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把张开的双拳收回来，才能更好地进行防御，发起反击。中国政府正在“悄悄”地这样做。面对美国对中国的不断战略“绞杀”和“新型战争”的威胁，以及下一步危机的来临，中共正在“暗中”收回应对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采取的超常规经济刺激政策，收回“拳头”，全力做好防御和应对准备。
6月至7月以来，美国对中国的“绞杀”以及“准战争”威胁显然正在加剧。6月30日，美国宣布对华为等中国企业列入“威胁国家安全名单”，要求全球对中国5G技术实施“全面封杀”。
7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高级顾问表示将推动削弱港元兑美元联系汇率制的提议。7月上旬，美国进一步施压SWIFT国际支付系统（银行结算系统），试图将中国香港“排除”在该支付系统进而威胁香港的繁荣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7月15日，据美国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已经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赴美旅行。《纽约时报》甚至评论，如此广泛的禁令将是自2018年两国之间发生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最具挑衅性的行动”。
截至7月20日，美国的两个航母战斗群还一直在中国南海附近徘徊游弋，并进行一度举行军事演习。
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断交”、“备战”的边缘试探和极限施压。而未来的7月末，又一波来自美国的“冲击”即将到来——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即将实施，近万亿美元的“货币洪水”将再次席卷全球，尤其是针对中国。一场以“金融为主、军事为辅”的“新型战争”正在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资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这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提前做好准备。这一切除了近期中共在军事上的部署与内部人事调动外，在经济上中国也在“聚草屯粮”——“暗中”退出之前超常规经济刺激政策。一方面中国政府正在让货币供应“回归”正轨，让整个货币体系的“扩张”留出更多的余地，为“对冲”美元洪水留出空间。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在收拢之前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换之以各种实质性产权改革的推进，不仅可以有效增加财政盈余，还可以为吸收“通胀”应对危机做好整备。
目前，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发放的总额近3,000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的专项再贷款已经发放完毕，退出刺激政策。近5,000亿元的支持复工复产的再贷款再贴现业已发放完毕退出刺激政策。此外，总额近1万亿元的中小企业再贷款再贴和延期还本付息贷款也即将完成历史任务。
中国政府发现，自2月份以来，为应了对新冠肺炎疫情先后投放的近3万亿元流动性，已经足够拉动经济，甚至已经有些过头。截至4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经升至209.35万亿元，同比增长11.1%，大高于同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另据中国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一季度中国实体经济杠杆率已经大幅攀升至259.3%，比上年年末增加了13.9个百分点，预计全年中国宏观杠杆率增幅将增长20个百分点左右。7月10日，中国央行在其新闻发布会上已经在开始强调“适度”原则，并认为，信贷投放节奏过快将会产生资金淤积，金融套利和资源错配问题也开始越发严重。
中国经济在刚刚走出新冠肺炎疫情阴影，就业和消费尚未完全恢复之时，又不得不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与“风险”。图为6月22日南京市民正在丹凤街夜市的摊位上选购商品。（人民视觉）
“我们将不再超额投放流动性”、“下半年经济恢复正常，传统货币政策的作用可能会更加明显”、“利率不能严重低于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水平”。从这些中国央行7月以来的最新表态来看，相比于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的说法，中共对于经济和风险的判断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
中国在成功击退“疫情冲击”之后，显然正在收回“拳头”，并为应对下一步可能发生的危机留有政策余地。
其中，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危机主要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国内，正如多维新闻在《详解“深改会议” 习近平的四个关键词》一文中分析的那样，如何消化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释放的数万亿元流动性，如何避免资本通胀，同时带动实体恢复增长。这将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需要中共加快更多的实质性产权改革，以释放更多的经济潜力和垄断资源。但是，要想完成这一过程，显然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和国际环境。
然而，来自另一个方面，即美国的威胁与风险，则正在极大地干扰、破坏着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节奏，甚至一不小心就会被美国的“攻击”得手。
目前，美国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衰退的第一轮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告罄。海量美元的投入不仅没有如期恢复美国经济，越来越糟糕的疫情，反而让美国各个经济部门的资金再次捉襟见肘。截至到7月底，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将面临无钱可用的窘境。美国启动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已经计入倒计时。
美国目前对于中国之所以会采取如此“极端”和非理性的打压政策，从根本上来说，也正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在经济上的走投无路。一旦美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再次放任美元的滥发，甚至选择孤注一掷的与中国展开“金融战”——在继续封杀中国企业的基础上，“冻结”中国银行业的海外资产，以国家安全理由中断人民币离岸市场结算、甚至宣布冻结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因为只有对于人民币的有效打击，才能保持“滥发”美元的相对信用。
没错，这就是美国原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这位美国政治的资深元老指出的“如果美国败了，对谁都不好过，尤其是中国”的潜台词之一。这种临近于“全面热战争的边缘”的政策，既可以转移美国国内危机，又可以威逼中国妥协。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则意味着中国股市、汇市、楼市的剧烈动荡。尤其是叠加上中国国内的通胀和财政赤字的高企，这将直接威胁着中国经济和人民币资产的安全。中国国内部分依托美元为基础的财富体系会出现崩塌。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和中国国内实体企业流动性的危机将同时爆发。
防止美国走投无路之下采取的“新型战争”手段，这是无疑是中共必须防范的风险。为此，中国不得不在刚刚应对完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经济刚刚有所恢复之际就着手进行“货币”和财政的适度收紧，以期为防范下一步的危机留有更多对冲与反击余地。
只有把张开的双拳收回来，才能更好地进行防御，发起反击。中国政府正在“悄悄”地这样做。面对美国对中国的不断战略“绞杀”和“新型战争”的威胁，以及下一步危机的来临，中共正在“暗中”收回应对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采取的超常规经济刺激政策，收回“拳头”，全力做好防御和应对准备。
6月至7月以来，美国对中国的“绞杀”以及“准战争”威胁显然正在加剧。6月30日，美国宣布对华为等中国企业列入“威胁国家安全名单”，要求全球对中国5G技术实施“全面封杀”。
7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高级顾问表示将推动削弱港元兑美元联系汇率制的提议。7月上旬，美国进一步施压SWIFT国际支付系统（银行结算系统），试图将中国香港“排除”在该支付系统进而威胁香港的繁荣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7月15日，据美国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已经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赴美旅行。《纽约时报》甚至评论，如此广泛的禁令将是自2018年两国之间发生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最具挑衅性的行动”。
截至7月20日，美国的两个航母战斗群还一直在中国南海附近徘徊游弋，并进行一度举行军事演习。
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断交”、“备战”的边缘试探和极限施压。而未来的7月末，又一波来自美国的“冲击”即将到来——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即将实施，近万亿美元的“货币洪水”将再次席卷全球，尤其是针对中国。一场以“金融为主、军事为辅”的“新型战争”正在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资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这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提前做好准备。这一切除了近期中共在军事上的部署与内部人事调动外，在经济上中国也在“聚草屯粮”——“暗中”退出之前超常规经济刺激政策。一方面中国政府正在让货币供应“回归”正轨，让整个货币体系的“扩张”留出更多的余地，为“对冲”美元洪水留出空间。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在收拢之前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换之以各种实质性产权改革的推进，不仅可以有效增加财政盈余，还可以为吸收“通胀”应对危机做好整备。
目前，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发放的总额近3,000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的专项再贷款已经发放完毕，退出刺激政策。近5,000亿元的支持复工复产的再贷款再贴现业已发放完毕退出刺激政策。此外，总额近1万亿元的中小企业再贷款再贴和延期还本付息贷款也即将完成历史任务。
中国政府发现，自2月份以来，为应了对新冠肺炎疫情先后投放的近3万亿元流动性，已经足够拉动经济，甚至已经有些过头。截至4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经升至209.35万亿元，同比增长11.1%，大高于同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另据中国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一季度中国实体经济杠杆率已经大幅攀升至259.3%，比上年年末增加了13.9个百分点，预计全年中国宏观杠杆率增幅将增长20个百分点左右。7月10日，中国央行在其新闻发布会上已经在开始强调“适度”原则，并认为，信贷投放节奏过快将会产生资金淤积，金融套利和资源错配问题也开始越发严重。
中国经济在刚刚走出新冠肺炎疫情阴影，就业和消费尚未完全恢复之时，又不得不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与“风险”。图为6月22日南京市民正在丹凤街夜市的摊位上选购商品。（人民视觉）
“我们将不再超额投放流动性”、“下半年经济恢复正常，传统货币政策的作用可能会更加明显”、“利率不能严重低于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水平”。从这些中国央行7月以来的最新表态来看，相比于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的说法，中共对于经济和风险的判断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
中国在成功击退“疫情冲击”之后，显然正在收回“拳头”，并为应对下一步可能发生的危机留有政策余地。
其中，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危机主要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国内，正如多维新闻在《详解“深改会议” 习近平的四个关键词》一文中分析的那样，如何消化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释放的数万亿元流动性，如何避免资本通胀，同时带动实体恢复增长。这将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需要中共加快更多的实质性产权改革，以释放更多的经济潜力和垄断资源。但是，要想完成这一过程，显然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和国际环境。
然而，来自另一个方面，即美国的威胁与风险，则正在极大地干扰、破坏着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节奏，甚至一不小心就会被美国的“攻击”得手。
目前，美国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衰退的第一轮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告罄。海量美元的投入不仅没有如期恢复美国经济，越来越糟糕的疫情，反而让美国各个经济部门的资金再次捉襟见肘。截至到7月底，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将面临无钱可用的窘境。美国启动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已经计入倒计时。
美国目前对于中国之所以会采取如此“极端”和非理性的打压政策，从根本上来说，也正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在经济上的走投无路。一旦美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再次放任美元的滥发，甚至选择孤注一掷的与中国展开“金融战”——在继续封杀中国企业的基础上，“冻结”中国银行业的海外资产，以国家安全理由中断人民币离岸市场结算、甚至宣布冻结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因为只有对于人民币的有效打击，才能保持“滥发”美元的相对信用。
没错，这就是美国原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这位美国政治的资深元老指出的“如果美国败了，对谁都不好过，尤其是中国”的潜台词之一。这种临近于“全面热战争的边缘”的政策，既可以转移美国国内危机，又可以威逼中国妥协。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则意味着中国股市、汇市、楼市的剧烈动荡。尤其是叠加上中国国内的通胀和财政赤字的高企，这将直接威胁着中国经济和人民币资产的安全。中国国内部分依托美元为基础的财富体系会出现崩塌。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和中国国内实体企业流动性的危机将同时爆发。
防止美国走投无路之下采取的“新型战争”手段，这是无疑是中共必须防范的风险。为此，中国不得不在刚刚应对完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经济刚刚有所恢复之际就着手进行“货币”和财政的适度收紧，以期为防范下一步的危机留有更多对冲与反击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