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14年为止，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范围已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84.4%以上，但直到近代，中国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为何与欧洲掌控的全球格局大相径庭？”
美国学者斯蒂芬·哈尔西在《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的开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忽略它就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也难以理解中国如何与世界互动。
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问题是中国“独特”之源。无论从文明传承还是民族复兴的视角，我们都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影像中看出中国的“国家独特性”。
反过来说，也正是这种独特性，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文明何以能传承，民族何以能复兴，中国何以能演绎大国崛起的故事。
独特的背景不妨从最直观的历史事实入手，即从清朝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中国的疆域大体保持完整，中央政权从未完全失去对疆域的控制。
相比来说，领土和人口曾一度与清朝中国接近的奥斯曼帝国，最终“萎缩”到安纳托利亚半岛（土耳其），而莫卧儿王朝的印度则彻底沦为了西方的殖民地。
这就衍生出一个问题，在遭遇西方殖民主义浪潮冲击前，中国的“大一统”是种什么样的独特“存在”？
安徽省霍邱县在治理淮河第一期工程完成后，小麦获得丰收。这是当地农民在麦田里休息
“大一统”思维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毋庸赘言，在清朝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体现在清政府对西藏、新疆、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实际控制力，也体现在就治理手段来说清政府已经开始带有某些“现代”特征。
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清朝中国，美国历史学家李怀印做了这样的定义：
它拥有固定的边界和稳定的版图，拥有一支形制完备的常备军，拥有一个高度集权的科层化的行政体制，这些均为中世纪欧洲大大小小的政治体所不具备，而跟早期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有颇多相似之处，但它不属于形成于西方的、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近代世界体系之一员。
另外，它既不同于靠战争维持其生命的传统军事帝国，也不同于前近代世界历史上缺少明确疆域概念的各种形式的政治实体。
所以，在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之前，清朝中国带有较为明显的“二元”特征。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运作方式以及皇权统治，毫无疑问是传统的、旧式的；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治理手段和国家形态，已经具备了某些“现代”特征。
比如，在稳定边疆后，不像“旧式”帝国那样无限度地对外扩张；在治理手段上实行世俗化，在权力运作上强化“非人格化”等。这些特征，在其他转型前大国或帝国中，要么昙花一现，要么从未出现。
这样的“中国”，就历史进程来说可谓祸福相依。一方面，中国具备其他大国所不具备的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条件；但另一方面，中国的顽强生命力与抗压力，又预示着其在与欧洲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相遇、互动时，遭到的冲击会更大。
这种“二元性”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转型会走上不一样的道路，进而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这是北京崇文区手工业者在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登记站里递交申请入社登记表
独特的路径与广大非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也是被动的。如果没有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之后一系列危及政权存亡的内外交困，清朝政府或许还会延续旧式的统治方式。
但历史没有朝那个方向走。
中国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一味陷入“被动”，而是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寻求“主动”。这也是哈尔西的一个核心观点。在他看来，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虽然历经波折，但绝不能算失败。
在民族国家转型方面，学术界有一个较主流的概念：“财政—军事国家”。
简单地说，军事开支的攀升给国家财政造成压力，从而倒逼财政体系的改革，进而引发整个行政体系乃至权力结构的变化，最终导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虽然清廷在历史趋势上行将就木，但从国家转型的角度看，危机下中国的国家建构却表现出极强的韧性。
19世纪50年代前，田赋在政府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占七成以上，但到19世纪末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30%以下，新兴工业、国内商业、对外贸易等税收比例大幅上升到60%以上（晚清最后10年降至20%以下）。这样的财政收入结构，已经接近19世纪初的英国。
这种现代国家建构的成果，离不开当时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韧性”，即强大的对抗外部压力的能力。
使中国沦为“有限主权”状态的租界制度，其模式从未扩散到租界之外，反而成为中国自主模仿、学习先进治理经验的对象。
战争赔款一直是晚清政府的沉重负担，但总的来说从未导致财政彻底破产。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体量大”。尽管经济相对落后，但庞大的税基抵消了这一短板。当时的中国已是瘦骆驼，但依然比马大，欧洲列强吞不下。
尤其值得一提，还有相对于欧洲列强来说中国经济的“不可渗透性”。晚清政府与西方殖民帝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很多都是关于贸易的，但西方的商品并没有像洪水那样冲垮中国经济。
“一个又一个口岸反复发出这样的警示：贸易正在落入本地人之手，而外国人正在沦为纯粹的掮客。”
“精明的本地人越来越多地染指进口贸易，而对中国市场一无所知的外国人则很容易受到诱惑，以微利甚至亏本出售货物。”
这是20世纪初英国学者萨金特对当时中英贸易的评价。在他看来，这是靠军队和条约应付不了的。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机群（1950年8月）
哈尔西也认为，外国企业很难取代中国商人的位置，其商业行为是由本地和西方因素交织混合而成的产物。“外国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反倒被本地那些充满活力、丝丝入扣而又复杂深奥的商业网络限制住了。”
在这一点上，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国传统的以人际、商业关系为纽带的地方商会和行会。西方列强对它们“爱恨交加”，但它们的确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深度拥抱“全球化”。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并未导致中国政治上解体。晚清汉族权臣，尤其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没有取清廷而代之，不能不说是一种“愚忠”。
但也应该看到他们“国家意识”的一面。李鸿章在论及中外关系的奏章中每提及本国时，都使用“中国”二字，而不是清朝官方文献和话语中更常见的“大清”“皇朝”“天朝”之类用词，反映了19世纪中西冲突过程中汉人官僚意识上的微妙变化。
在一些学者看来，“国家意识”的萌发和提升，是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得以维持政治上大一统和疆域上大体完整的重要原因。
即便在军阀割据混战的高潮期——这也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亡最为危急的时期之一，“独立建国”也不仅不是选项，而且是政治禁忌。
每当某个军阀或军阀派系对其敌手发起进攻之时，事先总要发表一则通电，攻击对方破坏国家统一，声称自己出兵正是为了捍卫中国的政治统一和国家利益。
也就是说，虽然各路军阀的权力来源于“枪杆子”，但他们权力的合法性却依赖于“国家统一”。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现象：一方面中国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但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却还在继续。
不一样的结果李怀印从“财政—军事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军阀竞争，结论是“哪支军阀或地方势力能在竞争中存活下来并最终占据优势，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他们怎样组织财政和军事机构，尤其是怎样创造财政收入”。
根据他的研究，奉系、晋系军阀一度势力强大，与他们在地方建设和改革上的成效不无关系。而国民党能崛起于广东，与财政、经济势力壮大到足以碾轧对手密切相关。
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在路径上与当时的非西方国家已经完全不一样，主要剧情变成了关于打造“财政—军事国家”的竞争。
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在上课
在李怀印看来，中国的路径更像某些欧洲国家。不过他也认为，与欧洲的英国、法国等民族国家先行者不同，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像后来者德国、意大利那样的自下而上，“即由强大的区域政权在统一国家和建立全国政府的过程中起带头作用”。
但是，即便与德国、意大利相比，中国的路径也有着诸多不同，而且走得艰辛很多。
一方面，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外部地缘政治环境险恶，这就决定了任何一个区域政权想在竞争中取胜要困难得多。
另一方面，不像德国、意大利，在从事领土扩张和国家统一前，便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集权的地方政权，民国初期的地方政权，总体上还停留在国家建设的初级阶段。
20世纪30年代日本开始的对华入侵，很大程度上迟滞了国家建设步伐。但日本侵华并没有完全阻断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联合抗日的同时，也在进行国家建构的竞争。“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学者发现，共产党成功的原因，是其在西北贫困地区所展开的大胆、灵活的社会、经济、政治变革，重点是发动群众、合作生产、自力更生和纯洁党的队伍，亦即’延安道路’。”
某种程度上说，国共两党治理模式的竞争，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竞争。中国共产党能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原因有很多，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关键的原因之一是这支政治力量在现代国家建构上最为彻底也最为成功。
当中国国民党力量还是偏安广东一隅的军阀派系时，宋子文启动的一系列财政改革为其挥师北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后，财政改革乃至现代国家建构囿于种种原因停滞不前。这种状况后来演变成体制性腐败，很大程度上使国民党丧失了政治合法性。
根据李怀印的研究，1945年国共内战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实施的财政、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属于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建构。
比如，共产党建立了由陈云任主席的东北财经委员会，建立预算制度、审计制度、国库制度；将中央收入与地方的收入和支出分开；规范财政管理制度；对商品和服务统一征税等。
“作为经济最发达地区和最重要的解放区，东北对共产党在1940年代末打败国民党并拿下全国的重要性，可媲美广东在国民党军队于1920年后期击败军阀统一全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回顾1850年至1949年的中国百年历史，不难发现为何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
2019年9月26日，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参观展出作品《焦裕禄》
哈尔西写道：“相比之下，财政—军事国家在中国的发展历时百年，并且在1850年至1949年很少有巨大成功。直到中国在朝鲜半岛与超级大国美国开战，双方战成平手，1964年中国又拥有核武器之后，外国的观察家们才开始认识到这种转变有多重要。”
回顾那段百年历史，同样可以得出中国何以“独特”的结论。清朝政府在政权危机之下的应对之策，发展成中国政治精英的救亡图存，进而演变成现代国家的建构。
这个独特路径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在国家转型上，会造就不同于四分五裂或沦为西方殖民地的结果。
而在转型路径上与西方的诸多差异，又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在“形态”上有别于西方的独特性。
正如李怀印所说，要理解现代中国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必须摒除源自欧美国家历史经验的种种理论预设和概念框架，回到中国历史之中，把中国现代国家放到中国漫长的国家转型中加以理解。
“到1914年为止，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范围已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84.4%以上，但直到近代，中国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为何与欧洲掌控的全球格局大相径庭？”
美国学者斯蒂芬·哈尔西在《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的开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忽略它就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也难以理解中国如何与世界互动。
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问题是中国“独特”之源。无论从文明传承还是民族复兴的视角，我们都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影像中看出中国的“国家独特性”。
反过来说，也正是这种独特性，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文明何以能传承，民族何以能复兴，中国何以能演绎大国崛起的故事。
独特的背景不妨从最直观的历史事实入手，即从清朝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中国的疆域大体保持完整，中央政权从未完全失去对疆域的控制。
相比来说，领土和人口曾一度与清朝中国接近的奥斯曼帝国，最终“萎缩”到安纳托利亚半岛（土耳其），而莫卧儿王朝的印度则彻底沦为了西方的殖民地。
这就衍生出一个问题，在遭遇西方殖民主义浪潮冲击前，中国的“大一统”是种什么样的独特“存在”？
安徽省霍邱县在治理淮河第一期工程完成后，小麦获得丰收。这是当地农民在麦田里休息
“大一统”思维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毋庸赘言，在清朝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体现在清政府对西藏、新疆、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实际控制力，也体现在就治理手段来说清政府已经开始带有某些“现代”特征。
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清朝中国，美国历史学家李怀印做了这样的定义：
它拥有固定的边界和稳定的版图，拥有一支形制完备的常备军，拥有一个高度集权的科层化的行政体制，这些均为中世纪欧洲大大小小的政治体所不具备，而跟早期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有颇多相似之处，但它不属于形成于西方的、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近代世界体系之一员。
另外，它既不同于靠战争维持其生命的传统军事帝国，也不同于前近代世界历史上缺少明确疆域概念的各种形式的政治实体。
所以，在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之前，清朝中国带有较为明显的“二元”特征。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运作方式以及皇权统治，毫无疑问是传统的、旧式的；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治理手段和国家形态，已经具备了某些“现代”特征。
比如，在稳定边疆后，不像“旧式”帝国那样无限度地对外扩张；在治理手段上实行世俗化，在权力运作上强化“非人格化”等。这些特征，在其他转型前大国或帝国中，要么昙花一现，要么从未出现。
这样的“中国”，就历史进程来说可谓祸福相依。一方面，中国具备其他大国所不具备的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条件；但另一方面，中国的顽强生命力与抗压力，又预示着其在与欧洲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相遇、互动时，遭到的冲击会更大。
这种“二元性”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转型会走上不一样的道路，进而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这是北京崇文区手工业者在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登记站里递交申请入社登记表
独特的路径与广大非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也是被动的。如果没有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之后一系列危及政权存亡的内外交困，清朝政府或许还会延续旧式的统治方式。
但历史没有朝那个方向走。
中国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一味陷入“被动”，而是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寻求“主动”。这也是哈尔西的一个核心观点。在他看来，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虽然历经波折，但绝不能算失败。
在民族国家转型方面，学术界有一个较主流的概念：“财政—军事国家”。
简单地说，军事开支的攀升给国家财政造成压力，从而倒逼财政体系的改革，进而引发整个行政体系乃至权力结构的变化，最终导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虽然清廷在历史趋势上行将就木，但从国家转型的角度看，危机下中国的国家建构却表现出极强的韧性。
19世纪50年代前，田赋在政府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占七成以上，但到19世纪末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30%以下，新兴工业、国内商业、对外贸易等税收比例大幅上升到60%以上（晚清最后10年降至20%以下）。这样的财政收入结构，已经接近19世纪初的英国。
这种现代国家建构的成果，离不开当时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韧性”，即强大的对抗外部压力的能力。
使中国沦为“有限主权”状态的租界制度，其模式从未扩散到租界之外，反而成为中国自主模仿、学习先进治理经验的对象。
战争赔款一直是晚清政府的沉重负担，但总的来说从未导致财政彻底破产。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体量大”。尽管经济相对落后，但庞大的税基抵消了这一短板。当时的中国已是瘦骆驼，但依然比马大，欧洲列强吞不下。
尤其值得一提，还有相对于欧洲列强来说中国经济的“不可渗透性”。晚清政府与西方殖民帝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很多都是关于贸易的，但西方的商品并没有像洪水那样冲垮中国经济。
“一个又一个口岸反复发出这样的警示：贸易正在落入本地人之手，而外国人正在沦为纯粹的掮客。”
“精明的本地人越来越多地染指进口贸易，而对中国市场一无所知的外国人则很容易受到诱惑，以微利甚至亏本出售货物。”
这是20世纪初英国学者萨金特对当时中英贸易的评价。在他看来，这是靠军队和条约应付不了的。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机群（1950年8月）
哈尔西也认为，外国企业很难取代中国商人的位置，其商业行为是由本地和西方因素交织混合而成的产物。“外国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反倒被本地那些充满活力、丝丝入扣而又复杂深奥的商业网络限制住了。”
在这一点上，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国传统的以人际、商业关系为纽带的地方商会和行会。西方列强对它们“爱恨交加”，但它们的确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深度拥抱“全球化”。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并未导致中国政治上解体。晚清汉族权臣，尤其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没有取清廷而代之，不能不说是一种“愚忠”。
但也应该看到他们“国家意识”的一面。李鸿章在论及中外关系的奏章中每提及本国时，都使用“中国”二字，而不是清朝官方文献和话语中更常见的“大清”“皇朝”“天朝”之类用词，反映了19世纪中西冲突过程中汉人官僚意识上的微妙变化。
在一些学者看来，“国家意识”的萌发和提升，是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得以维持政治上大一统和疆域上大体完整的重要原因。
即便在军阀割据混战的高潮期——这也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亡最为危急的时期之一，“独立建国”也不仅不是选项，而且是政治禁忌。
每当某个军阀或军阀派系对其敌手发起进攻之时，事先总要发表一则通电，攻击对方破坏国家统一，声称自己出兵正是为了捍卫中国的政治统一和国家利益。
也就是说，虽然各路军阀的权力来源于“枪杆子”，但他们权力的合法性却依赖于“国家统一”。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现象：一方面中国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但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却还在继续。
不一样的结果李怀印从“财政—军事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军阀竞争，结论是“哪支军阀或地方势力能在竞争中存活下来并最终占据优势，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他们怎样组织财政和军事机构，尤其是怎样创造财政收入”。
根据他的研究，奉系、晋系军阀一度势力强大，与他们在地方建设和改革上的成效不无关系。而国民党能崛起于广东，与财政、经济势力壮大到足以碾轧对手密切相关。
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在路径上与当时的非西方国家已经完全不一样，主要剧情变成了关于打造“财政—军事国家”的竞争。
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在上课
在李怀印看来，中国的路径更像某些欧洲国家。不过他也认为，与欧洲的英国、法国等民族国家先行者不同，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像后来者德国、意大利那样的自下而上，“即由强大的区域政权在统一国家和建立全国政府的过程中起带头作用”。
但是，即便与德国、意大利相比，中国的路径也有着诸多不同，而且走得艰辛很多。
一方面，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外部地缘政治环境险恶，这就决定了任何一个区域政权想在竞争中取胜要困难得多。
另一方面，不像德国、意大利，在从事领土扩张和国家统一前，便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集权的地方政权，民国初期的地方政权，总体上还停留在国家建设的初级阶段。
20世纪30年代日本开始的对华入侵，很大程度上迟滞了国家建设步伐。但日本侵华并没有完全阻断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联合抗日的同时，也在进行国家建构的竞争。“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学者发现，共产党成功的原因，是其在西北贫困地区所展开的大胆、灵活的社会、经济、政治变革，重点是发动群众、合作生产、自力更生和纯洁党的队伍，亦即’延安道路’。”
某种程度上说，国共两党治理模式的竞争，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竞争。中国共产党能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原因有很多，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关键的原因之一是这支政治力量在现代国家建构上最为彻底也最为成功。
当中国国民党力量还是偏安广东一隅的军阀派系时，宋子文启动的一系列财政改革为其挥师北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后，财政改革乃至现代国家建构囿于种种原因停滞不前。这种状况后来演变成体制性腐败，很大程度上使国民党丧失了政治合法性。
根据李怀印的研究，1945年国共内战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实施的财政、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属于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建构。
比如，共产党建立了由陈云任主席的东北财经委员会，建立预算制度、审计制度、国库制度；将中央收入与地方的收入和支出分开；规范财政管理制度；对商品和服务统一征税等。
“作为经济最发达地区和最重要的解放区，东北对共产党在1940年代末打败国民党并拿下全国的重要性，可媲美广东在国民党军队于1920年后期击败军阀统一全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回顾1850年至1949年的中国百年历史，不难发现为何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
2019年9月26日，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参观展出作品《焦裕禄》
哈尔西写道：“相比之下，财政—军事国家在中国的发展历时百年，并且在1850年至1949年很少有巨大成功。直到中国在朝鲜半岛与超级大国美国开战，双方战成平手，1964年中国又拥有核武器之后，外国的观察家们才开始认识到这种转变有多重要。”
回顾那段百年历史，同样可以得出中国何以“独特”的结论。清朝政府在政权危机之下的应对之策，发展成中国政治精英的救亡图存，进而演变成现代国家的建构。
这个独特路径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在国家转型上，会造就不同于四分五裂或沦为西方殖民地的结果。
而在转型路径上与西方的诸多差异，又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在“形态”上有别于西方的独特性。
正如李怀印所说，要理解现代中国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必须摒除源自欧美国家历史经验的种种理论预设和概念框架，回到中国历史之中，把中国现代国家放到中国漫长的国家转型中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