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三大电影节是德国柏林电影节，法国戛纳电影节，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在咱们国内影视文化界，过去几十年崇拜欧洲三大电影节的情结比美国奥斯卡更甚。因为搞电影的都爱以“艺术家”自居，美国奥斯卡只能证明商业片的成功，在欧洲三大电影节拿奖，才是艺术证道。
过去三十多年在欧洲三大电影节里，华人导演得奖最多的是威尼斯，其次是柏林，法国戛纳收获最小。可偏偏每年五月的戛纳电影节是商业和艺术结合最好的，也是欧洲影响力最大的电影节，国内各路明星无论有没有作品，都渴望借助戛纳的红毯，镀上“国际影星”的金身。在戛纳，明星希望借助红毯增加曝光量，导演们则希望搏一个艺术奖项。过去三十年华语导演和内地电影在欧洲获奖，是两个概念。
中国台湾导演李安，侯孝贤都曾在欧洲获奖。李安的《喜宴》、《断背山》、《色戒》都是极具艺术性，同时具备极强个人风格，东方思辨的电影。
在武侠电影层面，李安的《卧虎藏龙》，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都通过向西方呈现东方古韵，东方审美而拿下欧洲和好莱坞奖项。与我国台湾省导演不同，内地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在欧洲获奖更多，可同为华人，他们却缺少“平视西方人”的心境。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欧洲获奖，主要依靠《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呈现中国封闭、腐朽、封建落后而获奖。新世纪的前十几年国内第六代导演生活环境变了，如果继续拍摄中国“脏乱差”，难免造假。可是无论多么堪称“经济日新月异”的国度，十几亿人总有一些边缘人与被时代抛下的失意者。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总会有阴暗面，有不公与矛盾。第六代导演就沉浸在“社会边缘人”的不公叙事中，集成了西方对“刻板中国印象”的期待。所以五代导演主拍“脏乱差穷”，六代导演主拍“边缘不公”，各领风骚十数年。
今年五月的戛纳电影节是代表欧洲真正摆脱疫情后，电影全面复苏的盛会，内地几名六代导演以及香港导演郑宝瑞，都携作品来到戛纳。根据我国当前的电影审查制度，出国参赛电影应该先送审，获得“龙标”后才能出国参赛或者展映。但过去一些年，没拿到龙标却强行出国参赛的电影，往往打上“永远不可能中国内地上映” 的标签，会获得西方世界与海外高华的最高赞誉。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娄烨导演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就是带着“内地审核未通过”的标签冲向戛纳的。这部电影聚焦“2020年1月的武汉”，主要剧情是一个剧组决定翻拍“十年前未完成”的一部电影，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拍摄过程中迎来了武汉疫情。随后一两个月电影拍摄难以为继，于是摄影镜头转向封城防疫政策下，老百姓的混乱、不便与苦难。在封城政策下，剧组“筹划重拍”的电影最终也没能完成，一地鸡毛，对应了《未拍完电影》的片名。这部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电影，在主旨中明确挑明了“中国防疫政策下民众苦难”的主题。
娄烨团队为这部电影的造势做了充分的准备，首映大影厅部分欧洲高华与欧洲当地观众坐满影厅。娄烨团队坚信这种反映“中国制度缺陷”，“中国专制下民众苦难”的电影，必然受到西方普通观众与舆论界的集体赞誉。
在电影放映完毕后现场高华确实掌声雷动，他们认为娄烨是最“勇敢抨击”的导演，现场不断有华人高呼：“娄烨，你是中国最牛逼导演！”
可是很快狂欢的“高华”们看出了娄烨团队的迷茫与尴尬。要打上“中国最牛逼导演”的标签，这些西方边缘人的“高华”说的根本不算。要得到这一“殊荣”，必须洋大人亲自封赏。可是让人意外的是，事先各方邀请的欧洲观众绝大多数都中途离场，极少数出于礼貌留到最后的，也不肯跟着“高华”鼓掌与欢呼。
从现场华语媒体采访的反馈看，欧洲观众没有任何批判中国防疫政策的声音，也没有与“封城政策下，丧失自由民众”的共情。
第二天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发起者，欧洲甚至世界艺术电影最权威期刊—《电影手册》，刊登了副主编对这部“抨击中国防疫政策”电影的影评。对方直接评价为“0分”，将这部电影定义为“毫无价值，不值一看”。通常情况下，艺术影评观点与大众观影人观点会有出入甚至尖锐对立。可对这部电影欧洲艺术影评界，观影匆匆离场拒绝评论的评委们，他们与中途离场的欧洲大众观点出奇的一致。这部拍“西方自由世界自由精神”马屁的电影，怎么就拍在马腿上了？
在娄烨拍摄团队，在现场的国内文青与欧洲高华看来，国人丧失了几个月的自由，父母无法下楼广场舞，许多人在家吃不到美味的外卖。这不是世界第一惨么？可在欧洲观众和欧洲影评人看来，娄烨这家伙太坏了，打着“抨击中国的名义赞美中国”。碰到疫情主题的电影，这些欧洲观众都感到“扑面而来的不适”，因为他们想起了那几个月，身边亲友与邻居，在躺平政策下，“物竞天择”的变为尸体。
他们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在医院没有床位和呼吸机，最终去世都排不到焚化炉，结果你这部抨击中国防疫的电影，说你们最惨的是“妈妈不能自由广场舞，你不能正常点外卖？”你这不是到了凡尔赛宫的老家来秀你的“防疫凡尔赛”么？
这次电影的欧美观众，无论是英国观众遭遇的自由免疫，还是美国的反智躺平，他们都经历了几千万人口国家死几十万，几亿人口国家死几百万的防疫三年。
这与隔着荧幕，远隔重洋抨击中国的愚昧落后不同，在这场灾难里，他们身边的亲友和邻居凄惨无助的死亡还不久，这个伤疤依旧触目惊心。这时候一部反映“中国防疫苦难”的电影上映，他们满怀期待而来，想看看中国民众有多惨，多么种族灭绝式的悲剧与惨况。结果就是一帮文青，反映“封城与限制政策导致电影无法拍完？”你亲友失去的只是几个月的娱乐和撒欢，我的亲友付出的可是绝望与生命！
西方观众的反感，西方影评人破防后的0分差评，让狂欢捧臭脚的高华们陷入尴尬。仿佛夹心饼干的娄烨团队也迷茫了，他们可是带着“国内封杀”的反体制标签过来投诚的，过来给欧美传媒递刀子的。结果欧美这一刀先把他们给斩了，这到哪里说理去？过去一些年，娄烨一直是六代导演里最出挑的之一，他得到的评价从来不是“艺术成就多高”，而是“你居然敢”！他最爱的就是这份钦佩，他的光环就是“敢于拍摄反体制的勇气”。
过去十几年，一些只要“足够敢”的电影，哪怕艺术性差一些，照样可以凭借尺度获奖。可是疫情三年后，这些“水土不服”的六代们，拿着他们“反体制揭露阴暗面”的破尺度作品出国后，得到的却是“过来显摆优越感”的评价。这次戛纳影展，是个正常人都能看清咱们眼中的“破尺度罪恶深渊”，在欧美人眼中不过是“秀优越感与制度优势的凡尔赛”。
欧洲影评人的0分和提前离场，就是在告诉娄烨和高华们这一点，但他们是愿意觉醒还是继续装睡，我们拭目以待！
欧洲三大电影节是德国柏林电影节，法国戛纳电影节，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在咱们国内影视文化界，过去几十年崇拜欧洲三大电影节的情结比美国奥斯卡更甚。因为搞电影的都爱以“艺术家”自居，美国奥斯卡只能证明商业片的成功，在欧洲三大电影节拿奖，才是艺术证道。
过去三十多年在欧洲三大电影节里，华人导演得奖最多的是威尼斯，其次是柏林，法国戛纳收获最小。可偏偏每年五月的戛纳电影节是商业和艺术结合最好的，也是欧洲影响力最大的电影节，国内各路明星无论有没有作品，都渴望借助戛纳的红毯，镀上“国际影星”的金身。在戛纳，明星希望借助红毯增加曝光量，导演们则希望搏一个艺术奖项。过去三十年华语导演和内地电影在欧洲获奖，是两个概念。
中国台湾导演李安，侯孝贤都曾在欧洲获奖。李安的《喜宴》、《断背山》、《色戒》都是极具艺术性，同时具备极强个人风格，东方思辨的电影。
在武侠电影层面，李安的《卧虎藏龙》，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都通过向西方呈现东方古韵，东方审美而拿下欧洲和好莱坞奖项。与我国台湾省导演不同，内地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在欧洲获奖更多，可同为华人，他们却缺少“平视西方人”的心境。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欧洲获奖，主要依靠《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呈现中国封闭、腐朽、封建落后而获奖。新世纪的前十几年国内第六代导演生活环境变了，如果继续拍摄中国“脏乱差”，难免造假。可是无论多么堪称“经济日新月异”的国度，十几亿人总有一些边缘人与被时代抛下的失意者。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总会有阴暗面，有不公与矛盾。第六代导演就沉浸在“社会边缘人”的不公叙事中，集成了西方对“刻板中国印象”的期待。所以五代导演主拍“脏乱差穷”，六代导演主拍“边缘不公”，各领风骚十数年。
今年五月的戛纳电影节是代表欧洲真正摆脱疫情后，电影全面复苏的盛会，内地几名六代导演以及香港导演郑宝瑞，都携作品来到戛纳。根据我国当前的电影审查制度，出国参赛电影应该先送审，获得“龙标”后才能出国参赛或者展映。但过去一些年，没拿到龙标却强行出国参赛的电影，往往打上“永远不可能中国内地上映” 的标签，会获得西方世界与海外高华的最高赞誉。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娄烨导演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就是带着“内地审核未通过”的标签冲向戛纳的。这部电影聚焦“2020年1月的武汉”，主要剧情是一个剧组决定翻拍“十年前未完成”的一部电影，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拍摄过程中迎来了武汉疫情。随后一两个月电影拍摄难以为继，于是摄影镜头转向封城防疫政策下，老百姓的混乱、不便与苦难。在封城政策下，剧组“筹划重拍”的电影最终也没能完成，一地鸡毛，对应了《未拍完电影》的片名。这部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电影，在主旨中明确挑明了“中国防疫政策下民众苦难”的主题。
娄烨团队为这部电影的造势做了充分的准备，首映大影厅部分欧洲高华与欧洲当地观众坐满影厅。娄烨团队坚信这种反映“中国制度缺陷”，“中国专制下民众苦难”的电影，必然受到西方普通观众与舆论界的集体赞誉。
在电影放映完毕后现场高华确实掌声雷动，他们认为娄烨是最“勇敢抨击”的导演，现场不断有华人高呼：“娄烨，你是中国最牛逼导演！”
可是很快狂欢的“高华”们看出了娄烨团队的迷茫与尴尬。要打上“中国最牛逼导演”的标签，这些西方边缘人的“高华”说的根本不算。要得到这一“殊荣”，必须洋大人亲自封赏。可是让人意外的是，事先各方邀请的欧洲观众绝大多数都中途离场，极少数出于礼貌留到最后的，也不肯跟着“高华”鼓掌与欢呼。
从现场华语媒体采访的反馈看，欧洲观众没有任何批判中国防疫政策的声音，也没有与“封城政策下，丧失自由民众”的共情。
第二天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发起者，欧洲甚至世界艺术电影最权威期刊—《电影手册》，刊登了副主编对这部“抨击中国防疫政策”电影的影评。对方直接评价为“0分”，将这部电影定义为“毫无价值，不值一看”。通常情况下，艺术影评观点与大众观影人观点会有出入甚至尖锐对立。可对这部电影欧洲艺术影评界，观影匆匆离场拒绝评论的评委们，他们与中途离场的欧洲大众观点出奇的一致。这部拍“西方自由世界自由精神”马屁的电影，怎么就拍在马腿上了？
在娄烨拍摄团队，在现场的国内文青与欧洲高华看来，国人丧失了几个月的自由，父母无法下楼广场舞，许多人在家吃不到美味的外卖。这不是世界第一惨么？可在欧洲观众和欧洲影评人看来，娄烨这家伙太坏了，打着“抨击中国的名义赞美中国”。碰到疫情主题的电影，这些欧洲观众都感到“扑面而来的不适”，因为他们想起了那几个月，身边亲友与邻居，在躺平政策下，“物竞天择”的变为尸体。
他们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在医院没有床位和呼吸机，最终去世都排不到焚化炉，结果你这部抨击中国防疫的电影，说你们最惨的是“妈妈不能自由广场舞，你不能正常点外卖？”你这不是到了凡尔赛宫的老家来秀你的“防疫凡尔赛”么？
这次电影的欧美观众，无论是英国观众遭遇的自由免疫，还是美国的反智躺平，他们都经历了几千万人口国家死几十万，几亿人口国家死几百万的防疫三年。
这与隔着荧幕，远隔重洋抨击中国的愚昧落后不同，在这场灾难里，他们身边的亲友和邻居凄惨无助的死亡还不久，这个伤疤依旧触目惊心。这时候一部反映“中国防疫苦难”的电影上映，他们满怀期待而来，想看看中国民众有多惨，多么种族灭绝式的悲剧与惨况。结果就是一帮文青，反映“封城与限制政策导致电影无法拍完？”你亲友失去的只是几个月的娱乐和撒欢，我的亲友付出的可是绝望与生命！
西方观众的反感，西方影评人破防后的0分差评，让狂欢捧臭脚的高华们陷入尴尬。仿佛夹心饼干的娄烨团队也迷茫了，他们可是带着“国内封杀”的反体制标签过来投诚的，过来给欧美传媒递刀子的。结果欧美这一刀先把他们给斩了，这到哪里说理去？过去一些年，娄烨一直是六代导演里最出挑的之一，他得到的评价从来不是“艺术成就多高”，而是“你居然敢”！他最爱的就是这份钦佩，他的光环就是“敢于拍摄反体制的勇气”。
过去十几年，一些只要“足够敢”的电影，哪怕艺术性差一些，照样可以凭借尺度获奖。可是疫情三年后，这些“水土不服”的六代们，拿着他们“反体制揭露阴暗面”的破尺度作品出国后，得到的却是“过来显摆优越感”的评价。这次戛纳影展，是个正常人都能看清咱们眼中的“破尺度罪恶深渊”，在欧美人眼中不过是“秀优越感与制度优势的凡尔赛”。
欧洲影评人的0分和提前离场，就是在告诉娄烨和高华们这一点，但他们是愿意觉醒还是继续装睡，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