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靠强制措施，还是靠人们自觉自愿？一份美国与瑞典经济学者的研究认为，新冠第一波疫情期间，欧美一些国家推行强制性封控措施，与比如瑞典这样让人们采取自主保护相比，所减少的死亡人数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强制性的封控措施与所付出的代价相比，不成比例。
去年2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瑞典隆德大学的三位经济学者就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是对已有研究的综合审视。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惊人的：欧美的新冠封控措施（lockdown）在第一波疫情期间仅将死亡率降低了0.2%。
然而，这份报告当时即在学术上引发了很大争议。不单是因为三位作者并非流行病学或者公共卫生专家，而且据英国《卫报》报道，他们所综合审视的研究中也有三分之一来自其他经济学者，并且没有将一些重要的流行病学研究纳入评估范围内。
与此同时，如何界定封控措施（lockdown）也是一个影响测算结果的关键。《卫报》报道说，该报告当时将任何一项政府推行的强制性命令--学术术语是"非药物干预"--都算作采取了封控措施，这既包括学校停课、商店停业，也包括比较简单的戴口罩义务。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感染病流行病学教授库查斯基（Adam Kucharski）向《卫报》表示，这样的方法是不严谨的。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的副院长沙夫施泰因（Joshua Sharfstein）博士当时则与该报告保持距离，表示这并非经过"同行评审"（peer-reviewed）的科学研究，并且在方法上令人提出"严峻的问题"。
三位经济学者于去年5月发布了修订后第二版的报告，他们的结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封控措施在欧美第一波疫情中降低的死亡率不再是0.2%，而是3.2%。
如今，该报告成书发表。但库查斯基教授向《卫报》表示，书中内容与去年五月基本相同，因此很多批评仍然成立。
所比较的是诸如英国与瑞典不同的做法
三位作者中的两位日前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称"选择从来不是在封控措施与'一切照常'之间。如果人们当时获得了信息、了解了风险，他们会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然而在许多国家，他们并没有受到信任会这样做。除此以外，我们的整合分析揭示了封控措施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造成的一系列显著负担。"
《每日电讯报》的相关报道中引述该报告称，2020年春天，英国没有像瑞典那样依靠民众自觉地自我防护，而是采取强制性的封控措施，这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因新冠死亡的人数减少了1700人。三位作者认为，这一数字与封控措施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成本相比--包括停课对弱势学生的长期影响，心理疾病的多发，以及其它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等--是不成比例的。
《每日电讯报》特别集中关注了报告中提及的英国的情况，回顾了2020年3月英国第一次封控措施。报道称，当时的封控措施是在帝国理工大学弗格森教授（Neil Ferguson）以模型推测英国因新冠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50万人的基础上引入的。报道称，弗格森教授的研究当时显示，即便采取社交距离、居家隔离等限制措施，如果不进一步加以封控，仍将导致至少25万人死亡。而在封控措施引入后，弗格森教授表示，鉴于更严格的社交距离等干预措施已经到位，英国的死亡人数可能为2万人。
如何衡量封控措施是否值得，这本身就是个难题
要区分强制与自愿措施的不同效果很困难
弗格森教授没有回复《每日电讯报》对最新版报告的采访请求（最新版中包括了英国数据）。但在去年该报告一稿公布的时候，他曾回应说："理清单个'非药物干预'措施的确切影响，仍极具挑战性，尤其是因为对社会和经济最具扰乱性的措施（关闭所有非必要商铺、居家令）通常是与更长期的措施如戴口罩结合使用的，并且是作为最后的手段。"
弗格森教授说："由于人群中免疫力的积累（来自感染和疫苗接种）以及新的新冠变体的出现，分析变得更为困难。要区分强制措施以及政府建议的相对有效性则更为复杂，因为国家之间（甚至国家内部）的民众对两种措施的反应也存在很大差异。"
《卫报》也引述一些专家指出，很难确定如果没有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而是依靠人们自觉自愿地采取保护措施，会产生怎样的效果。报道引述爱丁堡大学公共卫生专家斯瑞德哈尔（Devi Sridhar）教授说，以美国佛罗里达州为例，州长德桑蒂斯采取了"自由"立场，但商铺自身采取的安全措施甚至比英国的强制令还要严格，比如两岁以上的儿童也必须戴口罩。此外，当地许多商铺仍然不得不停业，因为员工患病，或者顾客怕感染而不光顾。
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的沙夫施泰因博士也表示，即便像瑞典这样的国家也受到严重的经济影响。他补充说，究竟是应当立法强制，还是靠民众自觉自愿，取决于当地情况等诸多因素。"但重要的是，要确保不要让人们受到困扰，误认为2020年春天我们原本可以一切如常地生活。那将是灾难性的。"
该报告最新版的发布在德国未引起媒体的明显关注。
应该靠强制措施，还是靠人们自觉自愿？一份美国与瑞典经济学者的研究认为，新冠第一波疫情期间，欧美一些国家推行强制性封控措施，与比如瑞典这样让人们采取自主保护相比，所减少的死亡人数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强制性的封控措施与所付出的代价相比，不成比例。
去年2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瑞典隆德大学的三位经济学者就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是对已有研究的综合审视。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惊人的：欧美的新冠封控措施（lockdown）在第一波疫情期间仅将死亡率降低了0.2%。
然而，这份报告当时即在学术上引发了很大争议。不单是因为三位作者并非流行病学或者公共卫生专家，而且据英国《卫报》报道，他们所综合审视的研究中也有三分之一来自其他经济学者，并且没有将一些重要的流行病学研究纳入评估范围内。
与此同时，如何界定封控措施（lockdown）也是一个影响测算结果的关键。《卫报》报道说，该报告当时将任何一项政府推行的强制性命令--学术术语是"非药物干预"--都算作采取了封控措施，这既包括学校停课、商店停业，也包括比较简单的戴口罩义务。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感染病流行病学教授库查斯基（Adam Kucharski）向《卫报》表示，这样的方法是不严谨的。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的副院长沙夫施泰因（Joshua Sharfstein）博士当时则与该报告保持距离，表示这并非经过"同行评审"（peer-reviewed）的科学研究，并且在方法上令人提出"严峻的问题"。
三位经济学者于去年5月发布了修订后第二版的报告，他们的结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封控措施在欧美第一波疫情中降低的死亡率不再是0.2%，而是3.2%。
如今，该报告成书发表。但库查斯基教授向《卫报》表示，书中内容与去年五月基本相同，因此很多批评仍然成立。
所比较的是诸如英国与瑞典不同的做法
三位作者中的两位日前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称"选择从来不是在封控措施与'一切照常'之间。如果人们当时获得了信息、了解了风险，他们会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然而在许多国家，他们并没有受到信任会这样做。除此以外，我们的整合分析揭示了封控措施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造成的一系列显著负担。"
《每日电讯报》的相关报道中引述该报告称，2020年春天，英国没有像瑞典那样依靠民众自觉地自我防护，而是采取强制性的封控措施，这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因新冠死亡的人数减少了1700人。三位作者认为，这一数字与封控措施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成本相比--包括停课对弱势学生的长期影响，心理疾病的多发，以及其它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等--是不成比例的。
《每日电讯报》特别集中关注了报告中提及的英国的情况，回顾了2020年3月英国第一次封控措施。报道称，当时的封控措施是在帝国理工大学弗格森教授（Neil Ferguson）以模型推测英国因新冠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50万人的基础上引入的。报道称，弗格森教授的研究当时显示，即便采取社交距离、居家隔离等限制措施，如果不进一步加以封控，仍将导致至少25万人死亡。而在封控措施引入后，弗格森教授表示，鉴于更严格的社交距离等干预措施已经到位，英国的死亡人数可能为2万人。
如何衡量封控措施是否值得，这本身就是个难题
要区分强制与自愿措施的不同效果很困难
弗格森教授没有回复《每日电讯报》对最新版报告的采访请求（最新版中包括了英国数据）。但在去年该报告一稿公布的时候，他曾回应说："理清单个'非药物干预'措施的确切影响，仍极具挑战性，尤其是因为对社会和经济最具扰乱性的措施（关闭所有非必要商铺、居家令）通常是与更长期的措施如戴口罩结合使用的，并且是作为最后的手段。"
弗格森教授说："由于人群中免疫力的积累（来自感染和疫苗接种）以及新的新冠变体的出现，分析变得更为困难。要区分强制措施以及政府建议的相对有效性则更为复杂，因为国家之间（甚至国家内部）的民众对两种措施的反应也存在很大差异。"
《卫报》也引述一些专家指出，很难确定如果没有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而是依靠人们自觉自愿地采取保护措施，会产生怎样的效果。报道引述爱丁堡大学公共卫生专家斯瑞德哈尔（Devi Sridhar）教授说，以美国佛罗里达州为例，州长德桑蒂斯采取了"自由"立场，但商铺自身采取的安全措施甚至比英国的强制令还要严格，比如两岁以上的儿童也必须戴口罩。此外，当地许多商铺仍然不得不停业，因为员工患病，或者顾客怕感染而不光顾。
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的沙夫施泰因博士也表示，即便像瑞典这样的国家也受到严重的经济影响。他补充说，究竟是应当立法强制，还是靠民众自觉自愿，取决于当地情况等诸多因素。"但重要的是，要确保不要让人们受到困扰，误认为2020年春天我们原本可以一切如常地生活。那将是灾难性的。"
该报告最新版的发布在德国未引起媒体的明显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