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原版及中国译本
《中国民主季刊》编者按：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一度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都大幅提升。然而，从2012年左右开始，经济增速开始明显放缓。新冠疫情以来，人们终于惊讶地发现经济似乎陷入了停滞、无力复苏。无论国内、国际，许多人都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在目前政权、体系下恢复活力的信心。
巧合的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颁给了三位研究政治、经济制度对于国家贫困与富裕影响的学者，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吉姆·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消息公布后，迅即引起国内不少网民的关注和讨论。
在2013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区分了包容性与榨取性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经济制度。前者与民主、法治、财产权的保护等联系在一起，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后者与专制、国家权力不受限制、财产权没有保障等联系在一起，导致国家的衰败和贫困。两位作者预言中国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视角是否可以用于分析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不包容性是否、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目前的困境是否与制度性的榨取、掠夺有关？哪些因素在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是否已经登顶、国家可能从此转向衰败？
就这些重要问题，《中国民主季刊》邀请到了罗斯高(Scott Rozelle)、史鹤凌、罗根·赖特（Logan Wright）、莫之许、长平等5位专家与观察人士进行讨论，并请达隆· 阿西莫格鲁教授本人做了回应。
《中国民主季刊》封面图
长平（《中国民主季刊》注：《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跟所有涉及中共治理的西方学术著作一样，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以下简称《失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译本《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版；以下简称“中国译本”）， 对原著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原著中直接明快的文风变得含混不清，部分章节甚至让否定变成了肯定，批评变成了赞赏。涉及其他独裁国家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内容，也有所删减。读者可能受到的误导是：中共正在克服困难，改邪归正。
在对照了原著和中国译本之后，我在想，后者删改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个笔谈提出的问题的最佳回答。
书中论述道，中国之所以开始增长，是因为邓小平推动激进改革，将经济制度从极度攫取性转向较为包容性。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显然比苏联更具包容性，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攫取性的。共产党在中国掌握绝对权力，控制整个国家官僚系统、军队、媒体和大部分经济。中国人民几乎没有政治自由，也极少参与政治进程。如果攫取性政治制度不让位于包容性制度，这种增长终将停滞。
然而，并没有太多迹象表明中国很可能会向更包容的政治制度转型，更别说能够顺利地完成转型。《失败》出版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被不幸言中，陷入困境。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发表了与之互相佐证的意见。
例如，2024年3月，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认为，1978年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引入了市场改革，鼓励创业，并引入外资，开放对外贸易，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并没有什么不同。
黄亚生教授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的观点。金刻羽认为，中国的制度得益于儒家思想的传承、政府驾驭权力和掌控金融的独特能力。这其实是老掉牙的中共标准文宣的学术版。黄亚生指出，中国今天的许多问题都是金刻羽卖力鼓吹的“中国模式”的直接后果。
《失败》专门用一个章节驳斥了“文化假说”（The culture hypothesis）。书中写道：“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前的贫穷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而是毛泽东以惨烈的方式管理经济和控制政治的结果……同样的，现在中国的成长与中国人的价值或中国文化的改变无关，而是源自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推动改革所引发的经济转型过程。”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强调，攫取式制度下的成长模式并非中国独有，苏联、柬埔寨、越南、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及卢旺达都经历过。很明显的是，这种成长不可持久。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许成钢教授在新著《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中论述道，大跃进和文革遗留下来的区管式极权制是中国改革的制度基础。但极权制的既得利益者总是努力以各种方式保护这个制度，保护其制度基因。
许成钢教授还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不仅挽救了共产极权制，而且造就了新的极权制超级大国，同时使得当代共产中国的制度充满迷惑性；其中最大的迷惑性来自人们普遍无视中共的制度是共产极权制这一事实，从而忽略了中共的改革自始至终是为了挽救和扩大共产极权制的事实。
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失败》中直言不讳地谴责了中共的舆论管控：“今天，党对媒体，包括互联网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自我审查的背后，有一个类似奥威尔小说（《1984》）中描述的系统：监听谈话与通信，关闭网站与报纸，甚至选择性地封锁网络上的特定新闻”。这些段落似乎不像经济学著作中的内容。但是，言论管控正是攫取式政治制度存在的枢纽。“中国译本”的删减也是一个讽刺性的证据。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作者杨虎涛），认为“《失败》一书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荒谬的翻版。”《人民日报》等官媒转发了这篇文章——是另一个例子。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原版及中国译本
《中国民主季刊》编者按：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一度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都大幅提升。然而，从2012年左右开始，经济增速开始明显放缓。新冠疫情以来，人们终于惊讶地发现经济似乎陷入了停滞、无力复苏。无论国内、国际，许多人都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在目前政权、体系下恢复活力的信心。
巧合的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颁给了三位研究政治、经济制度对于国家贫困与富裕影响的学者，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吉姆·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消息公布后，迅即引起国内不少网民的关注和讨论。
在2013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区分了包容性与榨取性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经济制度。前者与民主、法治、财产权的保护等联系在一起，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后者与专制、国家权力不受限制、财产权没有保障等联系在一起，导致国家的衰败和贫困。两位作者预言中国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视角是否可以用于分析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不包容性是否、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目前的困境是否与制度性的榨取、掠夺有关？哪些因素在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是否已经登顶、国家可能从此转向衰败？
就这些重要问题，《中国民主季刊》邀请到了罗斯高(Scott Rozelle)、史鹤凌、罗根·赖特（Logan Wright）、莫之许、长平等5位专家与观察人士进行讨论，并请达隆· 阿西莫格鲁教授本人做了回应。
《中国民主季刊》封面图
长平（《中国民主季刊》注：《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跟所有涉及中共治理的西方学术著作一样，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以下简称《失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译本《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版；以下简称“中国译本”）， 对原著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原著中直接明快的文风变得含混不清，部分章节甚至让否定变成了肯定，批评变成了赞赏。涉及其他独裁国家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内容，也有所删减。读者可能受到的误导是：中共正在克服困难，改邪归正。
在对照了原著和中国译本之后，我在想，后者删改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个笔谈提出的问题的最佳回答。
书中论述道，中国之所以开始增长，是因为邓小平推动激进改革，将经济制度从极度攫取性转向较为包容性。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显然比苏联更具包容性，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攫取性的。共产党在中国掌握绝对权力，控制整个国家官僚系统、军队、媒体和大部分经济。中国人民几乎没有政治自由，也极少参与政治进程。如果攫取性政治制度不让位于包容性制度，这种增长终将停滞。
然而，并没有太多迹象表明中国很可能会向更包容的政治制度转型，更别说能够顺利地完成转型。《失败》出版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被不幸言中，陷入困境。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发表了与之互相佐证的意见。
例如，2024年3月，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认为，1978年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引入了市场改革，鼓励创业，并引入外资，开放对外贸易，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并没有什么不同。
黄亚生教授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的观点。金刻羽认为，中国的制度得益于儒家思想的传承、政府驾驭权力和掌控金融的独特能力。这其实是老掉牙的中共标准文宣的学术版。黄亚生指出，中国今天的许多问题都是金刻羽卖力鼓吹的“中国模式”的直接后果。
《失败》专门用一个章节驳斥了“文化假说”（The culture hypothesis）。书中写道：“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前的贫穷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而是毛泽东以惨烈的方式管理经济和控制政治的结果……同样的，现在中国的成长与中国人的价值或中国文化的改变无关，而是源自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推动改革所引发的经济转型过程。”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强调，攫取式制度下的成长模式并非中国独有，苏联、柬埔寨、越南、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及卢旺达都经历过。很明显的是，这种成长不可持久。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许成钢教授在新著《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中论述道，大跃进和文革遗留下来的区管式极权制是中国改革的制度基础。但极权制的既得利益者总是努力以各种方式保护这个制度，保护其制度基因。
许成钢教授还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不仅挽救了共产极权制，而且造就了新的极权制超级大国，同时使得当代共产中国的制度充满迷惑性；其中最大的迷惑性来自人们普遍无视中共的制度是共产极权制这一事实，从而忽略了中共的改革自始至终是为了挽救和扩大共产极权制的事实。
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失败》中直言不讳地谴责了中共的舆论管控：“今天，党对媒体，包括互联网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自我审查的背后，有一个类似奥威尔小说（《1984》）中描述的系统：监听谈话与通信，关闭网站与报纸，甚至选择性地封锁网络上的特定新闻”。这些段落似乎不像经济学著作中的内容。但是，言论管控正是攫取式政治制度存在的枢纽。“中国译本”的删减也是一个讽刺性的证据。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作者杨虎涛），认为“《失败》一书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荒谬的翻版。”《人民日报》等官媒转发了这篇文章——是另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