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一名农民工在北京火车站的一个中国梦的政府宣传牌下打盹。
中国近来由于企业营收困难或倒闭增加，劳工欠薪争议频传，而且欠薪的行业从房地产扩至其他行业。劳工专家说，中国整体经济下滑造成讨薪潮提前，而建筑业、汽车制造业和出口部门则成为2024年欠薪的“重灾区”。更值得关注的是，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也造成公共部门大量拖欠薪资，这种情况恐怕危及社会安全与执政稳定性。
岁末之际的重庆天气骤冷，被欠薪的劳工同样心寒。今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刘女士在一间酒店担任服务员。她工作一个月后却没收到工资，尝试向酒店主管讨薪，原本议订月薪人民币3000元(约410美元)，最后只争取到一半工资。她的这个酒店工作不含餐食，加上交通和住宿成本，这个工资等同无酬工作还倒贴2000元，这使她很气愤，但又无奈。
刘女士告诉美国之音：“内地欠薪这事不知道发生多少，企业也看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好欺负，只能当做吃一次亏。”
事实上，这不是刘女士第一次遭遇欠薪。她曾在火锅餐厅工作了10天，店长却以“实习工随便给点”为由，仅支付底薪400元，对原先说的“提成”不认帐。
刘女士说，讨薪抗议作用不大，因为女性身份加上年纪轻，缺乏社会经验，很多劳务工都经历类似遭遇。
欠薪在劳动市场的“恐怖平衡”
因安全考量不愿具名、在重庆一家汽车零部件工厂工作的吴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公司至少一两百名老员工是残疾工人，每个月逾1万人民币(约1380美元)的残疾补贴都被公司“吃掉”，每人仅发放几百元。
吴先生说，企业从中扣取补贴很常见，劳工心知肚明却敢怒不敢言。
吴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公司从国家给残疾人的补贴中间扣钱是常有的事，都是聋哑人，还有很多手脚有问题缺陷，想到公司收留残疾人就不错了，劳工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怕惹麻烦，企业心不是一般地黑。”
吴先生称，内地官商勾结很普遍，公司有“后台”，在当地有“势力”，即便政府知道企业“坑”了几百万人民币补贴也能免于受罚。而资方在外享有“福利公司”荣誉称号，运营还有税费优惠和国家采购或资金补贴。
他说，有残疾的全职员工月平均收入5000元，每天工时14小时，全年无休，省吃俭用年收入仅人民币4-5万。
吴先生还说，内地消息封锁严密，老百姓遇到欠薪几乎求助无门，少数劳工为了追讨工资集体向企业抗议，或向国家劳务局告发，但通常抗议没用，掀不起大浪，工人除了口头骂人别无他法。
他无奈的说，“出头鸟”的下场会很惨。即使旁人站出来为工人争取欠薪，也可能被“倒打一把”，被批评破坏现况等。劳工为了挣口饭吃，习惯遇事选择沉默，形成“恐怖平衡”。
吴先生还提到，许多劳务工会寻求中介派工，但没人监督、权力得不到限制。他说，重庆经常发生劳务公司跑路的事情。而大公司欠薪也是寻常事，以运营困难等理由，骗取员工信任却任意扣薪，员工一是怕被解雇，二是受限年龄不易求职，通常欠薪仍持续工作。
讨薪潮提前将是“新常态”
在中国，除了基层劳工，许多白领也面临欠薪困境。
《华尔街日报》11月30日报道称，中国汕尾市数十名医务人员11月聚集在一家公立医院大厅要求支付被拖欠的薪资和奖金。《潇湘晨报》12月1日也批露中国幸福航空一名飞行员被拖欠9个月工资，部分幸福航空员工兼职送外卖、跑滴滴补贴家用。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异言网》(China Dissident Monitor)负责人史凯文(Kevin Slaten)说，中国今年讨薪潮提早至9月、10月启动，年底涉及讨薪的抗议有增加趋势，相较过去讨薪高峰期则在春节前两个月。
《异言网》发布的7-9月调查共记录了937件抗议，其中41%是劳工抗议，与经济诉求有关的抗议比2023年同期增加27%。整体而言，约四分之三的异议事件与经济不满有关，包含工人抗议拖欠工资，业主住房项目停滞等。而中国具有“高度争议性”的信访案例中，拖欠工资争议占10%，实际讨薪占更高比例。
史凯文对美国之音说：“房地产的危机造成了大量建筑工人欠薪的情况，而且这个行业处于困境已经几年了。最近有如碧桂园与融创这种大开发商陆续陷入债务危机，全国很多建筑项目无法完工。房地产行业占中国经济的四分之一，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危机也逐渐扩展到其他产业。”
有关资料显示，广东和陕西是人均抗议事件最多的地区。史凯文说，广东作为中国生产中心，农民工数量众多，所以很多抗议与工人讨薪有关。至于陕西为何人均抗议事件位于第一名，目前原因尚未明朗。
史凯文说，金融危机后也曾发生因宏观经济下滑导致讨薪潮，但不同的是，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负债比当时多，因此政府的刺激措施不如以往有效，讨薪潮提前将是“新常态”。
另一方面，史凯文观察到，在中国公开集体抗议有风险，但很多工人仍选择此法维护权利。原因之一是政府指定的正式渠道，如信访和其他行政投诉管道限制多或过程过慢，问题最终无法解决。另一个原因是公开抗议能成为施压公司妥协或政府介入的策略。
企业欠薪呈恶性循环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凌说，中国私人部门的欠薪普遍存在各个行业，而今年建筑业、汽车制造业和出口部门是欠薪重灾区。
他分析说，建筑工地的劳工缺少完善的合同保护，因此建筑业欠薪最剧烈。而中国倾国投入电动车生产，汽车制造涉及繁多零部件生产，在高度竞争下，多数企业运营亏本，许多电动车总装厂要求提供零部件的供应商降价或延长账期。
史鹤凌说，“企业欠供应商帐款、供应商欠工人工资，是恶性循环”。
他说，中国没有帮助劳工发声的途径，既无独立司法系统、也没有工会，非政府组织也被赶出中国，工人走投无路只能用非常极端的方法讨薪，2024年发生在中国一系列的暴力行为，多数与没有合适渠道解决社会不公有关。
另外，由于美国与欧盟以关税壁垒阻止中国出口产品，中国2024年整体出口不振，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出口企业面临资金流不顺畅的困境，也出现对工人欠薪、对供应商欠款的情况。
史鹤凌说，企业没钱就想尽各种各样的“怪招”，除了欠薪，也会克扣残疾补助金、养老金、减少医保支付等，长此以往对社会整体稳定会产生极大负面的影响。
公部门欠薪恐撼动中共执政稳定性
史鹤凌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公共部门的欠薪，在近年发生频率变高、程度更严重，主因是中国宏观经济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恶化问题。
据中国财政部11月29日发布的数据，全国地方政府债务截至10月余额约人民币45.3万亿元。但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2023年8月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累计高达94万亿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级政府积极“找钱”，通过向当地或跨省企业追讨税收，对民间则增加停车等罚款，甚至利用“钓鱼执法”来弥补财政不足。
史鹤凌指出，现在中国地方公共财政捉襟见肘，税收不足以还债，更没有预算支付薪水。
而中央政府出台10万亿债券企图解决地方债，史鹤凌形容“中央最多只能解决十分之一问题，还有十分之九的问题怎么办？”
他对美国之音说：“基层的公共部门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基础，医院、涉及到警察、涉及到其他的公共服务的部门也欠债的话，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会引起很多很多的社会的问题，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执政的稳定性。”
显然，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国当局的担忧。《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11月19日召开治理欠薪冬季行动动员部署视讯会议，要求“依法从严从实纠治各类欠薪问题，全力保障农民工工资报酬权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史鹤凌认为，当北京当局以中央文件的方式来督促问题，说明中国欠薪 “非常非常严重”，必须要靠中央以极端方式解决。但他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想解决但没有钱，很困难很困难”。
资料照：一名农民工在北京火车站的一个中国梦的政府宣传牌下打盹。
中国近来由于企业营收困难或倒闭增加，劳工欠薪争议频传，而且欠薪的行业从房地产扩至其他行业。劳工专家说，中国整体经济下滑造成讨薪潮提前，而建筑业、汽车制造业和出口部门则成为2024年欠薪的“重灾区”。更值得关注的是，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也造成公共部门大量拖欠薪资，这种情况恐怕危及社会安全与执政稳定性。
岁末之际的重庆天气骤冷，被欠薪的劳工同样心寒。今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刘女士在一间酒店担任服务员。她工作一个月后却没收到工资，尝试向酒店主管讨薪，原本议订月薪人民币3000元(约410美元)，最后只争取到一半工资。她的这个酒店工作不含餐食，加上交通和住宿成本，这个工资等同无酬工作还倒贴2000元，这使她很气愤，但又无奈。
刘女士告诉美国之音：“内地欠薪这事不知道发生多少，企业也看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好欺负，只能当做吃一次亏。”
事实上，这不是刘女士第一次遭遇欠薪。她曾在火锅餐厅工作了10天，店长却以“实习工随便给点”为由，仅支付底薪400元，对原先说的“提成”不认帐。
刘女士说，讨薪抗议作用不大，因为女性身份加上年纪轻，缺乏社会经验，很多劳务工都经历类似遭遇。
欠薪在劳动市场的“恐怖平衡”
因安全考量不愿具名、在重庆一家汽车零部件工厂工作的吴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公司至少一两百名老员工是残疾工人，每个月逾1万人民币(约1380美元)的残疾补贴都被公司“吃掉”，每人仅发放几百元。
吴先生说，企业从中扣取补贴很常见，劳工心知肚明却敢怒不敢言。
吴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公司从国家给残疾人的补贴中间扣钱是常有的事，都是聋哑人，还有很多手脚有问题缺陷，想到公司收留残疾人就不错了，劳工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怕惹麻烦，企业心不是一般地黑。”
吴先生称，内地官商勾结很普遍，公司有“后台”，在当地有“势力”，即便政府知道企业“坑”了几百万人民币补贴也能免于受罚。而资方在外享有“福利公司”荣誉称号，运营还有税费优惠和国家采购或资金补贴。
他说，有残疾的全职员工月平均收入5000元，每天工时14小时，全年无休，省吃俭用年收入仅人民币4-5万。
吴先生还说，内地消息封锁严密，老百姓遇到欠薪几乎求助无门，少数劳工为了追讨工资集体向企业抗议，或向国家劳务局告发，但通常抗议没用，掀不起大浪，工人除了口头骂人别无他法。
他无奈的说，“出头鸟”的下场会很惨。即使旁人站出来为工人争取欠薪，也可能被“倒打一把”，被批评破坏现况等。劳工为了挣口饭吃，习惯遇事选择沉默，形成“恐怖平衡”。
吴先生还提到，许多劳务工会寻求中介派工，但没人监督、权力得不到限制。他说，重庆经常发生劳务公司跑路的事情。而大公司欠薪也是寻常事，以运营困难等理由，骗取员工信任却任意扣薪，员工一是怕被解雇，二是受限年龄不易求职，通常欠薪仍持续工作。
讨薪潮提前将是“新常态”
在中国，除了基层劳工，许多白领也面临欠薪困境。
《华尔街日报》11月30日报道称，中国汕尾市数十名医务人员11月聚集在一家公立医院大厅要求支付被拖欠的薪资和奖金。《潇湘晨报》12月1日也批露中国幸福航空一名飞行员被拖欠9个月工资，部分幸福航空员工兼职送外卖、跑滴滴补贴家用。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异言网》(China Dissident Monitor)负责人史凯文(Kevin Slaten)说，中国今年讨薪潮提早至9月、10月启动，年底涉及讨薪的抗议有增加趋势，相较过去讨薪高峰期则在春节前两个月。
《异言网》发布的7-9月调查共记录了937件抗议，其中41%是劳工抗议，与经济诉求有关的抗议比2023年同期增加27%。整体而言，约四分之三的异议事件与经济不满有关，包含工人抗议拖欠工资，业主住房项目停滞等。而中国具有“高度争议性”的信访案例中，拖欠工资争议占10%，实际讨薪占更高比例。
史凯文对美国之音说：“房地产的危机造成了大量建筑工人欠薪的情况，而且这个行业处于困境已经几年了。最近有如碧桂园与融创这种大开发商陆续陷入债务危机，全国很多建筑项目无法完工。房地产行业占中国经济的四分之一，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危机也逐渐扩展到其他产业。”
有关资料显示，广东和陕西是人均抗议事件最多的地区。史凯文说，广东作为中国生产中心，农民工数量众多，所以很多抗议与工人讨薪有关。至于陕西为何人均抗议事件位于第一名，目前原因尚未明朗。
史凯文说，金融危机后也曾发生因宏观经济下滑导致讨薪潮，但不同的是，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负债比当时多，因此政府的刺激措施不如以往有效，讨薪潮提前将是“新常态”。
另一方面，史凯文观察到，在中国公开集体抗议有风险，但很多工人仍选择此法维护权利。原因之一是政府指定的正式渠道，如信访和其他行政投诉管道限制多或过程过慢，问题最终无法解决。另一个原因是公开抗议能成为施压公司妥协或政府介入的策略。
企业欠薪呈恶性循环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凌说，中国私人部门的欠薪普遍存在各个行业，而今年建筑业、汽车制造业和出口部门是欠薪重灾区。
他分析说，建筑工地的劳工缺少完善的合同保护，因此建筑业欠薪最剧烈。而中国倾国投入电动车生产，汽车制造涉及繁多零部件生产，在高度竞争下，多数企业运营亏本，许多电动车总装厂要求提供零部件的供应商降价或延长账期。
史鹤凌说，“企业欠供应商帐款、供应商欠工人工资，是恶性循环”。
他说，中国没有帮助劳工发声的途径，既无独立司法系统、也没有工会，非政府组织也被赶出中国，工人走投无路只能用非常极端的方法讨薪，2024年发生在中国一系列的暴力行为，多数与没有合适渠道解决社会不公有关。
另外，由于美国与欧盟以关税壁垒阻止中国出口产品，中国2024年整体出口不振，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出口企业面临资金流不顺畅的困境，也出现对工人欠薪、对供应商欠款的情况。
史鹤凌说，企业没钱就想尽各种各样的“怪招”，除了欠薪，也会克扣残疾补助金、养老金、减少医保支付等，长此以往对社会整体稳定会产生极大负面的影响。
公部门欠薪恐撼动中共执政稳定性
史鹤凌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公共部门的欠薪，在近年发生频率变高、程度更严重，主因是中国宏观经济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恶化问题。
据中国财政部11月29日发布的数据，全国地方政府债务截至10月余额约人民币45.3万亿元。但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2023年8月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累计高达94万亿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级政府积极“找钱”，通过向当地或跨省企业追讨税收，对民间则增加停车等罚款，甚至利用“钓鱼执法”来弥补财政不足。
史鹤凌指出，现在中国地方公共财政捉襟见肘，税收不足以还债，更没有预算支付薪水。
而中央政府出台10万亿债券企图解决地方债，史鹤凌形容“中央最多只能解决十分之一问题，还有十分之九的问题怎么办？”
他对美国之音说：“基层的公共部门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基础，医院、涉及到警察、涉及到其他的公共服务的部门也欠债的话，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会引起很多很多的社会的问题，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执政的稳定性。”
显然，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国当局的担忧。《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11月19日召开治理欠薪冬季行动动员部署视讯会议，要求“依法从严从实纠治各类欠薪问题，全力保障农民工工资报酬权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史鹤凌认为，当北京当局以中央文件的方式来督促问题，说明中国欠薪 “非常非常严重”，必须要靠中央以极端方式解决。但他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想解决但没有钱，很困难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