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国际社会一致呼吁停火，但“寻呼机爆炸事件”以来逐渐升级的以色列—黎巴嫩边境冲突，并没有呈现缓解的趋势。仅9月23日到25日，以色列就空袭了黎巴嫩境内1600多个地点，以色列宣称其打击对象是真主党武装。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称，遇难总人数达569人，另有超过1800人受伤。这是以黎战争总体停火近20年来，黎巴嫩遭受的最严重袭击。 在更大的图景中，黎巴嫩局势骤然升级，体现出延宕半个多世纪的巴以冲突和升级近一年的加沙人道危机仍在外溢。而“寻呼机爆炸事件”展现出的完全不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目标的作战手段，更提醒国际社会：这场危机正在进一步背离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正值《日内瓦公约》通过75年之际，谁还在捍卫这些二战后诞生的基本人道规则，谁又能捍卫这些规则？ 和全球其他100多处冲突地区的情况一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几乎是唯一能够在加沙战线两侧同时开展人道援助工作的国际组织。但由于某些冲突方对人道准入的限制，目前ICRC在加沙的团队仅能维持百人左右的规模。他们既是流离失所的战争受难者，也是穿越火线为民众带去医疗服务和生活必需品的人道工作者。但相对于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这个团队规模显然是杯水车薪。 “更严重的是，一些人正在对人道法进行非常宽泛甚至颠倒的解释，甚至用人道法为军事行动辩护，以军事必要为由，不尊重人道法真正的核心目标：保护平民。”ICRC高级官员彼得·埃文斯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 彼得·埃文斯 过去30年，英国皇家海军退役军官埃文斯作为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和ICRC一线代表，在全球各地的冲突地带穿越火线，劝说冲突参与方的军事指挥官遵守人道法。如今，他在ICRC负责“与武器携带者合作和影响力部门”（Head of Unit for Arms Carriers & Influencing），继续致力于向各国军队及其他武装团体普及人道法知识。 近期，在访华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埃文斯就加沙人道危机等国际人道法热点问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他指出，75年来，以《日内瓦公约》为核心的人道法规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因此被拯救的生命不计其数。而现在，随着人道危机愈演愈烈，世界各国应当站出来明确反对“误读”人道法的行为。 加沙是毁灭性灾难，但不是唯一的灾难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是《日内瓦公约》通过75周年，但与此同时，世界面临越来越多的人道危机，其中加沙人道危机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的前南斯拉夫内战和卢旺达大屠杀发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人道危机。在你看来，如此严重的人道危机为何会在本世纪重演？ 埃文斯：加沙的人道危机绝对是可怕的。城市地区的冲突，人口密度意味着人道局势会变得更糟。加沙向我们展示的是：当你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时，每一次所谓的“破坏”就是一次对平民人口的袭击和伤害。如果你攻击一栋楼房，你攻击的不只是那栋楼里的居民，还包括基础设施。这种攻击会破坏水力和电力供应。现代城市里，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 现在，许多当地民众在加沙地带内被迫迁移达五六次之多。整个社区都被摧毁了，即使他们能够回家，也无家可回。当然，人质问题也在继续，我们一再重申，劫持人质不符合国际人道法。 面对危机，我们需要依靠各国力量推动冲突方遵守国际人道法。人道灾难已经发生了，如果继续不遵守人道法，情况只会变得更糟糕。特别是，当人道准入遭到限制时，援助无法到达真正需要的人那里。 自1967年以来，ICRC一直在以色列及被占领土开展工作，在特拉维夫、加沙以及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设有办事机构。我们参与建设了加沙当地的电力和供水系统。今年5月，我们设立了一家战地医院，以应对当地医疗保健体系的崩溃。但我们本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我们很想扩大行动规模，扩大在加沙的团队。但现在，连让ICRC工作人员进入加沙地带都极其困难。 加沙人道危机的规模是毁灭性的。但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看到过这种情况。你提到了前南斯拉夫内战，我当时就在现场，那是我执行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我看到了战争对平民的毁灭性影响。这给年轻的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从那时起，到加沙之间，我们看到了许多严重的危机。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也门、苏丹、索马里，等等。很多冲突已持续数十年，带来长期的人道后果，但似乎被人们遗忘了。 现在，国际社会关注的是头条新闻，比如乌克兰和加沙。但在苏丹，有1050万人流离失所。在也门，有1800万人需要人道援助。这些危机往往不会成为头条新闻，但ICRC必须努力在所有这些危机中提供帮助。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平衡。 当地时间2024年6月1日，以军攻击持续，加沙人道危机持续恶化。图/视觉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如你所言，世界上有很多长时间的、被遗忘的危机。但现在的情况是：即使加沙依然是全球新闻热点，那里的人道危机也没有得到缓解。这是否反映了一种全球性的趋势，即一些政府和军队正越来越无视人道规则？ 埃文斯：我更愿意将之描述为“不完全遵守”（not complying fully with the law）。我不认为这已经达到了“无视”的程度，但我们确实看到当前战争中合规的程度较低。 每个国家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但如果对公约采取非常宽泛的解释态度，那么你就削弱了公约的保护价值。《日内瓦公约》是为战争而设计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战争会对平民造成伤害的现实。 但是，国际人道法的核心是军事必要性和人道之间的平衡。如果误读甚至“选择误读”这种平衡，以不惜造成人道伤害的代价强调军事必要性，其后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极其严重的危机。现在，一些人正在对国际人道法进行非常宽泛甚至颠倒的解释，甚至用人道法为军事行动辩护，以军事必要为由，不尊重人道法真正的核心目标：保护平民。 对此，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战斗员遵守国际人道法，需要军队在行动决策中维护对人道法的严格解释；但我们更需要世界各国站出来反对“误读”人道法的行为，维护人道法的执行。ICRC被视为《日内瓦公约》的守护者，但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国际人道法是国际法的一个部门，各国有义务维护这个法律体系。 对各国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将国际人道法作为政治优先事项、使用政治资源推动其实施，以及在国家间的军事合作中利用军事培训、武器供应等方面的优势推动维护人道法。在最高层面上，这是世界各国的责任，他们需要在政治上行动，确保我们不会看到你所说的这种趋势。在这方面，我们很赞赏中国政府对国际人道法的坚定支持态度。 如何说服武装团体遵守国际人道法 《中国新闻周刊》：包括加沙危机在内，目前全球各地的冲突中，有很多武装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参与。ICRC是否也就遵守人道法的问题和它们保持对话？ 埃文斯：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所有《日内瓦公约》成员国的全部领土，也就适用于所有在这些领土上战斗的人，包括非国家行为体。事实上，世界各地大约有450个非国家行为体对我们的人道行动产生影响，大约有1.95亿人生活在这些组织的控制下。我们不能抛弃这些人，所以我们和非国家行为体对话，确保我们能够参与这些事务。 《中国新闻周刊》：这会比同各国政府的对话更难吗？ 埃文斯：我更愿意形容为“不一样”。首先，我们采取非常严格的中立方式和他们对话。我们不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政治性质做出判断。每个组织都有不同的驱动因素和不同的战斗动机，人们总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而战。作为一个人道组织，我们的目标是同所有参战方接触，和他们讨论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则的问题。 之所以说“不一样”，是因为对国家军队而言，他们通常是一个完整的指挥领导体系的一部分，它的最高层直通批准了《日内瓦公约》的国家当局。对他们来说，遵守国际人道法是义务。非国家行为体可能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感受到这种义务，但是，他们可能非常接近自己的社区。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他们所关心的社区平民受冲突影响的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接触政府军和武装团体的方式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努力减少战争对非战斗人员的伤害。 举例而言，去年，我们制定了保护被非国家行为体拘留人员的指导方针。你可以说，他们拘留人可能是违法的。但现实问题是：在战争中，如果他们不拘留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可能直接杀死更多的人。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所做的是和他们对话，确保他们能够以人道的方式进行拘留，并根据一些基本规则对待被拘留者。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丰富的一线对话经历，你是否成功说服过非国家行为体的指挥官在某个具体行动中遵守了人道法？ 埃文斯：当然。我不能给你具体国家的名字，但我可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曾和一个武装团体谈判检查站的问题。这个团体在自己控制的村庄里设置了检查站。我们对他们说：“你是否认识到，军事检查站属于合法的军事目标？”许多武装团体里的指挥官都是前军官，他们只是改换了门庭。所以他们完全接受我们关于“合法目标”的说法。 然后我说：“那么，如果你们把检查站放在自己村子中间，不就是把战火引到村里吗？如果把检查站设在村外，你依然可以实现自己对道路的控制，但就不会把战火引到村里的民宅和学校。” 于是，他们改变了想法，把检查站移到了没有平民居住的村外。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如果你是住在那个村子里的孩子，这就是关乎生命的大事。 总的来说，我们就各种各样的人道事务和非国家行为体接触。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已经维持这种关系很长时间了。比如在阿富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经历过多次政权更迭，和各种各样的武装团体对话，但我们始终保持我们自己的立场。现在，我们依然在那里，和新的阿富汗政权接触。保持这种对话的一致性和持续性，是非常重要的。 共同守住战争的基本底线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职责是推动各种武装人员更多地遵守人道法规则。在这个冲突增多、大国博弈加剧的时代，你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埃文斯：我刚才多次提到了ICRC中立、公正的角色。我想请你和你的读者们想一想，中立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时代，保持中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对我们来说，在法律条文中写上中立是不够的，必须在实践中做到不偏不倚。在最近的所有冲突中，我们有时会受到一方或另一方的批评。我们也发现了将人道问题政治化的企图，甚至有个别国家的领导人公开谴责ICRC的工作或试图影响我们，有时冲突一方拒绝我们的进入，我们猜测这可以归因为他们对我们和其他冲突方的接触感到不安或愤怒。 这些问题不一定和大国博弈有关。我会将其更多地和世界的极化联系起来，而且这种极化被社交媒体放大了。它使我们的员工处于危险中。当我访问那些我们在公共舆论中遭受严厉批评的地方，当地同事告诉我，他们身边的朋友问他们：“你为什么要为ICRC工作？”我的同事们知道他们在为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努力，但你可以看到他们承受的压力。如何在极化的世界中坚持中立，我认为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主要挑战。 我们必须非常强烈地抵制这种攻击中立人道机构的倾向，以保持我们的公正性和中立性。我们不会在冲突中偏袒任何一方。这样我们才能保护那些应该被保护的人，主要是平民，但也包括双方受伤、被俘的军事人员。国际人道法对冲突各方而言都是有意义的。 《中国新闻周刊》：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回顾《日内瓦公约》过去75年的历史，在所有国际法规则中，《日内瓦公约》是最受尊重的之一。保持中立，是这段历史教给我们的最重要一课吗？ 埃文斯：回顾过去75年，最关键的一课是：《日内瓦公约》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是二战后设计的保护措施，虽然经过20世纪70年代附加议定书的补充，但总的来说，这是一套75年前制定的法律体系，至今依然行之有效。 《日内瓦公约》告诉我们战争是有限度的。没有国际人道法，战争就没有极限。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公约中的许多规定，现在都已经被视为习惯法规则，得到了广泛接受。公约之外更广泛的人道规则，比如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现在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国家都不会使用这些武器。 总的来说，因为公约而被拯救的生命不计其数。当然，糟糕的、不遵守公约的情况依然时有发生，这些危机正告诉我们：当冲突方不遵守公约时，情况会有多严峻。 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我们现在呼吁各国必须将国际人道法作为政治优先事项，各国有义务推动公约的实施，反对那些不遵守公约的情况。当然，法律也需要发展，ICRC正在呼吁就自主武器问题制定新的有拘束力的条约。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保护好我们已经拥有的法律。它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共同形成了战争的基本底线。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了ICRC对规制自主武器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主要国家能否就自主武器的规则达成共识？ 埃文斯：关于自主武器，联合国秘书长和ICRC主席都呼吁在2026年前取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实际进展。相关工作和讨论正在进行中。我们需要真正意识到在战争中使用人工智能可能引起的人道关切。特别是，在自主武器系统中，武器本身正以一种不可预测的方式自行决定攻击目标，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我们都知道，传统作战中，军事指挥官通过自己获取的信息进行决策。现在，这个过程得到了人工智能的支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的参与，可能使指挥官无法做出决定，而是机器自主决定目标在哪里。人类将无法理解机器做出决定的逻辑，因为机器在不断自我学习。这是否意味着可能造成更大的平民伤害、更多的基础设施破坏？我们看到了这种对指挥决策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 回顾我个人的军事经验，最重要的是，人类保持对军队的控制，由人类在确定攻击目标时做出判断，指挥官承担最终的责任。这是指挥官应当扮演的角色，也是国际人道法规定的责任。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系统中“有人”，既能检查人工智能的信息，又能对决定负责。 我们正在全球各地推动这个问题的讨论，因为自主武器的发展可能意味着它会被各种各样的人所使用。想想20年前，无人机技术是多么专业的一件事，但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去买一架。技术的发展扩散，带来的挑战非常严峻，我们需要确保这一切发展处于人道法规则的范围内。
虽然国际社会一致呼吁停火，但“寻呼机爆炸事件”以来逐渐升级的以色列—黎巴嫩边境冲突，并没有呈现缓解的趋势。仅9月23日到25日，以色列就空袭了黎巴嫩境内1600多个地点，以色列宣称其打击对象是真主党武装。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称，遇难总人数达569人，另有超过1800人受伤。这是以黎战争总体停火近20年来，黎巴嫩遭受的最严重袭击。
在更大的图景中，黎巴嫩局势骤然升级，体现出延宕半个多世纪的巴以冲突和升级近一年的加沙人道危机仍在外溢。而“寻呼机爆炸事件”展现出的完全不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目标的作战手段，更提醒国际社会：这场危机正在进一步背离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正值《日内瓦公约》通过75年之际，谁还在捍卫这些二战后诞生的基本人道规则，谁又能捍卫这些规则？
和全球其他100多处冲突地区的情况一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几乎是唯一能够在加沙战线两侧同时开展人道援助工作的国际组织。但由于某些冲突方对人道准入的限制，目前ICRC在加沙的团队仅能维持百人左右的规模。他们既是流离失所的战争受难者，也是穿越火线为民众带去医疗服务和生活必需品的人道工作者。但相对于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这个团队规模显然是杯水车薪。
“更严重的是，一些人正在对人道法进行非常宽泛甚至颠倒的解释，甚至用人道法为军事行动辩护，以军事必要为由，不尊重人道法真正的核心目标：保护平民。”ICRC高级官员彼得·埃文斯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
彼得·埃文斯
过去30年，英国皇家海军退役军官埃文斯作为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和ICRC一线代表，在全球各地的冲突地带穿越火线，劝说冲突参与方的军事指挥官遵守人道法。如今，他在ICRC负责“与武器携带者合作和影响力部门”（Head of Unit for Arms Carriers & Influencing），继续致力于向各国军队及其他武装团体普及人道法知识。
近期，在访华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埃文斯就加沙人道危机等国际人道法热点问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他指出，75年来，以《日内瓦公约》为核心的人道法规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因此被拯救的生命不计其数。而现在，随着人道危机愈演愈烈，世界各国应当站出来明确反对“误读”人道法的行为。
加沙是毁灭性灾难，但不是唯一的灾难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是《日内瓦公约》通过75周年，但与此同时，世界面临越来越多的人道危机，其中加沙人道危机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的前南斯拉夫内战和卢旺达大屠杀发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人道危机。在你看来，如此严重的人道危机为何会在本世纪重演？
埃文斯：加沙的人道危机绝对是可怕的。城市地区的冲突，人口密度意味着人道局势会变得更糟。加沙向我们展示的是：当你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时，每一次所谓的“破坏”就是一次对平民人口的袭击和伤害。如果你攻击一栋楼房，你攻击的不只是那栋楼里的居民，还包括基础设施。这种攻击会破坏水力和电力供应。现代城市里，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
现在，许多当地民众在加沙地带内被迫迁移达五六次之多。整个社区都被摧毁了，即使他们能够回家，也无家可回。当然，人质问题也在继续，我们一再重申，劫持人质不符合国际人道法。
面对危机，我们需要依靠各国力量推动冲突方遵守国际人道法。人道灾难已经发生了，如果继续不遵守人道法，情况只会变得更糟糕。特别是，当人道准入遭到限制时，援助无法到达真正需要的人那里。
自1967年以来，ICRC一直在以色列及被占领土开展工作，在特拉维夫、加沙以及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设有办事机构。我们参与建设了加沙当地的电力和供水系统。今年5月，我们设立了一家战地医院，以应对当地医疗保健体系的崩溃。但我们本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我们很想扩大行动规模，扩大在加沙的团队。但现在，连让ICRC工作人员进入加沙地带都极其困难。
加沙人道危机的规模是毁灭性的。但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看到过这种情况。你提到了前南斯拉夫内战，我当时就在现场，那是我执行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我看到了战争对平民的毁灭性影响。这给年轻的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从那时起，到加沙之间，我们看到了许多严重的危机。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也门、苏丹、索马里，等等。很多冲突已持续数十年，带来长期的人道后果，但似乎被人们遗忘了。
现在，国际社会关注的是头条新闻，比如乌克兰和加沙。但在苏丹，有1050万人流离失所。在也门，有1800万人需要人道援助。这些危机往往不会成为头条新闻，但ICRC必须努力在所有这些危机中提供帮助。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平衡。
当地时间2024年6月1日，以军攻击持续，加沙人道危机持续恶化。图/视觉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如你所言，世界上有很多长时间的、被遗忘的危机。但现在的情况是：即使加沙依然是全球新闻热点，那里的人道危机也没有得到缓解。这是否反映了一种全球性的趋势，即一些政府和军队正越来越无视人道规则？
埃文斯：我更愿意将之描述为“不完全遵守”（not complying fully with the law）。我不认为这已经达到了“无视”的程度，但我们确实看到当前战争中合规的程度较低。
每个国家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但如果对公约采取非常宽泛的解释态度，那么你就削弱了公约的保护价值。《日内瓦公约》是为战争而设计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战争会对平民造成伤害的现实。
但是，国际人道法的核心是军事必要性和人道之间的平衡。如果误读甚至“选择误读”这种平衡，以不惜造成人道伤害的代价强调军事必要性，其后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极其严重的危机。现在，一些人正在对国际人道法进行非常宽泛甚至颠倒的解释，甚至用人道法为军事行动辩护，以军事必要为由，不尊重人道法真正的核心目标：保护平民。
对此，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战斗员遵守国际人道法，需要军队在行动决策中维护对人道法的严格解释；但我们更需要世界各国站出来反对“误读”人道法的行为，维护人道法的执行。ICRC被视为《日内瓦公约》的守护者，但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国际人道法是国际法的一个部门，各国有义务维护这个法律体系。
对各国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将国际人道法作为政治优先事项、使用政治资源推动其实施，以及在国家间的军事合作中利用军事培训、武器供应等方面的优势推动维护人道法。在最高层面上，这是世界各国的责任，他们需要在政治上行动，确保我们不会看到你所说的这种趋势。在这方面，我们很赞赏中国政府对国际人道法的坚定支持态度。
如何说服武装团体遵守国际人道法
《中国新闻周刊》：包括加沙危机在内，目前全球各地的冲突中，有很多武装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参与。ICRC是否也就遵守人道法的问题和它们保持对话？
埃文斯：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所有《日内瓦公约》成员国的全部领土，也就适用于所有在这些领土上战斗的人，包括非国家行为体。事实上，世界各地大约有450个非国家行为体对我们的人道行动产生影响，大约有1.95亿人生活在这些组织的控制下。我们不能抛弃这些人，所以我们和非国家行为体对话，确保我们能够参与这些事务。
《中国新闻周刊》：这会比同各国政府的对话更难吗？
埃文斯：我更愿意形容为“不一样”。首先，我们采取非常严格的中立方式和他们对话。我们不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政治性质做出判断。每个组织都有不同的驱动因素和不同的战斗动机，人们总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而战。作为一个人道组织，我们的目标是同所有参战方接触，和他们讨论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则的问题。
之所以说“不一样”，是因为对国家军队而言，他们通常是一个完整的指挥领导体系的一部分，它的最高层直通批准了《日内瓦公约》的国家当局。对他们来说，遵守国际人道法是义务。非国家行为体可能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感受到这种义务，但是，他们可能非常接近自己的社区。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他们所关心的社区平民受冲突影响的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接触政府军和武装团体的方式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努力减少战争对非战斗人员的伤害。
举例而言，去年，我们制定了保护被非国家行为体拘留人员的指导方针。你可以说，他们拘留人可能是违法的。但现实问题是：在战争中，如果他们不拘留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可能直接杀死更多的人。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所做的是和他们对话，确保他们能够以人道的方式进行拘留，并根据一些基本规则对待被拘留者。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丰富的一线对话经历，你是否成功说服过非国家行为体的指挥官在某个具体行动中遵守了人道法？
埃文斯：当然。我不能给你具体国家的名字，但我可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曾和一个武装团体谈判检查站的问题。这个团体在自己控制的村庄里设置了检查站。我们对他们说：“你是否认识到，军事检查站属于合法的军事目标？”许多武装团体里的指挥官都是前军官，他们只是改换了门庭。所以他们完全接受我们关于“合法目标”的说法。
然后我说：“那么，如果你们把检查站放在自己村子中间，不就是把战火引到村里吗？如果把检查站设在村外，你依然可以实现自己对道路的控制，但就不会把战火引到村里的民宅和学校。”
于是，他们改变了想法，把检查站移到了没有平民居住的村外。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如果你是住在那个村子里的孩子，这就是关乎生命的大事。
总的来说，我们就各种各样的人道事务和非国家行为体接触。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已经维持这种关系很长时间了。比如在阿富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经历过多次政权更迭，和各种各样的武装团体对话，但我们始终保持我们自己的立场。现在，我们依然在那里，和新的阿富汗政权接触。保持这种对话的一致性和持续性，是非常重要的。
共同守住战争的基本底线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职责是推动各种武装人员更多地遵守人道法规则。在这个冲突增多、大国博弈加剧的时代，你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埃文斯：我刚才多次提到了ICRC中立、公正的角色。我想请你和你的读者们想一想，中立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时代，保持中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对我们来说，在法律条文中写上中立是不够的，必须在实践中做到不偏不倚。在最近的所有冲突中，我们有时会受到一方或另一方的批评。我们也发现了将人道问题政治化的企图，甚至有个别国家的领导人公开谴责ICRC的工作或试图影响我们，有时冲突一方拒绝我们的进入，我们猜测这可以归因为他们对我们和其他冲突方的接触感到不安或愤怒。
这些问题不一定和大国博弈有关。我会将其更多地和世界的极化联系起来，而且这种极化被社交媒体放大了。它使我们的员工处于危险中。当我访问那些我们在公共舆论中遭受严厉批评的地方，当地同事告诉我，他们身边的朋友问他们：“你为什么要为ICRC工作？”我的同事们知道他们在为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努力，但你可以看到他们承受的压力。如何在极化的世界中坚持中立，我认为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主要挑战。
我们必须非常强烈地抵制这种攻击中立人道机构的倾向，以保持我们的公正性和中立性。我们不会在冲突中偏袒任何一方。这样我们才能保护那些应该被保护的人，主要是平民，但也包括双方受伤、被俘的军事人员。国际人道法对冲突各方而言都是有意义的。
《中国新闻周刊》：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回顾《日内瓦公约》过去75年的历史，在所有国际法规则中，《日内瓦公约》是最受尊重的之一。保持中立，是这段历史教给我们的最重要一课吗？
埃文斯：回顾过去75年，最关键的一课是：《日内瓦公约》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是二战后设计的保护措施，虽然经过20世纪70年代附加议定书的补充，但总的来说，这是一套75年前制定的法律体系，至今依然行之有效。
《日内瓦公约》告诉我们战争是有限度的。没有国际人道法，战争就没有极限。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公约中的许多规定，现在都已经被视为习惯法规则，得到了广泛接受。公约之外更广泛的人道规则，比如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现在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国家都不会使用这些武器。
总的来说，因为公约而被拯救的生命不计其数。当然，糟糕的、不遵守公约的情况依然时有发生，这些危机正告诉我们：当冲突方不遵守公约时，情况会有多严峻。
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我们现在呼吁各国必须将国际人道法作为政治优先事项，各国有义务推动公约的实施，反对那些不遵守公约的情况。当然，法律也需要发展，ICRC正在呼吁就自主武器问题制定新的有拘束力的条约。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保护好我们已经拥有的法律。它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共同形成了战争的基本底线。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了ICRC对规制自主武器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主要国家能否就自主武器的规则达成共识？
埃文斯：关于自主武器，联合国秘书长和ICRC主席都呼吁在2026年前取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实际进展。相关工作和讨论正在进行中。我们需要真正意识到在战争中使用人工智能可能引起的人道关切。特别是，在自主武器系统中，武器本身正以一种不可预测的方式自行决定攻击目标，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我们都知道，传统作战中，军事指挥官通过自己获取的信息进行决策。现在，这个过程得到了人工智能的支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的参与，可能使指挥官无法做出决定，而是机器自主决定目标在哪里。人类将无法理解机器做出决定的逻辑，因为机器在不断自我学习。这是否意味着可能造成更大的平民伤害、更多的基础设施破坏？我们看到了这种对指挥决策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
回顾我个人的军事经验，最重要的是，人类保持对军队的控制，由人类在确定攻击目标时做出判断，指挥官承担最终的责任。这是指挥官应当扮演的角色，也是国际人道法规定的责任。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系统中“有人”，既能检查人工智能的信息，又能对决定负责。
我们正在全球各地推动这个问题的讨论，因为自主武器的发展可能意味着它会被各种各样的人所使用。想想20年前，无人机技术是多么专业的一件事，但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去买一架。技术的发展扩散，带来的挑战非常严峻，我们需要确保这一切发展处于人道法规则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