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广东已初显闷热，40岁的思政课教师甘相伟照例在课前手持着话筒带着学生喊：“我是最优秀的！我是独一无二的！”课上到一半，有学生在台下已是东倒西歪。
2023年底，甘相伟上思政课。 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图
甘相伟并不在乎这些出路也许是厨师、汽修工人的学生如何评价他。2021年底，他来这所职业技校任教，带着辛苦换来的傲人标签——曾经的北京大学保安，兼旁听生、励志偶像。在学校的接待厅刚一见面，他就给记者送上三本自己写的书，由薄脆的红色塑料袋包裹着——一本是2012年公开出版的《站着上北大》，另两本是在离开北大后自行印刷的《从北大起航》、《和北大齐飞》。
2008年，甘相伟带着找寻人生意义的慷慨志愿到北大，前后遇到的，正是中国经济和城镇化狂飙式发展。当时，舆论每天都在提倡个性，社会上常有一个靠着“金点子”发家致富的传说——惊人之语会被传诵，“不走寻常路”能得到大肆宣扬。保安旁听文史哲，考上北大成人教育的故事令人鼓舞。
在一些缝隙时间里，甘相伟到处演讲，讲自己11年在北大边当保安边听课的经历，一遍遍地告诉听众，要找到自己的优势、相信自己、找寻自己想要的生活。
离开北大是一条分水岭，随着“励志”潮退去，关注他的人也渐渐稀疏。2018年，甘相伟到武汉传媒学院当辅导员，一年之后难堪压力辞职了；赋闲两年后，他去上述职业技校教书。
甘相伟对记者描述，他从不甘于平庸人生，想闯出来成就自己。这个想法一直追赶着他，但他又无处可去。
以下是与甘相伟对话整理成的口述，部分内容摘自《站着上北大》：
喧嚣与沉寂
现在这份工作，是北大的校友帮我介绍的。我四十岁了，想要安定下来。我又喜欢温暖的地方，广东这里的气候好，房价也还可以。
疫情以后，我已经三年没有去演讲了。我以前到处去做讲座，不是很频繁，大概一个月两回，一次出场费三五千元。
过去，有记者来采访北大保安队，保安队长知道我好读书，就会推荐我。后来，有一些中学和大学来邀请我演讲，让我给青年人树立一个榜样，看看我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都能好好学习。
演讲的时候，我对台下的听众说：偏科学生不要害怕，可以分几步走。如果你考不上本科，可以先读个专科，然后再读本科、读研究生。有的人到了研究生才找到自己爱的专业，有的人本科读不了北大，博士才到北大，或者出国留学，国外绕了一圈，后来到北大当老师了。
下面坐着几千个学生，讲完了，还要给他们签名，鼓励他们追求梦想，我觉得蛮有意义的，蛮自豪的。
印象里，我被人怼得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演讲，有人提问：“你为什么不学数学呢？学数学对国家更有贡献。”
我只能说：“我喜欢文学，你喜欢数学，这不矛盾，没必要跟我抬杠。”
那时候每到周末，北大有一个旧书市，我们可以去挑选。我喜欢周国平、史铁生的散文，我一共有五千多本藏书。我还读了一个成人教育的学位。考北大的成人教育，考的科目是语文、英语和政治，如果要求考数学，对我会很难。
毕业之后，我还想留在北大，就在北大西门旁边租了一个房子，然后自由听课，又待了五年。我先去一所中学工作，但我觉得与北大自由的学习方式不一样，有点压抑，就不去了。又有一段时间，我想在业余时间不能太闲了，就去一个公司打工。都是暂时的，我下班以后都是在看书、学习、写作，想写一些人生感悟。
2018年，北大的校友给我找了一个工作，是武汉传媒学院的辅导员。当辅导员的压力太大了，要带十个班，340个学生，要24小时开机……我带完这一届就走了。
他们在看，证明给他们看
我从前的志向是往学界发展。我喜欢看书，记得读初中时，镇上书店卖的书少，当时地上掉一张纸，我都会捡起来看看。
当然，最初的时候，想的是要奋斗要走出农村。小学的时候，我经常考试第一名。村里人都觉得，我会有出息。有的父母会当着我的面批评自家的孩子，其他小孩对我甚至有一种“敌对”的情绪。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只有5岁，其他小孩总喜欢嘲讽我是“没爹的孩子”，我和他们对骂过，打过架，但不解决问题。我的三爹看我和姐姐太小，母亲一个人的确太艰难，硬是退掉了婚约，来到我家和我们组建了新的家庭。为了挣钱供我读书，他农闲时到城里去当建筑工人，听乡亲们说，连个小风扇都舍不得买。
我的爷爷多次对我说：“娃呀，以后长大，有出息了，万万不能忘记你的三爹啊！”
当时，孩子不上高中能免除一大笔费用，省下的钱主要用来盖房子——我以前也问过家里人对我的希望，他们说，只要你不在农村种地就好。在村里，因为我读书，才稍微家庭条件差一点。
父母希望我有出息是个好事，但另一方面，给我很大压力，太功利化了。
考上高中是我人生第二次去县城（注：指湖北随州广水市）。我小时候去过一次，先坐车到镇里，再转车到县城，那次是代表小学去参加数学竞赛，得了第二名。那时候，我以为我将来一直是第一名，但我到了广水一中，受了一点打击，一下子看到别人比你厉害。数学我真是花了很大的气力，成绩还是不上来。我还去找我们班数学最好的同学，让他们给我讲题。数学的思路我能理解，但是真到做题的时候，就不会了。
农村人没有什么出路，要么当兵，要么考大学，但是当兵这条路，我身体不好。当年，村里年轻人大多已经出去到广东打工。我会感到羡慕，他们回来跟我讲一些见过的世面，带了新的东西回来，比如饮料，以前农村哪儿有饮料，还有菠萝罐头，村里人从来没有吃过菠萝。
但我没有做生意的头脑，而且每天进货赚钱，再进货赚钱，我觉得“含金量”不够。
我高中时决定辍学去上海打工，想测试一下出去闯荡赚钱的能力，那时候，表哥他们已经出去打工，一个月能赚七百元钱，比一中老师工资低一些，但比一些乡镇干部工资高。班主任知道了，说，“你没有毕业证、没有技能，什么都没有。”我一意孤行，觉得自己能吃苦，但发现体力活真的干不了，搬不动钢筋。
几个月之后，我又打电话给班主任，说要回去读书。
去打工之前，我老想着，要考一个名校，（成绩）起码在湖北省排到前500名；但我在广水市都排不进前100名，根本没戏。
打工受挫，回来后心态已经不一样。我想，先读个专科，如果有机会再“专升本”。我能接受我上不了名牌大学这个现实。
“绕进去，绕出来，给谁看？”
高考成绩比我想象得要差，只能读个专科，在武汉读。但去省城读书，我还是蛮自豪的。我的高中同学有的在武汉大学读书，所以我能拿到课程表，我就开始到各个名校旁听，特别积极。以前，高中老师经常说，要走出广水；他们说，高中是小池塘，大学是大江大海。我想，在小池塘里能看到什么书，能见到什么样的老师？我在中小学阶段，没有听到一些有大智慧的人的话语，大学肯定不一样，大学教授讲课肯定涉及很多人生的话题。
我印象最深的是杨叔子的讲座，他是一个机械工程专家，但会讲《道德经》，要求自己的博士生背《道德经》，里面的哲学话语很有意思，“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无中生有”，天地宇宙，是大本大源的问题。
20岁出头，我一直闷在自己的世界里看书、学习。那些大人物，都是把儒释道打通的人，读古书的人都是很厉害的。我觉得，年轻时积累很重要，将来舞台多大，何必急一时去赚钱？
大专毕业以后，我先到广东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年，觉得满足不了我的精神需求，就到北京旅游。有一个老乡说，可以介绍我在北大当保安，我就去了，一个月六百块钱，住八个人一间的宿舍，不包吃，不过可以吃北大食堂，很便宜。
身着北大保安制服的甘相伟。 图片来自互联网
北大保安三班倒，一个班八小时，站岗大概两三个小时，其它时间要巡逻、搞安全检查，保证学生的自行车不要被偷。那是很辛苦的，烈日炎炎、寒冬下雪，我都要在那儿站岗。
我见过北大夜晚的宁静，看过早晨第一束阳光出来，北大看朝阳最好的地方是在未名湖。很多人到北大来，在那里合影，但我们天天绕着湖走。
最好的是上早班。这样就可以晚上去听讲座，（晚上）七点到九点都是讲座。我没事就很早去，坐前三排。
保安队里，也有其他人喜欢学习。有一些高中毕业生，可能是家庭条件不好，没有上大学，他们当保安，也想业余看看书，听听课。
我后来考上了北大的成人教育，每半年大概开三四门课，把它修完就可以了，有一些是北大的教授来上，还有一些是博士生来上。
在《站着上北大》前后，甘相伟一度得到很多的关注与追捧。 图片来自互联网
有一些课程要写论文，我不喜欢写论文，我觉得论文干巴巴的，没有情感的流露。像一些书的来历，版本不同，我又不是专门的学者，这不是我要研究的。
“三大批判”（指康德的哲学三大批判）我也不会去读，买都不会买，我觉得我哲学脑袋不够，这些书绕进去，绕出来，给谁看？
在北大听课，我从来不找老师合影，有的人专门找著名教授合影，我觉得没必要。不过，曹文轩请过我们这届学生吃饭，那门课人比较少，学期结束了，他感谢我们的支持。
有一次科学哲学学者吴国盛开讲座，我问他：“是不是科学技术爬到山顶的时候，佛法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我忘记他怎么回答的。
陷于未完成的使命
我一直想写一些东西，高中的时候就在想，人生怎么才能有所成就？就想著书立说。看到圣人说的话，穿越千年而不倒，我十分羡慕。我想，每个人有不同的特色，我有我自己的经历和感悟。
要问我独特的经历是什么？还是我大专毕业之后敢去当保安，敢走不一样的路。
古人讲“文章经国之大业”，他们把文章看得多么重要，古人只要文章写得好就能做官，凭着自己的个性、风格。那时候的心灵比较自由。
到现在为止，我还每天在网上听课，每天学习。
甘相伟任教学校的墙壁上，仍有标语鼓励着学生自信、当更强的自己。 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图
我小时候认为自己将来要出去闯荡、有所成就的想法是因为“死亡教育”，父亲去世的场景，我现在还会回想起来。母亲脾气不好，父亲去世对她可能是个刺激。每到我爸的祭日，我爷爷奶奶都会面对山坡，朝他坟的方向哭——我当时想，既然人都要死，百年以后我们都不在了，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老在想，如果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对不起人生几十年。
我对文字比较敏感，老师一教我就马上会背，语文里面有很多古典诗词，诗人会在里面谈到自己的人生意义。我还记得，少年毛泽东所写：“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但是，我还是困惑，想去解决它。上高中时，有一些不能触动我的心灵世界的课，我听不进去。那些老师没有心理学背景，也没有在外面的世界闯荡过，回答不了我的问题。另外，更主要的问题还是，这是我的家事（指父亲去世）。我不想把这种很痛苦的事情讲出来。我不敢。我不好意思。
我旁听的时候，一直在困惑这种“生老病死”的问题，直到四十岁以后，我才有些放下。我读了南怀瑾的书，他说，要放下，连“放下”本身也要“放下”。
这些年，不工作的时候，我逛书店、买书，要不就去旅游，几乎哪里都去过。过年的时候，大年三十我都不回去，过几天再回去，走亲戚访朋友。
母亲在随州和我姐住。母亲一直知道我喜欢读书，现在我也不问她要钱，不用她操心。我那些表哥、表弟，以前考试都考不及格，但学一个焊接的技能，亲戚朋友凑十万块钱，慢慢地开个店。做生意的，到随州买一套房子很正常。我早年也羡慕过他们做生意，现在读了书，逐渐不羡慕了，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过去那么纠结。
去年，爷爷去世了，我才回去一次村里，平时很少回去。村里已经没什么年轻人了。老人们都知道我读书，在北大当过保安。他们看到了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只说：“哎呀，你怎么还没结婚呐？”
4月的广东已初显闷热，40岁的思政课教师甘相伟照例在课前手持着话筒带着学生喊：“我是最优秀的！我是独一无二的！”课上到一半，有学生在台下已是东倒西歪。
2023年底，甘相伟上思政课。 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图
甘相伟并不在乎这些出路也许是厨师、汽修工人的学生如何评价他。2021年底，他来这所职业技校任教，带着辛苦换来的傲人标签——曾经的北京大学保安，兼旁听生、励志偶像。在学校的接待厅刚一见面，他就给记者送上三本自己写的书，由薄脆的红色塑料袋包裹着——一本是2012年公开出版的《站着上北大》，另两本是在离开北大后自行印刷的《从北大起航》、《和北大齐飞》。
2008年，甘相伟带着找寻人生意义的慷慨志愿到北大，前后遇到的，正是中国经济和城镇化狂飙式发展。当时，舆论每天都在提倡个性，社会上常有一个靠着“金点子”发家致富的传说——惊人之语会被传诵，“不走寻常路”能得到大肆宣扬。保安旁听文史哲，考上北大成人教育的故事令人鼓舞。
在一些缝隙时间里，甘相伟到处演讲，讲自己11年在北大边当保安边听课的经历，一遍遍地告诉听众，要找到自己的优势、相信自己、找寻自己想要的生活。
离开北大是一条分水岭，随着“励志”潮退去，关注他的人也渐渐稀疏。2018年，甘相伟到武汉传媒学院当辅导员，一年之后难堪压力辞职了；赋闲两年后，他去上述职业技校教书。
甘相伟对记者描述，他从不甘于平庸人生，想闯出来成就自己。这个想法一直追赶着他，但他又无处可去。
以下是与甘相伟对话整理成的口述，部分内容摘自《站着上北大》：
喧嚣与沉寂
现在这份工作，是北大的校友帮我介绍的。我四十岁了，想要安定下来。我又喜欢温暖的地方，广东这里的气候好，房价也还可以。
疫情以后，我已经三年没有去演讲了。我以前到处去做讲座，不是很频繁，大概一个月两回，一次出场费三五千元。
过去，有记者来采访北大保安队，保安队长知道我好读书，就会推荐我。后来，有一些中学和大学来邀请我演讲，让我给青年人树立一个榜样，看看我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都能好好学习。
演讲的时候，我对台下的听众说：偏科学生不要害怕，可以分几步走。如果你考不上本科，可以先读个专科，然后再读本科、读研究生。有的人到了研究生才找到自己爱的专业，有的人本科读不了北大，博士才到北大，或者出国留学，国外绕了一圈，后来到北大当老师了。
下面坐着几千个学生，讲完了，还要给他们签名，鼓励他们追求梦想，我觉得蛮有意义的，蛮自豪的。
印象里，我被人怼得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演讲，有人提问：“你为什么不学数学呢？学数学对国家更有贡献。”
我只能说：“我喜欢文学，你喜欢数学，这不矛盾，没必要跟我抬杠。”
那时候每到周末，北大有一个旧书市，我们可以去挑选。我喜欢周国平、史铁生的散文，我一共有五千多本藏书。我还读了一个成人教育的学位。考北大的成人教育，考的科目是语文、英语和政治，如果要求考数学，对我会很难。
毕业之后，我还想留在北大，就在北大西门旁边租了一个房子，然后自由听课，又待了五年。我先去一所中学工作，但我觉得与北大自由的学习方式不一样，有点压抑，就不去了。又有一段时间，我想在业余时间不能太闲了，就去一个公司打工。都是暂时的，我下班以后都是在看书、学习、写作，想写一些人生感悟。
2018年，北大的校友给我找了一个工作，是武汉传媒学院的辅导员。当辅导员的压力太大了，要带十个班，340个学生，要24小时开机……我带完这一届就走了。
他们在看，证明给他们看
我从前的志向是往学界发展。我喜欢看书，记得读初中时，镇上书店卖的书少，当时地上掉一张纸，我都会捡起来看看。
当然，最初的时候，想的是要奋斗要走出农村。小学的时候，我经常考试第一名。村里人都觉得，我会有出息。有的父母会当着我的面批评自家的孩子，其他小孩对我甚至有一种“敌对”的情绪。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只有5岁，其他小孩总喜欢嘲讽我是“没爹的孩子”，我和他们对骂过，打过架，但不解决问题。我的三爹看我和姐姐太小，母亲一个人的确太艰难，硬是退掉了婚约，来到我家和我们组建了新的家庭。为了挣钱供我读书，他农闲时到城里去当建筑工人，听乡亲们说，连个小风扇都舍不得买。
我的爷爷多次对我说：“娃呀，以后长大，有出息了，万万不能忘记你的三爹啊！”
当时，孩子不上高中能免除一大笔费用，省下的钱主要用来盖房子——我以前也问过家里人对我的希望，他们说，只要你不在农村种地就好。在村里，因为我读书，才稍微家庭条件差一点。
父母希望我有出息是个好事，但另一方面，给我很大压力，太功利化了。
考上高中是我人生第二次去县城（注：指湖北随州广水市）。我小时候去过一次，先坐车到镇里，再转车到县城，那次是代表小学去参加数学竞赛，得了第二名。那时候，我以为我将来一直是第一名，但我到了广水一中，受了一点打击，一下子看到别人比你厉害。数学我真是花了很大的气力，成绩还是不上来。我还去找我们班数学最好的同学，让他们给我讲题。数学的思路我能理解，但是真到做题的时候，就不会了。
农村人没有什么出路，要么当兵，要么考大学，但是当兵这条路，我身体不好。当年，村里年轻人大多已经出去到广东打工。我会感到羡慕，他们回来跟我讲一些见过的世面，带了新的东西回来，比如饮料，以前农村哪儿有饮料，还有菠萝罐头，村里人从来没有吃过菠萝。
但我没有做生意的头脑，而且每天进货赚钱，再进货赚钱，我觉得“含金量”不够。
我高中时决定辍学去上海打工，想测试一下出去闯荡赚钱的能力，那时候，表哥他们已经出去打工，一个月能赚七百元钱，比一中老师工资低一些，但比一些乡镇干部工资高。班主任知道了，说，“你没有毕业证、没有技能，什么都没有。”我一意孤行，觉得自己能吃苦，但发现体力活真的干不了，搬不动钢筋。
几个月之后，我又打电话给班主任，说要回去读书。
去打工之前，我老想着，要考一个名校，（成绩）起码在湖北省排到前500名；但我在广水市都排不进前100名，根本没戏。
打工受挫，回来后心态已经不一样。我想，先读个专科，如果有机会再“专升本”。我能接受我上不了名牌大学这个现实。
“绕进去，绕出来，给谁看？”
高考成绩比我想象得要差，只能读个专科，在武汉读。但去省城读书，我还是蛮自豪的。我的高中同学有的在武汉大学读书，所以我能拿到课程表，我就开始到各个名校旁听，特别积极。以前，高中老师经常说，要走出广水；他们说，高中是小池塘，大学是大江大海。我想，在小池塘里能看到什么书，能见到什么样的老师？我在中小学阶段，没有听到一些有大智慧的人的话语，大学肯定不一样，大学教授讲课肯定涉及很多人生的话题。
我印象最深的是杨叔子的讲座，他是一个机械工程专家，但会讲《道德经》，要求自己的博士生背《道德经》，里面的哲学话语很有意思，“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无中生有”，天地宇宙，是大本大源的问题。
20岁出头，我一直闷在自己的世界里看书、学习。那些大人物，都是把儒释道打通的人，读古书的人都是很厉害的。我觉得，年轻时积累很重要，将来舞台多大，何必急一时去赚钱？
大专毕业以后，我先到广东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年，觉得满足不了我的精神需求，就到北京旅游。有一个老乡说，可以介绍我在北大当保安，我就去了，一个月六百块钱，住八个人一间的宿舍，不包吃，不过可以吃北大食堂，很便宜。
身着北大保安制服的甘相伟。 图片来自互联网
北大保安三班倒，一个班八小时，站岗大概两三个小时，其它时间要巡逻、搞安全检查，保证学生的自行车不要被偷。那是很辛苦的，烈日炎炎、寒冬下雪，我都要在那儿站岗。
我见过北大夜晚的宁静，看过早晨第一束阳光出来，北大看朝阳最好的地方是在未名湖。很多人到北大来，在那里合影，但我们天天绕着湖走。
最好的是上早班。这样就可以晚上去听讲座，（晚上）七点到九点都是讲座。我没事就很早去，坐前三排。
保安队里，也有其他人喜欢学习。有一些高中毕业生，可能是家庭条件不好，没有上大学，他们当保安，也想业余看看书，听听课。
我后来考上了北大的成人教育，每半年大概开三四门课，把它修完就可以了，有一些是北大的教授来上，还有一些是博士生来上。
在《站着上北大》前后，甘相伟一度得到很多的关注与追捧。 图片来自互联网
有一些课程要写论文，我不喜欢写论文，我觉得论文干巴巴的，没有情感的流露。像一些书的来历，版本不同，我又不是专门的学者，这不是我要研究的。
“三大批判”（指康德的哲学三大批判）我也不会去读，买都不会买，我觉得我哲学脑袋不够，这些书绕进去，绕出来，给谁看？
在北大听课，我从来不找老师合影，有的人专门找著名教授合影，我觉得没必要。不过，曹文轩请过我们这届学生吃饭，那门课人比较少，学期结束了，他感谢我们的支持。
有一次科学哲学学者吴国盛开讲座，我问他：“是不是科学技术爬到山顶的时候，佛法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我忘记他怎么回答的。
陷于未完成的使命
我一直想写一些东西，高中的时候就在想，人生怎么才能有所成就？就想著书立说。看到圣人说的话，穿越千年而不倒，我十分羡慕。我想，每个人有不同的特色，我有我自己的经历和感悟。
要问我独特的经历是什么？还是我大专毕业之后敢去当保安，敢走不一样的路。
古人讲“文章经国之大业”，他们把文章看得多么重要，古人只要文章写得好就能做官，凭着自己的个性、风格。那时候的心灵比较自由。
到现在为止，我还每天在网上听课，每天学习。
甘相伟任教学校的墙壁上，仍有标语鼓励着学生自信、当更强的自己。 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图
我小时候认为自己将来要出去闯荡、有所成就的想法是因为“死亡教育”，父亲去世的场景，我现在还会回想起来。母亲脾气不好，父亲去世对她可能是个刺激。每到我爸的祭日，我爷爷奶奶都会面对山坡，朝他坟的方向哭——我当时想，既然人都要死，百年以后我们都不在了，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老在想，如果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对不起人生几十年。
我对文字比较敏感，老师一教我就马上会背，语文里面有很多古典诗词，诗人会在里面谈到自己的人生意义。我还记得，少年毛泽东所写：“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但是，我还是困惑，想去解决它。上高中时，有一些不能触动我的心灵世界的课，我听不进去。那些老师没有心理学背景，也没有在外面的世界闯荡过，回答不了我的问题。另外，更主要的问题还是，这是我的家事（指父亲去世）。我不想把这种很痛苦的事情讲出来。我不敢。我不好意思。
我旁听的时候，一直在困惑这种“生老病死”的问题，直到四十岁以后，我才有些放下。我读了南怀瑾的书，他说，要放下，连“放下”本身也要“放下”。
这些年，不工作的时候，我逛书店、买书，要不就去旅游，几乎哪里都去过。过年的时候，大年三十我都不回去，过几天再回去，走亲戚访朋友。
母亲在随州和我姐住。母亲一直知道我喜欢读书，现在我也不问她要钱，不用她操心。我那些表哥、表弟，以前考试都考不及格，但学一个焊接的技能，亲戚朋友凑十万块钱，慢慢地开个店。做生意的，到随州买一套房子很正常。我早年也羡慕过他们做生意，现在读了书，逐渐不羡慕了，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过去那么纠结。
去年，爷爷去世了，我才回去一次村里，平时很少回去。村里已经没什么年轻人了。老人们都知道我读书，在北大当过保安。他们看到了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只说：“哎呀，你怎么还没结婚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