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蔡家欣 刘易佳 摄影 | 蔡家欣 编辑 | 王一然 视频剪辑 | 沙子涵 牢 将近90平的屋子，找不到沙发和茶几的踪影，一台空调孤零零地立在客厅，电视机被挪到不起眼的角落，进门的那张餐桌，是这个家唯一能围坐下来的地方。在崇尚家庭生活的北方县城，这样空荡的家，多少显得有些清冷突兀。 这是女主人为儿子刻意打造的空间：她把沙发从13楼拖到地下室，客厅和卧室的墙壁都刷白了。那个木质的电视斗柜实在太笨重了，她找来电锯，果断地截掉一段桌板和3个抽屉——那是她第一次握电锯，震得她手可疼了，担心孩子捣乱，她就牺牲晚上的睡眠时间。 她个子不高，眉眼很细，背有些微驼，一头长发潦草地束在脑后，额前几缕碎发不经意地跑出来，看起来疲惫极了。某种意义上，这就是这位32岁女性的全部生活。她叫黄静波，作为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十年婚姻，她就像一个孤独的战士，拉扯着两个孩子——9岁的女儿上三年级，5岁的儿子倪好，在2020年7月确诊自闭症。 每天早上7点，她得从香河出发，载着儿子到北京上康复训练课。将近60公里的路，儿子在车上坐不住总哭闹，黄静波只能一手扶方向盘，一手抱孩子。在厨房做饭，她得探着耳朵，仔细听儿子的动静，隔几分钟出去瞅一眼。有一回，儿子直接在防盗窗上走，她吓得腿都软了，但还得保持镇定，不动声色地将儿子抱下来。 一出家门，她牢牢地跟在儿子后面，“我真的害怕，他会突然出现奇怪的举动。”她的家就在香河县城，这里到处是大型的家具城，小区门口，迎来送往的大货车轰隆隆地驶过，这时，儿子会突然朝汽车奔去。不仅如此，在游乐场，他会因为冰棍掉到沙子里没完没了地哭闹；在商场要是没给他买玩具，就直接在地上打滚喊叫。 这个小男孩个子高，长得也白净。被哭声吸引过来的人，总是不自觉地将眼神投向孩子身边的黄静波，黄静波觉得那都是指责，“孩子这么没教养，是不是大人没教好？”她觉得自己真是“太低人一等了”。 但是，黄静波从来没想过把儿子关在家里。她带儿子去欢乐谷、滑雪场、海洋世界，即使从出门那一刻起，她就上满发条，攥儿子的手，总是汗涔涔的，几乎没松开过。这些年下来，她的脸皮也就“变厚了”，她说，“有段时间，我特别希望给我儿子贴上三个字‘自闭症’，这样我就能少解释一点。” 康复训练课持续了两年，黄静波坚持每天往返北京香河。那时，她还是一个满怀希望的母亲。她相信，儿子一定能上普通小学，“就算慢一点也没有事”。 也有绷不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儿子突然失去语言和互动能力，哭，是他每天做得最多的一件事，而且一哭就是俩小时。黄静波每天祈祷，“千万别哭，不哭做什么都成。” 再后来，黄静波也跟着哭，从早上起床就啪啪掉泪，刷碗哭，走路也在哭，“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这两年，她没工作没朋友，儿子就像一扇怎么都敲不开的门，她甚至想跟孩子一起走，连方式都想好了，带儿子出车祸，“还能给女儿留点赔偿款。” 至于丈夫倪金磊，他们早在2019年10月领了离婚证。虽然因为疫情“离婚不离家”，但早期面对孩子的病，倪金磊更像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动不动就发脾气怒吼。 有一回，黄静波带着小孩在浴室洗澡，儿子和女儿都在哭，黄静波哄不过来，倪金磊终于现身了——他站在浴室门口，恶狠狠地朝母子三人吼道，“你们都一起去死！” 外人 最初，两人的故事看上去也幸福而浪漫。2013年夏天，黄静波和倪金磊举办婚礼，他们是同学也是初恋。对于婚姻，他们似乎也达成传统的一致意见：男主外，女主内。 结婚后，黄静波对丈夫的了解更深了。丈夫18岁就帮父母卖鱼，不能像同龄人那样逛商场看电影，“完全不具备享受生活的能力。”公婆控制欲强，丈夫摆摊累了想休息也不行，就连买辆货车，也得他们挑款式。黄静波心疼丈夫，把家事全揽了过来。 但婚姻的裂缝悄无声息地蔓延：丈夫每天天没亮就出门卖鱼，回家就打游戏。他们几乎没有交流，除了吵架——丈夫会说最恶毒的话，“你结婚一分钱都没拿我们家来”，怀孕就嫌弃她，“你怎么这么胖这么丑？”女儿出生那天，丈夫在手术室外嚎啕大哭，朝电话那头喊，“是个丫头片子！”躺在病床上，黄静波的心都凉了。 有一件小事，黄静波至今印象深刻。那是婚后不久，她做好晚饭，丈夫却在电话里说，我爸今天炖猪头肉，让我过去吃。“他甚至没想过说，媳妇你也过来一起吃。”黄静波说，那个时刻，她意识到，自己只是这个家庭的“外人”。 只有在生育这件事上，自己好像才显得有价值——大女儿出生以后，公婆开始催生二胎，甚至直接在饭桌上摔筷子。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大部分时候，黄静波这样告诉自己。12岁，她的父亲抑郁症去世，之后母亲再嫁，她漂泊惯了，也独立惯了，灯泡自己换，下水道自己通。她不断反思内省，作为一个妻子，我会不会太强势了？是不是要在外人面前夸我老公？她摸索着改变，似乎改变就能换来被珍惜。 丈夫倪金磊和婆婆在菜市场摆摊卖鱼，他是独子，也是家里的挣钱主力。鱼摊赚的钱归婆婆管。婆婆每月给五千块工资，黄静波生了男孩后，又加了一千块。黄静波要买奶粉，给孩子读幼儿园，还有家庭的日常开销，日子过得紧巴巴。 黄静波是一个对生活有想法的人。高中辍学后，她在北京做销售，每个月有万把块收入，她会到处旅游长见识。她也算爱捯饬，商家送的塑料花，她会找个花瓶装起来，再缠绕一圈缎带。她过多了苦日子，不希望女儿有匮乏感，自己牙齿坏了，200块钱也舍不得花，同样的钱，她每年都给女儿拍一组写真。 但在婆家人眼里，这些是不本分的信号。没攒下钱，就被指责不持家，有时甚至连买一个置物架，也会被吐槽。过了十年日子，在钱的问题上，黄静波从没被信任过。有一回过年，她带着孩子在公婆家吃饭，丈夫突然开口，“吃完你带孩子先回去吧。” 黄静波明白了，他们要开始算一年的总帐了，而她不能在场。 在这样的挤压下，黄静波明白了婚姻里的残酷现实：把家照顾得再好，没挣钱就没有优点，都要看别人脸色。“我要是一个月能挣1万，他们肯定什么都不说我。” 2018年5月，儿子只有9个月大，黄静波在县城开了一家童装店。她前后花了20来万，这笔钱来之不易，有她压箱底的彩礼钱，倒卖家里二手车的钱，找母亲借的钱，以及丈夫和婆婆给的六万块钱——在她的游说下，丈夫和婆婆抱着“经济也能支撑，可以试试”的心态。 即便如此，家里的争吵还是越来越频繁。黄静波揣度过，他们也许心疼本钱了，也许是埋怨她无法平衡家和生意。她很疲惫，感受不到一丁点儿被理解。2019年10月，黄静波提出了离婚，房子车子全在倪金磊父母的名下，她净身出户。赶上了疫情，只能“离婚不离家”，她和倪金磊约定，自己带女儿，他管儿子。 错位 位于香河县城的三强农贸市场，紧挨着香秀排水渠，灰扑扑的市场，路歪七扭八，摊位都拼命往路中挤，行人电动车一多起来，腐烂果蔬混合蒸屉里的包子香气，腥味越来越近，菜市场东南角是个大鱼摊，老板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理着光头，穿高筒水靴，围兜盖不住他那滚圆的肚子，上面溅满了鱼的血水和鳞片。 他虽然看起来有点凶，却是一把干活好手，他用单条大花臂从水里捞出一条活鱼，狠狠摔在砧板上，然后拿木棍敲鱼脑袋，再用除鳞机在鱼身上滚几圈，最后抄起剪刀挑出鱼内脏——不到半分钟，一条鱼就“呲”好了。 那就是黄静波的丈夫，32岁的倪金磊。这个20来平米的摊位每天进出两千多斤鱼，至少一半得靠倪金磊一条一条“呲”。每天凌晨4点多，他就得爬起来，一直站到中午11点收摊，下午3点再回市场备货。隔几天，他会去20公里外的鱼塘收购钓的鱼。市面上鱼的批发价4块8，“我3块5弄来，4块钱给他们，我挣5毛，他们省8毛。”他精明而务实，为了多挣这点钱，收鱼的晚上10点出发，最早也得凌晨1点钟回家。 做这行十年，一年365天，除了大年初一和疫情，倪金磊几乎没有休息，即便感染了奥密克戎，他也只在家躺了一个下午。 在这个河北小县城里，每个月能挣两万块，家里有三套房两辆车，几乎“顺风顺水，要什么有什么”。倪金磊唯一称得上爱好的是“耍手机”：刚结婚时，他往游戏里充值大几万；现在是看剧看小说，烽火戏诸侯的书，还有《天龙八部》的电视剧。 在朋友程文彬的眼里，倪金磊是个好男人，只抽烟不喝酒。一群朋友中，就倪金磊活得不像90后，“没有一个年轻人能像他这样吃苦。” 不仅如此，倪金磊还很有勇气。就在要跟别人订婚的前一天，倪金磊重新遇到初恋黄静波。他想退婚，很多朋友不赞成。最终倪金磊听从了内心。这些往事，倪金磊只有轻飘飘的一句话，“见色起意，也知道她原生家庭不太好，挺想保护她的。” 婚后的生活却一塌糊涂。在倪金磊的世界里，夫妻有各自的功能角色：“丈夫是耙子，妻子是匣子，一个划拉钱，一个管好钱。”他觉得自己还算一个合格的丈夫，“没缺你吃，没缺你喝，要钱给钱就行。” 他承认妻子顾家。至于管钱，他摇了摇头。她朴素，大钱也不花，但三五百的小钱，“碎着花都花傻了。”闺女学滑板，一连买了好几个板；小孩骑的车，家里也有好几辆。闺女英语、奥数、硬笔书法换着来，最近又报了古筝课。倪金磊没同意，妻子直接找婆婆要钱，又花了大几千。说得多，他也担心闺女误会，“整得咱不舍得给她花钱似的。” 中间有一年，由夫妻俩管钱，再给婆婆发工资。那一年，家里添置了小货车，没攒下什么钱，倪金磊只能归还经济权给父母，反正“他们又不会瞎花，也不会给别人”。 妻子的很多行为他不理解，“女人需要的太多了，得能挣钱，还得陪伴。”结婚头几年，妻子总要扳正他玩手机的习惯，好多次回家，她又拉着脸，“我在外面挣钱，回来还要哄着你，那谁来哄我？”他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回来就想一个人待着，清静一会。” 他的婚姻字典里，没有陪伴和交流的概念。妻子产检、孩子生病，或者捯饬家里，他就一个理：“你爱去就去，爱做就做，我不拦你，但也别想我陪着。”妻子跟他讲道理，他就跑房里；给他发信息，他看都没看，全都删了。 对他而言，钱是生活的要义。“我哪知道啥叫幸福？反正钱够花才叫过好了。” 倪金磊经常感到遗憾，“结婚早了”，后悔该“多自由两年”。婚后不久，妻子就怀孕了，大部分时间都跑产检住娘家。大女儿出生后，三个人陡然凑一块，他还觉得“别扭”，“不自在”。 不过，离婚的念头他没动过。妻子提离婚那天，两个人起了口角。妻子的真实想法他不知道，但隐约觉得“她离不开孩子”。恐惧也是真实的，他害怕妻子对这个家撒手不管，“我连钱都挣不踏实了。” 钱，钱，钱。只要不碍着挣钱，他就不把事往心里装，“在我眼里，除了人死是事，挣钱是事，其它就都不是事。” 他哭着挽回妻子：“媳妇，这么多年，你对我太包容了，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生气。”但妻子态度坚决，他也自知理亏，最终两人还是领了离婚证。 双面胶 离婚后的生活反而“顺”了：黄静波的生意有了起色，最好的月份销售额达七、八万。大年初二，倪金磊主动提出到北京看望丈母娘。之后疫情居家，黄静波做饭倪金磊洗碗。不仅如此，倪金磊还会拉着两个孩子在地上转圈。黄静波说，“这是她第一次有家庭的感觉。” 一切都因为儿子的自闭症而告终。2020年7月份，黄静波的儿子确诊自闭症。“我以为要结束那种生活，又掉进另一个深渊。”黄静波说。 她关掉童装店，疫情生意受影响，投进去的本几乎没回来。儿子看病又没存款，她陷进更深的自责里。许多个辗转难眠的深夜，她不断问自己，如果当时没有选择开童装店，儿子的病是否有一丝转机？“要是我能早一点发现呢？” 沟通的问题，经济权的问题，现在都不那么重要了。她和丈夫达成了共识，就是给孩子看病。最初，他们手上没钱，倪金磊又不敢跟父母开口，怕他们埋怨黄静波。最后，倪金磊，只能卖了自己6万块的金链子，加上妻子1万的首饰钱，暂时渡过难关。 儿子刚确诊时，倪金磊也想不通，在车里流着泪给姐姐打电话 “别人家孩子都正常，怎么摊上我这就不行？”他干啥都觉得没劲了，“挣半天钱，回头儿子连花都不会花。”愤怒、郁结的情绪都撒给家里，那段时间，夫妻俩最长曾七八天没讲过话。 前年开始，倪金磊慢慢接受现实。他又找到挣钱的意义，“多给儿子留点钱，包办他下半辈子”。至于闺女，他也想多给点陪嫁，“让她不用（因为弟弟）受委屈”，“甭管是谁，谁有钱谁硬气。” 这两年，他也发现了黄静波对这个家的重要。除了她，“没人能看得住这个孩子”。 儿子生病，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一个转机。黄静波说，当时提离婚，只是想吓唬一下他，没想到丈夫真同意了，自己反倒“被动”了。直到儿子生病，黄静波又多了一个不能被取代的功能，成为照顾自闭症儿子的唯一人选。 婆婆开始主动给黄静波发红包，让她给自己买点吃的。在外头也跟人夸，“这几年真苦了小黄。”私下还劝倪金磊，“小黄不容易，你回去不要跟她干架。” 倪金磊也理解黄静波的苦，“起码我在外边卖东西，想跟谁聊就聊”，但妻子只能跟孩子绑一起，“她真的比我厉害，比我坚强，说真的我扛不住。” 这个家似乎又达成了某种平衡，夫妻俩终于能平和地坐下来聊天。大部分时候，黄静波讲孩子的上课和闯祸，倪金磊听了，一句“能咋办？”终结话题。女儿五子棋比赛得了第一名，黄静波现场打电话报喜，倪金磊听完，“嗯啊”就挂了。 偶尔倪金磊也会主动开启话题。在抖音上刷到房车旅行的视频，他和黄静波聊起未来，等攒够钱，就买一辆房车，带儿子到处玩。这是他最羡慕的人生了，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他只出去旅游过两次。 作为父亲，倪金磊也开始分担家里的情绪：儿子闹腾时，黄静波一个人跑房间哭，倪金磊主动放下手机，先哄儿子，转过头再去安慰黄静波，“咱们尽力治疗，多给他留点钱。” 2022年疫情，黄静波和两个孩子不敢出门，倪金磊半夜出摊，早上顺道买菜回来。尽管他对钱还是不大方，脾气来了，对孩子老婆视若无睹，但黄静波发烧了，他就悄摸摸把饭煮了。黄静波觉得“家里还是要有个男人”。 去年年底，黄静波向倪金磊坦白信用卡欠了10来万。这些年，倪金磊虽有给钱，但并不爽快，多则两万，少则两千，碰上疫情孩子没去上课，他也会缩减生活费。这些钱覆盖不了家庭所有开支。而且为了儿子康复，黄静波私下也各种砸钱上课，最后只能套信用卡。 实在兜不住，她只能坦白。倪金磊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借钱，“媳妇贷款还不上，我这有点急，你先转点过来。”黄静波有点动容，“没想到他会帮助我，他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糕。” 难念的经 黄静波先提出的复婚。 她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女性，“只有复婚了才是真正的夫妻。”这或许也是她当下最好的选择，“有房有车，老公能挣钱，爷爷奶奶还有点家底。”更大的担忧是，如果她真的离开这个家，不仅又要过回漂泊的生活，而且“儿子肯定没人管。” 起初，倪金磊并不同意，“你想离就离，你让我复婚，我就得跟你去？”黄静波听到这话，“心里头几乎都乐了”。她对丈夫的“狠话”太了解了——倪金磊在表示“需要被哄”。 黄静波没什么可犹豫，直接哀求他：“老公，我真的爱你需要你，一家人都离不开你。” 今年1月23日，这对夫妻终于复婚了。黄静波把视频放到网络上，视频下全是祝福的声音，“患难见真情”、“这才是父母该有的样子”。 最近这些天，黄静波忙着回应记者。家里变得突然喧闹，9岁的大女儿倪梦琪，几乎都是安静地坐在阳台的书桌上，写作业上网课。父母离婚的事，她是从母亲的小红书上看到的。离婚意味着什么？这个9岁的女孩想了很久，小声说，“相当于我没有家了。”但是，在她的印象里，家好像又没变化。 她的镜片特别厚，已经像个小大人一样思考了。她说，离婚是因为我小弟。在她眼里，妈妈简直为小弟操碎了心。小弟闹脾气，妈妈就会躲起来哭。这时倪梦琪会凑到妈妈身边说，“会越来越好的，以后我不结婚不找男朋友，我挣钱养他。” 小弟确诊后，很长一段时间，母亲把人生的希望抛给了她，每天给她发卷子，盯着她写卷子。这个小女孩不介意，她甚至希望自己更懂事，“这样妈妈可以轻松一点。” 关于这个小弟，她也困惑过，“为什么别人的弟弟挺聪明的，我的小弟有点傻，容易被人笑话？”每回出门，这个小弟总要制造点麻烦——现在她都习惯了，带着稚气的老成，“不用劝他，他自己哭着哭着，哭过那个劲就行了。”不过，这个9岁的孩子最大愿望还是“能跟妈妈单独出门玩”。 复婚后的生活照旧：每个夜晚，倪金磊在餐桌边玩手机，黄静波就陪儿子读绘本，女儿自己写作业。偶尔，儿子情绪不对付，发脾气喊叫。倪金磊安慰自己“人是傻点，颜值挺高”。黄静波想的是“一人一个活法，儿子选择比较轻松的”。 某种程度，作为妻子的黄静波还在妥协。到点了，她自觉领着两个孩子睡南卧，倪金磊自己睡北卧。和丈夫发微信也点到为止，想再探讨一句都犯难。 倪金磊坦言，如果没有儿子，对离婚无所谓，现实是“儿子离不开妈妈，他妈妈还得负责。”黄静波也知道，是儿子捆绑了这段婚姻。她无法也不愿意离开，打算就这么熬着，起码已经“经历了最糟糕的阶段，现在相互扶持”。 钱，依然是敏感地带。倪金磊给过黄静波6.2万还债。黄静波跟他对过两年的帐，他看起来不太相信，年后，再没给过一分生活费。黄静波有点伤心，但也透彻，“（我）把经济大权拿过来就行。” 只有在某些时刻，“夫妻共患难”的真实感才会浮现上来：在菜市场，倪金磊曾见过一对老夫妻领着一个男孩，十七八岁，高兴起来“嗷嗷”地叫，还到处跑，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家庭的未来。
文 | 蔡家欣 刘易佳
摄影 | 蔡家欣
编辑 | 王一然
视频剪辑 | 沙子涵
牢
将近90平的屋子，找不到沙发和茶几的踪影，一台空调孤零零地立在客厅，电视机被挪到不起眼的角落，进门的那张餐桌，是这个家唯一能围坐下来的地方。在崇尚家庭生活的北方县城，这样空荡的家，多少显得有些清冷突兀。
这是女主人为儿子刻意打造的空间：她把沙发从13楼拖到地下室，客厅和卧室的墙壁都刷白了。那个木质的电视斗柜实在太笨重了，她找来电锯，果断地截掉一段桌板和3个抽屉——那是她第一次握电锯，震得她手可疼了，担心孩子捣乱，她就牺牲晚上的睡眠时间。
她个子不高，眉眼很细，背有些微驼，一头长发潦草地束在脑后，额前几缕碎发不经意地跑出来，看起来疲惫极了。某种意义上，这就是这位32岁女性的全部生活。她叫黄静波，作为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十年婚姻，她就像一个孤独的战士，拉扯着两个孩子——9岁的女儿上三年级，5岁的儿子倪好，在2020年7月确诊自闭症。
每天早上7点，她得从香河出发，载着儿子到北京上康复训练课。将近60公里的路，儿子在车上坐不住总哭闹，黄静波只能一手扶方向盘，一手抱孩子。在厨房做饭，她得探着耳朵，仔细听儿子的动静，隔几分钟出去瞅一眼。有一回，儿子直接在防盗窗上走，她吓得腿都软了，但还得保持镇定，不动声色地将儿子抱下来。
一出家门，她牢牢地跟在儿子后面，“我真的害怕，他会突然出现奇怪的举动。”她的家就在香河县城，这里到处是大型的家具城，小区门口，迎来送往的大货车轰隆隆地驶过，这时，儿子会突然朝汽车奔去。不仅如此，在游乐场，他会因为冰棍掉到沙子里没完没了地哭闹；在商场要是没给他买玩具，就直接在地上打滚喊叫。
这个小男孩个子高，长得也白净。被哭声吸引过来的人，总是不自觉地将眼神投向孩子身边的黄静波，黄静波觉得那都是指责，“孩子这么没教养，是不是大人没教好？”她觉得自己真是“太低人一等了”。
但是，黄静波从来没想过把儿子关在家里。她带儿子去欢乐谷、滑雪场、海洋世界，即使从出门那一刻起，她就上满发条，攥儿子的手，总是汗涔涔的，几乎没松开过。这些年下来，她的脸皮也就“变厚了”，她说，“有段时间，我特别希望给我儿子贴上三个字‘自闭症’，这样我就能少解释一点。”
康复训练课持续了两年，黄静波坚持每天往返北京香河。那时，她还是一个满怀希望的母亲。她相信，儿子一定能上普通小学，“就算慢一点也没有事”。
也有绷不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儿子突然失去语言和互动能力，哭，是他每天做得最多的一件事，而且一哭就是俩小时。黄静波每天祈祷，“千万别哭，不哭做什么都成。”
再后来，黄静波也跟着哭，从早上起床就啪啪掉泪，刷碗哭，走路也在哭，“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这两年，她没工作没朋友，儿子就像一扇怎么都敲不开的门，她甚至想跟孩子一起走，连方式都想好了，带儿子出车祸，“还能给女儿留点赔偿款。”
至于丈夫倪金磊，他们早在2019年10月领了离婚证。虽然因为疫情“离婚不离家”，但早期面对孩子的病，倪金磊更像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动不动就发脾气怒吼。
有一回，黄静波带着小孩在浴室洗澡，儿子和女儿都在哭，黄静波哄不过来，倪金磊终于现身了——他站在浴室门口，恶狠狠地朝母子三人吼道，“你们都一起去死！”
外人
最初，两人的故事看上去也幸福而浪漫。2013年夏天，黄静波和倪金磊举办婚礼，他们是同学也是初恋。对于婚姻，他们似乎也达成传统的一致意见：男主外，女主内。
结婚后，黄静波对丈夫的了解更深了。丈夫18岁就帮父母卖鱼，不能像同龄人那样逛商场看电影，“完全不具备享受生活的能力。”公婆控制欲强，丈夫摆摊累了想休息也不行，就连买辆货车，也得他们挑款式。黄静波心疼丈夫，把家事全揽了过来。
但婚姻的裂缝悄无声息地蔓延：丈夫每天天没亮就出门卖鱼，回家就打游戏。他们几乎没有交流，除了吵架——丈夫会说最恶毒的话，“你结婚一分钱都没拿我们家来”，怀孕就嫌弃她，“你怎么这么胖这么丑？”女儿出生那天，丈夫在手术室外嚎啕大哭，朝电话那头喊，“是个丫头片子！”躺在病床上，黄静波的心都凉了。
有一件小事，黄静波至今印象深刻。那是婚后不久，她做好晚饭，丈夫却在电话里说，我爸今天炖猪头肉，让我过去吃。“他甚至没想过说，媳妇你也过来一起吃。”黄静波说，那个时刻，她意识到，自己只是这个家庭的“外人”。
只有在生育这件事上，自己好像才显得有价值——大女儿出生以后，公婆开始催生二胎，甚至直接在饭桌上摔筷子。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大部分时候，黄静波这样告诉自己。12岁，她的父亲抑郁症去世，之后母亲再嫁，她漂泊惯了，也独立惯了，灯泡自己换，下水道自己通。她不断反思内省，作为一个妻子，我会不会太强势了？是不是要在外人面前夸我老公？她摸索着改变，似乎改变就能换来被珍惜。
丈夫倪金磊和婆婆在菜市场摆摊卖鱼，他是独子，也是家里的挣钱主力。鱼摊赚的钱归婆婆管。婆婆每月给五千块工资，黄静波生了男孩后，又加了一千块。黄静波要买奶粉，给孩子读幼儿园，还有家庭的日常开销，日子过得紧巴巴。
黄静波是一个对生活有想法的人。高中辍学后，她在北京做销售，每个月有万把块收入，她会到处旅游长见识。她也算爱捯饬，商家送的塑料花，她会找个花瓶装起来，再缠绕一圈缎带。她过多了苦日子，不希望女儿有匮乏感，自己牙齿坏了，200块钱也舍不得花，同样的钱，她每年都给女儿拍一组写真。
但在婆家人眼里，这些是不本分的信号。没攒下钱，就被指责不持家，有时甚至连买一个置物架，也会被吐槽。过了十年日子，在钱的问题上，黄静波从没被信任过。有一回过年，她带着孩子在公婆家吃饭，丈夫突然开口，“吃完你带孩子先回去吧。”
黄静波明白了，他们要开始算一年的总帐了，而她不能在场。
在这样的挤压下，黄静波明白了婚姻里的残酷现实：把家照顾得再好，没挣钱就没有优点，都要看别人脸色。“我要是一个月能挣1万，他们肯定什么都不说我。”
2018年5月，儿子只有9个月大，黄静波在县城开了一家童装店。她前后花了20来万，这笔钱来之不易，有她压箱底的彩礼钱，倒卖家里二手车的钱，找母亲借的钱，以及丈夫和婆婆给的六万块钱——在她的游说下，丈夫和婆婆抱着“经济也能支撑，可以试试”的心态。
即便如此，家里的争吵还是越来越频繁。黄静波揣度过，他们也许心疼本钱了，也许是埋怨她无法平衡家和生意。她很疲惫，感受不到一丁点儿被理解。2019年10月，黄静波提出了离婚，房子车子全在倪金磊父母的名下，她净身出户。赶上了疫情，只能“离婚不离家”，她和倪金磊约定，自己带女儿，他管儿子。
错位
位于香河县城的三强农贸市场，紧挨着香秀排水渠，灰扑扑的市场，路歪七扭八，摊位都拼命往路中挤，行人电动车一多起来，腐烂果蔬混合蒸屉里的包子香气，腥味越来越近，菜市场东南角是个大鱼摊，老板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理着光头，穿高筒水靴，围兜盖不住他那滚圆的肚子，上面溅满了鱼的血水和鳞片。
他虽然看起来有点凶，却是一把干活好手，他用单条大花臂从水里捞出一条活鱼，狠狠摔在砧板上，然后拿木棍敲鱼脑袋，再用除鳞机在鱼身上滚几圈，最后抄起剪刀挑出鱼内脏——不到半分钟，一条鱼就“呲”好了。
那就是黄静波的丈夫，32岁的倪金磊。这个20来平米的摊位每天进出两千多斤鱼，至少一半得靠倪金磊一条一条“呲”。每天凌晨4点多，他就得爬起来，一直站到中午11点收摊，下午3点再回市场备货。隔几天，他会去20公里外的鱼塘收购钓的鱼。市面上鱼的批发价4块8，“我3块5弄来，4块钱给他们，我挣5毛，他们省8毛。”他精明而务实，为了多挣这点钱，收鱼的晚上10点出发，最早也得凌晨1点钟回家。
做这行十年，一年365天，除了大年初一和疫情，倪金磊几乎没有休息，即便感染了奥密克戎，他也只在家躺了一个下午。
在这个河北小县城里，每个月能挣两万块，家里有三套房两辆车，几乎“顺风顺水，要什么有什么”。倪金磊唯一称得上爱好的是“耍手机”：刚结婚时，他往游戏里充值大几万；现在是看剧看小说，烽火戏诸侯的书，还有《天龙八部》的电视剧。
在朋友程文彬的眼里，倪金磊是个好男人，只抽烟不喝酒。一群朋友中，就倪金磊活得不像90后，“没有一个年轻人能像他这样吃苦。”
不仅如此，倪金磊还很有勇气。就在要跟别人订婚的前一天，倪金磊重新遇到初恋黄静波。他想退婚，很多朋友不赞成。最终倪金磊听从了内心。这些往事，倪金磊只有轻飘飘的一句话，“见色起意，也知道她原生家庭不太好，挺想保护她的。”
婚后的生活却一塌糊涂。在倪金磊的世界里，夫妻有各自的功能角色：“丈夫是耙子，妻子是匣子，一个划拉钱，一个管好钱。”他觉得自己还算一个合格的丈夫，“没缺你吃，没缺你喝，要钱给钱就行。”
他承认妻子顾家。至于管钱，他摇了摇头。她朴素，大钱也不花，但三五百的小钱，“碎着花都花傻了。”闺女学滑板，一连买了好几个板；小孩骑的车，家里也有好几辆。闺女英语、奥数、硬笔书法换着来，最近又报了古筝课。倪金磊没同意，妻子直接找婆婆要钱，又花了大几千。说得多，他也担心闺女误会，“整得咱不舍得给她花钱似的。”
中间有一年，由夫妻俩管钱，再给婆婆发工资。那一年，家里添置了小货车，没攒下什么钱，倪金磊只能归还经济权给父母，反正“他们又不会瞎花，也不会给别人”。
妻子的很多行为他不理解，“女人需要的太多了，得能挣钱，还得陪伴。”结婚头几年，妻子总要扳正他玩手机的习惯，好多次回家，她又拉着脸，“我在外面挣钱，回来还要哄着你，那谁来哄我？”他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回来就想一个人待着，清静一会。”
他的婚姻字典里，没有陪伴和交流的概念。妻子产检、孩子生病，或者捯饬家里，他就一个理：“你爱去就去，爱做就做，我不拦你，但也别想我陪着。”妻子跟他讲道理，他就跑房里；给他发信息，他看都没看，全都删了。
对他而言，钱是生活的要义。“我哪知道啥叫幸福？反正钱够花才叫过好了。”
倪金磊经常感到遗憾，“结婚早了”，后悔该“多自由两年”。婚后不久，妻子就怀孕了，大部分时间都跑产检住娘家。大女儿出生后，三个人陡然凑一块，他还觉得“别扭”，“不自在”。
不过，离婚的念头他没动过。妻子提离婚那天，两个人起了口角。妻子的真实想法他不知道，但隐约觉得“她离不开孩子”。恐惧也是真实的，他害怕妻子对这个家撒手不管，“我连钱都挣不踏实了。”
钱，钱，钱。只要不碍着挣钱，他就不把事往心里装，“在我眼里，除了人死是事，挣钱是事，其它就都不是事。”
他哭着挽回妻子：“媳妇，这么多年，你对我太包容了，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生气。”但妻子态度坚决，他也自知理亏，最终两人还是领了离婚证。
双面胶
离婚后的生活反而“顺”了：黄静波的生意有了起色，最好的月份销售额达七、八万。大年初二，倪金磊主动提出到北京看望丈母娘。之后疫情居家，黄静波做饭倪金磊洗碗。不仅如此，倪金磊还会拉着两个孩子在地上转圈。黄静波说，“这是她第一次有家庭的感觉。”
一切都因为儿子的自闭症而告终。2020年7月份，黄静波的儿子确诊自闭症。“我以为要结束那种生活，又掉进另一个深渊。”黄静波说。
她关掉童装店，疫情生意受影响，投进去的本几乎没回来。儿子看病又没存款，她陷进更深的自责里。许多个辗转难眠的深夜，她不断问自己，如果当时没有选择开童装店，儿子的病是否有一丝转机？“要是我能早一点发现呢？”
沟通的问题，经济权的问题，现在都不那么重要了。她和丈夫达成了共识，就是给孩子看病。最初，他们手上没钱，倪金磊又不敢跟父母开口，怕他们埋怨黄静波。最后，倪金磊，只能卖了自己6万块的金链子，加上妻子1万的首饰钱，暂时渡过难关。
儿子刚确诊时，倪金磊也想不通，在车里流着泪给姐姐打电话 “别人家孩子都正常，怎么摊上我这就不行？”他干啥都觉得没劲了，“挣半天钱，回头儿子连花都不会花。”愤怒、郁结的情绪都撒给家里，那段时间，夫妻俩最长曾七八天没讲过话。
前年开始，倪金磊慢慢接受现实。他又找到挣钱的意义，“多给儿子留点钱，包办他下半辈子”。至于闺女，他也想多给点陪嫁，“让她不用（因为弟弟）受委屈”，“甭管是谁，谁有钱谁硬气。”
这两年，他也发现了黄静波对这个家的重要。除了她，“没人能看得住这个孩子”。
儿子生病，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一个转机。黄静波说，当时提离婚，只是想吓唬一下他，没想到丈夫真同意了，自己反倒“被动”了。直到儿子生病，黄静波又多了一个不能被取代的功能，成为照顾自闭症儿子的唯一人选。
婆婆开始主动给黄静波发红包，让她给自己买点吃的。在外头也跟人夸，“这几年真苦了小黄。”私下还劝倪金磊，“小黄不容易，你回去不要跟她干架。”
倪金磊也理解黄静波的苦，“起码我在外边卖东西，想跟谁聊就聊”，但妻子只能跟孩子绑一起，“她真的比我厉害，比我坚强，说真的我扛不住。”
这个家似乎又达成了某种平衡，夫妻俩终于能平和地坐下来聊天。大部分时候，黄静波讲孩子的上课和闯祸，倪金磊听了，一句“能咋办？”终结话题。女儿五子棋比赛得了第一名，黄静波现场打电话报喜，倪金磊听完，“嗯啊”就挂了。
偶尔倪金磊也会主动开启话题。在抖音上刷到房车旅行的视频，他和黄静波聊起未来，等攒够钱，就买一辆房车，带儿子到处玩。这是他最羡慕的人生了，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他只出去旅游过两次。
作为父亲，倪金磊也开始分担家里的情绪：儿子闹腾时，黄静波一个人跑房间哭，倪金磊主动放下手机，先哄儿子，转过头再去安慰黄静波，“咱们尽力治疗，多给他留点钱。”
2022年疫情，黄静波和两个孩子不敢出门，倪金磊半夜出摊，早上顺道买菜回来。尽管他对钱还是不大方，脾气来了，对孩子老婆视若无睹，但黄静波发烧了，他就悄摸摸把饭煮了。黄静波觉得“家里还是要有个男人”。
去年年底，黄静波向倪金磊坦白信用卡欠了10来万。这些年，倪金磊虽有给钱，但并不爽快，多则两万，少则两千，碰上疫情孩子没去上课，他也会缩减生活费。这些钱覆盖不了家庭所有开支。而且为了儿子康复，黄静波私下也各种砸钱上课，最后只能套信用卡。
实在兜不住，她只能坦白。倪金磊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借钱，“媳妇贷款还不上，我这有点急，你先转点过来。”黄静波有点动容，“没想到他会帮助我，他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糕。”
难念的经
黄静波先提出的复婚。
她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女性，“只有复婚了才是真正的夫妻。”这或许也是她当下最好的选择，“有房有车，老公能挣钱，爷爷奶奶还有点家底。”更大的担忧是，如果她真的离开这个家，不仅又要过回漂泊的生活，而且“儿子肯定没人管。”
起初，倪金磊并不同意，“你想离就离，你让我复婚，我就得跟你去？”黄静波听到这话，“心里头几乎都乐了”。她对丈夫的“狠话”太了解了——倪金磊在表示“需要被哄”。
黄静波没什么可犹豫，直接哀求他：“老公，我真的爱你需要你，一家人都离不开你。”
今年1月23日，这对夫妻终于复婚了。黄静波把视频放到网络上，视频下全是祝福的声音，“患难见真情”、“这才是父母该有的样子”。
最近这些天，黄静波忙着回应记者。家里变得突然喧闹，9岁的大女儿倪梦琪，几乎都是安静地坐在阳台的书桌上，写作业上网课。父母离婚的事，她是从母亲的小红书上看到的。离婚意味着什么？这个9岁的女孩想了很久，小声说，“相当于我没有家了。”但是，在她的印象里，家好像又没变化。
她的镜片特别厚，已经像个小大人一样思考了。她说，离婚是因为我小弟。在她眼里，妈妈简直为小弟操碎了心。小弟闹脾气，妈妈就会躲起来哭。这时倪梦琪会凑到妈妈身边说，“会越来越好的，以后我不结婚不找男朋友，我挣钱养他。”
小弟确诊后，很长一段时间，母亲把人生的希望抛给了她，每天给她发卷子，盯着她写卷子。这个小女孩不介意，她甚至希望自己更懂事，“这样妈妈可以轻松一点。”
关于这个小弟，她也困惑过，“为什么别人的弟弟挺聪明的，我的小弟有点傻，容易被人笑话？”每回出门，这个小弟总要制造点麻烦——现在她都习惯了，带着稚气的老成，“不用劝他，他自己哭着哭着，哭过那个劲就行了。”不过，这个9岁的孩子最大愿望还是“能跟妈妈单独出门玩”。
复婚后的生活照旧：每个夜晚，倪金磊在餐桌边玩手机，黄静波就陪儿子读绘本，女儿自己写作业。偶尔，儿子情绪不对付，发脾气喊叫。倪金磊安慰自己“人是傻点，颜值挺高”。黄静波想的是“一人一个活法，儿子选择比较轻松的”。
某种程度，作为妻子的黄静波还在妥协。到点了，她自觉领着两个孩子睡南卧，倪金磊自己睡北卧。和丈夫发微信也点到为止，想再探讨一句都犯难。
倪金磊坦言，如果没有儿子，对离婚无所谓，现实是“儿子离不开妈妈，他妈妈还得负责。”黄静波也知道，是儿子捆绑了这段婚姻。她无法也不愿意离开，打算就这么熬着，起码已经“经历了最糟糕的阶段，现在相互扶持”。
钱，依然是敏感地带。倪金磊给过黄静波6.2万还债。黄静波跟他对过两年的帐，他看起来不太相信，年后，再没给过一分生活费。黄静波有点伤心，但也透彻，“（我）把经济大权拿过来就行。”
只有在某些时刻，“夫妻共患难”的真实感才会浮现上来：在菜市场，倪金磊曾见过一对老夫妻领着一个男孩，十七八岁，高兴起来“嗷嗷”地叫，还到处跑，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家庭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