没有一个空间让我冲出来，我才能把枪抢回。如果是很多人压着我，我就扯不回。接着我用棍子扫开那些人，但是他们都继续冲过来打。那一刻，我没有办法了。我马上举起枪，喝令他们散开。他们看到我举枪，就全部跑了，所以你在电视画面上看到我在转圈，一路转圈，一路走。
我身上有手枪，但那把枪大一点，他们以为这把枪最厉害。其实那把是布袋弹，不会穿人，打到你痛，但是你用这把手枪，一打就死人了。
这样的情况都做不到救人了，所以我就打算回去警署。但是警署前面围住上千人。杰仔就问我，怎么办？我就说跟着我走，向着最少人的地方走。那时周围已经看不到任何的警察了。我就带着杰仔，这一路向着葵芳地铁站那里走，一路且战且退。一路都有石头、铁棍、硬物飞过来，不断地躲避。我本身都挺大胆的，不害怕。杰仔从头到尾都跟着我。他永远在保护我的背后。
去到葵芳地铁站下面，我就看到另外三个警务人员又在被人打。他们原来是冲锋队的。我就叫他们过来，我有这把枪在这里，我们就安全一点了。我问他们在这里干嘛，他们说，我们接到一个报案，说那边有个男人被人打晕了。原来他们的目的都是跟我一样，都是救那个男人。
我问他们的警车在哪里，他们说我们的警车在巴士站那里。我就跟他们一起，你保护我，我保护你，慢慢一路打回去警车那里。谁知道警车也在被人打，打到玻璃都碎了，那个司机的脸被玻璃碎渣弄到脸上都流血了。我们保护警车，退后，退后，退到一个安全的位置可以用来转弯的位置，接着我们就马上全部一起上车。这样就离开了。
其实我们并不认识，那一刻有一种互相保护的感觉。我跟我同事一两个人，始终都有一些空隙的地方会被人扔到。但是如果我们有五个人，大家就安全一点。
之后我就去仁济医院看医生，看到两点多。眼睛伤得最重，不能够看清楚，看东西有两个影子。医生看到我的记录，你这次是第二次受伤了。你就等到去做手术吧，写了一个病假给我，10月4日我做手术。我想11月底应该可以回前线了。整班兄弟一起训练那么久，我很想快点跟他们一起。
我持枪，被传媒拍了很多的照片。传媒会整天到处拍，但是你发现他们都不是为了报道事件，他们就是为了拍一张很漂亮的照片。当晚还有记者跟记者打架。他们会抢位置拍照，我都管不了他们了。你们打架就慢慢打吧，我都管不住自己。我想他们原本很渴望我开枪，很希望我打到市民，拍到了开枪的那一瞬间，他们就想着值钱了。他们想不到我从头到尾都是举枪，没有开枪的。但是都没有用，他们都是写黑警。
对于用枪，刚开始有些同事帮我担心，我们上面会不会调查你。但是事实上是没有的。总部方面也都有一些长官来我家看望我，慰问我的伤势怎么样。他们都认为用枪是用得对，用得好，没有问题。当时如果你不用的话，你根本就脱不了身。
我觉得放任何一个同事在那个场景，发生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每一个同事都是尽力而为，每一个同事都是无名英雄。对我个人来说，只不过是派给我一个行动，让我去救人，这个行动被暴徒阻挠，完成不了，但能够全身而退。后来我知道，原来那个男人被人送去了伊丽莎白医院看医生，最后都安全。
谈伤害：示威者在街上贴我孩子的照片，我取消了他们的兴趣班
杰仔13、14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参加了少年警讯，恰好那时候我当警长，就是我带的他。他很早就已经告诉我，他想做警察了。
他读书的成绩是上不了大学的，好像我一样。他中五出来之后，就考警察了。他的体能又差，达不到标准，第一年就体能不行，第二年又是体能不行，我就马上训练他了。他跑步不够快，我就训练他怎么样跑步够快。这样终于他能跑到爆表了。引体向上我们要求7下，他现在能做20下。考到第三年，他考上了。到现在，他当警察3年了。
他从警察学校培训出来就去了上水。但是这次这么巧，一进来机动部队的训练营的时候，我我打开那个本子，有一百多个警员，我选哪一个呢？我可以选择的。我看到杰仔在那里，我就选他了。因为杰仔不是很会说话的。他很安静的。他跟人相处的时候，他可能就有一些词不达意。我想在我身边，我可以慢慢教他一些东西。
这次他也有受伤，手被打伤。他那些伤全部都是肿伤。他休息了四天就上班了。他说如果没有这次经验，是一个损失，能够跟我一起经历过这件事情，他反而觉得是荣幸。
杰仔也都有跟我讲过，他有些朋友，包括他的中学同学，一看到他受伤，竟然发Messages给他，你该死。他姐姐都因为政见不同，经常跟他吵架。杰仔的姐姐就会质问他，为什么警察打人？其实你明知道杰仔根本就没有在场，根本就解释不了给你听。那些片段，都是剪头剪尾的。他们明知道问了是没有结果的，为什么还要问他呢？其实他们是想发泄吵架。这样就会导致杰仔那时候也都会有一些不开心。
我都有担心，那些同事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发生了这么久了，士气低落？会不会有一些情绪上面的问题？但是发觉是没有的，反而调转过来，更加的坚固了。可能因为看到家里人的时间很少，看到自己的同事一天十六个小时，所以变成了亲人一样，有时眼神看一下，拍一拍肩膀，就已经大家下一步想干什么。默契全在那里，情谊全部在那里。
我太太也是警察，我受伤了，她都没有哭。但是，当她听到说葵涌那个同事下班后被人砍伤的消息，她哭了。她很激动说，为什么现在的香港变成了这样？你竟然可以找一个不认识的人来砍。我相信她是因为心痛香港的情况，可能是有一点点幻想，同样的事情会不会在我身上发生呢？之后她都叫我，不戴着帽子，不戴着眼镜，你就别上街了。
但是最主要的影响不是我，是小孩。一个6岁，一个9岁。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以前可以学很多的课外活动，他们会去学游泳、学打鼓、手工班、画画班，现在就全部取消了。因为那些班以前是我们上班的时间，工人姐姐去接送他们，妈妈很担心工人姐姐不能保护他们，所以就先停止了，别玩了。免得他们上街多一次就多一次危险。
我家的街道上面，示威者有贴我的儿子、我的女儿的照片。这样到处贴，贴了就希望有其他的人去做（伤害他们的事）。街坊看到这些情况，都会帮我撕掉。那些街上的老板、那些商户，他们很疼我们的。因为我两个子女也都是他们从小看到大的。他们经常都说了，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记得叫你的子女冲进我的店铺找我。
现在上街玩，妈妈拉着两个小朋友，往前走一点。我就是在十米、八米后面，自己一个人走。因为其实很担心他们跟我一起走，被人认出了，很容易伤害了他们。
我现在刚刚好是病假。我就自己用车送他们上学。放学了，学校就将他们特别放在另外一个房间，直到我去接他们为止。学校都知道我这样的情况，都特别安排了，所以就不会让别人接触到他们。
其实就算我没有曝光，只要你住在那个警察宿舍，都是一个不安全的环境。只要认定你是警察的子女，他们都会可能随时袭击。
我们打算把两个小朋友带去内地读书，前几个礼拜我已经去深圳看过一些国际学校了。这个想法最强烈最强烈就是现在。因为我不相信香港的中学和大学，因为现在他们在外面示威的那班，全部都是中学和大学的人，你还怎么样去相信他们？
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的想法，香港的教育太过高压了，一小学完成了，中学的时候就带他们过去纽西兰读书。但是现在经过这次的事件以后，为什么会想到回去内地读书，不是去纽西兰呢？其实也都听到有些消息说，外国看香港这件事，完全相信了香港的传媒，就算是过去那边，也都不代表他们不会被洗脑了。这样不如是调转过来，我们内地又不是没有学校。那我们自己内地去读书是一样的，第一我起码每天可以看到他们，第二起码是我们内地自己的教育，起码是像一个中国人。你教了一个不承认爸爸妈妈、不认你是中国人的人出来的话，这样就当失去了这个孩子，这个已经当是废人了。那我就不希望他们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谈警察往事：我曾拔枪对峙过持刀拒捕的悍匪，也处理过韩农抗议
我19岁做警察，已经做了26年。其中我做过9年的冲锋队。我最喜欢的是冲锋队。每个进取的军装警务人员，都想去冲锋队。内行是叫做军装重案组。相对严重的案件，就找冲锋队去做。冲锋队是装备好一点，有一些轻机枪，防弹头盔的那些。那些保护装备全部在车上。我们因应事件的不同，我们就用不同的装备去处理它。每一个同事都是进去了PTU训练以后，才可以再去冲锋队的。
我从未开过实弹，再上一次拔枪，是1996年了。
那是年初一，我们接到消息说有两个可疑人士出现在打鼓岭。当时我是冲锋队的，我就跟另外两个队员去找他们。那两个同事跑得很慢，还在下面。我跑得快，跑到山上。与此同时，我听到耳机里面说，原来下面的村里有一间店铺被人打劫了。全家被人绑起来，钱全部拿走了。那当时我就想不是这两个人吗？我们只有三个警察一起上山。因为不知道他们是悍匪，以为只是两个普通人。
最终找到他们两个人，在坟头那里坐着等，不知道在等什么。他们听到草声，起身要走。我自己有点冲动，直接冲上去，从后背将其中一个打倒在地。
本身我自己12岁就练柔道，我有参加香港的代表队，待过3年，打一些小型的比赛。港队的要求是，一三五就跑一万两千米，二四六你去玩柔道。所以我对于自己很有信心的。两个人我不怕的，我照样打的。但是想不到考虑都少了，原来人家有刀的。
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从背后拔出一把刀，冲到我前面想砍我。因为我是便装的，我这样一拔枪，那把枪就卡在了我的衣服，把枪就飞出来了。时间好像停顿一样，我看着那把枪在空中，把它抓住，单手指着他。
我对他说，你放下刀。他叫我放下枪，放走他的兄弟。两边都在大喊。我同事追上来，看到这种情况就马上拔枪，指住那个贼。
他们慢慢在我手上拿了我的枪，接着就帮我锁住了下面的这个人。接着跟他说，他已经放下枪了，你放下刀先。他就放下刀了。我立马冲过去按倒他。这时候才知道，他还有一把刀。他们有两把是自己的刀，有两把是打劫的时候，在那一家人那里拿的。我想不到他们会把两把菜刀放在背上。他从背后拔了出来，想斩我。
我一只手抓住他的手腕，另一只手马上拔枪。我枪指着他的头。他的那把刀几乎要指到我的颈部。如果慢一点的反应，就可能被刀捅了下来。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不敢再动了，接着慢慢放下刀，就抓住他了。
这个事件没有上新闻，发生在山里面，没有人知道。其实当时我是可以开枪的。但是不需要就不要了。因为开一枪打死一个人，背负的压力很大。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在美国发生。我相信那两个人都会死了，应该身上有四十个洞。香港的警察一向来讲的话都是很克制的，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开过实弹的。
2005年WTO开会韩农示威，造成了一次很大型的暴动暴乱。他们一样放火，用铁珠，也都有用铁棍。那时候是扔硬物，他们不会挖地上的砖头来扔我们，也没有利用燃烧弹。
我也有参与处理。那时候没有水炮车。我们都有用胡椒喷雾，都有用塑胶子弹，都有用布袋弹，都有用催泪烟。暴力跟现在一样的。但是当时是全香港、全世界都赞香港做得很好，很快就平定了，很快就将那一千多个人全抓了。当然之后我们知道有一些有参与但是没有使用暴力的，我们就放了他们。
但换了今时今日的香港，香港人自己搞事，我们警察用的武力都是一样的，但是就会被传媒说成是黑警，残杀市民。为什么我们处理韩农事件用这个方法，你会觉得全世界最好的警队，最有效率。但是处理你们自己的亲身利益的时候，你们的标准就这么不同呢？
以前韩农的时候，记者是不妨碍我们工作的。他们会在我们的部队两边、后面跟着我们。现在的记者是在我们前面，挡着我们。很明显的是他们想阻碍我们，不想让我们推进，不让我们抓人。有些记者会用镜头捅我们的头盔，拍我们，或者是拍我们的号码。这些其实是令到我们很沮丧的。
谈家庭影响：父亲是一名普通警员，我以第一名成绩从警校毕业
我是今年1月进入机动部队。那之前我在屯门巡逻小队，别人打999，就是我们去处理了。因为案件都不多，你可能会有百无聊赖的感觉。这是我第三次去机动部队了。我自己报名的。因为我很喜欢。
每个PTU小队编制41人。我辅助两个上级，他们年纪年轻一点，只有20多岁，因为他们是一进来就是督察，我就年纪大一点，需要经验的工作就由我帮他们做。每个小队只有一个我这样的警署警长。虽然位置少，但是有时都找不到人的。年轻的警员很多都爱做PTU。但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好像我一样40多岁的。他们就未必会这么喜欢。进去PTU前三个月的训练很辛苦。我们早上七点就到，训练到夜晚七点到八点才放你走，有时九点到十点都还没走。
训练完了以后，我们首先是要去总部服务三个月。那三个月专门是做一些游行示威集会的工作。过了三个月了，我是新界北的，我就回去新界北。但现在我还是在总部。现在这么动荡，所有的人都不调动了。原本我应该是在来年的2月，离开这个部队。但是现在告诉我，应该是延长到6月。
我们清场时，队形有四排，每排8人。第一排用长盾去保护的，第二排用棍子。第三排可能是用喷雾等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催泪烟，第四排就用布袋弹，或者是塑胶子弹。工作的时候，我会走得比较前一点。其实我自己心态里面，我当那些年轻警员是子女。我有责任安全带着他们工作，安全带着他们下班。
我老家在香港的龙鼓滩，我祖先是兵，300年前从内地移居香港的。我们可以算原住民了。我们已经有十几代人住在香港了。
80年代香港很流行一套警匪片，叫做《新扎师兄》，梁朝伟演的。这个片子当时在香港很厉害的，青少年看到以后，个个都想当警察，我都被影响了。
我父亲就是警察。他是开警车的。我们香港警察有一个运输组。如果你去到运输组，就等同你以后都不能升级了。其实运输部上班的时间比较稳定一点，他考虑到我们有五兄弟姐妹，这样他就宁愿稳定一点去做，一下班就下班回到家。他是以家庭为先的，所以我爸爸当时他自己选择了，很早就进去了运输组，选择了不升级了。我小时候已经能分辨了，看电视就是电视，现实就是现实，不应该混在一起。不会觉得梁朝伟、成龙的那些要飞来飞去，就会有投射到爸爸就是这样工作的。
我爸爸始终只是一个警员。他经常觉得自己连一官半职都没有，他经常都说自己没有用。爸爸以前问我想不想做警察？我都不是很敢回答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也都不是很足够。我爸爸就鼓励我去投考。他说，如果你想做的话，你就当一个有用的警察。你别好像爸爸这么差劲。
其实在我的眼里面，我不觉得我爸爸差，我们五兄弟姐妹，他挣钱养大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范畴里面都可以发挥不同的功用。为什么你阶级低，你就说自己差呢？我觉得爸爸是很厉害的。但是我那时候小，我又不会讲这些话。但是当然现在会讲了，但是他去世了。我爸爸是52岁还没有退休就死了，癌症。
我中学一毕业就去考警察。他们说我什么都不懂，警察要面对市民的，你一毕业就来，你不知道别人的生活，民情的那些，你迟两年再来吧。我这个人很简单的，当时那个考官说我不合格，迟两年再来，可能只不过是跟我闲话一句。OK，两年就两年。那两年我做了一些餐厅、工地的工作，又去装修，什么都干的。一到时间两年了，那我就又去考了。这次考上了。
黄竹坑警察学院同期300多个同学，我是考第一出来的。体能我是第一，枪法是第二，法律也是考第二。总之我全部是在第一、第二。我爸爸其实没有跟我说什么。因为我们老一辈的爸爸妈妈，跟我们不是很说话的。但是你看到他的样子，就笑到不会停那样的，你就知道他很开心。其实那时我就很想告诉他，爸爸，这个奖是你的。
我妹妹也是警察。她在警察驾驶学校当教官。
穿上警服的那一天，我会订立一些很简单的条件给自己，别懒，有工作就要做，有人犯法就一定要抓。其他的事情就别想了。你越想得多时候就越复杂。你要公正地执法。
那几张照片在网上疯狂流传，无论香港还是中国大陆，都引发了热议。画面中，一个光头警察神情紧张，举起长枪，做出瞄准的姿势，他的头部有伤痕。事发在7月30日葵涌警署外，这位名为刘泽基的警长，与同袍遭到数十名示威者的攻击，头盔被打掉，举枪是自卫行为。
只是在两地舆论场，刘泽基收获到截然不同的对待。在香港，他的举动被很多网民和媒体视为警察粗暴执法、无视他人安危的最新一则例证。在内地，他被热捧为果敢执法的英雄，开通新浪微博半个月，就成了有着超过60万粉丝的网红，还受到北京邀请参与国庆观礼。
几张照片不是故事的全貌。刘泽基从他个人的角度，复盘当时事发经过，回顾反修例抗议里他的工作。除此之外，他还讲述了警察生涯里一些重要回忆。
采访9月24日在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与警察体育游乐会进行。
谈事发之初：我们70个警察拘捕300个示威者
6月9日那天，反修例第一次游行，我被派去地铁站附近巡逻。因为已经收到情报了，游行示威的那些人可能有武器。
其实那天白天是没有任何冲突发生的。搜查完那些青少年，我就问他们，是不是出来示威游行？他们就说不是不是。我就说我又不是不让你们游行示威集会，合法的话就没有关系了，你可以有你们的权利。他们承认了。我说那你们为了什么去游行？他们就说，我们要去反送中。我说为什么要反送中呢，听听你的意见。
我平时去外面巡逻，做截查工作，不是太赶的时候，我很喜欢跟别人聊天的。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想法，他们又可以将他们的想法告诉我。别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因为警察执法，如果不清楚民情的话，你的执法都可能会有一些配合不了他们的需求。
他们就说因为中共要将异见人士全部都清洗了。我说不是的，比如说，犯了一些很严重的罪行，七年以上监禁，又经过法庭的法官允许，你才能用这个东西的。他们就说，警察先生，你被人骗了，只要以后改了法律的刑期，比如你乱来过马路，都说你的刑期是七年，这样就抓你回去大陆了。
我就说你们这样是基于不信任了，怎么会这样夸张呢？他们就对我很不服气。接着我就转了一个方向，谈别的事情，你们怎么看逃犯修订条例？什么逃犯修订条例？他们不知道，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反送中都是你们那班民主党说的，其实那个真正的名字叫做逃犯修订条例。
这个片段令到我觉得挺深刻的。是我现在唯一一次他们不会那么抗拒我，跟我聊天。但是原来发觉，他们根本就不清楚真正事件的发生，所以为什么我经常都说那些小朋友让人给误导了呢。
那天示威者在立法会下面冲击警员，造成我们有一个同事的眼睛爆了（指打破缝针）。我们收不了工，就接着上班。示威者霸占道路，到凌晨我们去清场。到了6月10日2点45分，清到湾仔旧警察局那里。
当时我那队加上另外一队人加起来有70个人左右，决定一定要抓他们，马上很强硬。因为你已经犯了法，不会给机会你们反抗。他们是想反抗的，七八个人在前面跟我们打，但是当时他们就是扔砖头，也都不会用火。我带队，跟我们的同事，一起子冲过去，马上就开棍打。我们叫道，全部跪下，不跪下的话，全部都是反抗的，全部都打。前面那些人被我们打完了之后，后面的人全部都害怕了，全部都跪下了。谁一动，我们就拿警棍打手。接着，我们就找支援来。
所以因为你强硬执法，他们就害怕了。70个人都可以抓300个人。
去到当天早上六点钟，抄下了身份证全部放他们走了。我说为什么要放了他们？长官解释不是放，先抄下身份证以后，到时再看那些视频，如果他们有犯法，再抓他们。
这样我就觉得是种下祸根。他们全部犯了法，堵塞道路，袭警。搁在以前的处理是，全部抓回去警察局，逐个逐个打指纹，逐个逐个录口供，接着即刻将他们带上法庭。如果法官判了，他们就马上坐牢。你可以透露信息给这些小朋友，你犯法，警察果断执法，不会姑息。
以我个人的立场来说，政府和警察部开始的策略都是错的。你不抓不锁不检控，第二天也都是差不多这样，这样令到他们觉得我们出来犯法是没关系的，抄身份证就可以走了。那时他们的胆子就大了，演变到了7月1日，他们就大胆到打砸立法会。他们跑出来冲击警察，由刚开始只是懂得扔砖头，越来越大胆，之后就是铁棍靠近来打，用那些很厉害的弹珠，接着现在就是放火，用汽油弹，用气枪。
而我们是去帮他们练兵，陪他们做教练，那你打吧，打吧。那他们的兵就越来越厉害，越打就越凶狠。他们买的装备越买越好，其实现在贴身肉搏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的。你用一支小棍子，他们就用一支铝球棍。
谈事态变化：每天上班超过15个小时，不准用布袋弹我还是开了三枪
最开始有变化是6月12日。整个香港开始严峻了。
示威者聚集在立法会外面，施加压力，说要给一个限期，让林郑月娥回应他们。我们就在立法会那里布防保护。本身我们是上早班，接别人夜班的回去。谁知道我们早上7点跟别人交接的时候，突然之间那班人封住了所有通道。我们H大队只有两个小队进去了。他们的意思是想不让任何立法会的议员进去开会。这样导致了夜班的人也走不了。
那天早餐也吃不了，一直挨饿。因为食堂很早就已经知道他们包围立法会，所以食堂关门走了。但是我们幸运，他们离开之前，我们就冲上去，无论如何，你就将冰箱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吃。自己买，大家凑钱，五千多块钱买了70个饭盒，接着我们几百人在那，一人分一点东西吃。它很贵的，70块钱一个饭盒，但是只有这么少的一点东西。
我在里面做防守。其实当时已经看到他们在拆地砖，在工地偷东西，偷那些铁棍出来。但是这样都是OK的，我跟他们谈，他们都说不会冲击的，我们等下午4点林郑回应。谁知道，下午两点左右吧，毛孟静那几个立法会议员走进人群当中，讲完了一大堆以后，那些示威者就全部疯了一样，开始拿石头扔向我们，拿一些铁枝冲过来打了。不是说了四点吗？那一刻大家才反应过来，其实我们太过天真了。原来他们提前了两个小时，开始袭击警察。他们的理由就是不信警察，不信政府。他们都不等了，就打。
其实我们上面的指挥中心讲了不准用催泪烟，不准用布袋弹，只能用盾来挡，当时连手脚的护具是没有的。所以很惨的。因为你什么都不准我们使用，这样就光被那些人打了。我们被他们逼到了立法会的“煲底”（圆形示威区）。下雨一样的砖头，四方八面就那样扔过来。
我们已经有很多人受伤了，没有办法了，我开了三枪。我是警署警长，我这个职位全部都是布袋弹。你不得不用枪。你不让我们用，我们都一样使用了。其实布袋弹威力很差的，但是那些声音就很厉害，轰轰轰轰，好像是大炮一样。他们就一窝蜂散了。我们开完枪了，上面才说你们现在可以用枪了。真是气死。
我中了两块砖头，都算厉害的了。腰上中了一砖头，衣服都破了，那些砖头的锋利处好像是刀。还有膝盖也中了一块砖头，内伤，没有流血，我最初只是以为肌肉疼痛。6月19日才放假去看医生。一照X光，右边膝盖有一块碎骨，有1.2厘米。
我们下午四点钟左右才吃上饭，因为示威者一散的话，马上就冲进来一些货车，将那些杯面运进来。我们可以用开水泡面吃，这样杯面都变成了特别好的美食。
那天没有回家，我们进去立法会的图书馆防守，一直防守到第二天。那天上了22个小时的班。睡觉轮流，一半人去防守，一半人去睡觉，戴着头盔睡在地上。装备不拆的，随时要起来的。隔几个小时调转过来，到你起来了，我又去睡觉。也没有洗漱。
那天以后，他们就开始有很多罪名给警察了。其实那天从头到尾都是示威者突然之间袭击警察，我们有人已经被打倒了，流血了。反击回去的时候，他们就说警察是黑警了，打他们了。
之前正常我们一天三班，上9个小时36分钟。那天以后直到现在，都是每一更上15个小时以上。15个小时是最基本的，要看看当时你做的工作是在干什么，是不是已经有冲击了。如果是的话，你就不用走了。7天里面有一天是休息的。那期间我差不多七八天没有回家。我住得很远，我住在元朗。有时凌晨下班了就没有车坐，就不回去了。第二天继续上班。所以我们买了很多的地毯，买了充气枕头那些，在地上一打开就睡觉了。其实睡都不是很久，你睡四五个小时就要起来了。
我6岁的女儿很久没有见过我，就打电话来问，爸爸你在哪里？还没有回来？我有一次是凌晨回去，回到家门口，有一张纸贴在那里。爸爸，回来快点按门铃，你们工作辛苦了。
我看到很想哭，但我没有叫醒她，所以她不知道我回来了。第二天我我五点钟就走了。其实我回来只有两三个小时，将脏衣服放下去洗，拿一些换洗的内衣裤，其实都还没有睡过觉，就起来走了。
之后终于有一天，我上完夜班，早上下班了。我一看时间，恰好可以接她放学，我马上跑去幼稚园。她不知道我来，她本来是等工人姐姐接她的，但是突然之间隔着窗户看到我了。她就惊呆了，睁大眼睛。她就马上冲出来，一冲到我这里，接着就狂哭了，完全讲不话。
老师以为她受伤了，跑来问我。我说不是摔倒，她看到我激动了。老师就说是的，她在教室里面经常讲，很久没有见过爸爸了，爸爸受伤了。我一个劲地安慰她，爸爸没事，爸爸没事。
谈葵涌之夜：原本是去外面救人，不得已举起了枪
7月30日那晚的所有遭遇，回想起来真像电影一样。
那天我们的任务是保护葵涌警署。因为两天之前，有44个示威者在西环那里被抓，全部关在葵涌警署。网上的人就说，要去声援他们，要去围堵葵涌警署。正常应该是整个PTU（机动部队）大队一起行动，但那天因为是不够人用，示威者要去机场搞事，所以我们就分散了，我们就不是四队人一起了。两队去机场，两队去葵涌警署。两队PTU加起来有82个人。还有葵涌警署的的一点点人，总共有一百多个警察。
我们早上7点多钟就去到那里，一直相安无事。但是黄昏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是下班了，真是几千人围着葵涌警署。如无意外，我应该是夜晚的7点钟已经走了。但是已经包围成那样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走不了，下不了班。
晚上10点20分钟，我看On.CC新闻，警署外面大约四五十米，有一个男人因为政见不同，被人打到昏迷了。我们向上面反映我们看到这个视频，我们要出去救人，不救他会死的。上面考虑了以后，同意了。一定要向他们汇报，如果我不向他们汇报就出去的话，就变成了我擅离职守。
其实应该是两队人出去，我们前面出去的九个人都不知道。示威者就拿东西堵住了，接着就出不来了。几千人围着我们。我就告诉他们，我们是救人的，不是搞你们的。那天好像是跳Disco一样，那些红光、蓝光，什么光都有，每个人都拿镭射笔射着你的样子。一路向前，去到一半，他们看到我们人这么少，开始打我们，开始推我们。他们将我们冲散了，我跟“杰仔”在一个位置，另外那七个人就在后面。
那个画面你看到的是，我们被人推倒了，连续推了几次。我一跪在那里，他们一冲过来，抱住我的头，可能是想把我抱到地上打。我的头盔有一个扣，是安全装置。如果有人这样扯我头盔，那个头盔就自己掉了。头盔一掉，他们当我的头是足球那样踢。砰的一声，踢到眼睛这里。短短的那个时间，我想是七八十棍这样狂打。我差不多要晕了。
突然之间，有人抢我的枪。我整个人就清醒了。我马上用力扯回来。一扯那一刻，我就看到杰仔站在那里在打。他的作用很重要。如果不是他帮我挡住，没有一个空间让我冲出来，我才能把枪抢回。如果是很多人压着我，我就扯不回。接着我用棍子扫开那些人，但是他们都继续冲过来打。那一刻，我没有办法了。我马上举起枪，喝令他们散开。他们看到我举枪，就全部跑了，所以你在电视画面上看到我在转圈，一路转圈，一路走。
我身上有手枪，但那把枪大一点，他们以为这把枪最厉害。其实那把是布袋弹，不会穿人，打到你痛，但是你用这把手枪，一打就死人了。
这样的情况都做不到救人了，所以我就打算回去警署。但是警署前面围住上千人。杰仔就问我，怎么办？我就说跟着我走，向着最少人的地方走。那时周围已经看不到任何的警察了。我就带着杰仔，这一路向着葵芳地铁站那里走，一路且战且退。一路都有石头、铁棍、硬物飞过来，不断地躲避。我本身都挺大胆的，不害怕。杰仔从头到尾都跟着我。他永远在保护我的背后。
去到葵芳地铁站下面，我就看到另外三个警务人员又在被人打。他们原来是冲锋队的。我就叫他们过来，我有这把枪在这里，我们就安全一点了。我问他们在这里干嘛，他们说，我们接到一个报案，说那边有个男人被人打晕了。原来他们的目的都是跟我一样，都是救那个男人。
我问他们的警车在哪里，他们说我们的警车在巴士站那里。我就跟他们一起，你保护我，我保护你，慢慢一路打回去警车那里。谁知道警车也在被人打，打到玻璃都碎了，那个司机的脸被玻璃碎渣弄到脸上都流血了。我们保护警车，退后，退后，退到一个安全的位置可以用来转弯的位置，接着我们就马上全部一起上车。这样就离开了。
其实我们并不认识，那一刻有一种互相保护的感觉。我跟我同事一两个人，始终都有一些空隙的地方会被人扔到。但是如果我们有五个人，大家就安全一点。
之后我就去仁济医院看医生，看到两点多。眼睛伤得最重，不能够看清楚，看东西有两个影子。医生看到我的记录，你这次是第二次受伤了。你就等到去做手术吧，写了一个病假给我，10月4日我做手术。我想11月底应该可以回前线了。整班兄弟一起训练那么久，我很想快点跟他们一起。
我持枪，被传媒拍了很多的照片。传媒会整天到处拍，但是你发现他们都不是为了报道事件，他们就是为了拍一张很漂亮的照片。当晚还有记者跟记者打架。他们会抢位置拍照，我都管不了他们了。你们打架就慢慢打吧，我都管不住自己。我想他们原本很渴望我开枪，很希望我打到市民，拍到了开枪的那一瞬间，他们就想着值钱了。他们想不到我从头到尾都是举枪，没有开枪的。但是都没有用，他们都是写黑警。
对于用枪，刚开始有些同事帮我担心，我们上面会不会调查你。但是事实上是没有的。总部方面也都有一些长官来我家看望我，慰问我的伤势怎么样。他们都认为用枪是用得对，用得好，没有问题。当时如果你不用的话，你根本就脱不了身。
我觉得放任何一个同事在那个场景，发生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每一个同事都是尽力而为，每一个同事都是无名英雄。对我个人来说，只不过是派给我一个行动，让我去救人，这个行动被暴徒阻挠，完成不了，但能够全身而退。后来我知道，原来那个男人被人送去了伊丽莎白医院看医生，最后都安全。
谈伤害：示威者在街上贴我孩子的照片，我取消了他们的兴趣班
杰仔13、14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参加了少年警讯，恰好那时候我当警长，就是我带的他。他很早就已经告诉我，他想做警察了。
他读书的成绩是上不了大学的，好像我一样。他中五出来之后，就考警察了。他的体能又差，达不到标准，第一年就体能不行，第二年又是体能不行，我就马上训练他了。他跑步不够快，我就训练他怎么样跑步够快。这样终于他能跑到爆表了。引体向上我们要求7下，他现在能做20下。考到第三年，他考上了。到现在，他当警察3年了。
他从警察学校培训出来就去了上水。但是这次这么巧，一进来机动部队的训练营的时候，我我打开那个本子，有一百多个警员，我选哪一个呢？我可以选择的。我看到杰仔在那里，我就选他了。因为杰仔不是很会说话的。他很安静的。他跟人相处的时候，他可能就有一些词不达意。我想在我身边，我可以慢慢教他一些东西。
这次他也有受伤，手被打伤。他那些伤全部都是肿伤。他休息了四天就上班了。他说如果没有这次经验，是一个损失，能够跟我一起经历过这件事情，他反而觉得是荣幸。
杰仔也都有跟我讲过，他有些朋友，包括他的中学同学，一看到他受伤，竟然发Messages给他，你该死。他姐姐都因为政见不同，经常跟他吵架。杰仔的姐姐就会质问他，为什么警察打人？其实你明知道杰仔根本就没有在场，根本就解释不了给你听。那些片段，都是剪头剪尾的。他们明知道问了是没有结果的，为什么还要问他呢？其实他们是想发泄吵架。这样就会导致杰仔那时候也都会有一些不开心。
我都有担心，那些同事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发生了这么久了，士气低落？会不会有一些情绪上面的问题？但是发觉是没有的，反而调转过来，更加的坚固了。可能因为看到家里人的时间很少，看到自己的同事一天十六个小时，所以变成了亲人一样，有时眼神看一下，拍一拍肩膀，就已经大家下一步想干什么。默契全在那里，情谊全部在那里。
我太太也是警察，我受伤了，她都没有哭。但是，当她听到说葵涌那个同事下班后被人砍伤的消息，她哭了。她很激动说，为什么现在的香港变成了这样？你竟然可以找一个不认识的人来砍。我相信她是因为心痛香港的情况，可能是有一点点幻想，同样的事情会不会在我身上发生呢？之后她都叫我，不戴着帽子，不戴着眼镜，你就别上街了。
但是最主要的影响不是我，是小孩。一个6岁，一个9岁。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以前可以学很多的课外活动，他们会去学游泳、学打鼓、手工班、画画班，现在就全部取消了。因为那些班以前是我们上班的时间，工人姐姐去接送他们，妈妈很担心工人姐姐不能保护他们，所以就先停止了，别玩了。免得他们上街多一次就多一次危险。
我家的街道上面，示威者有贴我的儿子、我的女儿的照片。这样到处贴，贴了就希望有其他的人去做（伤害他们的事）。街坊看到这些情况，都会帮我撕掉。那些街上的老板、那些商户，他们很疼我们的。因为我两个子女也都是他们从小看到大的。他们经常都说了，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记得叫你的子女冲进我的店铺找我。
现在上街玩，妈妈拉着两个小朋友，往前走一点。我就是在十米、八米后面，自己一个人走。因为其实很担心他们跟我一起走，被人认出了，很容易伤害了他们。
我现在刚刚好是病假。我就自己用车送他们上学。放学了，学校就将他们特别放在另外一个房间，直到我去接他们为止。学校都知道我这样的情况，都特别安排了，所以就不会让别人接触到他们。
其实就算我没有曝光，只要你住在那个警察宿舍，都是一个不安全的环境。只要认定你是警察的子女，他们都会可能随时袭击。
我们打算把两个小朋友带去内地读书，前几个礼拜我已经去深圳看过一些国际学校了。这个想法最强烈最强烈就是现在。因为我不相信香港的中学和大学，因为现在他们在外面示威的那班，全部都是中学和大学的人，你还怎么样去相信他们？
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的想法，香港的教育太过高压了，一小学完成了，中学的时候就带他们过去纽西兰读书。但是现在经过这次的事件以后，为什么会想到回去内地读书，不是去纽西兰呢？其实也都听到有些消息说，外国看香港这件事，完全相信了香港的传媒，就算是过去那边，也都不代表他们不会被洗脑了。这样不如是调转过来，我们内地又不是没有学校。那我们自己内地去读书是一样的，第一我起码每天可以看到他们，第二起码是我们内地自己的教育，起码是像一个中国人。你教了一个不承认爸爸妈妈、不认你是中国人的人出来的话，这样就当失去了这个孩子，这个已经当是废人了。那我就不希望他们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谈警察往事：我曾拔枪对峙过持刀拒捕的悍匪，也处理过韩农抗议
我19岁做警察，已经做了26年。其中我做过9年的冲锋队。我最喜欢的是冲锋队。每个进取的军装警务人员，都想去冲锋队。内行是叫做军装重案组。相对严重的案件，就找冲锋队去做。冲锋队是装备好一点，有一些轻机枪，防弹头盔的那些。那些保护装备全部在车上。我们因应事件的不同，我们就用不同的装备去处理它。每一个同事都是进去了PTU训练以后，才可以再去冲锋队的。
我从未开过实弹，再上一次拔枪，是1996年了。
那是年初一，我们接到消息说有两个可疑人士出现在打鼓岭。当时我是冲锋队的，我就跟另外两个队员去找他们。那两个同事跑得很慢，还在下面。我跑得快，跑到山上。与此同时，我听到耳机里面说，原来下面的村里有一间店铺被人打劫了。全家被人绑起来，钱全部拿走了。那当时我就想不是这两个人吗？我们只有三个警察一起上山。因为不知道他们是悍匪，以为只是两个普通人。
最终找到他们两个人，在坟头那里坐着等，不知道在等什么。他们听到草声，起身要走。我自己有点冲动，直接冲上去，从后背将其中一个打倒在地。
本身我自己12岁就练柔道，我有参加香港的代表队，待过3年，打一些小型的比赛。港队的要求是，一三五就跑一万两千米，二四六你去玩柔道。所以我对于自己很有信心的。两个人我不怕的，我照样打的。但是想不到考虑都少了，原来人家有刀的。
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从背后拔出一把刀，冲到我前面想砍我。因为我是便装的，我这样一拔枪，那把枪就卡在了我的衣服，把枪就飞出来了。时间好像停顿一样，我看着那把枪在空中，把它抓住，单手指着他。
我对他说，你放下刀。他叫我放下枪，放走他的兄弟。两边都在大喊。我同事追上来，看到这种情况就马上拔枪，指住那个贼。
他们慢慢在我手上拿了我的枪，接着就帮我锁住了下面的这个人。接着跟他说，他已经放下枪了，你放下刀先。他就放下刀了。我立马冲过去按倒他。这时候才知道，他还有一把刀。他们有两把是自己的刀，有两把是打劫的时候，在那一家人那里拿的。我想不到他们会把两把菜刀放在背上。他从背后拔了出来，想斩我。
我一只手抓住他的手腕，另一只手马上拔枪。我枪指着他的头。他的那把刀几乎要指到我的颈部。如果慢一点的反应，就可能被刀捅了下来。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不敢再动了，接着慢慢放下刀，就抓住他了。
这个事件没有上新闻，发生在山里面，没有人知道。其实当时我是可以开枪的。但是不需要就不要了。因为开一枪打死一个人，背负的压力很大。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在美国发生。我相信那两个人都会死了，应该身上有四十个洞。香港的警察一向来讲的话都是很克制的，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开过实弹的。
2005年WTO开会韩农示威，造成了一次很大型的暴动暴乱。他们一样放火，用铁珠，也都有用铁棍。那时候是扔硬物，他们不会挖地上的砖头来扔我们，也没有利用燃烧弹。
我也有参与处理。那时候没有水炮车。我们都有用胡椒喷雾，都有用塑胶子弹，都有用布袋弹，都有用催泪烟。暴力跟现在一样的。但是当时是全香港、全世界都赞香港做得很好，很快就平定了，很快就将那一千多个人全抓了。当然之后我们知道有一些有参与但是没有使用暴力的，我们就放了他们。
但换了今时今日的香港，香港人自己搞事，我们警察用的武力都是一样的，但是就会被传媒说成是黑警，残杀市民。为什么我们处理韩农事件用这个方法，你会觉得全世界最好的警队，最有效率。但是处理你们自己的亲身利益的时候，你们的标准就这么不同呢？
以前韩农的时候，记者是不妨碍我们工作的。他们会在我们的部队两边、后面跟着我们。现在的记者是在我们前面，挡着我们。很明显的是他们想阻碍我们，不想让我们推进，不让我们抓人。有些记者会用镜头捅我们的头盔，拍我们，或者是拍我们的号码。这些其实是令到我们很沮丧的。
谈家庭影响：父亲是一名普通警员，我以第一名成绩从警校毕业
我是今年1月进入机动部队。那之前我在屯门巡逻小队，别人打999，就是我们去处理了。因为案件都不多，你可能会有百无聊赖的感觉。这是我第三次去机动部队了。我自己报名的。因为我很喜欢。
每个PTU小队编制41人。我辅助两个上级，他们年纪年轻一点，只有20多岁，因为他们是一进来就是督察，我就年纪大一点，需要经验的工作就由我帮他们做。每个小队只有一个我这样的警署警长。虽然位置少，但是有时都找不到人的。年轻的警员很多都爱做PTU。但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好像我一样40多岁的。他们就未必会这么喜欢。进去PTU前三个月的训练很辛苦。我们早上七点就到，训练到夜晚七点到八点才放你走，有时九点到十点都还没走。
训练完了以后，我们首先是要去总部服务三个月。那三个月专门是做一些游行示威集会的工作。过了三个月了，我是新界北的，我就回去新界北。但现在我还是在总部。现在这么动荡，所有的人都不调动了。原本我应该是在来年的2月，离开这个部队。但是现在告诉我，应该是延长到6月。
我们清场时，队形有四排，每排8人。第一排用长盾去保护的，第二排用棍子。第三排可能是用喷雾等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催泪烟，第四排就用布袋弹，或者是塑胶子弹。工作的时候，我会走得比较前一点。其实我自己心态里面，我当那些年轻警员是子女。我有责任安全带着他们工作，安全带着他们下班。
我老家在香港的龙鼓滩，我祖先是兵，300年前从内地移居香港的。我们可以算原住民了。我们已经有十几代人住在香港了。
80年代香港很流行一套警匪片，叫做《新扎师兄》，梁朝伟演的。这个片子当时在香港很厉害的，青少年看到以后，个个都想当警察，我都被影响了。
我父亲就是警察。他是开警车的。我们香港警察有一个运输组。如果你去到运输组，就等同你以后都不能升级了。其实运输部上班的时间比较稳定一点，他考虑到我们有五兄弟姐妹，这样他就宁愿稳定一点去做，一下班就下班回到家。他是以家庭为先的，所以我爸爸当时他自己选择了，很早就进去了运输组，选择了不升级了。我小时候已经能分辨了，看电视就是电视，现实就是现实，不应该混在一起。不会觉得梁朝伟、成龙的那些要飞来飞去，就会有投射到爸爸就是这样工作的。
我爸爸始终只是一个警员。他经常觉得自己连一官半职都没有，他经常都说自己没有用。爸爸以前问我想不想做警察？我都不是很敢回答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也都不是很足够。我爸爸就鼓励我去投考。他说，如果你想做的话，你就当一个有用的警察。你别好像爸爸这么差劲。
其实在我的眼里面，我不觉得我爸爸差，我们五兄弟姐妹，他挣钱养大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范畴里面都可以发挥不同的功用。为什么你阶级低，你就说自己差呢？我觉得爸爸是很厉害的。但是我那时候小，我又不会讲这些话。但是当然现在会讲了，但是他去世了。我爸爸是52岁还没有退休就死了，癌症。
我中学一毕业就去考警察。他们说我什么都不懂，警察要面对市民的，你一毕业就来，你不知道别人的生活，民情的那些，你迟两年再来吧。我这个人很简单的，当时那个考官说我不合格，迟两年再来，可能只不过是跟我闲话一句。OK，两年就两年。那两年我做了一些餐厅、工地的工作，又去装修，什么都干的。一到时间两年了，那我就又去考了。这次考上了。
黄竹坑警察学院同期300多个同学，我是考第一出来的。体能我是第一，枪法是第二，法律也是考第二。总之我全部是在第一、第二。我爸爸其实没有跟我说什么。因为我们老一辈的爸爸妈妈，跟我们不是很说话的。但是你看到他的样子，就笑到不会停那样的，你就知道他很开心。其实那时我就很想告诉他，爸爸，这个奖是你的。
我妹妹也是警察。她在警察驾驶学校当教官。
穿上警服的那一天，我会订立一些很简单的条件给自己，别懒，有工作就要做，有人犯法就一定要抓。其他的事情就别想了。你越想得多时候就越复杂。你要公正地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