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在2020年2月19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关于新冠病毒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强调疫情中相关数据迅速、公开且透明的共享正受到这种阴谋论的威胁。 其实，诸如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会引发阴谋论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较重大的事件都会被蒙上阴谋论的阴影。一，阴谋论是伪科学 阴谋论是伪科学。正如心理学家迈克尔·舍默所指出，阴谋论的生产程序首先是“从无关的随机事件当中寻找有意义的潜在关系”，然后是“愿意相信世界是被一个隐形的幕后组织控制”，并“断章取义，引用片面事实，证明自己所认同的理论”。 虽然任何科学理论本质上都只是猜想或者假说，而阴谋论也属于一种猜想或者假说，但阴谋论与真正的科学相去甚远，因为其既未按照科学的基本原则进行思考，也不遵循科学的检验程序。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陷入循环论证泥潭。阴谋论用来自圆其说的常见“套路”是：怎么证明阴谋存在？因为有这样的现象；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用阴谋论解释。这种循环论证使得阴谋论丧失了可证伪性，亦即不存在被反面证据所推翻的可能。然而，可证伪性恰恰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任何不具有可证伪性的理论都是非科学的。第二，违背“奥卡姆剃刀”法则。阴谋论惯用“这里面水很深”之类的话语，来逃避证据的考验，但这也表明，其试图对事件源起给出复杂的解释，而这有违科学的“奥卡姆剃刀”法则。此法则认为，科学理论以简单为上，力图以较少的前提假设来解释最多的经验事实。“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一个理论越复杂、前提条件越多，则越缺乏可信度、越可疑。第三，存在证据选择问题。阴谋论常以轶闻为证据，并且深陷证实性偏差——筛选支持性证据，排斥反驳性证据，将一些模棱两可的信息向着有利于己方的立场进行解释，甚至会歪曲证据。例如，面对反驳性证据，阴谋论者或许会说：“瞧，有人又试图用这些来掩盖事情的真相”，而不会针对反驳性证据本身，进行有理有据的驳斥。二，为什么阴谋论总是有“市场” 阴谋论作为伪科学，是科学的敌人。但不幸的是，阴谋论往往会对公众产生极大的吸引力，总能够广为传播，迅速在舆论圈收获无数“粉丝”。其中一大原因在于，人类作为“故事的动物”，很容易被阴谋论编造的那些情节曲折而又连贯的故事所打动，以致产生强烈的代入感，感觉故事很“真实”。 进一步地，如果这个故事从逻辑上看，因果链条显得环环相扣，那么人们就更容易认为，这是对事物发生源起的唯一解释。但实际上，按照科学方法论，这只是众多可以解释事物发生源起的竞争性假说中的一种。人们屈从于具有故事性的单一因果链条的诱惑，无疑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会进一步衍生出证实性偏差以及过度自信等行为偏差。 有必要强调，当人们感觉故事很“真实”时，往往会忽视逻辑层面的合理性与经验层面的可能性完全是两个概念。换言之，逻辑上合理并不代表“概率上为真”。然而，正如行为经济学研究所发现，人们对事件可能性的判断，常常被逻辑层面的合理性所误导，很容易陷入如下两大谬误之中：第一，合取谬误。若多个事件被同一条因果链条所串联，则人们就倾向于违反“事件越多，则所有事件均为真的概率越小”这一基本的概率法则，高估多个事件同时为真的可能性。 例如，假设有人经常给家里的小朋友购买玩具枪之类的玩具，试问下面哪一种可能性较高？ （1）小朋友是一位男孩； （2）小朋友是一位喜欢玩具的男孩。 不少人选择答案（2）。其实，答案（2）是由“小朋友是一位男孩”与“小朋友喜欢玩具”这两个事件构成的一个“合取事件”，属于答案（1）的子集，故答案（1）才是正确的。行为经济学大师丹尼尔·卡尼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将选择答案（2）这种行为偏差称为合取谬误。第二，滑坡谬误。顺沿着某个因果链条一路推之，直至获得一个不平凡的结论，这一过程让人们充满了智力上的成就感。但不幸的是，人们在此过程中很容易陷入滑坡谬误，将每一个环节“有可能如此”夸大为“必然如此”，以致最终所推出的结论因建立在一系列可疑前提之上而谬以千里。 例如，有这样一首西方民谣：“失了一颗铁钉，丢了一只马蹄铁；丢了一只马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损了一位国王；损了一位国王，输了一场战争；输了一场战争，亡了一个帝国。”如果有人根据此民谣得出结论：一个帝国因一颗小小的铁钉而灭亡，那么就属于典型的滑坡谬误。对滑坡谬误最精当的批评，也许是哲学家悉尼·胡克的一句名言：“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从认知上看，阴谋论还反映了人们试图解释偶然事件的行为偏差。人类的大脑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意义制造者”，总是竭力从原本没有规律的地方寻找规律。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这一本能具有适应性的一面——面对未知之物，我们那些疑心重重的祖先，偏执于寻找关于威胁的任何蛛丝马迹，因为高度警觉而更容易存活下来，并繁衍后代。但正如马克·舍恩与克里斯汀·洛贝格两位作者在《你的生存本能正在杀死你》一书中所强调，在现代社会，原始的生存本能过于敏感，也会毁掉人们的健康生活。 阴谋论的泛起除了与公众科学素养不足以及容易陷入某些行为偏差有关，亦属于一种重要的社会心理现象。根据心理学家埃里西·弗洛姆的观点，任何一种学说或者思想的影响取决于它所吸引的那些人“性格结构中的心理需求程度大小”；只要某种思想答复了某些社会群体的强大心理需求，它就会成为历史上的一种强大力量。就阴谋论而言，当整个社会面临突发风险事件等重大冲击时，其就成为满足公众对控制感需求的一种重要途径。 具体而言，人们会因控制感被外部冲击所侵蚀而倍感焦灼不安，进而会努力去寻求事件的真相，以将事件的影响纳入到可测、可控的范围内。但给定公众所拥有的知识、经验以及所能获得的信息，事件的真相往往显得过于复杂而难以理解。此时，通过抽掉专业知识的门槛，阴谋论以浅入浅出的“故事模式”，为公众提供了一个看似清晰的解释框架，从而缓解了公众面对专业知识和复杂事物时的无助感，帮助他们重拾控制感。三，如何抗击阴谋论 正如《柳叶刀》所声明，阴谋论除了制造恐慌、谣言、偏见，损害全球共同抗击新冠肺炎这种疾病的工作外，别无他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抗击与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风险事件有关的阴谋论呢？ 突发风险事件引发公众恐慌，成为滋生阴谋论的一大温床。而公众产生恐慌的一大源头是，不掌握整个事件发展态势的可靠信息。因此，公共部门应主动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在信息沟通中，公众一般处于询问、接受信息的被动位置，而处于主动位置的公共部门能否将公众视为伙伴，对于沟通的有效性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伙伴”模式下，公共部门应努力向公众提供直接、完全的答复，确保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应坦率承认对于某些信息并不掌握；当信息披露有误时，应勇于承认错误，并及时纠正。如果公共部门不采取“伙伴”模式，而是一味采取“决定、宣布、辩护（Decide，Announce，Defend）”模式，即所谓的DAD模式，那么就很难与公众建立起真正的信任。 公众产生恐慌的另一大源头是，缺乏专业知识背景，无法对事件源起进行正确解释，对事件影响进行客观评估，对事件发展进行合理预测。因此，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应及时出面，就公众所关心或者感兴趣的问题，作出专业而又容易被理解的解释。 专家并非无所不知，但专业意见及时出现，对于引导公众回归理性至关重要。整个社会必须警惕走向反智主义——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所言：“反智主义作为一种态度，不是单一的情感取向，而是正反情感并存，他们对理智和知识分子的绝对排斥是罕见的。” 公共部门以及专家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均离不开新闻媒体的中介作用，新闻媒体能够大大提升沟通的效率。但也要警惕，一些偏离事实的文章亦会成为扰乱公众认知或心理状态的诱因，对公众的非理性行为推波助澜。因此，新闻媒体的报道应恪守“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四大原则，媒体从业人员尤其谨防自己的主观认知成为信息传播中的误差源。为了抗击阴谋论，除了加强信息沟通，充分发挥专家与新闻媒体的作用，整个社会还应大力弘扬科学精神。阴谋论是伪科学，而科学是伪科学最好的解毒剂。在此有必要澄清，公众很容易认为科学仅仅代表生物、化学、物理等方面的复杂知识，但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其实并非知识的一部分，而是看待事物的一种方式，是辨别真伪、防止我们被他人甚至自己所愚弄的一种有效的思维模式。 就个人而言，虽然出于人类的一些本能，即使最理性的人，在这个网络已为流言插上翅膀的喧嚣时代，也可能有一颗相信阴谋论的心，但我们应努力提升科学素养，用理智抵制蛊惑，用科学战胜愚昧。 最后，就让我们以英国科学家、小说家查尔斯·珀西·斯诺的告诫，来作为本文的结语——“愚蠢的多疑和愤世嫉俗同样是真理的敌人。”
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在2020年2月19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关于新冠病毒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强调疫情中相关数据迅速、公开且透明的共享正受到这种阴谋论的威胁。
其实，诸如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会引发阴谋论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较重大的事件都会被蒙上阴谋论的阴影。
一，阴谋论是伪科学
阴谋论是伪科学。正如心理学家迈克尔·舍默所指出，阴谋论的生产程序首先是“从无关的随机事件当中寻找有意义的潜在关系”，然后是“愿意相信世界是被一个隐形的幕后组织控制”，并“断章取义，引用片面事实，证明自己所认同的理论”。
虽然任何科学理论本质上都只是猜想或者假说，而阴谋论也属于一种猜想或者假说，但
阴谋论与真正的科学相去甚远，因为其既未按照科学的基本原则进行思考，也不遵循科学的检验程序。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陷入循环论证泥潭。阴谋论用来自圆其说的常见“套路”是：怎么证明阴谋存在？因为有这样的现象；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用阴谋论解释。这种循环论证使得阴谋论丧失了可证伪性，亦即不存在被反面证据所推翻的可能。然而，可证伪性恰恰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任何不具有可证伪性的理论都是非科学的。
第二，违背“奥卡姆剃刀”法则。阴谋论惯用“这里面水很深”之类的话语，来逃避证据的考验，但这也表明，其试图对事件源起给出复杂的解释，而这有违科学的“奥卡姆剃刀”法则。此法则认为，科学理论以简单为上，力图以较少的前提假设来解释最多的经验事实。“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一个理论越复杂、前提条件越多，则越缺乏可信度、越可疑。
第三，存在证据选择问题。阴谋论常以轶闻为证据，并且深陷证实性偏差——筛选支持性证据，排斥反驳性证据，将一些模棱两可的信息向着有利于己方的立场进行解释，甚至会歪曲证据。例如，面对反驳性证据，阴谋论者或许会说：“瞧，有人又试图用这些来掩盖事情的真相”，而不会针对反驳性证据本身，进行有理有据的驳斥。
二，为什么阴谋论总是有“市场”
阴谋论作为伪科学，是科学的敌人。但不幸的是，阴谋论往往会对公众产生极大的吸引力，总能够广为传播，迅速在舆论圈收获无数“粉丝”。其中一大原因在于，
人类作为“故事的动物”，很容易被阴谋论编造的那些情节曲折而又连贯的故事所打动，以致产生强烈的代入感，感觉故事很“真实”。
进一步地，如果这个故事从逻辑上看，因果链条显得环环相扣，那么人们就更容易认为，这是对事物发生源起的唯一解释。但实际上，按照科学方法论，这只是众多可以解释事物发生源起的竞争性假说中的一种。人们屈从于具有故事性的单一因果链条的诱惑，无疑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会进一步衍生出证实性偏差以及过度自信等行为偏差。
有必要强调，
当人们感觉故事很“真实”时，往往会忽视逻辑层面的合理性与经验层面的可能性完全是两个概念。换言之，逻辑上合理并不代表“概率上为真”。然而，
正如行为经济学研究所发现，人们对事件可能性的判断，常常被逻辑层面的合理性所误导，很容易陷入如下两大谬误之中：
第一，合取谬误。若多个事件被同一条因果链条所串联，则人们就倾向于违反“事件越多，则所有事件均为真的概率越小”这一基本的概率法则，高估多个事件同时为真的可能性。
例如，假设有人经常给家里的小朋友购买玩具枪之类的玩具，试问下面哪一种可能性较高？
（1）小朋友是一位男孩；
（2）小朋友是一位喜欢玩具的男孩。
不少人选择答案（2）。其实，答案（2）是由“小朋友是一位男孩”与“小朋友喜欢玩具”这两个事件构成的一个“合取事件”，属于答案（1）的子集，故答案（1）才是正确的。行为经济学大师丹尼尔·卡尼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将选择答案（2）这种行为偏差称为合取谬误。
第二，滑坡谬误。顺沿着某个因果链条一路推之，直至获得一个不平凡的结论，这一过程让人们充满了智力上的成就感。但不幸的是，人们在此过程中很容易陷入滑坡谬误，将每一个环节“有可能如此”夸大为“必然如此”，以致最终所推出的结论因建立在一系列可疑前提之上而谬以千里。
例如，有这样一首西方民谣：“失了一颗铁钉，丢了一只马蹄铁；丢了一只马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损了一位国王；损了一位国王，输了一场战争；输了一场战争，亡了一个帝国。”如果有人根据此民谣得出结论：一个帝国因一颗小小的铁钉而灭亡，那么就属于典型的滑坡谬误。对滑坡谬误最精当的批评，也许是哲学家悉尼·胡克的一句名言：“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从认知上看，阴谋论还反映了人们试图解释偶然事件的行为偏差。人类的大脑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意义制造者”，总是竭力从原本没有规律的地方寻找规律。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这一本能具有适应性的一面——面对未知之物，我们那些疑心重重的祖先，偏执于寻找关于威胁的任何蛛丝马迹，因为高度警觉而更容易存活下来，并繁衍后代。但正如马克·舍恩与克里斯汀·洛贝格两位作者在《你的生存本能正在杀死你》一书中所强调，在现代社会，原始的生存本能过于敏感，也会毁掉人们的健康生活。
阴谋论的泛起除了与公众科学素养不足以及容易陷入某些行为偏差有关，亦属于一种重要的社会心理现象。根据心理学家埃里西·弗洛姆的观点，任何一种学说或者思想的影响取决于它所吸引的那些人“性格结构中的心理需求程度大小”；只要某种思想答复了某些社会群体的强大心理需求，它就会成为历史上的一种强大力量。就阴谋论而言，当整个社会面临突发风险事件等重大冲击时，其就成为满足公众对控制感需求的一种重要途径。
具体而言，人们会因控制感被外部冲击所侵蚀而倍感焦灼不安，进而会努力去寻求事件的真相，以将事件的影响纳入到可测、可控的范围内。但给定公众所拥有的知识、经验以及所能获得的信息，事件的真相往往显得过于复杂而难以理解。此时，
通过抽掉专业知识的门槛，阴谋论以浅入浅出的“故事模式”，为公众提供了一个看似清晰的解释框架，从而缓解了公众面对专业知识和复杂事物时的无助感，帮助他们重拾控制感。
三，如何抗击阴谋论
正如《柳叶刀》所声明，阴谋论除了制造恐慌、谣言、偏见，损害全球共同抗击新冠肺炎这种疾病的工作外，别无他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抗击与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风险事件有关的阴谋论呢？
突发风险事件引发公众恐慌，成为滋生阴谋论的一大温床。而公众产生恐慌的一大源头是，不掌握整个事件发展态势的可靠信息。因此，公共部门应主动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在信息沟通中，公众一般处于询问、接受信息的被动位置，而处于主动位置的公共部门能否将公众视为伙伴，对于沟通的有效性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伙伴”模式下，公共部门应努力向公众提供直接、完全的答复，确保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应坦率承认对于某些信息并不掌握；当信息披露有误时，应勇于承认错误，并及时纠正。如果公共部门不采取“伙伴”模式，而是一味采取“决定、宣布、辩护（Decide，Announce，Defend）”模式，即所谓的DAD模式，那么就很难与公众建立起真正的信任。
公众产生恐慌的另一大源头是，缺乏专业知识背景，无法对事件源起进行正确解释，对事件影响进行客观评估，对事件发展进行合理预测。因此，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应及时出面，就公众所关心或者感兴趣的问题，作出专业而又容易被理解的解释。
专家并非无所不知，但专业意见及时出现，对于引导公众回归理性至关重要。整个社会必须警惕走向反智主义——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所言：“反智主义作为一种态度，不是单一的情感取向，而是正反情感并存，他们对理智和知识分子的绝对排斥是罕见的。”
公共部门以及专家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均离不开新闻媒体的中介作用，新闻媒体能够大大提升沟通的效率。但也要警惕，一些偏离事实的文章亦会成为扰乱公众认知或心理状态的诱因，对公众的非理性行为推波助澜。因此，新闻媒体的报道应恪守“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四大原则，媒体从业人员尤其谨防自己的主观认知成为信息传播中的误差源。
为了抗击阴谋论，除了加强信息沟通，充分发挥专家与新闻媒体的作用，整个社会还应大力弘扬科学精神。阴谋论是伪科学，而科学是伪科学最好的解毒剂。在此有必要澄清，
公众很容易认为科学仅仅代表生物、化学、物理等方面的复杂知识，但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其实并非知识的一部分，而是看待事物的一种方式，是辨别真伪、防止我们被他人甚至自己所愚弄的一种有效的思维模式。
就个人而言，虽然出于人类的一些本能，即使最理性的人，在这个网络已为流言插上翅膀的喧嚣时代，也可能有一颗相信阴谋论的心，但我们应努力提升科学素养，用理智抵制蛊惑，用科学战胜愚昧。
最后，就让我们以英国科学家、小说家查尔斯·珀西·斯诺的告诫，来作为本文的结语——“愚蠢的多疑和愤世嫉俗同样是真理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