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谈判——无疑是2025年已经预定的一场大戏，帷幕已经在瑞士日内瓦拉开，时间已经设定为90天，观众是全世界，而坐在最前排的是也受到美国关税打击的多个贸易伙伴，包括日本、越南和欧盟，因为他们也将面临相似境遇，舞台上的情节可供参考。 这场中美贸易谈判的“大戏”在七年前已经上演了第一季——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美经过冗长而波折的谈判，耗时一年半，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因为疫情、选举等因素，履行情况并不理想。 但是从7年前的贸易谈判，以及近期两国政府各自准备的细节中不难发现，中美两国对于尚未展开的谈判都有所准备，甚至还在进行铺垫。比如美方修改关于芯片禁令相关法规，中方则完善了稀土出口政策。 对于中美贸易的长远未来，业内人士不甚乐观。上海太德维服咨询高级合伙人江凯明（Cameron Johnson）深耕中美之间的供应链多年，他认为，未来关税将是常态，他将其称之为“政治性关税”，区别在于税率的高低，至少10%，也可能更高，“这就是我们必须应对的基本框架”。 对于短期未来，目光都聚焦于中美两国的贸易谈判。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雅各布·冈特（Jacob Gunter）向BBC表示，两国要建立新的合作框架，不仅需要政治上的突破，更需双方对各自战略目标进行根本性反思——以目前的氛围来看，这几乎无从谈起。 江凯明特别关注中美国家元首能否会面，认为这或许会为取得实质性进展提供机会。 5月16日，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的访问中被问及是否希望到中国与习近平会面，他说“我当然愿意”，并指中美关系“很重要”。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赵明浩向路透社表示，此类接触“在中国的决策体系下完全行不通”。他说：“对中方来说，通常是先在工作层面达成共识并推进工作，然后才能安排领导人峰会。” 特朗普的核心诉求仍在：减少逆差 特朗普对关税的推崇，源于对贸易逆差的厌恶。 在4月2日“解放日”关税公布前的一个小时，一位白宫高级官员颇为公开地解释：“这些关税是由经济顾问委员会为每个国家量身计算的……他们所使用的模型，是基于这样的概念：我们的贸易逆差，是所有不公平贸易行为、所有作弊总和的结果。” 这一点非常关键，根据白宫的说法，如果一个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多于从美国进口，那本身就会被视为是一种“作弊”的行为，因此理应被征收关税，以纠正这种失衡。 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出现美国对那些几乎无人造访、只有企鹅栖息的小岛徵关税的超现实故事，比如诺福克岛，2023年对美出口65.5万美元，进口11.6万美元，尽管绝对数额很小，但逆差比例大。 所以，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并非针对那些有明确且可量化贸易壁垒的国家，而是针对那些美国有贸易逆差的国家。不论贫穷国家、新兴经济体，甚至无关紧要的小岛屿，只要数据上出现逆差，就会成为目标。 这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中美签订的贸易协议中有所体现——按照协议，中国承诺2020和2021两年，将在2017年的基础上（1512亿美元）额外购买20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雅各布·冈特对BBC表示，即便在中国因新冠疫情和不愿推进结构性改革而未能履行协议大部分内容之前，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本身就已是一个缺乏实质内容的权宜安排。 “在当前环境下达成的任何新协议，更可能只是一次战术性暂停，而非战略性重置。”冈特认为，由于两党在美中关系上达成了深刻变革的共识，即便特朗普政府希望达成某种更大范围“重大让步”协议，国会也未必会给予支持。 中国的红线：不改法规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谈判中，两国团队在2019年5月，协议即将达成时，再次“谈崩”。当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明称，中国“从已达成共识的承诺中后退”。 路透社当时报道称，中国在近150页的草案中删除了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竞争政策等七个关键章节的承诺。而这些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表述，正是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视为重中之重的内容。莱特希泽认为，中国修法对确认协议的落实至关重要。他主张采取类似惩罚性经济制裁，诸如制裁朝鲜或伊朗时所使用的落实机制，而不是典型的贸易协议的落实机制。 多年来，美国官员一直抱怨中国的改革承诺都是空话。当时，一位了解情况的中国官员对路透表示，中国的法律如若修改是需要特有的一套流程体系，而不是轻易说改就改的。 这类对红线的设置和触碰，在最近这一顿关税战中再次浮现。 路透社援引中国官员称，美国在四月下旬向中方发出的一封信，信中列出了特朗普希望北京采取的针对芬太尼的四项措施，使中美和解变得更为复杂。 信中引用了一份国会报告，指责中方通过对出口商的增值税退税，直接补贴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外销（中方对此予以否认）。该信件寄往外交部、商务部和公安部，要求中方在《人民日报》头版公开报道打击芬太尼前体的行动；通过“党内渠道”向党员传达同样信息；加强对若干化学品的管控；以及深化执法合作。 两位熟悉中方反应的官员向路透社称，尤其是前两项要求被中方视为“傲慢”，认为美方在对其执政体系指手画脚。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总裁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曾任美国贸易副代表。近期她撰文表示，其他国家也会担心华盛顿在谈判中提出一系列要求，同时却几乎不给予对等回报。例如，华盛顿预计将要求严格规则，推动汽车及其他成品更多使用美国零部件，同时限制甚至禁止中国零部件。在没有确保免受未来关税或其他特朗普政府单边措施打击的前提下，别国代表会担心，此类协议即便达成，但价值何在。 重要筹码：芯片与稀土 日内瓦会面后，中美将何时展开会谈依然未知，但中美都在整理手里的筹码，等待出牌。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在近期一场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应对本轮贸易战的方式和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大不相同。七年前中国对形势判断不够准确，认为贸易战打不起来；贸易战开打后准备也不够充分，打法上较为单调，稀土牌、市场牌都没用。此外，中国当时急于谈判，认为谈判可以尽快结束贸易战，“正好中了特朗普的计”。 但这一次，中国早早就亮出“稀土牌”，作为对特朗普最新关税的回应，北京限制七种稀土的出口，其中包括一些制造AI芯片所必需的元素。日内瓦会谈后又取消了这些禁令。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估计，中国占全球稀土产量约61%，精炼产能达92%。虽然澳洲、日本和越南已经开始开采稀土，但需要多年才能达到中国的供应水平。 2024年，中国禁止出口另一种关键矿物——锑，这对各种制造工序至关重要。在恐慌性购买和寻找替代供应商的浪潮中，锑的价格翻了一倍。 江凯明表示，中国主导着稀土加工环节，具备规模化优势，你可以在东南亚或世界其他地区找到大部分所需材料，但这些地区没有规模化产能。而中国拥有垄断级别的产业规模。如果你的整个供应链已经适应了中国的专业化产品，如今想转向其他地区会极其困难且充满不确定性。中国总是率先投资供应链，而且投资周期长达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中国手中确实握有一张王牌。中国会不会用这张牌？我认为，或许偶尔会用来表达立场，但中国官员非常务实，他们也明白稀土产业是‘下金蛋的鹅’，并不希望世界停止使用中国的产品。”江凯明称。 美国打出的则是“芯片牌”，一方面保持对中国的中低端芯片的高关税，另一方面对高端芯片，尤其是AI芯片实施禁运。 今年1月13日，即将卸任的美国前总统拜登发布《人工智能扩散规则》，限制部分高算力的先进GPU的出口。5月15日就在中美谈判后第二天，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BIS）已经着手废除这一规则，并将在未来发布新的替代规则。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称，废弃这一分层模式，转而采用基于政府间协议的全球许可制度，若以政府对政府的模式取代现有等级体系，更契合特朗普“与个别国家单独达成交易”的整体贸易思路，也便于美国将出口美国设计的AI芯片作为其他谈判的筹码。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3月一次公开场合亦明确表示，希望将出口管制议题纳入双边贸易谈判。 “中美在芯片领域也正展开新一轮角逐。”吴心伯表示，之前美国看重的是保持技术的领先地位，现在可能更关注与中国争夺市场。近期美国商务部对华为芯片发布禁令，实际上就是要封杀华为升腾的国际市场。 吴心伯补充认为，此轮谈判的议题比第一阶段更广，可能涵盖中国服务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美国对华技术限制等。美国目前已经意识到关税牌效果有限，下一阶段为了迫使中国让步，可能会打出外交牌、安全牌、台湾牌等。 可能的突破口：芬太尼 “就下一步如何发展而言，美中之间目前真正的挑战是芬太尼问题。”江凯明表示，美国对此非常认真，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华额外加征20%关税的理由。 未来的谈判中，如果夏季在遏制芬太尼上取得重大进展，江凯明认为，两国关系至少在某些方面就会出现一些积极的缓和迹象。 换言之，芬太尼管制上的合作，似乎是“低政治成本让步”的一个绝佳选项，既回应了美国国内对阿片危机的关切，又未触动中国在产业补贴、市场准入等核心问题上的立场。 江凯明提醒，难点在于“到底什么叫遏制？前体化学品到处都是，有时甚至用作医院的一些药剂，到底要怎么管？” 雅各布·冈特对此并不乐观——尽管两国都可能有短期内缓和紧张局势的动力，但推动脱鈎的深层驱动因素依然稳固存在。在产业政策、技术管控和地缘政治结盟等根本分歧面前，任何协议都更可能成为权宜之计，而非长期稳定的基石。
中美贸易谈判——无疑是2025年已经预定的一场大戏，帷幕已经在瑞士日内瓦拉开，时间已经设定为90天，观众是全世界，而坐在最前排的是也受到美国关税打击的多个贸易伙伴，包括日本、越南和欧盟，因为他们也将面临相似境遇，舞台上的情节可供参考。
这场中美贸易谈判的“大戏”在七年前已经上演了第一季——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美经过冗长而波折的谈判，耗时一年半，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因为疫情、选举等因素，履行情况并不理想。
但是从7年前的贸易谈判，以及近期两国政府各自准备的细节中不难发现，中美两国对于尚未展开的谈判都有所准备，甚至还在进行铺垫。比如美方修改关于芯片禁令相关法规，中方则完善了稀土出口政策。
对于中美贸易的长远未来，业内人士不甚乐观。上海太德维服咨询高级合伙人江凯明（Cameron Johnson）深耕中美之间的供应链多年，他认为，未来关税将是常态，他将其称之为“政治性关税”，区别在于税率的高低，至少10%，也可能更高，“这就是我们必须应对的基本框架”。
对于短期未来，目光都聚焦于中美两国的贸易谈判。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雅各布·冈特（Jacob Gunter）向BBC表示，两国要建立新的合作框架，不仅需要政治上的突破，更需双方对各自战略目标进行根本性反思——以目前的氛围来看，这几乎无从谈起。
江凯明特别关注中美国家元首能否会面，认为这或许会为取得实质性进展提供机会。
5月16日，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的访问中被问及是否希望到中国与习近平会面，他说“我当然愿意”，并指中美关系“很重要”。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赵明浩向路透社表示，此类接触“在中国的决策体系下完全行不通”。他说：“对中方来说，通常是先在工作层面达成共识并推进工作，然后才能安排领导人峰会。”
特朗普的核心诉求仍在：减少逆差
特朗普对关税的推崇，源于对贸易逆差的厌恶。
在4月2日“解放日”关税公布前的一个小时，一位白宫高级官员颇为公开地解释：“这些关税是由经济顾问委员会为每个国家量身计算的……他们所使用的模型，是基于这样的概念：我们的贸易逆差，是所有不公平贸易行为、所有作弊总和的结果。”
这一点非常关键，根据白宫的说法，如果一个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多于从美国进口，那本身就会被视为是一种“作弊”的行为，因此理应被征收关税，以纠正这种失衡。
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出现美国对那些几乎无人造访、只有企鹅栖息的小岛徵关税的超现实故事，比如诺福克岛，2023年对美出口65.5万美元，进口11.6万美元，尽管绝对数额很小，但逆差比例大。
所以，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并非针对那些有明确且可量化贸易壁垒的国家，而是针对那些美国有贸易逆差的国家。不论贫穷国家、新兴经济体，甚至无关紧要的小岛屿，只要数据上出现逆差，就会成为目标。
这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中美签订的贸易协议中有所体现——按照协议，中国承诺2020和2021两年，将在2017年的基础上（1512亿美元）额外购买20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雅各布·冈特对BBC表示，即便在中国因新冠疫情和不愿推进结构性改革而未能履行协议大部分内容之前，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本身就已是一个缺乏实质内容的权宜安排。
“在当前环境下达成的任何新协议，更可能只是一次战术性暂停，而非战略性重置。”冈特认为，由于两党在美中关系上达成了深刻变革的共识，即便特朗普政府希望达成某种更大范围“重大让步”协议，国会也未必会给予支持。
中国的红线：不改法规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谈判中，两国团队在2019年5月，协议即将达成时，再次“谈崩”。当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明称，中国“从已达成共识的承诺中后退”。
路透社当时报道称，中国在近150页的草案中删除了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竞争政策等七个关键章节的承诺。而这些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表述，正是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视为重中之重的内容。莱特希泽认为，中国修法对确认协议的落实至关重要。他主张采取类似惩罚性经济制裁，诸如制裁朝鲜或伊朗时所使用的落实机制，而不是典型的贸易协议的落实机制。
多年来，美国官员一直抱怨中国的改革承诺都是空话。当时，一位了解情况的中国官员对路透表示，中国的法律如若修改是需要特有的一套流程体系，而不是轻易说改就改的。
这类对红线的设置和触碰，在最近这一顿关税战中再次浮现。
路透社援引中国官员称，美国在四月下旬向中方发出的一封信，信中列出了特朗普希望北京采取的针对芬太尼的四项措施，使中美和解变得更为复杂。
信中引用了一份国会报告，指责中方通过对出口商的增值税退税，直接补贴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外销（中方对此予以否认）。该信件寄往外交部、商务部和公安部，要求中方在《人民日报》头版公开报道打击芬太尼前体的行动；通过“党内渠道”向党员传达同样信息；加强对若干化学品的管控；以及深化执法合作。
两位熟悉中方反应的官员向路透社称，尤其是前两项要求被中方视为“傲慢”，认为美方在对其执政体系指手画脚。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总裁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曾任美国贸易副代表。近期她撰文表示，其他国家也会担心华盛顿在谈判中提出一系列要求，同时却几乎不给予对等回报。例如，华盛顿预计将要求严格规则，推动汽车及其他成品更多使用美国零部件，同时限制甚至禁止中国零部件。在没有确保免受未来关税或其他特朗普政府单边措施打击的前提下，别国代表会担心，此类协议即便达成，但价值何在。
重要筹码：芯片与稀土
日内瓦会面后，中美将何时展开会谈依然未知，但中美都在整理手里的筹码，等待出牌。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在近期一场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应对本轮贸易战的方式和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大不相同。七年前中国对形势判断不够准确，认为贸易战打不起来；贸易战开打后准备也不够充分，打法上较为单调，稀土牌、市场牌都没用。此外，中国当时急于谈判，认为谈判可以尽快结束贸易战，“正好中了特朗普的计”。
但这一次，中国早早就亮出“稀土牌”，作为对特朗普最新关税的回应，北京限制七种稀土的出口，其中包括一些制造AI芯片所必需的元素。日内瓦会谈后又取消了这些禁令。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估计，中国占全球稀土产量约61%，精炼产能达92%。虽然澳洲、日本和越南已经开始开采稀土，但需要多年才能达到中国的供应水平。
2024年，中国禁止出口另一种关键矿物——锑，这对各种制造工序至关重要。在恐慌性购买和寻找替代供应商的浪潮中，锑的价格翻了一倍。
江凯明表示，中国主导着稀土加工环节，具备规模化优势，你可以在东南亚或世界其他地区找到大部分所需材料，但这些地区没有规模化产能。而中国拥有垄断级别的产业规模。如果你的整个供应链已经适应了中国的专业化产品，如今想转向其他地区会极其困难且充满不确定性。中国总是率先投资供应链，而且投资周期长达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中国手中确实握有一张王牌。中国会不会用这张牌？我认为，或许偶尔会用来表达立场，但中国官员非常务实，他们也明白稀土产业是‘下金蛋的鹅’，并不希望世界停止使用中国的产品。”江凯明称。
美国打出的则是“芯片牌”，一方面保持对中国的中低端芯片的高关税，另一方面对高端芯片，尤其是AI芯片实施禁运。
今年1月13日，即将卸任的美国前总统拜登发布《人工智能扩散规则》，限制部分高算力的先进GPU的出口。5月15日就在中美谈判后第二天，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BIS）已经着手废除这一规则，并将在未来发布新的替代规则。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称，废弃这一分层模式，转而采用基于政府间协议的全球许可制度，若以政府对政府的模式取代现有等级体系，更契合特朗普“与个别国家单独达成交易”的整体贸易思路，也便于美国将出口美国设计的AI芯片作为其他谈判的筹码。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3月一次公开场合亦明确表示，希望将出口管制议题纳入双边贸易谈判。
“中美在芯片领域也正展开新一轮角逐。”吴心伯表示，之前美国看重的是保持技术的领先地位，现在可能更关注与中国争夺市场。近期美国商务部对华为芯片发布禁令，实际上就是要封杀华为升腾的国际市场。
吴心伯补充认为，此轮谈判的议题比第一阶段更广，可能涵盖中国服务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美国对华技术限制等。美国目前已经意识到关税牌效果有限，下一阶段为了迫使中国让步，可能会打出外交牌、安全牌、台湾牌等。
可能的突破口：芬太尼
“就下一步如何发展而言，美中之间目前真正的挑战是芬太尼问题。”江凯明表示，美国对此非常认真，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华额外加征20%关税的理由。
未来的谈判中，如果夏季在遏制芬太尼上取得重大进展，江凯明认为，两国关系至少在某些方面就会出现一些积极的缓和迹象。
换言之，芬太尼管制上的合作，似乎是“低政治成本让步”的一个绝佳选项，既回应了美国国内对阿片危机的关切，又未触动中国在产业补贴、市场准入等核心问题上的立场。
江凯明提醒，难点在于“到底什么叫遏制？前体化学品到处都是，有时甚至用作医院的一些药剂，到底要怎么管？”
雅各布·冈特对此并不乐观——尽管两国都可能有短期内缓和紧张局势的动力，但推动脱鈎的深层驱动因素依然稳固存在。在产业政策、技术管控和地缘政治结盟等根本分歧面前，任何协议都更可能成为权宜之计，而非长期稳定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