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中国继续放宽清零政策的相关防疫措施，部分专家告诉德国之声，在中国遍地开花的“白纸运动”打击了习近平的声誉，但却未对他的权力造成太多影响。
继上周取消了一系列严格的防疫措施后，中国政府周一（12月12日）宣布，可以精准查询个人国内和国际过去14天内行程的“通信行程卡”服务将于13日0时起正式下线。
在“白纸运动”在中国遍地开花逾两周后，中国整体的防疫措施出现大幅度的调整。继上周取消了一系列严格的防疫措施后，中国政府周一（12月12日）宣布，可以精准查询个人国内和国际过去14天内行程的“通信行程卡”服务将于13日0时起正式下线。
中国官媒《新京报》12日发表评论称，适时取消“行程卡”，是“贯彻落实中央进一步改善疫情防控措施的必要之举”。但也同时指出，必须做好数据“善后”处理。中国媒体财新网报道，“通信行程卡”服务下线后，相关用户数据都会被彻底删除，以杜绝数据安全风险。
此举再次显示，中国政府正尝试迅速脱离实施近三年的清零政策，而这个发展也被不少观察人士视为“白纸运动”示威者的胜利。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在二十大后取得史前无例的第三任期以来，中国各地群众发起的示威为他的政权带来意想不到的挑战。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元培中国中心的研究员Yangyang Cheng告诉德国之声：“中国各地的示威行动是导致中国政府近日改变官方论述和政策的因素，但即便如此，‘清零政策’从经济与社会层面来看，都是无法延续的。这个政策在政府与人民之间，以及中国政府本身不同级别与机构之间，都引起相当大的摩擦。”
她补充道：“由于‘清零政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所以中国政府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出口，而这场示威行动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藉口。”
Yangyang Cheng指出，中国政府放宽防疫措施的举动，不仅可化解公众的愤怒，也让中国政府有能力把新冠疫情归咎于示威者，而非将接下来中国恐面臨的大量新增确诊案例，归咎于政府的政策。
其他专家则认为，虽然“白纸运动”影响了习近平的声望，但对他的权力却没造成太多影响。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王信贤向德国之声表示：“我觉得这一场示威下来，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下降的，但这种对政府信任的下降，离集体行动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想透过集体行动去引发中国进一步的政治稳定，中间还有很多政治链条。”
王信贤指出，民众虽然对政府不满，但没有更好的选择，而中国政府又有在适度回应社会的不满。他表示：“这次的示威运动，让中共顺水推舟，直接下去做。但在这个过程中有喊‘反党’或‘反习近平’的人，我认为中共会秋后算帐。”
一场瞄准中央政府的示威行动
部分专家认为，“白纸运动”是1989年六四学运以来，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示威行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学家宋文迪告诉德国之声：“这是过去十多年来，我们在中国目睹最重要的抗议事件。这是十几年来，第一次出现一个全国层级的因素来触发示威行动，而这个因素便是‘清零政策’。这个政策的影响跨越了地区、阶级与种族的界线。它足以联合各地的示威行动，并把示威行动融合成一个更大的运动。”
部分专家认为，“白纸运动”是1989年六四学运以来，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示威行动。
政治大学的王信贤则认为，虽然以前中国很多抗争都是针对地方政府，但这次的行动是直冲中央，因为民众知道防疫政策的相关指令来自习近平与中国中央政府。他向德国之声表示：“过去中国社会抗争有很多特色，每个地方层级都是一道防火墙。但这个防火墙现在全部不见，这也凸显出未来习近平会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他缺乏防火墙。”
王信贤补充道，因为中国太大，所以中国统治者都需要防火墙。他说：“若统治者权力过于集中，又没有防火墙帮忙挡掉一些事情，其实会直冲中央或最高领导人。我觉得以后这种事情还是会常常出现。”
此外，过去中国很多抗争都是围绕社会经济议题，现在变成后物质主义的议题。王信贤说：“有人开始喊‘共产党下台’，要真自由或民主，这类都是属于政治意识。两者不同的地方是，经济社会议题比较好解决，因为可能用钱就可以解决。但在自由、民主或人权的议题上，其实很难，因为议题有扩张性。”
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宋文迪表示，中国示威者透过各种形式的示威来展现更高的政治智慧。他说：“中国群众在示威过程中展现了强烈的政治自保本能，这也让整个运动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集体政治行动。他们尽可能不暴露自己的弱点，让政府有机会孤立特定示威者。”
缺乏跨区域的动员
虽然“白纸运动”有不少与过往中国社会运动不同之处，但王信贤与宋文迪都认为，“白纸运动”的效果仍有局限。王信贤向德国之声表示：“这个运动没有串连与组织性，要各个击破很容易，因为社会力量太弱。我们也不该低估共产党维稳的能力，像这次政法委出来讲话后，各地的压制力量开始增强，再加上它透过媒体专注江泽民去世的事，所以包含微博与抖音，所有的热搜都变成江泽民。中共非常会善用这种东西。”
宋文迪则说，虽然中国的示威者在运动过程中，显示了他们的协调能力，但他们并没有通过“白纸运动”显示他们的动员能力。他表示：“虽然有几个城市出现了自发的抗议活动，但整个运动并没有出现跨区域动员的迹像。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抗议活动是具有重要政治能量的重大政治抗议活动，但它们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政治运动。”
在经历“白纸运动”后，宋文迪认为中国当局可能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加强他们未来阻止类似抗议活动发生的能力。他说：“他们会从修复社会管理体制的公信力开始著手。但透过这次行动，示威者可能取得的成果是，未来类似的政治示威行动或许会更容易一些。这次的示威行动取得了类似‘破窗效应’的效果，这意味著示威活动不一定会招致重大惩罚。”
随著中国继续放宽清零政策的相关防疫措施，部分专家告诉德国之声，在中国遍地开花的“白纸运动”打击了习近平的声誉，但却未对他的权力造成太多影响。
继上周取消了一系列严格的防疫措施后，中国政府周一（12月12日）宣布，可以精准查询个人国内和国际过去14天内行程的“通信行程卡”服务将于13日0时起正式下线。
在“白纸运动”在中国遍地开花逾两周后，中国整体的防疫措施出现大幅度的调整。继上周取消了一系列严格的防疫措施后，中国政府周一（12月12日）宣布，可以精准查询个人国内和国际过去14天内行程的“通信行程卡”服务将于13日0时起正式下线。
中国官媒《新京报》12日发表评论称，适时取消“行程卡”，是“贯彻落实中央进一步改善疫情防控措施的必要之举”。但也同时指出，必须做好数据“善后”处理。中国媒体财新网报道，“通信行程卡”服务下线后，相关用户数据都会被彻底删除，以杜绝数据安全风险。
此举再次显示，中国政府正尝试迅速脱离实施近三年的清零政策，而这个发展也被不少观察人士视为“白纸运动”示威者的胜利。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在二十大后取得史前无例的第三任期以来，中国各地群众发起的示威为他的政权带来意想不到的挑战。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元培中国中心的研究员Yangyang Cheng告诉德国之声：“中国各地的示威行动是导致中国政府近日改变官方论述和政策的因素，但即便如此，‘清零政策’从经济与社会层面来看，都是无法延续的。这个政策在政府与人民之间，以及中国政府本身不同级别与机构之间，都引起相当大的摩擦。”
她补充道：“由于‘清零政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所以中国政府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出口，而这场示威行动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藉口。”
Yangyang Cheng指出，中国政府放宽防疫措施的举动，不仅可化解公众的愤怒，也让中国政府有能力把新冠疫情归咎于示威者，而非将接下来中国恐面臨的大量新增确诊案例，归咎于政府的政策。
其他专家则认为，虽然“白纸运动”影响了习近平的声望，但对他的权力却没造成太多影响。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王信贤向德国之声表示：“我觉得这一场示威下来，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下降的，但这种对政府信任的下降，离集体行动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想透过集体行动去引发中国进一步的政治稳定，中间还有很多政治链条。”
王信贤指出，民众虽然对政府不满，但没有更好的选择，而中国政府又有在适度回应社会的不满。他表示：“这次的示威运动，让中共顺水推舟，直接下去做。但在这个过程中有喊‘反党’或‘反习近平’的人，我认为中共会秋后算帐。”
一场瞄准中央政府的示威行动
部分专家认为，“白纸运动”是1989年六四学运以来，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示威行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学家宋文迪告诉德国之声：“这是过去十多年来，我们在中国目睹最重要的抗议事件。这是十几年来，第一次出现一个全国层级的因素来触发示威行动，而这个因素便是‘清零政策’。这个政策的影响跨越了地区、阶级与种族的界线。它足以联合各地的示威行动，并把示威行动融合成一个更大的运动。”
部分专家认为，“白纸运动”是1989年六四学运以来，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示威行动。
政治大学的王信贤则认为，虽然以前中国很多抗争都是针对地方政府，但这次的行动是直冲中央，因为民众知道防疫政策的相关指令来自习近平与中国中央政府。他向德国之声表示：“过去中国社会抗争有很多特色，每个地方层级都是一道防火墙。但这个防火墙现在全部不见，这也凸显出未来习近平会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他缺乏防火墙。”
王信贤补充道，因为中国太大，所以中国统治者都需要防火墙。他说：“若统治者权力过于集中，又没有防火墙帮忙挡掉一些事情，其实会直冲中央或最高领导人。我觉得以后这种事情还是会常常出现。”
此外，过去中国很多抗争都是围绕社会经济议题，现在变成后物质主义的议题。王信贤说：“有人开始喊‘共产党下台’，要真自由或民主，这类都是属于政治意识。两者不同的地方是，经济社会议题比较好解决，因为可能用钱就可以解决。但在自由、民主或人权的议题上，其实很难，因为议题有扩张性。”
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宋文迪表示，中国示威者透过各种形式的示威来展现更高的政治智慧。他说：“中国群众在示威过程中展现了强烈的政治自保本能，这也让整个运动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集体政治行动。他们尽可能不暴露自己的弱点，让政府有机会孤立特定示威者。”
缺乏跨区域的动员
虽然“白纸运动”有不少与过往中国社会运动不同之处，但王信贤与宋文迪都认为，“白纸运动”的效果仍有局限。王信贤向德国之声表示：“这个运动没有串连与组织性，要各个击破很容易，因为社会力量太弱。我们也不该低估共产党维稳的能力，像这次政法委出来讲话后，各地的压制力量开始增强，再加上它透过媒体专注江泽民去世的事，所以包含微博与抖音，所有的热搜都变成江泽民。中共非常会善用这种东西。”
宋文迪则说，虽然中国的示威者在运动过程中，显示了他们的协调能力，但他们并没有通过“白纸运动”显示他们的动员能力。他表示：“虽然有几个城市出现了自发的抗议活动，但整个运动并没有出现跨区域动员的迹像。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抗议活动是具有重要政治能量的重大政治抗议活动，但它们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政治运动。”
在经历“白纸运动”后，宋文迪认为中国当局可能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加强他们未来阻止类似抗议活动发生的能力。他说：“他们会从修复社会管理体制的公信力开始著手。但透过这次行动，示威者可能取得的成果是，未来类似的政治示威行动或许会更容易一些。这次的示威行动取得了类似‘破窗效应’的效果，这意味著示威活动不一定会招致重大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