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易富贤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中国国家卫健委下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发中心)10月17日称，中国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人口与家庭发展状况的抽样调查，以了解“不想生、不敢生”的原因。
屠夫变为助产士
这次抽样调查真正主导者是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人发中心和中国人口学会，前两者背后的老板是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于学军（曾任人发中心主任），后者的会长是翟振武。这三个机构长期篡改人口数据，用夸张的数据恐吓民众和决策层，成功延误了人口政策调整几十年，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比如1991年生育率就开始低于更替水平，早该停止计划生育了。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但是被篡改为1.8。国家计生委发言人于学军接受访谈时坦承修改的理由：“因为如果(生育率)是1.2，中国就不用搞计划生育了”。
2009年于学军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反对调整人口政策，理由有三：“一是‘十一五’时期，我国正好面临一个生育高峰；二是一些地方条例对生育政策做了一些微调，对二胎的生育条件有所放宽；三是任何生育政策大的调整，都可能会出现人口大起大落的后果，不利于人口平稳、健康地发展。”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也反对全面“放开二胎”。
2010年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18，但是被篡改为1.63。2011年4月26日于学军、翟振武被推荐给政治局上课，忽悠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利益集团为了部门的利益，篡改数据，忽悠民众和最高层，如果在发达国家，将引发不亚于水门事件的政治地震。但是于学军却步步高升，先后晋升为国家卫计委办公厅主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翟振武晋升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
翟振武恐吓说，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将达到4.5，每年出生4995万，吓得中国政府荒唐地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结果全部破产。习近平雄心勃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毁于于学军等计生委官员和翟振武等人口学家。中国政府在军队、经济领域反腐，其实只是抓老鼠；而人口领域吃人的大老虎至今仍安然无恙。
中国当局面对空前的人口危机，拔剑四顾心茫然，无人可用，只能继续用原计生委官员和人口学家。现在于学军、翟振武这些“人口屠夫”摇身一变成为“助产士”了。于学军要求大力度倡导“适龄结婚生育”，培育“新的婚姻和生育文化”。翟振武在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现在中国面临人口和文明的崩溃，但是“计划生育”仍将永葆青春。于学军在卸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之前，就为自己留下了后路：担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继续指点人口政策。
独生政策寻常见，二孩政策几度闻。
三孩政策已破产，鼓励生育又逢君。
中国在生育上已经形成了“爬蚤效应”
我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批评中国政府：“指望人口控制就像电源开关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开就开、想关就关。”
生育率下降就像山顶上的巨石，会因为风雨而不断下滑。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脚就将巨石踢下山去。现在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跌至山脚，全球最低，而要将它抬上山，实在是太难了。计划生育，政府说了算；鼓励生育，政府说了不算了。
半个多世纪的计划生育，让中国人口问题千疮百孔。不仅是“不想生、不敢生”的问题，还有“物质上养不起、生理上生不了”的难题。
我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提出生育的“爬蚤效应”：科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将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即跳起，跳起高度在其身高的100倍以上。然后在跳蚤头上罩一个玻璃罩，经过几次碰罩后，跳蚤每次跳跃总保持在罩顶以下高度。接下来逐渐改变玻璃罩的高度，跳蚤同样主动改变跳的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这时跳蚤已无法再跳了。把玻璃罩打开，再拍桌子，跳蚤仍然不会跳，变成“爬蚤”了。
中国在196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政策不断收紧，到1980年更是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我在《大国空巢》中判断，中国在生育率已经变成“爬蚤”了。后面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的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官方2012年预测的2.4、2014年预测的1.8；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即便根据官方夸张的数据，2018年的生育率只有1.5，远低于官方2012年预测的4.4、2015年预测的4.5、2016年预测的2.09。
几十年的慢性病，声称靠一剂中药就能够治愈的，不是傻子就是骗子。比如任泽平声称“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但病急乱投医的中国政府，可能真会受骗。
中国政府在鼓励生育上面临两难
现在中国政府连导致低生育率的短板和窟窿在哪里都不知道，想通过这次抽样调查找出来。我相信他们找不到所有的短板和窟窿，因为主导人口政策的依然是原计生委官员和人口学家，他们的知识面太狭窄了，外行学者凭借常识一眼就能看出的问题，他们经过多年的“研究”也看不出所以然。过去几十年的事实证明他们的所有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判断和预测全部是错的离谱，这一次也不会是例外。
有些短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修复起来却面临两难。比如前几年出于降低养育和教育成本的考虑，打击游戏、教培行业，却提高了失业率，反而降低生育率。再比如，中国的超高房价是导致低生育率的一个短板。但是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会引发金融危机，失业压力攀升，从而降低生育率。现在政府正在努力让房价止跌回稳。但是稳定到现在这么高的水平，意味着生育率不可能提高。
家庭价值滋养着人口繁衍。宗祠密度、族谱普及率与生育率正相关。北部湾的钦州、玉林、湛江、茂名的，家族观念尚存，2020年生育率高达2.4、2.4、2.2、2.2；而东北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传统家族信仰荡然无存，社会散沙化，现在黑龙江、上海的生育率只有0.6。古代皇权不下县，县以下是家族自治，因此生育率高。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将手伸进了村里、家里、甚至老百姓的身体里（比如计划生育、新冠清零政策）。如果要提高生育率，政府就需要缩手，给家族一定的空间，但是这会让政府很难受。比如2007年广西玉林市下属博白县，家族势力强，因不满计划生育粗暴执法而引发多个乡镇群众围堵乡镇政府，后面政府在计划生育上松手，2010年博白的生育率高达2.6，远高于广西的1.79、全国的1.18。强调要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中国政府，会容许家族势力增强？
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而台湾占59%，美国占73%。普通中国家庭连一个孩子都养不起，更别说两三个孩子了。但是，如果中国政府把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到正常的占GDP的60-70%，就意味着政府财力和权力的下降，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格局将发生巨变。中国政府愿意放权吗？
中国需要找出所有导致低生育率的短板和窟窿，从最短的短板开始，勇敢地逐一修复所有的短板和窟窿，才能提高生育率。如果只盯住某几个短板和漏洞，投入再多的资源也是无效的。
编者按：这是易富贤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中国国家卫健委下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发中心)10月17日称，中国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人口与家庭发展状况的抽样调查，以了解“不想生、不敢生”的原因。
屠夫变为助产士
这次抽样调查真正主导者是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人发中心和中国人口学会，前两者背后的老板是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于学军（曾任人发中心主任），后者的会长是翟振武。这三个机构长期篡改人口数据，用夸张的数据恐吓民众和决策层，成功延误了人口政策调整几十年，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比如1991年生育率就开始低于更替水平，早该停止计划生育了。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但是被篡改为1.8。国家计生委发言人于学军接受访谈时坦承修改的理由：“因为如果(生育率)是1.2，中国就不用搞计划生育了”。
2009年于学军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反对调整人口政策，理由有三：“一是‘十一五’时期，我国正好面临一个生育高峰；二是一些地方条例对生育政策做了一些微调，对二胎的生育条件有所放宽；三是任何生育政策大的调整，都可能会出现人口大起大落的后果，不利于人口平稳、健康地发展。”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也反对全面“放开二胎”。
2010年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18，但是被篡改为1.63。2011年4月26日于学军、翟振武被推荐给政治局上课，忽悠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利益集团为了部门的利益，篡改数据，忽悠民众和最高层，如果在发达国家，将引发不亚于水门事件的政治地震。但是于学军却步步高升，先后晋升为国家卫计委办公厅主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翟振武晋升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
翟振武恐吓说，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将达到4.5，每年出生4995万，吓得中国政府荒唐地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结果全部破产。习近平雄心勃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毁于于学军等计生委官员和翟振武等人口学家。中国政府在军队、经济领域反腐，其实只是抓老鼠；而人口领域吃人的大老虎至今仍安然无恙。
中国当局面对空前的人口危机，拔剑四顾心茫然，无人可用，只能继续用原计生委官员和人口学家。现在于学军、翟振武这些“人口屠夫”摇身一变成为“助产士”了。于学军要求大力度倡导“适龄结婚生育”，培育“新的婚姻和生育文化”。翟振武在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现在中国面临人口和文明的崩溃，但是“计划生育”仍将永葆青春。于学军在卸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之前，就为自己留下了后路：担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继续指点人口政策。
独生政策寻常见，二孩政策几度闻。
三孩政策已破产，鼓励生育又逢君。
中国在生育上已经形成了“爬蚤效应”
我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批评中国政府：“指望人口控制就像电源开关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开就开、想关就关。”
生育率下降就像山顶上的巨石，会因为风雨而不断下滑。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脚就将巨石踢下山去。现在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跌至山脚，全球最低，而要将它抬上山，实在是太难了。计划生育，政府说了算；鼓励生育，政府说了不算了。
半个多世纪的计划生育，让中国人口问题千疮百孔。不仅是“不想生、不敢生”的问题，还有“物质上养不起、生理上生不了”的难题。
我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提出生育的“爬蚤效应”：科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将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即跳起，跳起高度在其身高的100倍以上。然后在跳蚤头上罩一个玻璃罩，经过几次碰罩后，跳蚤每次跳跃总保持在罩顶以下高度。接下来逐渐改变玻璃罩的高度，跳蚤同样主动改变跳的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这时跳蚤已无法再跳了。把玻璃罩打开，再拍桌子，跳蚤仍然不会跳，变成“爬蚤”了。
中国在196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政策不断收紧，到1980年更是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我在《大国空巢》中判断，中国在生育率已经变成“爬蚤”了。后面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的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官方2012年预测的2.4、2014年预测的1.8；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即便根据官方夸张的数据，2018年的生育率只有1.5，远低于官方2012年预测的4.4、2015年预测的4.5、2016年预测的2.09。
几十年的慢性病，声称靠一剂中药就能够治愈的，不是傻子就是骗子。比如任泽平声称“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但病急乱投医的中国政府，可能真会受骗。
中国政府在鼓励生育上面临两难
现在中国政府连导致低生育率的短板和窟窿在哪里都不知道，想通过这次抽样调查找出来。我相信他们找不到所有的短板和窟窿，因为主导人口政策的依然是原计生委官员和人口学家，他们的知识面太狭窄了，外行学者凭借常识一眼就能看出的问题，他们经过多年的“研究”也看不出所以然。过去几十年的事实证明他们的所有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判断和预测全部是错的离谱，这一次也不会是例外。
有些短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修复起来却面临两难。比如前几年出于降低养育和教育成本的考虑，打击游戏、教培行业，却提高了失业率，反而降低生育率。再比如，中国的超高房价是导致低生育率的一个短板。但是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会引发金融危机，失业压力攀升，从而降低生育率。现在政府正在努力让房价止跌回稳。但是稳定到现在这么高的水平，意味着生育率不可能提高。
家庭价值滋养着人口繁衍。宗祠密度、族谱普及率与生育率正相关。北部湾的钦州、玉林、湛江、茂名的，家族观念尚存，2020年生育率高达2.4、2.4、2.2、2.2；而东北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传统家族信仰荡然无存，社会散沙化，现在黑龙江、上海的生育率只有0.6。古代皇权不下县，县以下是家族自治，因此生育率高。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将手伸进了村里、家里、甚至老百姓的身体里（比如计划生育、新冠清零政策）。如果要提高生育率，政府就需要缩手，给家族一定的空间，但是这会让政府很难受。比如2007年广西玉林市下属博白县，家族势力强，因不满计划生育粗暴执法而引发多个乡镇群众围堵乡镇政府，后面政府在计划生育上松手，2010年博白的生育率高达2.6，远高于广西的1.79、全国的1.18。强调要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中国政府，会容许家族势力增强？
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而台湾占59%，美国占73%。普通中国家庭连一个孩子都养不起，更别说两三个孩子了。但是，如果中国政府把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到正常的占GDP的60-70%，就意味着政府财力和权力的下降，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格局将发生巨变。中国政府愿意放权吗？
中国需要找出所有导致低生育率的短板和窟窿，从最短的短板开始，勇敢地逐一修复所有的短板和窟窿，才能提高生育率。如果只盯住某几个短板和漏洞，投入再多的资源也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