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对中共二十大的人事、路线和政策传得纷纷扰扰，但政治学者邓聿文指出，鉴于习近平的连任没有悬念，本次党代会不会有什么太让人惊奇的意外。对习来说，他操心的不会是他的政治路线，而是经济问题。二十大后，如何搞活搞好经济是中共优先处理的课题。
政治学者邓聿文指出，习近平将组建一个怎样的经济团队值得外界关注
（德国之声中文网）习近平将组建一个怎样的经济团队非常值得外界注意。由于中国经济进入了某种结构性衰退的通道，而经济又是各方面的基础，二十大后，如何搞活搞好经济是中共优先处理的课题。
经济团队的首要人选是总理。中国总理的角色具有微妙性。按照中国宪法赋予总理的职权，他是政府首脑，负责国家全面的行政事务，举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环保外交乃至军事都要参与。但实际上，从毛时代以来，总理的角色和分量在不同时期有很大不同。中共建国初期，周担任政务院总理，可别看他还是党内仅次于毛和刘的第三号人物，实际的职权很少。因为当时还成立了国家计委，同政务院平级，把经济的管理权限划归计委，周实际被剥夺了经济发言权，经济之外的其他领域有副总理分管，周直接能够管到的只有外交，这块是他的专长。直到高岗事件发生，计委变成政务院的一个部门，周才有经济的话语权。但在文革之前，周始终没有完全掌握经济方面的决策权，这个权力给了刘。
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
改革后，中国的行政体系相对制度化和规范化，总理一般拥有经济和社会的管理权限，但外交和军事这两块则专属于党的总书记，后者也兼任军委主席——当然，邓时期是个例外。总理经济权限的大小也与个人能力有关。比如朱镕基任总理期间，比较强势，经济决策权就大，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基本上不插手经济事务。然而，习时期总理的角色和权限被他压缩了，通过两个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中央深改领导小组，把传统上被认为属于总理的经济大权虢夺过来，国务院成了一个办事和执行机构。李虽然在党内排名第二，实际的权力也就被弱化。
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困难，会使习在二十大后不得不重视经济，不敢马虎。事实上，4月后中国政府已经把经济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出台了一揽子的稳经济大盘的举措。但疫情和清零政策以及中国经济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让这些刺激措施没有发挥应有的政策效应。中国经济目前还在艰难爬坡，年初定的5%经济增速是不要指望了。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劣，这种状况的完全改善在未来一、两年内是不可能的，也就意味着中共在二十大后的工作重心要再次转向经济，否则，严重的失业和财政危机即使不会进一步诱发金融和全面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习的权威也会产生不利影响，习总不能在三连任的开局，因为经济数据太难看而让自己很没面子，被百姓骂。
故要救经济，第一步是建立一个得力的经济团队，尤其总理要选对。正是出于这点考虑，我从7月以来就看好汪洋，认为习将会选他做下一任助手，而非另一个热门人选胡春华。虽然汪胡二人的升迁路径基本一致，都担任过几个地方的一把手——其中都主政过广东，到国务院后做过副总理，但是汪洋有过一段在地方和中央的发改系统工作的经历。早期的计委后来的发改委是中国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有着最精华的经济管理人才，这使他熟悉中国经济。汪本人早年思想开放，属于中国广义上的改革派，在改革系统里有人脉。再后来成为常委分管政协。政协是中国的另一人才库，里面有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这都是他成为总理后可资利用的资源。胡欠缺这两方面的资历。重要的还有，习在二十大后想把经济搞上去，仅仅在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手段上做一些改变恐怕不够，必须释放经济的活力，为此就需重拾改革，即使习不想做本质性的经济改革，也须在制约经济活力的外沿性改革上做一些事情。汪无疑是比胡更合适的总理人选。
选好总理后需要放权
选定好总理后，接下来需要放权，若紧紧地把人事特别是经济决策大权攥在手上，总理即使天纵英明，最多也只能做一些小修小补的事情，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去开展工作，就好像现在的李克强一样。李也是有想法的，希望在经济上推进力度较大的改革，但无奈被习压制，不掌握经济大权，别人不听他，他的经济改革想法就实施不了，而只能按习的思路，在习画好的图纸上把色填满。汪洋如成为总理，他肯定不想做李克强第二，这应该也是李的意思：李不去阻碍习连任，但习也得同意放权给下任总理。
放权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事，二是经济决策权。至少国务院经济管理部门的各部门领导由总理提名，习不能进行太多干预。副总理这一层级估计习不会让总理主导。从实际的经济管理过程看，部门对经济活动所起的作用要比副总理更明显，总理如能把自己瞩意的人选放在国务院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像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等重要部门，应该能够贯彻自己的意图。
比人事更关键的是经济决策权。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出在方向特别是路径出了偏差，而这和决策有关。过去多数时期，总书记基本放手让总理管经济，不干预总理的经济决定，但习因为要集权，把经济权力抓在手上，李克强虽然同时也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中央深改组的副主任，可最后拍板的是习。习如要汪洋做总理，至少应将经济决策大权部分让渡给他，否则，在两人不一致时，汪仍然要听习的指令，受习挈肘，这样做事的空间就大大地被压缩。
汪洋要拥有经济决策权，习现在控制的中财委和深改委这两个机构的一个至少交由汪负责。鉴于中财委主任一职惯例由总书记兼任，中央深改委就理应有汪洋兼任主任。考虑中央深改委的职能和它承担的责任，这个角色适合总理。如果汪洋领导深改委，拥有经济决策权，比他做总理向外界释放的信号更强烈，意味着中共要在二十大后真的一心一意搞建设，并且要启动停滞已久的改革。这能挽回很大部分民心，尤其是企业家的信心。
习在汪洋做总理后，会不会把经济决策权也给他，取决于对自己的权力和统治是否真有自信。如果习认为把经济决策大权让渡给汪后还能驾驭汪，有可能把深改委主任一职给汪；如果认为汪有经济决策大权后会形成对自己的某种挑战，威胁他的权力，就会继续控制这两个机构。但这会是习治下的中国经济走出衰退乃至一定程度上中国社会走出泥潭的最后机会之窗，就看他如何权衡。
外界对中共二十大的人事、路线和政策传得纷纷扰扰，但政治学者邓聿文指出，鉴于习近平的连任没有悬念，本次党代会不会有什么太让人惊奇的意外。对习来说，他操心的不会是他的政治路线，而是经济问题。二十大后，如何搞活搞好经济是中共优先处理的课题。
政治学者邓聿文指出，习近平将组建一个怎样的经济团队值得外界关注
（德国之声中文网）习近平将组建一个怎样的经济团队非常值得外界注意。由于中国经济进入了某种结构性衰退的通道，而经济又是各方面的基础，二十大后，如何搞活搞好经济是中共优先处理的课题。
经济团队的首要人选是总理。中国总理的角色具有微妙性。按照中国宪法赋予总理的职权，他是政府首脑，负责国家全面的行政事务，举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环保外交乃至军事都要参与。但实际上，从毛时代以来，总理的角色和分量在不同时期有很大不同。中共建国初期，周担任政务院总理，可别看他还是党内仅次于毛和刘的第三号人物，实际的职权很少。因为当时还成立了国家计委，同政务院平级，把经济的管理权限划归计委，周实际被剥夺了经济发言权，经济之外的其他领域有副总理分管，周直接能够管到的只有外交，这块是他的专长。直到高岗事件发生，计委变成政务院的一个部门，周才有经济的话语权。但在文革之前，周始终没有完全掌握经济方面的决策权，这个权力给了刘。
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
改革后，中国的行政体系相对制度化和规范化，总理一般拥有经济和社会的管理权限，但外交和军事这两块则专属于党的总书记，后者也兼任军委主席——当然，邓时期是个例外。总理经济权限的大小也与个人能力有关。比如朱镕基任总理期间，比较强势，经济决策权就大，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基本上不插手经济事务。然而，习时期总理的角色和权限被他压缩了，通过两个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中央深改领导小组，把传统上被认为属于总理的经济大权虢夺过来，国务院成了一个办事和执行机构。李虽然在党内排名第二，实际的权力也就被弱化。
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困难，会使习在二十大后不得不重视经济，不敢马虎。事实上，4月后中国政府已经把经济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出台了一揽子的稳经济大盘的举措。但疫情和清零政策以及中国经济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让这些刺激措施没有发挥应有的政策效应。中国经济目前还在艰难爬坡，年初定的5%经济增速是不要指望了。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劣，这种状况的完全改善在未来一、两年内是不可能的，也就意味着中共在二十大后的工作重心要再次转向经济，否则，严重的失业和财政危机即使不会进一步诱发金融和全面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习的权威也会产生不利影响，习总不能在三连任的开局，因为经济数据太难看而让自己很没面子，被百姓骂。
故要救经济，第一步是建立一个得力的经济团队，尤其总理要选对。正是出于这点考虑，我从7月以来就看好汪洋，认为习将会选他做下一任助手，而非另一个热门人选胡春华。虽然汪胡二人的升迁路径基本一致，都担任过几个地方的一把手——其中都主政过广东，到国务院后做过副总理，但是汪洋有过一段在地方和中央的发改系统工作的经历。早期的计委后来的发改委是中国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有着最精华的经济管理人才，这使他熟悉中国经济。汪本人早年思想开放，属于中国广义上的改革派，在改革系统里有人脉。再后来成为常委分管政协。政协是中国的另一人才库，里面有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这都是他成为总理后可资利用的资源。胡欠缺这两方面的资历。重要的还有，习在二十大后想把经济搞上去，仅仅在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手段上做一些改变恐怕不够，必须释放经济的活力，为此就需重拾改革，即使习不想做本质性的经济改革，也须在制约经济活力的外沿性改革上做一些事情。汪无疑是比胡更合适的总理人选。
选好总理后需要放权
选定好总理后，接下来需要放权，若紧紧地把人事特别是经济决策大权攥在手上，总理即使天纵英明，最多也只能做一些小修小补的事情，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去开展工作，就好像现在的李克强一样。李也是有想法的，希望在经济上推进力度较大的改革，但无奈被习压制，不掌握经济大权，别人不听他，他的经济改革想法就实施不了，而只能按习的思路，在习画好的图纸上把色填满。汪洋如成为总理，他肯定不想做李克强第二，这应该也是李的意思：李不去阻碍习连任，但习也得同意放权给下任总理。
放权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事，二是经济决策权。至少国务院经济管理部门的各部门领导由总理提名，习不能进行太多干预。副总理这一层级估计习不会让总理主导。从实际的经济管理过程看，部门对经济活动所起的作用要比副总理更明显，总理如能把自己瞩意的人选放在国务院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像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等重要部门，应该能够贯彻自己的意图。
比人事更关键的是经济决策权。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出在方向特别是路径出了偏差，而这和决策有关。过去多数时期，总书记基本放手让总理管经济，不干预总理的经济决定，但习因为要集权，把经济权力抓在手上，李克强虽然同时也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中央深改组的副主任，可最后拍板的是习。习如要汪洋做总理，至少应将经济决策大权部分让渡给他，否则，在两人不一致时，汪仍然要听习的指令，受习挈肘，这样做事的空间就大大地被压缩。
汪洋要拥有经济决策权，习现在控制的中财委和深改委这两个机构的一个至少交由汪负责。鉴于中财委主任一职惯例由总书记兼任，中央深改委就理应有汪洋兼任主任。考虑中央深改委的职能和它承担的责任，这个角色适合总理。如果汪洋领导深改委，拥有经济决策权，比他做总理向外界释放的信号更强烈，意味着中共要在二十大后真的一心一意搞建设，并且要启动停滞已久的改革。这能挽回很大部分民心，尤其是企业家的信心。
习在汪洋做总理后，会不会把经济决策权也给他，取决于对自己的权力和统治是否真有自信。如果习认为把经济决策大权让渡给汪后还能驾驭汪，有可能把深改委主任一职给汪；如果认为汪有经济决策大权后会形成对自己的某种挑战，威胁他的权力，就会继续控制这两个机构。但这会是习治下的中国经济走出衰退乃至一定程度上中国社会走出泥潭的最后机会之窗，就看他如何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