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座教堂的子夜弥撒。中国的宗教信众踊跃加入抗击冠状病毒的全国性战役。 Roman Pilipey/EPA, via Shutterstock
本月早些时候，位于中国中部冠状病毒暴发中心附近、受到疫情冲击的漕河镇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来自550英里外一座道观的大额捐赠。在漕河本地的另一座道观，也捐赠了价值上万美元的医疗设备，帮助那些感染者。
“信徒一听到消息，立刻给我们打电话问怎么帮忙，”为其中一次驰援行动组织募捐的女道士说。
在寺观、清真寺和教堂，中国的宗教信众加入到抗击冠状病毒的全国性战役中。他们做预言和祈祷、仪式和礼拜，还提供了总计超过3000万美元的捐赠。他们的努力反映了该国几十年来的宗教复苏，以及许多中国人的感觉，即基于信仰的团体为困扰政府的腐败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十年前如果你去找这种宗教背景的捐赠和投入，可能真的找不到，”苏州西交利物浦大学人类学家吴科萍说。“现在人们认为这很正常。”
但并非所有来自宗教团体的好意都受到欢迎。
共产党长期以来不信任任何它认为会介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组织团体，从教堂到慈善机构，再到公民团体。该党在几年前制定了新的规定，进一步加强本已严格的国家控制。这种压力阻碍了近期的一些捐助。
本月早些时候，北京的7个地下教会筹集了一万美元，为武汉人购买口罩和消毒剂，武汉是冠状病毒疫情中心，那里已有超过1800人死亡。
作为防控病毒传播的措施之一，中国所有的祈祷场所都已关闭。 Getty Images
教会成员称，在2月5日将物资寄出后，警察传唤了教会负责人进行询问，并告诉他们停止活动。由于害怕受到政府进一步的监视，他们要求匿名。
武汉一个地下教会的负责人黄磊牧师说，由于北京政府认为他们是非法组织，当地官员因为害怕得罪上级而拒绝了他们的捐助。
“在中国所有的捐款渠道都由官方占满，”黄磊在电话采访中说。“他们不太愿意看到民间社会参与，尤其是有信仰的宗教团体。”
然而，许多宗教团体——尤其是已在政府注册的那些团体——一直在参与其中。
根据网站上的最新数字，为抗击冠状病毒，中国佛教协会捐赠了1400万美元，基督教协会1000万美元，伊斯兰教协会450万美元，天主教协会150万美元，道教协会190万美元。
有些捐赠是因人们对中国政府运作的大型慈善机构的不满而促成的。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湖北省慈善总会和湖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捐赠约合19亿美元。但他们的工作一直受到腐败指控的困扰，导致中国红十字总会派遣了一个工作组前往武汉所在的湖北省。
上月，人们在武汉一家医院排队。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吴科萍说，这些慈善机构也常常从大型企业那里获得捐款，而中国的宗教组织的捐赠则是来自普通民众支持的基层努力。
据漕河镇两座道观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清单，他们收到了来自信众的上百笔小额捐赠。
在中国城市温州，城西堂的牧师吴圣理说，当地官员询问基督教会是否可以捐赠约100万人民币（约合14.3万美元）。他说，信徒们表示很愿意。
“大家很自觉帮助，”他说。“最后的（捐款）数量会更高。”
普罗维登斯学院(Providence College)的政治学者苏珊·麦卡锡(Susan McCarthy)研究中国有宗教背景的慈善机构，她说，这些类型的捐赠还可以帮助宗教团体向国家表明衷心。
“如果宗教团体作出贡献，政府很高兴，但是担心他们会利用慈善扩张他们的根基并渗入社会，”麦卡锡说。“我的感觉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或者用以证明他们的爱国主义。”
但对于许多信徒，非物质的援助才是最有意义的。
作为防控病毒传播的措施之一，中国所有的祈祷场所都已关闭，即使如此，寺庙和教堂一直在组织祈祷守夜，而武汉的清真餐厅则为当地医院的医护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和盒饭。
2018年，武汉的一家基督教教堂。 Nicolas Asfouri/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武汉长春观举行了祈福仪式，这是在一个地区受到疾病或者厄运的冲击时举行的传统道教仪式。
“知道他们在道观里为我们祈祷，令人感到安慰，”现年42岁的王德瑞在电话采访中说。他以前经常去这个道观听传统文化讲座。“我们去不了但是他们在帮我们祈福。”
宗教也启发了歌手张蜀之写了一首振奋精神的歌曲——但也批评了社会和道德弊端，他认为这是疫情暴发的原因。
张蜀之注意到武汉在本月早些时候以破纪录的速度建的两座新医院就是以道教的惩罚恶魔之神命名的，他重读了道教经典，然后写了这首歌曲。
“今有世人动行不善、唐突天地，致人间恶障丛生、不复常态。”
写这首歌是为了“给人能量和斗志”，张蜀之说。它还可以帮助人们“迎难而上，和病魔去战斗”。
北京一座教堂的子夜弥撒。中国的宗教信众踊跃加入抗击冠状病毒的全国性战役。 Roman Pilipey/EPA, via Shutterstock
本月早些时候，位于中国中部冠状病毒暴发中心附近、受到疫情冲击的漕河镇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来自550英里外一座道观的大额捐赠。在漕河本地的另一座道观，也捐赠了价值上万美元的医疗设备，帮助那些感染者。
“信徒一听到消息，立刻给我们打电话问怎么帮忙，”为其中一次驰援行动组织募捐的女道士说。
在寺观、清真寺和教堂，中国的宗教信众加入到抗击冠状病毒的全国性战役中。他们做预言和祈祷、仪式和礼拜，还提供了总计超过3000万美元的捐赠。他们的努力反映了该国几十年来的宗教复苏，以及许多中国人的感觉，即基于信仰的团体为困扰政府的腐败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十年前如果你去找这种宗教背景的捐赠和投入，可能真的找不到，”苏州西交利物浦大学人类学家吴科萍说。“现在人们认为这很正常。”
但并非所有来自宗教团体的好意都受到欢迎。
共产党长期以来不信任任何它认为会介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组织团体，从教堂到慈善机构，再到公民团体。该党在几年前制定了新的规定，进一步加强本已严格的国家控制。这种压力阻碍了近期的一些捐助。
本月早些时候，北京的7个地下教会筹集了一万美元，为武汉人购买口罩和消毒剂，武汉是冠状病毒疫情中心，那里已有超过1800人死亡。
作为防控病毒传播的措施之一，中国所有的祈祷场所都已关闭。 Getty Images
教会成员称，在2月5日将物资寄出后，警察传唤了教会负责人进行询问，并告诉他们停止活动。由于害怕受到政府进一步的监视，他们要求匿名。
武汉一个地下教会的负责人黄磊牧师说，由于北京政府认为他们是非法组织，当地官员因为害怕得罪上级而拒绝了他们的捐助。
“在中国所有的捐款渠道都由官方占满，”黄磊在电话采访中说。“他们不太愿意看到民间社会参与，尤其是有信仰的宗教团体。”
然而，许多宗教团体——尤其是已在政府注册的那些团体——一直在参与其中。
根据网站上的最新数字，为抗击冠状病毒，中国佛教协会捐赠了1400万美元，基督教协会1000万美元，伊斯兰教协会450万美元，天主教协会150万美元，道教协会190万美元。
有些捐赠是因人们对中国政府运作的大型慈善机构的不满而促成的。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湖北省慈善总会和湖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捐赠约合19亿美元。但他们的工作一直受到腐败指控的困扰，导致中国红十字总会派遣了一个工作组前往武汉所在的湖北省。
上月，人们在武汉一家医院排队。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吴科萍说，这些慈善机构也常常从大型企业那里获得捐款，而中国的宗教组织的捐赠则是来自普通民众支持的基层努力。
据漕河镇两座道观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清单，他们收到了来自信众的上百笔小额捐赠。
在中国城市温州，城西堂的牧师吴圣理说，当地官员询问基督教会是否可以捐赠约100万人民币（约合14.3万美元）。他说，信徒们表示很愿意。
“大家很自觉帮助，”他说。“最后的（捐款）数量会更高。”
普罗维登斯学院(Providence College)的政治学者苏珊·麦卡锡(Susan McCarthy)研究中国有宗教背景的慈善机构，她说，这些类型的捐赠还可以帮助宗教团体向国家表明衷心。
“如果宗教团体作出贡献，政府很高兴，但是担心他们会利用慈善扩张他们的根基并渗入社会，”麦卡锡说。“我的感觉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或者用以证明他们的爱国主义。”
但对于许多信徒，非物质的援助才是最有意义的。
作为防控病毒传播的措施之一，中国所有的祈祷场所都已关闭，即使如此，寺庙和教堂一直在组织祈祷守夜，而武汉的清真餐厅则为当地医院的医护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和盒饭。
2018年，武汉的一家基督教教堂。 Nicolas Asfouri/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武汉长春观举行了祈福仪式，这是在一个地区受到疾病或者厄运的冲击时举行的传统道教仪式。
“知道他们在道观里为我们祈祷，令人感到安慰，”现年42岁的王德瑞在电话采访中说。他以前经常去这个道观听传统文化讲座。“我们去不了但是他们在帮我们祈福。”
宗教也启发了歌手张蜀之写了一首振奋精神的歌曲——但也批评了社会和道德弊端，他认为这是疫情暴发的原因。
张蜀之注意到武汉在本月早些时候以破纪录的速度建的两座新医院就是以道教的惩罚恶魔之神命名的，他重读了道教经典，然后写了这首歌曲。
“今有世人动行不善、唐突天地，致人间恶障丛生、不复常态。”
写这首歌是为了“给人能量和斗志”，张蜀之说。它还可以帮助人们“迎难而上，和病魔去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