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2日，珍宝岛冲突爆发，战备气氛日益紧张。 12月29日，襄渝铁路，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战备项目，代号2107工程，立即分段开工，要求快修快建，工期3年，1972年底必须全线通车。 一声令下，百万军民奔赴襄渝铁路工地，掀起一场热火朝天的大会战。 这当中，就包括20岁的刘晓庆和15岁的郭达。 施工条件异常艰苦 襄渝铁路，东起湖北襄阳，经过陕西南部的秦巴山区，西抵重庆，全长913公里，按一级战备标准设计、施工，时速70公里。 沿线山高谷深，地势险峻，集岩溶、断层、高地应力、大变形、瓦斯、涌突水等现象于一体，堪称“地质博物馆”。 施工条件极为艰苦、恶劣。尤其是陕南境内，交通不便，物资匮乏。 当时，全国除西藏外，仅有5个县不通公路，这里就占3个。 急需的钢材、水泥、枕木，以及后勤生活物资，无法用公路运送，全靠肩挑背扛。 会战主力，是23.6万名铁道兵，以及2.5万名隶属铁道兵的“三线学兵”、14万湖北民兵、30万陕西民兵、30万四川民兵，共100余万人。 许多老铁道兵说，修襄渝线时，那种苦才叫真正的苦。 当时没有什么设备，靠的就是双手和肩膀。 打眼就用大锤和钢钎，一下一下往里打，许多人的手都被钢钎震出了血。 搬运土石方时，用铁锹铲土，用箩筐装，用双肩挑，一筐一筐运出去。 住的，是临时搭的篱笆房、干打垒，冬天冷，夏天热，只能说比露宿强一点。 穿的，一年只有两套衣服，而且只能以旧换新。工地上衣服磨损快，每人都是补得不能再补了，才把衣服交上去。 盖的，只有一床3斤重的被子和仅有的一套棉衣，要过完秦巴山区的整个冬天。 吃的，多数时候是白饭、窝窝头。粮食定量供应，经常吃不饱。菜很少，因为蔬菜只能从县城运来，等分到连队，大都烂掉了。 郭达在“学兵连” 襄渝线陕西段总长264公里，穿越陕南5个县。 线路在秦巴大山的“肚子”里穿行，地形险峻，工程量巨大。 由于施工的机械化程度非常低，人海战术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 光铁道兵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即便加上30万陕西民兵，战场铺开后仍显人力不足。 无奈之下，陕西省想到，还有两届初中毕业生在家待业。 1970年8月、1971年3月，分两批从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等地的69级、70级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抽调25,809名学生，其中女生5129名，编为141个连队，参与陕西境内288座（条）桥梁和隧道的施工。 他们俗称“三线学兵”，多为十六七岁的少年。 学兵只有连的建制，受铁道兵管理，施工监督的责任也交给了部队。 这当中，就有15岁的郭达。 郭达是遗腹子，1955年6月9日出生于西安。父亲郭华昌是一位老红军，担任过朱老总的警卫员，因战争年代多次负伤，积劳成疾，在郭达出生前27天去世，那一年郭达母亲28岁。 1971年3月底，郭达跟着学兵连，从西安出发，翻山越岭，来到陕南安康县的岚河隧道工地。 到了工地，首先要过的是生活关。 郭达先住在地下铺着稻草的帐篷里，后来转到简陋的干打垒、油毛毡房，一住就是两年多。 陕南的夏日闷热潮湿，小蚊虫不时飞到人身上，咬得奇痒，一抠就破。 在家很少做家务的郭达，逼着开始缝补衣服。 有人无奈之下，干脆将要拆洗的棉袄、被褥，整个扔进汉江边，棒打脚踩。 学兵们单从外表就能认出来，不修边幅，头发长而乱。 一年四季，就是夏天也穿着一件没有扣子的棉袄，一根导火索当作皮带，扎在腰间。 正值长身体的年龄，学兵们最难熬的，莫过于吃不饱肚子。 几十万筑路大军开进陕南山区，吃饭成了大问题，粮食不断告急。 为了抢进度，实行“先生产，后生活”，粮食由各连就地想办法，搞到什么吃什么。 一日三餐，经常是一人一个定量为一两的“苕馍”（用红薯做的馒头），就着一丁点咸菜，或一小匙盐水煮的黄豆。 按学兵们的话说，“两口就下肚了”。 只有春节、中秋等节日，才能吃到一点新鲜蔬菜和肉。 断粮时，红薯叶、南瓜汤什么都吃过。 为了吃饱肚子，学兵们拿着家里寄来的粮票或旧衣服，跑到附近的老乡家换红薯、柿饼、桔子吃。 上山扛木头，饿得头发昏，许多人摘野果子吃，结果中毒了，上吐下泻。 直到公路通车后，学兵每月的粮食定量增长到51斤，食用油涨到每人每月4两，饿肚子的问题才逐步缓解。 郭达的工作，主要是打风钻、风镐。 初学打风钻，15岁的郭达震得眼冒金星，四肢麻木，浑身颤抖，哇哇大叫。 但他接受能力强，一两个月就适应了。 学兵们大都聪明能干，很快担当了重任。 每个营的机械连，负责打风钻、风镐的，几乎全部由十六七岁的学兵担任，这在世界铁路建设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由于劳保用品不足，每个学兵都冒着洞内缺氧，炮烟、瓦斯、粉尘弥漫，以及随时塌方的危险。 打风钻、风镐时，要用身体顶住，活塞震动厉害，许多男生落下了遗精的毛病。 由于从事重体力活，加上隧道内的阴湿环境，不少学兵落下腰部、关节疾病。 发的海绵口罩，防尘效果不佳，不久就堵住了，这让不少人的肺部受损。 为了早日打通大动脉，学兵们不叫苦，不喊累。有人进洞前，甚至把遗书悄悄写好、藏好，时刻准备献身。 夏季山洪爆发，齐腰深的洪水涌进了隧洞，学兵们照样在掌子面坚持施工。 隧道越来越深，炮烟排不出去，一排人中毒昏倒撤下来，另一排人又冲上去，没有一个人犹豫退缩。 女学兵不进洞施工，一般在洞外搬砖、扛水泥、筛沙子。 在两年多时间里，学兵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战胜了饥饿、塌方、洪水等困难，流血流汗，为襄渝铁路的顺利建成立下汗马功劳！ 1973年7月，襄渝铁路铺通后，对学兵们采取“大包干”的方式统一分配工作。这种不用上山下乡、直接包分配的做法，当时很少见，属于特殊优待。此后招收工人，仍采取贫下中农推荐的办法。 郭达因表现优异，直接被选为干部，分配到西安市文化局。1974年，推荐进入上海戏剧学院话剧专业深造。三年学成后，被分配到西安话剧院当演员。 1986年，郭达改行演小品，和蔡明搭档，一炮而红。 郭达经常说，正是因为早年经历了铁路建设的锻炼，才养成了自己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受益终生。 刘晓庆在宣传队 刘晓庆，1952年10月30日出生于四川涪陵（今重庆涪陵区），1970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附属中学，1972年被四川省宣汉县文艺宣传队选中。 刘晓庆的吹拉弹唱都不错，尤其是表演，绝了，成了宣传队的台柱子。 一次，宣传队去襄渝铁路工地，给宣汉民兵团慰问演出。 刘晓庆穿一身绿军装，拴着军用皮带，在简易乐队的伴奏声中，翩翩起舞。 那身段，那眼神，那舞姿，令民兵们大开眼界。 接着，又是一段扬琴独奏《欢乐的草原》，一段清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民兵们沸腾了，掌声不断，手都拍红了。 在民兵团的强烈要求下，刘晓庆被借调到民兵团宣传队。 当时，刘晓庆是分管女队员的副队长，李贵森是分管排练工作的副队长。两人朝夕相处，情同兄妹。 李贵森毕业于四川省川剧，和刘晓庆一样，都是演出的多面手。 两人相处下来，从没红过脸、吵过嘴。 年中，达县军分区文工团决定招他们俩入伍，但宣汉民兵团坚决不放人。 第二天，民兵团争取了许久的乐器款落实了，准备派人去成都选购一批新乐器。 刘晓庆自告奋勇，要求出这趟差。 理由很简单：她毕业于川音附中，认识音乐学院的教授，可以请他们帮忙选购。 民兵团同意了。 当晚，刘晓庆同李贵森到小河边散步。夜风轻拂，流水淙淙。刘晓庆悄悄告诉李贵森，这一去，她也许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第二天一早，刘晓庆搭上一辆过路车，赶到达县军分区。她又唱又跳，一股脑儿将所有的才艺展示了出来。 文工团被征服了，破例收下了她。 1972年底，成都军区文工团调她演出歌剧《杜鹃山》。 1973年，被八一电影制片厂选中，很快红遍大江南北。 从此，刘晓庆和李贵森，这一对朝夕相处的伙伴分别了。 几十年后，李贵森从宣汉县医院工会的岗位上退休。闲暇之余，他经常打开相册，细看当年刘晓庆的照片。 这么多年了，还能完好地保存这么多早年照片，很不容易。 他时常放一首刘晓庆当年自编自唱的歌：铁路修到了我的家，人人心中乐开了花，千言万语说不尽，只有一句心里话…… 大山里的脊梁 1973年10月，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襄渝铁路接轨通车。 东段和西段于1975年11月交付使用。 中段转入整治病害工程、控制滑坡。 1979年12月，中段正式交付运营。 1981年5月1日，襄渝铁路正式并入铁路运营网。 在襄渝线沿途，几乎每一条隧道的尽头，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烈士陵园。 襄渝铁路是用鲜血铸成的，最惨烈的时候，每公里牺牲两人之多。 仅陕西省紫阳县境内，就有300余人牺牲。 老铁道兵聂金南回忆，牺牲的人太多了。队伍里少个把人很正常，白天在修路，晚上就见不着了。 三线学兵118名死难者中，因公死亡74人，非因公死亡44人。非因公死亡中，包括自尽2人，失踪、原因不明2人。 其实，无论是因公死亡还是非因公死亡，大都和施工有关。 唯一被授予烈士称号的学兵，是17连的学生排长吴南。 他在1972年枫树垭隧道的施工中，突遇塌方，为掩护战友不幸牺牲。 如今，随着襄渝铁路二线的建成，以及郑万高铁、襄渝高铁的开工，襄阳和重庆之间，建设了4条不同的铁路，这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回首往事，襄渝铁路，这座大山里的脊梁，仍然让人感动。 历史的记忆或许已经模糊，但忠诚奉献的豪情，依旧流淌在这片热土之上……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冲突爆发，战备气氛日益紧张。
12月29日，襄渝铁路，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战备项目，代号2107工程，立即分段开工，要求快修快建，工期3年，1972年底必须全线通车。
一声令下，百万军民奔赴襄渝铁路工地，掀起一场热火朝天的大会战。
这当中，就包括20岁的刘晓庆和15岁的郭达。
施工条件异常艰苦
襄渝铁路，东起湖北襄阳，经过陕西南部的秦巴山区，西抵重庆，全长913公里，按一级战备标准设计、施工，时速70公里。
沿线山高谷深，地势险峻，集岩溶、断层、高地应力、大变形、瓦斯、涌突水等现象于一体，堪称“地质博物馆”。
施工条件极为艰苦、恶劣。尤其是陕南境内，交通不便，物资匮乏。
当时，全国除西藏外，仅有5个县不通公路，这里就占3个。
急需的钢材、水泥、枕木，以及后勤生活物资，无法用公路运送，全靠肩挑背扛。
会战主力，是23.6万名铁道兵，以及2.5万名隶属铁道兵的“三线学兵”、14万湖北民兵、30万陕西民兵、30万四川民兵，共100余万人。
许多老铁道兵说，修襄渝线时，那种苦才叫真正的苦。
当时没有什么设备，靠的就是双手和肩膀。
打眼就用大锤和钢钎，一下一下往里打，许多人的手都被钢钎震出了血。
搬运土石方时，用铁锹铲土，用箩筐装，用双肩挑，一筐一筐运出去。
住的，是临时搭的篱笆房、干打垒，冬天冷，夏天热，只能说比露宿强一点。
穿的，一年只有两套衣服，而且只能以旧换新。工地上衣服磨损快，每人都是补得不能再补了，才把衣服交上去。
盖的，只有一床3斤重的被子和仅有的一套棉衣，要过完秦巴山区的整个冬天。
吃的，多数时候是白饭、窝窝头。粮食定量供应，经常吃不饱。菜很少，因为蔬菜只能从县城运来，等分到连队，大都烂掉了。
郭达在“学兵连”
襄渝线陕西段总长264公里，穿越陕南5个县。
线路在秦巴大山的“肚子”里穿行，地形险峻，工程量巨大。
由于施工的机械化程度非常低，人海战术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
光铁道兵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即便加上30万陕西民兵，战场铺开后仍显人力不足。
无奈之下，陕西省想到，还有两届初中毕业生在家待业。
1970年8月、1971年3月，分两批从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等地的69级、70级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抽调25,809名学生，其中女生5129名，编为141个连队，参与陕西境内288座（条）桥梁和隧道的施工。
他们俗称“三线学兵”，多为十六七岁的少年。
学兵只有连的建制，受铁道兵管理，施工监督的责任也交给了部队。
这当中，就有15岁的郭达。
郭达是遗腹子，1955年6月9日出生于西安。父亲郭华昌是一位老红军，担任过朱老总的警卫员，因战争年代多次负伤，积劳成疾，在郭达出生前27天去世，那一年郭达母亲28岁。
1971年3月底，郭达跟着学兵连，从西安出发，翻山越岭，来到陕南安康县的岚河隧道工地。
到了工地，首先要过的是生活关。
郭达先住在地下铺着稻草的帐篷里，后来转到简陋的干打垒、油毛毡房，一住就是两年多。
陕南的夏日闷热潮湿，小蚊虫不时飞到人身上，咬得奇痒，一抠就破。
在家很少做家务的郭达，逼着开始缝补衣服。
有人无奈之下，干脆将要拆洗的棉袄、被褥，整个扔进汉江边，棒打脚踩。
学兵们单从外表就能认出来，不修边幅，头发长而乱。
一年四季，就是夏天也穿着一件没有扣子的棉袄，一根导火索当作皮带，扎在腰间。
正值长身体的年龄，学兵们最难熬的，莫过于吃不饱肚子。
几十万筑路大军开进陕南山区，吃饭成了大问题，粮食不断告急。
为了抢进度，实行“先生产，后生活”，粮食由各连就地想办法，搞到什么吃什么。
一日三餐，经常是一人一个定量为一两的“苕馍”（用红薯做的馒头），就着一丁点咸菜，或一小匙盐水煮的黄豆。
按学兵们的话说，“两口就下肚了”。
只有春节、中秋等节日，才能吃到一点新鲜蔬菜和肉。
断粮时，红薯叶、南瓜汤什么都吃过。
为了吃饱肚子，学兵们拿着家里寄来的粮票或旧衣服，跑到附近的老乡家换红薯、柿饼、桔子吃。
上山扛木头，饿得头发昏，许多人摘野果子吃，结果中毒了，上吐下泻。
直到公路通车后，学兵每月的粮食定量增长到51斤，食用油涨到每人每月4两，饿肚子的问题才逐步缓解。
郭达的工作，主要是打风钻、风镐。
初学打风钻，15岁的郭达震得眼冒金星，四肢麻木，浑身颤抖，哇哇大叫。
但他接受能力强，一两个月就适应了。
学兵们大都聪明能干，很快担当了重任。
每个营的机械连，负责打风钻、风镐的，几乎全部由十六七岁的学兵担任，这在世界铁路建设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由于劳保用品不足，每个学兵都冒着洞内缺氧，炮烟、瓦斯、粉尘弥漫，以及随时塌方的危险。
打风钻、风镐时，要用身体顶住，活塞震动厉害，许多男生落下了遗精的毛病。
由于从事重体力活，加上隧道内的阴湿环境，不少学兵落下腰部、关节疾病。
发的海绵口罩，防尘效果不佳，不久就堵住了，这让不少人的肺部受损。
为了早日打通大动脉，学兵们不叫苦，不喊累。有人进洞前，甚至把遗书悄悄写好、藏好，时刻准备献身。
夏季山洪爆发，齐腰深的洪水涌进了隧洞，学兵们照样在掌子面坚持施工。
隧道越来越深，炮烟排不出去，一排人中毒昏倒撤下来，另一排人又冲上去，没有一个人犹豫退缩。
女学兵不进洞施工，一般在洞外搬砖、扛水泥、筛沙子。
在两年多时间里，学兵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战胜了饥饿、塌方、洪水等困难，流血流汗，为襄渝铁路的顺利建成立下汗马功劳！
1973年7月，襄渝铁路铺通后，对学兵们采取“大包干”的方式统一分配工作。这种不用上山下乡、直接包分配的做法，当时很少见，属于特殊优待。此后招收工人，仍采取贫下中农推荐的办法。
郭达因表现优异，直接被选为干部，分配到西安市文化局。1974年，推荐进入上海戏剧学院话剧专业深造。三年学成后，被分配到西安话剧院当演员。
1986年，郭达改行演小品，和蔡明搭档，一炮而红。
郭达经常说，正是因为早年经历了铁路建设的锻炼，才养成了自己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受益终生。
刘晓庆在宣传队
刘晓庆，1952年10月30日出生于四川涪陵（今重庆涪陵区），1970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附属中学，1972年被四川省宣汉县文艺宣传队选中。
刘晓庆的吹拉弹唱都不错，尤其是表演，绝了，成了宣传队的台柱子。
一次，宣传队去襄渝铁路工地，给宣汉民兵团慰问演出。
刘晓庆穿一身绿军装，拴着军用皮带，在简易乐队的伴奏声中，翩翩起舞。
那身段，那眼神，那舞姿，令民兵们大开眼界。
接着，又是一段扬琴独奏《欢乐的草原》，一段清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民兵们沸腾了，掌声不断，手都拍红了。
在民兵团的强烈要求下，刘晓庆被借调到民兵团宣传队。
当时，刘晓庆是分管女队员的副队长，李贵森是分管排练工作的副队长。两人朝夕相处，情同兄妹。
李贵森毕业于四川省川剧，和刘晓庆一样，都是演出的多面手。
两人相处下来，从没红过脸、吵过嘴。
年中，达县军分区文工团决定招他们俩入伍，但宣汉民兵团坚决不放人。
第二天，民兵团争取了许久的乐器款落实了，准备派人去成都选购一批新乐器。
刘晓庆自告奋勇，要求出这趟差。
理由很简单：她毕业于川音附中，认识音乐学院的教授，可以请他们帮忙选购。
民兵团同意了。
当晚，刘晓庆同李贵森到小河边散步。夜风轻拂，流水淙淙。刘晓庆悄悄告诉李贵森，这一去，她也许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第二天一早，刘晓庆搭上一辆过路车，赶到达县军分区。她又唱又跳，一股脑儿将所有的才艺展示了出来。
文工团被征服了，破例收下了她。
1972年底，成都军区文工团调她演出歌剧《杜鹃山》。
1973年，被八一电影制片厂选中，很快红遍大江南北。
从此，刘晓庆和李贵森，这一对朝夕相处的伙伴分别了。
几十年后，李贵森从宣汉县医院工会的岗位上退休。闲暇之余，他经常打开相册，细看当年刘晓庆的照片。
这么多年了，还能完好地保存这么多早年照片，很不容易。
他时常放一首刘晓庆当年自编自唱的歌：铁路修到了我的家，人人心中乐开了花，千言万语说不尽，只有一句心里话……
大山里的脊梁
1973年10月，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襄渝铁路接轨通车。
东段和西段于1975年11月交付使用。
中段转入整治病害工程、控制滑坡。
1979年12月，中段正式交付运营。
1981年5月1日，襄渝铁路正式并入铁路运营网。
在襄渝线沿途，几乎每一条隧道的尽头，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烈士陵园。
襄渝铁路是用鲜血铸成的，最惨烈的时候，每公里牺牲两人之多。
仅陕西省紫阳县境内，就有300余人牺牲。
老铁道兵聂金南回忆，牺牲的人太多了。队伍里少个把人很正常，白天在修路，晚上就见不着了。
三线学兵118名死难者中，因公死亡74人，非因公死亡44人。非因公死亡中，包括自尽2人，失踪、原因不明2人。
其实，无论是因公死亡还是非因公死亡，大都和施工有关。
唯一被授予烈士称号的学兵，是17连的学生排长吴南。
他在1972年枫树垭隧道的施工中，突遇塌方，为掩护战友不幸牺牲。
如今，随着襄渝铁路二线的建成，以及郑万高铁、襄渝高铁的开工，襄阳和重庆之间，建设了4条不同的铁路，这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回首往事，襄渝铁路，这座大山里的脊梁，仍然让人感动。
历史的记忆或许已经模糊，但忠诚奉献的豪情，依旧流淌在这片热土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