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代香港人绝大部分是逃离大陆的难民。我家的两位叔叔就是六七十年偷渡来港的青年。我亲耳听过他们多次讲述惊心动魄，冒著生命危险的经历。当年的他们，通常三三两两十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选择冬天最冷的几天，大陆边防人员最鬆懈的日子，几个人一齐徒手游水偷渡来港。听说他们有同伴途中体力不支，有抽筋游不下去，也有被鲨鱼袭击，命丧途中。有更多被边防人员捉回大陆，劳改数月变成瘦骨嶙峋。但是他们投奔自由香港的意志很坚定，劳改之后他们没有一刻放弃锻鍊身体，努力操水，不断再尝试偷渡。最后，来到香港之后，就是投靠亲戚。工作几年，就在山边买间木屋，等几年清拆上楼。他们的世界观很单纯，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宁愿甘冒葬身大海的风险也要追求香港的自由生活。他们坚信，只要来到香港，努力工作，就可以凭自己一己之力谋生，建立家庭，追求自己嚮往的生活。他们来港之前大概早已经从香港亲友那裡知道，在香港生活是不受政府约束和干预，也不会受到政治运动影响，更绝对不可能因为家庭政治成份影响自己工作或前途。总而言之，到了香港，人就有希望。 这是香港人的由来，亦是我们的本质。香港人对自由有著一种就是连性命也可以犠牲的执著。对于生活，我们有自己嚮往的生活方式：就是努力工作，改善生活，自由自在。这样的执著和对生活方式的响往，是在国内生活的人所不能理解甚至不相信。 香港人的由来决定了我们的集体性格，共同价值观。我们的上一两代本来就不是逆来顺受的顺民。他们当年因为不满大陆的生活环境，或者不喜欢甚或惧怕共产党的统治而离乡别井，身无分文，甚至冒死偷渡来港。因此，我们就是这一代有勇气、有胆色、有行动、不怕艰辛、甘于冒险，为自己寻求环境改变的人的后代。在我们的血液裡流著的就这种略带反叛，有小我理想，有冒险精神的DNA。虽然经过几十年的繁荣安稳生活，但一讲到思想同行为自由，想也不用想我们会听从那个组织的话，更没可能按照那个领䄂的意思去做人。 我们的上一两代人，当年鼓起勇气，偷渡逃难投奔自由的香港。他们的努力，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的製造业打造出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之后我们这一代接力，亦成功将香港转型成为全球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今天，我们面对同上一代同一样的政权，在全面管治的压迫下，我们亦可以像他们一样，为追求自由民主，在海外再次创造经济奇蹟，为我们的下一代缔造自己的环境。 经过过去整整一年的急剧转差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很多香港人已经大致明白，香港从此不一样，整个社会环境和管治已经面目全非，回不去也找不回昔日的法治和自由，更不用奢望真正的民主普选。根据去年十月的中文大学亚太硏究所的电话调查结果显示，42%受访者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会选择离开香港。而自去年十月至今香港社会形势不单未有好转，反而愈变愈恶劣。到了今天香港政府管治已经完全失效败坏，加上警察对示威者尤其是年轻人明显是以敌视的态度执法，肆无忌惮的滥捕威吓、随便施用暴力，成为家常便饭。大家心知肚明，一个管治认受性是负数的管治班子，之所以仍然可以留下来，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将要执行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近期的全方位攻势，在在显示未来的社会斗争只有愈来愈激烈，法治自由空间将会进一步被压缩。取消参选资格、DQ当选议员、通识教育国教化、通过23条大幅度收紧各种自由，甚至泛民如果佔立法会大多数时解散立法会都是司马昭之心。（编者按：全国人大会议今天纳入议程，准备制订「港版国安法」，绕过香港立法会直接在港实施。） 面对急剧恶化的环境，和预计生存空间将进一步被挤压，选择留下来，无论什麽原因，固然可以，因为这是我们的家，天经地义。移民离开香港一段长时间，等他日香港同大陆环境变化再考虑回来，也可以是一个选择。不过，今天的香港人离开香港可以不用像上一代逃难或者偷渡，我们可以组织集体移民，在海外建立新城市，一起重新共建属于自己的家园。 在过去大半年我和沉旭辉及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数十名志愿者，开始推动在海外建立国际特设城市（International Charter City，以下简称ICC），为香港人寻找合适的国家和地点。我们所要建设的ICC将以自由、民主、多元、国际化、环境可持续性、家庭友善、先进型城市作为城市约章（City Charter）。其中一个我们已经与相关官员磋商的目标国家是爱尔兰。爱尔兰是英语国家、普通法制度、又是欧盟成员国，亦是一个自由民主而充满活力的年轻国家。由于当地的公司税率是欧盟中最低，只有12·5%，所以近年很多全球顶尖的科技公司在爱尔兰设立欧洲总部。而更有趣的是根据他们今年初公佈的国家规划大纲（National Planning Framework)，他们预计到2040年，人口将由现时的490万增加100万到590万。另外，规划大纲内其中一个重要发展策略，就是要在都柏林以外六个区域，发展一些新城市，以减轻都柏林的发展压力，将增加的人口在全国范围比较平均地分佈。还有一点对香港金融人才比较吸引，是爱尔兰在英国脱欧之后，肯定可以从离开英国的金融业中分一杯羹，而该国的资产管理资格似乎亦有机会同香港的资格互认。当然，我们还不想像香港过去那麽单一的发展，希望能把香港的製造业、医疗健康、科技等行业引领过去，在我们的ICC内发展工业园区、医疗和科技园区等产业。 要像电子游戏Sim City由零开始发展新城市，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相信其中一定可以带来大量的就业和投资机会，甚至为当地带来经济新动力。同时，如果这些国际特设城市内有超过一半是香港人，大家有共同信念，互相照应，香港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奇蹟，两次超乎想像的成功转型，我们都是有机会重新创造。当年香港之所以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的上一代都是单独逃难偷渡来香港，但来到这个小城市之后，大家却形成生命共同体，相互照应，彼此介绍工作，发挥集体智慧，合力解决各种生活和谋生上的问题。 五年前经历雨伞运动和去年的反送中运动，香港人已经与国际社会紧密连结起来，充分展现了香港人的软实力，更建立了香港人自己的品牌、形象和国际网络。相信很多国家对香港人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和接受。而我们发展的ICC除了可以创造一个信念相同的群居效果之外，亦会藉著各方对国际特设城市的投入和资源形成协同效应，帮助其他未符条件的香港人移居。 这就是香港人的第三选项。除了爱尔兰之外，我们还在推动在另外两个欧美国家发展国际特设城市，目标在今年内可以落实其中一个ICC，到时候再同大家分享。
上一代香港人绝大部分是逃离大陆的难民。我家的两位叔叔就是六七十年偷渡来港的青年。我亲耳听过他们多次讲述惊心动魄，冒著生命危险的经历。当年的他们，通常三三两两十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选择冬天最冷的几天，大陆边防人员最鬆懈的日子，几个人一齐徒手游水偷渡来港。听说他们有同伴途中体力不支，有抽筋游不下去，也有被鲨鱼袭击，命丧途中。有更多被边防人员捉回大陆，劳改数月变成瘦骨嶙峋。但是他们投奔自由香港的意志很坚定，劳改之后他们没有一刻放弃锻鍊身体，努力操水，不断再尝试偷渡。最后，来到香港之后，就是投靠亲戚。工作几年，就在山边买间木屋，等几年清拆上楼。他们的世界观很单纯，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宁愿甘冒葬身大海的风险也要追求香港的自由生活。他们坚信，只要来到香港，努力工作，就可以凭自己一己之力谋生，建立家庭，追求自己嚮往的生活。他们来港之前大概早已经从香港亲友那裡知道，在香港生活是不受政府约束和干预，也不会受到政治运动影响，更绝对不可能因为家庭政治成份影响自己工作或前途。总而言之，到了香港，人就有希望。
这是香港人的由来，亦是我们的本质。香港人对自由有著一种就是连性命也可以犠牲的执著。对于生活，我们有自己嚮往的生活方式：就是努力工作，改善生活，自由自在。这样的执著和对生活方式的响往，是在国内生活的人所不能理解甚至不相信。
香港人的由来决定了我们的集体性格，共同价值观。我们的上一两代本来就不是逆来顺受的顺民。他们当年因为不满大陆的生活环境，或者不喜欢甚或惧怕共产党的统治而离乡别井，身无分文，甚至冒死偷渡来港。因此，我们就是这一代有勇气、有胆色、有行动、不怕艰辛、甘于冒险，为自己寻求环境改变的人的后代。在我们的血液裡流著的就这种略带反叛，有小我理想，有冒险精神的DNA。虽然经过几十年的繁荣安稳生活，但一讲到思想同行为自由，想也不用想我们会听从那个组织的话，更没可能按照那个领䄂的意思去做人。
我们的上一两代人，当年鼓起勇气，偷渡逃难投奔自由的香港。他们的努力，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的製造业打造出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之后我们这一代接力，亦成功将香港转型成为全球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今天，我们面对同上一代同一样的政权，在全面管治的压迫下，我们亦可以像他们一样，为追求自由民主，在海外再次创造经济奇蹟，为我们的下一代缔造自己的环境。
经过过去整整一年的急剧转差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很多香港人已经大致明白，香港从此不一样，整个社会环境和管治已经面目全非，回不去也找不回昔日的法治和自由，更不用奢望真正的民主普选。根据去年十月的中文大学亚太硏究所的电话调查结果显示，42%受访者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会选择离开香港。而自去年十月至今香港社会形势不单未有好转，反而愈变愈恶劣。到了今天香港政府管治已经完全失效败坏，加上警察对示威者尤其是年轻人明显是以敌视的态度执法，肆无忌惮的滥捕威吓、随便施用暴力，成为家常便饭。大家心知肚明，一个管治认受性是负数的管治班子，之所以仍然可以留下来，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将要执行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近期的全方位攻势，在在显示未来的社会斗争只有愈来愈激烈，法治自由空间将会进一步被压缩。取消参选资格、DQ当选议员、通识教育国教化、通过23条大幅度收紧各种自由，甚至泛民如果佔立法会大多数时解散立法会都是司马昭之心。（编者按：全国人大会议今天纳入议程，准备制订「港版国安法」，绕过香港立法会直接在港实施。）
面对急剧恶化的环境，和预计生存空间将进一步被挤压，选择留下来，无论什麽原因，固然可以，因为这是我们的家，天经地义。移民离开香港一段长时间，等他日香港同大陆环境变化再考虑回来，也可以是一个选择。不过，今天的香港人离开香港可以不用像上一代逃难或者偷渡，我们可以组织集体移民，在海外建立新城市，一起重新共建属于自己的家园。
在过去大半年我和沉旭辉及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数十名志愿者，开始推动在海外建立国际特设城市（International Charter City，以下简称ICC），为香港人寻找合适的国家和地点。我们所要建设的ICC将以自由、民主、多元、国际化、环境可持续性、家庭友善、先进型城市作为城市约章（City Charter）。其中一个我们已经与相关官员磋商的目标国家是爱尔兰。爱尔兰是英语国家、普通法制度、又是欧盟成员国，亦是一个自由民主而充满活力的年轻国家。由于当地的公司税率是欧盟中最低，只有12·5%，所以近年很多全球顶尖的科技公司在爱尔兰设立欧洲总部。而更有趣的是根据他们今年初公佈的国家规划大纲（National Planning Framework)，他们预计到2040年，人口将由现时的490万增加100万到590万。另外，规划大纲内其中一个重要发展策略，就是要在都柏林以外六个区域，发展一些新城市，以减轻都柏林的发展压力，将增加的人口在全国范围比较平均地分佈。还有一点对香港金融人才比较吸引，是爱尔兰在英国脱欧之后，肯定可以从离开英国的金融业中分一杯羹，而该国的资产管理资格似乎亦有机会同香港的资格互认。当然，我们还不想像香港过去那麽单一的发展，希望能把香港的製造业、医疗健康、科技等行业引领过去，在我们的ICC内发展工业园区、医疗和科技园区等产业。
要像电子游戏Sim City由零开始发展新城市，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相信其中一定可以带来大量的就业和投资机会，甚至为当地带来经济新动力。同时，如果这些国际特设城市内有超过一半是香港人，大家有共同信念，互相照应，香港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奇蹟，两次超乎想像的成功转型，我们都是有机会重新创造。当年香港之所以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的上一代都是单独逃难偷渡来香港，但来到这个小城市之后，大家却形成生命共同体，相互照应，彼此介绍工作，发挥集体智慧，合力解决各种生活和谋生上的问题。
五年前经历雨伞运动和去年的反送中运动，香港人已经与国际社会紧密连结起来，充分展现了香港人的软实力，更建立了香港人自己的品牌、形象和国际网络。相信很多国家对香港人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和接受。而我们发展的ICC除了可以创造一个信念相同的群居效果之外，亦会藉著各方对国际特设城市的投入和资源形成协同效应，帮助其他未符条件的香港人移居。
这就是香港人的第三选项。除了爱尔兰之外，我们还在推动在另外两个欧美国家发展国际特设城市，目标在今年内可以落实其中一个ICC，到时候再同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