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所示，这篇论文的原意是，虽然由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等人在19世纪确立的“科赫法则”，是迄今学界用来确定传染病病原体的一种重要法则，可由于“科赫法则”要求确认传染病的病毒还需要分离出病原体或病毒毒株（isolation of aetiological agents），结果，中国虽然在12月26日就通过“高通量测序”（NGS）的现代科技手段从感染者肺部初步测出了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这一“对快速研发出诊断办法至关重要”的数据，却要等到病毒的毒株被分离出来后，才在1月12日公布了病毒的基因序列组，可此时已经过去了17天了……
近日，澳大利亚反华势力的喉舌媒体《悉尼先驱晨报》刊登了一篇由其政治编辑Peter Hartcher撰写的一篇观点文章，借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中国骂得一无是处。
但在这篇充满了谣言和不实信息的文章中，最令人感到恶心的一处，是其对于著名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于2月11日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的断章取义。
在这篇名为《冠状病毒危机就是中国制造的，但没有人会说出来》的评论文章中，《悉尼先驱晨报》的政治编辑Peter Hartcher通过大量谣言和不实信息，一如既往地抹黑着中国。
比如他一方面谎称中国武汉的医院在12月中旬时拒收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让他们回家等死；一方面又将目前中国央媒派去湖北和武汉报道疫情和揭露问题的记者，说成是官方用来报喜不报忧的“政治宣传特工”。
但比起这些显而易见的谎言，他这篇文章中最恶心的部分，是对于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于2月11日刊登的一篇学术论文的断章取义，以指控中国政府曾刻意隐瞒病毒的信息。
他宣称，尽管北京一开始被称赞快速分享了病毒的信息，这篇《柳叶刀》的论文却揭露出相反的情况：中国早在12月26日就测出了病毒的基因，却在17天后的1月12日才向国际社会公布出来的。
不过，《悉尼先驱晨报》并不是第一个如此消费这篇论文的境外媒体。早在2月11日这篇论文刊登之后，一些英美媒体就用同样的报道口吻，炒作说这篇论文揭露了中国对于疫情信息的隐瞒。
然而，我们在《柳叶刀》上找到这篇论文并阅读了全文后，并没有看出“中国政府隐瞒病毒信息”的意思。
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这篇论文提出的几个关于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观点，都很有含金量。而这些境外媒体对论文的断章取义，反而会污染这些重要的观点，导致论文希望传达的信息被大大弱化，甚至引起误读。
所以，接下来我们将简单概括一下这篇由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教授王林发等人撰写的论文，到底说了什么吧。
先说最重点的部分。这篇论文中确实提到了中国在“2019年12月26日就已经初步测出了病毒的基因组序列的事情，但在17天后的2020年1月12日才将基因序列组公布出来”的内容——可是，论文提到这个信息的本意，并不是在指责中国“隐瞒信息”，而是在从科学的角度探讨导致中国这么做的学术层面的原因，即学界通常用来确定一种传染病病原体的“科赫法则”，是否已经不适应疫情和时代的变化了。
如下图所示，这篇论文的原意是，虽然由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等人在19世纪确立的“科赫法则”，是迄今学界用来确定传染病病原体的一种重要法则，可由于“科赫法则”要求确认传染病的病毒还需要分离出病原体或病毒毒株（isolation of aetiological agents），结果，中国虽然在12月26日就通过“高通量测序”（NGS）的现代科技手段从感染者肺部初步测出了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这一“对快速研发出诊断办法至关重要”的数据，却要等到病毒的毒株被分离出来后，才在1月12日公布了病毒的基因序列组，可此时已经过去了17天了……
因此，这篇论文首先认为，这说明了各国是时候建立以“高通量测序”为基础的病毒疫情上报和应对系统了，而不要再等到分离出病毒的毒株。换言之，论文认为这17天的延误并不是一个隐瞒的问题，而是一个学术方法的问题。而且为了更好的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这种人畜共患病毒的疫情，公共卫生系统应该更加灵活地做出调整，根据快速的“高通量测序”科技，及早进行防控应对。
其次，这篇文章还提到了另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观点，那就是要重视和增强临床医学在疫情早期的侦测与预警中的作用，改变过去临床仅仅在疫情侦测和预警中扮演的支持性角色。
论文称，这是因为如今的临床医学从业者可以获得更好的学术培训，甚至拥有学术方面的职务，尤其是在中国。而且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最初也是被临床医生们发现和预警出来的，比如将病毒样本送到商业基因测序公司，从而在12月底就测出了病毒基因组序列的，便是武汉两所医院的临床医生。
再次，该论文提出的第三个观点，还某种程度上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此前引发争议的“兽医”背景“正了名”。因为这个观点认为，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这种由人畜共患病毒所引发的疫情，为了追踪病毒的源头和早期传播路径，需要有更多的兽医专家或动物健康领域的专家参与其中，与其他领域的医学和疫情防控专家共同组成一个“大卫生团队”。
该论文还特别举例说，在2003年的SARS疫情结束后，世界卫生组织曾经组织了一个由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专家所组成的团队去追踪SARS病毒的起源和早期传播途径。当时国际专家组里的8名专家中的7人有兽医或动物健康专业的背景，而中国的6名专家里只有1人有这个背景。
另外，这篇论文还提到了曾经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争议的“学者为了发论文隐瞒疫情信息”的事情，称这种“缺乏根据的指控”耗费了大量媒体的资源，也不利于对疫情的防控工作。但论文也表示，这种争议本身并不罕见，只是在此次疫情中被放大了。至于解决的办法，论文认为应该出台指导办法，从而更好的平衡信息共享和科研工作的需求。
最后，这篇论文这样写到：“现在不是指责的时候。实际上，这些经验教训需要被全球卫生社区所吸取，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应对下一场人畜共患病毒所带来的疫情事件，而且这样的事件几乎肯定会再来。这些经验教训也肯定不是中国独有的。”
遗憾的是，这么一篇提出了很多很有意义的学术观点的文章，却遭到了《悉尼先驱晨报》等境外西方媒体低级的断章取义，这着实令人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