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都在关注海南自贸港，我的朋友蛋蛋姐也做了很详细的解读。
而在关于海南的文件里，藏着这样一句很容易被忽略的话：“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和航空枢纽”。
这句话单放在海南里根本看不懂。
因为它跟中国下的另外一盘大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上个月，国家还出台了一份重磅文件，全文超过1万字，剑指下一个十年的西部大开发。
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海南自贸港。
因为整个中国的“西进”战略，就藏在这里。
“西进”不只是中国的经济战略重心在内部挪移，更是把中国巨量的对外贸易，从过分倚重的东部沿海，转移向内陆和欧亚大陆的链接。
从东部到西部，从香港到海南，国家在为接下来的三十年，规划一个巨型的Plan B。
而这个Plan B里包括一个能让中国颠覆过去500年世界秩序的秘密。
西部，远远不止于西部。
01
宏观：超越美国的两套剧本
在疫情来临之前，多数经济学家判断：中国的经济总量会在2030-2040年间超越美国。
照目前疫情对美国经济的重创程度，中国实现这一目标有可能还会提前几年，甚至在今年二季度就可短暂实现。
一直以来，很多“超越美国”的剧本都单纯停留在GDP的数字层面，很多人甚至一再强调，当有一天我们“总量超过美国，就会如何”“人均超过美国，又会如何”。
但单纯的规模赶超，是不是“遗漏”了什么？
如果我们只是继续沿着过去40年的轨迹前行，又是否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
中国，是否需要一次“大变轨”？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过去的500年里，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是以掠夺和殖民为基础的“海权”秩序，这一秩序并不适合中国。
中国想要真正超越美国，其中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亲手终结西方的“海权秩序”，并由此开启由中国主导的“陆权秩序”的崛起。
什么意思？“海权”，指的是具有港口和海军优势的国家，通过开拓并维护海洋上的军事通道、贸易通道，来实现对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和控制权。
大航海时代开启以后，英国、西班牙等国凭借海路优势，在全球展开“领地殖民”；
而进入20世纪，全球殖民领土被瓜分殆尽，美国借助海权优势，开启了新型的“经济殖民”：
通过美元和黄金脱钩 → 美元主导世界贸易结算 → 美元无限印钞 → 美国黄金禁止外流 → 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只能用来购买美债 → 美国通过美债回流筹款发动侵略战争 → 控制石油能源和贸易通道等一系列手段，不断掠夺他国资源，稀释他国财富。
无论是领地殖民还是经济殖民，这些掠夺都需要来去自由、灵活多变，所以强调“自由、平等、小政府”的理念，更符合他们的需要。
这样的海权国家从来都不相信所谓的“共赢”，他们只相信利益上的“零和博弈”，所以通过掠夺他国财富，实现“此长彼消”是发展本国利益的唯一手段。
而陆权国家则不同，从发展农耕经济开始，他们更强调集体主义，更需要领地民众有强烈的集体认同感。
陆权国家相信依靠生产来提高经济，积累财富，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但为什么陆权国家会“甘愿”被卷入海权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里？
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后，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大发展，世界进入“增量经济”时代，“美国吃肉，穷国喝汤”的逻辑勉强是可以维系的，大家都有的赚，而陆权国家反抗海权霸主的海军实力又普遍不够，所以这一切“尚可忍耐”。
但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从6%左右的高位，一路下探到2-3%的低位区间，并可能在今年变为负增长，世界进入“存量经济”时代。
存量经济，每被别人抢走得一块肉，“痛感”都会被放大。
美国这一波逆全球化操作，就是在“存量经济”搏杀中，试图将全球供应链上下游的“价值网络”重新“劫掠”回美国的一种防御手段。
从掠夺经济价值到劫掠供应链，面对这一切，很多陆权国家的反美情绪愈演愈烈，甚至包括过去的盟友，跟美国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德国等欧盟多国是传统的陆权国家
世界需要一个在体量上能跟美国抗衡，又能引领众多陆权国家摆脱海权秩序“剥削”、建立新秩序的大国。
而目前来看，这个“种子选手”只有中国。
由于我们特殊的地缘格局和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我们成了海权秩序下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也是整片欧亚大陆上最有能力开拓陆权秩序的大国。
但这需要我们的一次重大“变轨”，也就是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陆的经济重心挪移。
过去的2019年，中国有51.9%的GDP来自东部地区，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头40年里，充分融入“海权秩序”的结果。
按照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的观点，投资建设一定会流向“性价比”最高的区域，也就是离港口、出海口最近的地方，运输成本最低，海上贸易最便利。
一直到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允许”或“接受”中国这样发展，是“幻想”着向中国输出海权文明下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就是所谓的民主制度+自由主义，从而将中国整个“同化”为美国的附庸。
美国“同意”中国加入WTO就隐含着这样的前提，这在美国内部称为对中国的“接触”政策。
但中国拒绝了这一“邀约”，既拒绝了政治上的西化，也拒绝了经济上完全的“市场化”。
历史上，所有近现代被美国“洗脑”，走西方式道路的后发国家，比如智利、阿根廷、东欧诸国，都先后付出了经济危机、货币贬值、社会体系崩溃等沉重的代价。我们没有掉进这一“粪坑”。
但沿海的率先开放发展，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
因为在战争年代，对沿海重要经济设施的摧毁是最容易实现的。
近代100多年，外国对中国的大举入侵全部从沿海地区登陆。
美国人希望看到一个把经济重心全部压在东边的中国，因为这样的中国最容易被美国“钳制”。
但我们也没有“上套”，反而相继推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看上去“并不经济”的发展战略。
中国没有安于做美国的“代工厂”，反而在众多制造业领域，向“微笑曲线”的左右两端快速攀爬。
中国的崛起，伴随着对内陆地区大规模的建设，对中高端产业的不懈攻克，对中国独特政治体制的道路自信。
美国人在近几年终于认清，对华的“接触”政策是破产的，中国终究是一座不会“臣服”于美国的堡垒。
于是在去年底，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NBR）发表了长篇报告《部分脱钩：美国应对与中国经济竞争的新策略》，详细“规划”了美国未来与中国从经济上部分脱钩，逐步发展到全面“遏制”的战略路径。
而“脱钩”（disengagement）正是“接触”（engagement）的英文反义词。
“脱钩”意味着：美国在“海权秩序”下不再敞开大门接纳中国，而是在贸易、资本、关键技术、人才流动等诸多方面跟中国划清界限，妄图借此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华为中兴事件、贸易战、收紧中国留学生签证，都只是“脱钩”战略的具体体现。
他们这样搞中国，我们就没招了吗？当然不是。
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巨型的Plan B。
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我们可以“海陆并济”，而这是英美等海上强国、俄德等陆上强国都做不到的。
中国的西部，是对内可以用陆权贸易，来平衡海权贸易发展的战略腹地。
而中国以西以北以南的整片欧亚大陆，是中国对外可以摆脱海权秩序、主导陆权秩序的广阔天地。
过去我们说，中国有2.28万公里的陆上国境线，接壤14个国家，还有3.2万公里的漫长海岸线，这些都是我们边防中“沉重”的包袱。
但在发展经贸陆权的过程中，如果利用得好，冲突的交界线就会变成共同的利益线。
海洋经济本质是外贸型经济，而大陆经济本质就是内需型经济——对中国来说，这“内需”辐射的是整个欧亚大陆。
有人说，这都是吹牛皮的纸上谈兵，那我们就谈点实在的——
2018年美国开打贸易战以来，我们的外贸到底怎么样？
按人民币计价，贸易战前的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而到2019年，进出口总值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长到31.54万亿。
不出所料，中美贸易总额，从2017年的3.95万亿，跌到了2019年的3.73万亿；
而与此同时，中国同欧盟+东盟的贸易总额，从2017年的7.66万亿，扩大到2019年的9.29万亿，是中美贸易顶峰的两倍多。
这边跟美国少了两千亿，那边跟东盟和欧盟多了1.6万亿。
2019年，欧盟成了中国最大贸易伙伴；
2020年，最大贸易伙伴又变成了东盟。
啥叫陆海并济、满足欧亚大陆的“内需”？这就是。
啥叫“脱钩”时代的Plan B？这就是。
虽然现在，中国TOP 10的外贸省份里只有四川一个西部省份，但全国进出口增长势头最迅猛的省份全在中西部。
2018贸易战元年，云南、陕西、甘肃等西部省份外贸迅速增长，涨幅全在20%以上。
当我们的外贸开始“掉头向西”的时候，西部就成了我们在欧亚大陆上的重要门户。
我们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值已经占到中国进出口的近30%。
但对于始终不如东部发达的西部来说，怎么当好这个门户？
西部崛起，跟内陆搞工业“不划算”本身就矛盾，这个逻辑还成立吗？
这个答案，我们要交给西部的一位“种子选手”来回答。
02
微观：西部的“头雁”在哪里？
改革开放的1978年，西部地区GDP占中国的1/5（20.6%），到今天依然是1/5（20.8%），说明改开以来，西部保持了全国平均增速的水平。
西部经济发展的TOP 6从西部大开发以来20年都没变，依然是川渝陕滇桂蒙。
但是在这些不变中，还藏着一些变化，也就是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能力出现了分化。
我们讲过很多次“雁阵模型”，曾经日本以为自己是东亚制造业的头雁，韩国是中雁，中国是尾雁，低中高端的产业会按照这个顺序先后转移，但日本没想到，中国后来居上成了头雁。
而这个模型放到中国内部依然适用。
如果东部是中国经济的头雁，那么中西部就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中雁和尾雁。
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贵州的大数据产业，每年产值过千亿。
贵州发展大数据的原因是夏季凉爽、少地震、水电价格便宜。
但贵州大数据真的带动整个贵州起飞了吗？恐怕没那么容易。
今天贵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超过一半依然是传统的“煤电烟酒”。
贵州的大数据产业，也没有达到中国大数据“头雁”的水平，使用贵州大数据的众多互联网企业，比如阿里、腾讯、华为，它们的总部和核心人才依然在东部。
而在整体上，贵州也没有完全摆脱做“中国机房”的命运。
像贵州这样的西部省份，是不是注定只能做东部产业下的一个“点”？
如果是的话，那么其他东部沿海产业究竟向东南亚等地转移，还是向西部转移，就变成了一道选择题。
宁南山认为，企业作出决定前会考虑8大要素：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资金供给，制度成本，产业链和物流成本，高级智力资源，税收。
这其中有好几项，西部是拼不过东南亚的。
东南亚人力便宜，向美国出口又可以避免高额关税。
西部地区如何“说服”沿海供应链的其他环节“向内”迁移，而不是迁出，从而避免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空心化”呢？
这个答案贵州给不了，重庆可以给。
今天重庆有两大制造产业，一是汽车，二是电子产品。
这些供应链复杂的东西，重庆是怎么“一口吃下”的呢？
在重庆吸引惠普笔记本入驻重庆的时候，惠普发现如果重庆的产品还要去上海和广东运到欧洲，那么货运成本和时间就足以毙掉这个计划。
但重庆的官员在翻看世界地图时灵机一动，突然想到50年代就存在的中欧跨国铁路——能不能把它利用起来呢？
当时的重庆市长黄奇帆决定试一试，在国家的支持下，沿线六国的海关到重庆开了个会，但我们的铁总（中国铁路总公司）一开始是拒绝的，担心运输量不够会亏钱。
黄奇帆跟铁总打赌：如果运输量不达标，铁总亏多少，重庆补多少。
当铁路修成以后，重庆没有赔给铁总一分钱。
2010年，“渝新欧”铁路首次运行，终点到德国的杜伊斯堡，全长11179公里，原本需要37天的路程，只需要13天就能完成，缩短2/3的时间，一举改变了重庆通往欧亚大陆的物流格局。
陆运虽然比海运贵1-2倍，但节省大量时间，所以非常适合笔记本这类高附加值产品。
销售端物流解决了，原材料物流怎么办？难道要全国各地采购吗？
当重庆顺利落地惠普400万台笔电生产基地时，黄奇帆又拿着这个筹码，找到了富士康的郭台铭。
他告诉郭：“我今天来，不是给你一单生意。惠普给重庆搞了400万台笔记本，而富士康过去没做过整机，过去只做很多零部件加工。”
“如果富士康来重庆，未来可以得到上千万台份额，既做整机，又做零部件，但我的条件是，必须把零部件基地带过来。”
郭台铭一听就来了神，原本半小时的会面延长到3个半小时，迅速敲定合作。
2009年，富士康和惠普双双落户重庆；随后，宏碁，以及纬创、飞力达等大型笔记本电脑代工企业也入驻重庆；为了给电子产品做屏幕配套，京东方也来了。
重庆摒弃了沿海一些地方（零部件、销售）“两头在外”的格局，选择了“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产业集群模式，要求零部件80%以上在重庆本地生产，降低物流成本。
到今天，全世界每3台笔记本就有一台重庆制造。
但你以为重庆光做笔记本就完了吗？有了电子制造业的原材料供应商，重庆又把触手伸向了手机、打印机、显示器、路由器、交换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集成电路、仪器仪表等全品类的电子设备。
比如手机，全国手机产量除了广东、河南，重庆是最多的（2019年1.74亿台）。
重庆要的不是笔记本电脑的“一枝独秀”，而是一整座“产业森林”。
为了服务电子制造业，重庆永川又从广东乃至德国引进培育136家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装备企业。
整合完电子硬件上下游还没完，重庆还在这基础上做起了“云计算”产业，把手伸向了软件开发和大数据处理，惠普的全球软件研发中心也落户重庆。
重庆这两年的目标，是围绕“芯屏器核网”（芯片、液晶面板、智能终端、核心零部件、物联网）壮大整个智能产业集群。
和贵州比起来，谁的产业转移更“充分”，已经不言自明了。
到这就结束了吗？还没有，重庆拿着制造业外贸挣来的钱，开始向海外投资，但他们不是盲目地投资海外工厂，而是布局那些对重庆本土制造业提供支持的产业，比如矿产资源、装备技术，把“在外”的那一头也“消化”进来。
所以面对“西部怎样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问题，重庆给出的答案就是：
用原材料本地化的零成本物流，对抗东南亚廉价的人力成本；
用“一头在内”的产业集群，对抗东南亚“两头在外”的组装代工；
用欧亚大陆的广阔内需，对抗东南亚出口美国的避税红利；
用中欧班列的省时高效，对抗东南亚海运的廉价“慢递”；
用硬件产业铺就的基础设施，把软件服务业和下一轮智造升级也留在当地。
疫情前后，一些媒体说汽车销量严重下滑，汽车城重庆“失速”了。
但是当你真的明白重庆制造业在做什么的时候，你就知道比起短暂的“失速”，假如失去重庆这样的西部制造业基地，对整个中国意味着什么。
重庆“教科书”一般的产业转移模式，对所有西部省份的启发意义是巨大的，但要他们个个都“照猫画虎”，恐怕一时半会也做不到。
那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出路在哪？
很简单，把自己扔进发达城市的“这口大锅”里就成了。
03
中观：西部三大“集团军”
要西部“摊大饼”一样地均衡发展，是不可能的。
比如就外贸这一项，成都占了四川外贸的83.8%，西安更是占了陕西的94%。
但“先富带后富”的逻辑，在西部之内同样适用。
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在西部铺就的基础设施，正在把这件事变成现实。
比如最近开通的成渝贵高铁环形圈，是国内第一条跨省高铁换线，直接把贵阳、遵义这些城市卷入了成渝双城经济圈。
而即将建成的成渝中线高铁，设计时速达到全国最高的400公里，直接把成都和重庆变成“一小时都市圈”。
到2025年，整个西部的铁路里程会达到1.5万公里，其中高铁5700公里。
这一层基础设施带来的最大机会是什么？是城市群，是邻近城市之间的紧密抱团发展。
整个西部，会由成渝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领衔发展。
未来这三大城市群，最有希望成为整个西部的“北上广”。
因为西部进出口的三大西向通道，就以成都-重庆、西安和广西北部湾为枢纽，由它们辐射带动整个周边城市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
北部湾港，今年吞吐量将达到500万标箱，5年后达到1000万
西部崛起的一大机会，就是让更多产业资源向西部一线城市周边聚集，形成城市群经济圈，让更多货物通过发达的运输网络对接广袤的欧亚大陆。
仅今年4月发出的中欧班列货运量，就相当于全球最大的4艘集装箱船的运力。4年时间，中欧班列数量翻了10倍。
中欧班列逐年快速增长
而这会进一步重塑地缘经贸格局。
德国杜伊斯堡迎接中欧班列
相比起航空和海运，中欧班列的运输速度是海运的3倍，价格是空运的1/5。
以前总部在广东惠州的TCL，通过海运到欧洲要1个多月，而成都的中欧班列只要12天。
国际物流通道的优势，让TCL决定把80%的产能转移到成都。
京东、菜鸟、苏宁等电商物流企业也开始主动聚集到成都。
而在班列的另一头，TCL又在波兰建成了10万平米的组装基地，每年把大量的零配件运往波兰。
波兰华沙
成都出发的中欧班列，在终点端以波兰、德国为枢纽分拨中心，开枝散叶，向整个西欧中东欧的物流节点继续扩大辐射范围。
仅仅多运些货就完了吗？不，由中国主导推动的中国-欧亚货运贸易，正在推动海铁空多式联运的“一单制”，也就是只用“一张提单”监管全程物流，作为唯一的信用凭证。
我们提出在“一单制”的一条龙服务下，外方使用人民币付汇完成交易，成为人民币真正走向“国际化”的一大突破口。
从此，我们打破了过去欧亚大陆货运只用欧元、美元结算付汇的历史，这种由我们所贯通的基础设施+贸易网络，也终将由我们来定义货币结算的方式。
这才是由我们整个货运基础设施一路通向“货币陆权”的真正内涵。
中国想要定义的“陆权”是什么？是美国“海权”的翻版吗？不是。
在美国海权的“零和博弈”的强盗逻辑里，国与国之间只有输赢，这是一场拳击比赛；
而在陆权国家的视野中，我们和美国正在进行一场“拔河游戏”，我们拼的是在环绕中国的欧亚供应链网络中，有没有更多的“玩家”深度参与到我们的供应链一方，愿意有钱跟我们一起挣，把更大的价值网络拉到我们这一边。
同海权的军事对立不同，这种“经贸陆权”的“站队”是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
就像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发了一篇长文，明确表示“其他亚洲国家不希望被迫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
为什么不？因为中国是新加坡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连续六年都是中国第一大新增外资来源国，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陆海新通道”，共同建设这一通道的西部省份多达9个，海南的洋浦港也参与其中，而陆运部分终点就在新加坡。
即使新加坡由于历史原因，“屁股”坐在美国那边，那又怎样？他吃的肉、喝的汤都跟我们共用同一个碗，他又怎么敢彻底倒向美国那边？
不光是贸易，中国还在欧亚还展开了大规模的“第三方合作”，把中国的优势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结合，共同开发发展中国家：
巴基斯坦最大的德拉加齐汗水泥厂，就是由中国和德国企业共同在当地开发建设；
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的新炼油厂，由中石化和西班牙企业组成开发联合体；
还有中国中铁跟意大利在黎巴嫩修的供水隧道、中国铁建和韩国在秘鲁共同建设的地铁项目、中国能建和马来西亚合作开发的约旦油页岩电厂、中德在莫桑比克合作建设的马普托大桥……
试问人类历史上哪个国家，曾规划过、落实过这种“1+1+1＞3”的手笔？
这就是我们从西部大开发，到一带一路的整个“经贸陆权”画卷，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
“中国断定，中国的成就取决于是否跟现代世界建立密不可分的联系。”
当我们把欧盟、东盟，乃至更多意识形态或同或异的国家卷入到中国主导的经贸供应链网络中来，当拔河的这一头，我们的伙伴越来越多的时候，世界的明天，也终将由我们来定义。
尾声
早在100多年前，就有西方学者称欧亚非大陆为“世界岛”，是世界版图的中心，而美洲和澳洲不过是环绕世界岛的外部孤立岛屿。
今天的世界发展也证明了“世界岛”正在崛起为21世纪的中心：仅仅是欧亚大陆，就拥有世界75%的人口，60%的全球GDP，和75%的世界已知能源。
就在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西不断拓进的同时，德国也正在把它的工业版图不断向中东欧拓展，意图打造它的“延伸生产线”，而与此同时，与中国联手的俄罗斯正谋求南下共同拱卫欧亚大陆的陆权秩序。
欧亚大陆上的强国正在向它的心脏地带不断进发，加速合围。
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一体化，已经是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
这是一个海权秩序终将日薄西山的时代；
这是一个陆权秩序终将纵横捭阖的时代。
而西部地区，就是未来这个时代里，为中国开拓新秩序的最前沿。
参考资料：
任保平、茹少峰、李辉、师博：《中国西部发展报告（2020）：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396页
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446页
邹璇：《中国西部地区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研究》，373页
刘涛：《头等强国：中国的梦想现实与战略》，285页
贺雪峰：《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384页
宁南山：《从2019年看中国的雁阵》
强世功：《陆地与海洋——“空间革命”与世界历史的“麦金德时代”》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
最近，很多人都在关注海南自贸港，我的朋友蛋蛋姐也做了很详细的解读。
而在关于海南的文件里，藏着这样一句很容易被忽略的话：“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和航空枢纽”。
这句话单放在海南里根本看不懂。
因为它跟中国下的另外一盘大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上个月，国家还出台了一份重磅文件，全文超过1万字，剑指下一个十年的西部大开发。
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海南自贸港。
因为整个中国的“西进”战略，就藏在这里。
“西进”不只是中国的经济战略重心在内部挪移，更是把中国巨量的对外贸易，从过分倚重的东部沿海，转移向内陆和欧亚大陆的链接。
从东部到西部，从香港到海南，国家在为接下来的三十年，规划一个巨型的Plan B。
而这个Plan B里包括一个能让中国颠覆过去500年世界秩序的秘密。
西部，远远不止于西部。
01
宏观：超越美国的两套剧本
在疫情来临之前，多数经济学家判断：中国的经济总量会在2030-2040年间超越美国。
照目前疫情对美国经济的重创程度，中国实现这一目标有可能还会提前几年，甚至在今年二季度就可短暂实现。
一直以来，很多“超越美国”的剧本都单纯停留在GDP的数字层面，很多人甚至一再强调，当有一天我们“总量超过美国，就会如何”“人均超过美国，又会如何”。
但单纯的规模赶超，是不是“遗漏”了什么？
如果我们只是继续沿着过去40年的轨迹前行，又是否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
中国，是否需要一次“大变轨”？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过去的500年里，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是以掠夺和殖民为基础的“海权”秩序，这一秩序并不适合中国。
中国想要真正超越美国，其中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亲手终结西方的“海权秩序”，并由此开启由中国主导的“陆权秩序”的崛起。
什么意思？“海权”，指的是具有港口和海军优势的国家，通过开拓并维护海洋上的军事通道、贸易通道，来实现对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和控制权。
大航海时代开启以后，英国、西班牙等国凭借海路优势，在全球展开“领地殖民”；
而进入20世纪，全球殖民领土被瓜分殆尽，美国借助海权优势，开启了新型的“经济殖民”：
通过美元和黄金脱钩 → 美元主导世界贸易结算 → 美元无限印钞 → 美国黄金禁止外流 → 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只能用来购买美债 → 美国通过美债回流筹款发动侵略战争 → 控制石油能源和贸易通道等一系列手段，不断掠夺他国资源，稀释他国财富。
无论是领地殖民还是经济殖民，这些掠夺都需要来去自由、灵活多变，所以强调“自由、平等、小政府”的理念，更符合他们的需要。
这样的海权国家从来都不相信所谓的“共赢”，他们只相信利益上的“零和博弈”，所以通过掠夺他国财富，实现“此长彼消”是发展本国利益的唯一手段。
而陆权国家则不同，从发展农耕经济开始，他们更强调集体主义，更需要领地民众有强烈的集体认同感。
陆权国家相信依靠生产来提高经济，积累财富，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但为什么陆权国家会“甘愿”被卷入海权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里？
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后，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大发展，世界进入“增量经济”时代，“美国吃肉，穷国喝汤”的逻辑勉强是可以维系的，大家都有的赚，而陆权国家反抗海权霸主的海军实力又普遍不够，所以这一切“尚可忍耐”。
但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从6%左右的高位，一路下探到2-3%的低位区间，并可能在今年变为负增长，世界进入“存量经济”时代。
存量经济，每被别人抢走得一块肉，“痛感”都会被放大。
美国这一波逆全球化操作，就是在“存量经济”搏杀中，试图将全球供应链上下游的“价值网络”重新“劫掠”回美国的一种防御手段。
从掠夺经济价值到劫掠供应链，面对这一切，很多陆权国家的反美情绪愈演愈烈，甚至包括过去的盟友，跟美国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德国等欧盟多国是传统的陆权国家
世界需要一个在体量上能跟美国抗衡，又能引领众多陆权国家摆脱海权秩序“剥削”、建立新秩序的大国。
而目前来看，这个“种子选手”只有中国。
由于我们特殊的地缘格局和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我们成了海权秩序下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也是整片欧亚大陆上最有能力开拓陆权秩序的大国。
但这需要我们的一次重大“变轨”，也就是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陆的经济重心挪移。
过去的2019年，中国有51.9%的GDP来自东部地区，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头40年里，充分融入“海权秩序”的结果。
按照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的观点，投资建设一定会流向“性价比”最高的区域，也就是离港口、出海口最近的地方，运输成本最低，海上贸易最便利。
一直到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允许”或“接受”中国这样发展，是“幻想”着向中国输出海权文明下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就是所谓的民主制度+自由主义，从而将中国整个“同化”为美国的附庸。
美国“同意”中国加入WTO就隐含着这样的前提，这在美国内部称为对中国的“接触”政策。
但中国拒绝了这一“邀约”，既拒绝了政治上的西化，也拒绝了经济上完全的“市场化”。
历史上，所有近现代被美国“洗脑”，走西方式道路的后发国家，比如智利、阿根廷、东欧诸国，都先后付出了经济危机、货币贬值、社会体系崩溃等沉重的代价。我们没有掉进这一“粪坑”。
但沿海的率先开放发展，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
因为在战争年代，对沿海重要经济设施的摧毁是最容易实现的。
近代100多年，外国对中国的大举入侵全部从沿海地区登陆。
美国人希望看到一个把经济重心全部压在东边的中国，因为这样的中国最容易被美国“钳制”。
但我们也没有“上套”，反而相继推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看上去“并不经济”的发展战略。
中国没有安于做美国的“代工厂”，反而在众多制造业领域，向“微笑曲线”的左右两端快速攀爬。
中国的崛起，伴随着对内陆地区大规模的建设，对中高端产业的不懈攻克，对中国独特政治体制的道路自信。
美国人在近几年终于认清，对华的“接触”政策是破产的，中国终究是一座不会“臣服”于美国的堡垒。
于是在去年底，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NBR）发表了长篇报告《部分脱钩：美国应对与中国经济竞争的新策略》，详细“规划”了美国未来与中国从经济上部分脱钩，逐步发展到全面“遏制”的战略路径。
而“脱钩”（disengagement）正是“接触”（engagement）的英文反义词。
“脱钩”意味着：美国在“海权秩序”下不再敞开大门接纳中国，而是在贸易、资本、关键技术、人才流动等诸多方面跟中国划清界限，妄图借此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华为中兴事件、贸易战、收紧中国留学生签证，都只是“脱钩”战略的具体体现。
他们这样搞中国，我们就没招了吗？当然不是。
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巨型的Plan B。
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我们可以“海陆并济”，而这是英美等海上强国、俄德等陆上强国都做不到的。
中国的西部，是对内可以用陆权贸易，来平衡海权贸易发展的战略腹地。
而中国以西以北以南的整片欧亚大陆，是中国对外可以摆脱海权秩序、主导陆权秩序的广阔天地。
过去我们说，中国有2.28万公里的陆上国境线，接壤14个国家，还有3.2万公里的漫长海岸线，这些都是我们边防中“沉重”的包袱。
但在发展经贸陆权的过程中，如果利用得好，冲突的交界线就会变成共同的利益线。
海洋经济本质是外贸型经济，而大陆经济本质就是内需型经济——对中国来说，这“内需”辐射的是整个欧亚大陆。
有人说，这都是吹牛皮的纸上谈兵，那我们就谈点实在的——
2018年美国开打贸易战以来，我们的外贸到底怎么样？
按人民币计价，贸易战前的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而到2019年，进出口总值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长到31.54万亿。
不出所料，中美贸易总额，从2017年的3.95万亿，跌到了2019年的3.73万亿；
而与此同时，中国同欧盟+东盟的贸易总额，从2017年的7.66万亿，扩大到2019年的9.29万亿，是中美贸易顶峰的两倍多。
这边跟美国少了两千亿，那边跟东盟和欧盟多了1.6万亿。
2019年，欧盟成了中国最大贸易伙伴；
2020年，最大贸易伙伴又变成了东盟。
啥叫陆海并济、满足欧亚大陆的“内需”？这就是。
啥叫“脱钩”时代的Plan B？这就是。
虽然现在，中国TOP 10的外贸省份里只有四川一个西部省份，但全国进出口增长势头最迅猛的省份全在中西部。
2018贸易战元年，云南、陕西、甘肃等西部省份外贸迅速增长，涨幅全在20%以上。
当我们的外贸开始“掉头向西”的时候，西部就成了我们在欧亚大陆上的重要门户。
我们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值已经占到中国进出口的近30%。
但对于始终不如东部发达的西部来说，怎么当好这个门户？
西部崛起，跟内陆搞工业“不划算”本身就矛盾，这个逻辑还成立吗？
这个答案，我们要交给西部的一位“种子选手”来回答。
02
微观：西部的“头雁”在哪里？
改革开放的1978年，西部地区GDP占中国的1/5（20.6%），到今天依然是1/5（20.8%），说明改开以来，西部保持了全国平均增速的水平。
西部经济发展的TOP 6从西部大开发以来20年都没变，依然是川渝陕滇桂蒙。
但是在这些不变中，还藏着一些变化，也就是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能力出现了分化。
我们讲过很多次“雁阵模型”，曾经日本以为自己是东亚制造业的头雁，韩国是中雁，中国是尾雁，低中高端的产业会按照这个顺序先后转移，但日本没想到，中国后来居上成了头雁。
而这个模型放到中国内部依然适用。
如果东部是中国经济的头雁，那么中西部就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中雁和尾雁。
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贵州的大数据产业，每年产值过千亿。
贵州发展大数据的原因是夏季凉爽、少地震、水电价格便宜。
但贵州大数据真的带动整个贵州起飞了吗？恐怕没那么容易。
今天贵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超过一半依然是传统的“煤电烟酒”。
贵州的大数据产业，也没有达到中国大数据“头雁”的水平，使用贵州大数据的众多互联网企业，比如阿里、腾讯、华为，它们的总部和核心人才依然在东部。
而在整体上，贵州也没有完全摆脱做“中国机房”的命运。
像贵州这样的西部省份，是不是注定只能做东部产业下的一个“点”？
如果是的话，那么其他东部沿海产业究竟向东南亚等地转移，还是向西部转移，就变成了一道选择题。
宁南山认为，企业作出决定前会考虑8大要素：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资金供给，制度成本，产业链和物流成本，高级智力资源，税收。
这其中有好几项，西部是拼不过东南亚的。
东南亚人力便宜，向美国出口又可以避免高额关税。
西部地区如何“说服”沿海供应链的其他环节“向内”迁移，而不是迁出，从而避免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空心化”呢？
这个答案贵州给不了，重庆可以给。
今天重庆有两大制造产业，一是汽车，二是电子产品。
这些供应链复杂的东西，重庆是怎么“一口吃下”的呢？
在重庆吸引惠普笔记本入驻重庆的时候，惠普发现如果重庆的产品还要去上海和广东运到欧洲，那么货运成本和时间就足以毙掉这个计划。
但重庆的官员在翻看世界地图时灵机一动，突然想到50年代就存在的中欧跨国铁路——能不能把它利用起来呢？
当时的重庆市长黄奇帆决定试一试，在国家的支持下，沿线六国的海关到重庆开了个会，但我们的铁总（中国铁路总公司）一开始是拒绝的，担心运输量不够会亏钱。
黄奇帆跟铁总打赌：如果运输量不达标，铁总亏多少，重庆补多少。
当铁路修成以后，重庆没有赔给铁总一分钱。
2010年，“渝新欧”铁路首次运行，终点到德国的杜伊斯堡，全长11179公里，原本需要37天的路程，只需要13天就能完成，缩短2/3的时间，一举改变了重庆通往欧亚大陆的物流格局。
陆运虽然比海运贵1-2倍，但节省大量时间，所以非常适合笔记本这类高附加值产品。
销售端物流解决了，原材料物流怎么办？难道要全国各地采购吗？
当重庆顺利落地惠普400万台笔电生产基地时，黄奇帆又拿着这个筹码，找到了富士康的郭台铭。
他告诉郭：“我今天来，不是给你一单生意。惠普给重庆搞了400万台笔记本，而富士康过去没做过整机，过去只做很多零部件加工。”
“如果富士康来重庆，未来可以得到上千万台份额，既做整机，又做零部件，但我的条件是，必须把零部件基地带过来。”
郭台铭一听就来了神，原本半小时的会面延长到3个半小时，迅速敲定合作。
2009年，富士康和惠普双双落户重庆；随后，宏碁，以及纬创、飞力达等大型笔记本电脑代工企业也入驻重庆；为了给电子产品做屏幕配套，京东方也来了。
重庆摒弃了沿海一些地方（零部件、销售）“两头在外”的格局，选择了“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产业集群模式，要求零部件80%以上在重庆本地生产，降低物流成本。
到今天，全世界每3台笔记本就有一台重庆制造。
但你以为重庆光做笔记本就完了吗？有了电子制造业的原材料供应商，重庆又把触手伸向了手机、打印机、显示器、路由器、交换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集成电路、仪器仪表等全品类的电子设备。
比如手机，全国手机产量除了广东、河南，重庆是最多的（2019年1.74亿台）。
重庆要的不是笔记本电脑的“一枝独秀”，而是一整座“产业森林”。
为了服务电子制造业，重庆永川又从广东乃至德国引进培育136家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装备企业。
整合完电子硬件上下游还没完，重庆还在这基础上做起了“云计算”产业，把手伸向了软件开发和大数据处理，惠普的全球软件研发中心也落户重庆。
重庆这两年的目标，是围绕“芯屏器核网”（芯片、液晶面板、智能终端、核心零部件、物联网）壮大整个智能产业集群。
和贵州比起来，谁的产业转移更“充分”，已经不言自明了。
到这就结束了吗？还没有，重庆拿着制造业外贸挣来的钱，开始向海外投资，但他们不是盲目地投资海外工厂，而是布局那些对重庆本土制造业提供支持的产业，比如矿产资源、装备技术，把“在外”的那一头也“消化”进来。
所以面对“西部怎样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问题，重庆给出的答案就是：
用原材料本地化的零成本物流，对抗东南亚廉价的人力成本；
用“一头在内”的产业集群，对抗东南亚“两头在外”的组装代工；
用欧亚大陆的广阔内需，对抗东南亚出口美国的避税红利；
用中欧班列的省时高效，对抗东南亚海运的廉价“慢递”；
用硬件产业铺就的基础设施，把软件服务业和下一轮智造升级也留在当地。
疫情前后，一些媒体说汽车销量严重下滑，汽车城重庆“失速”了。
但是当你真的明白重庆制造业在做什么的时候，你就知道比起短暂的“失速”，假如失去重庆这样的西部制造业基地，对整个中国意味着什么。
重庆“教科书”一般的产业转移模式，对所有西部省份的启发意义是巨大的，但要他们个个都“照猫画虎”，恐怕一时半会也做不到。
那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出路在哪？
很简单，把自己扔进发达城市的“这口大锅”里就成了。
03
中观：西部三大“集团军”
要西部“摊大饼”一样地均衡发展，是不可能的。
比如就外贸这一项，成都占了四川外贸的83.8%，西安更是占了陕西的94%。
但“先富带后富”的逻辑，在西部之内同样适用。
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在西部铺就的基础设施，正在把这件事变成现实。
比如最近开通的成渝贵高铁环形圈，是国内第一条跨省高铁换线，直接把贵阳、遵义这些城市卷入了成渝双城经济圈。
而即将建成的成渝中线高铁，设计时速达到全国最高的400公里，直接把成都和重庆变成“一小时都市圈”。
到2025年，整个西部的铁路里程会达到1.5万公里，其中高铁5700公里。
这一层基础设施带来的最大机会是什么？是城市群，是邻近城市之间的紧密抱团发展。
整个西部，会由成渝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领衔发展。
未来这三大城市群，最有希望成为整个西部的“北上广”。
因为西部进出口的三大西向通道，就以成都-重庆、西安和广西北部湾为枢纽，由它们辐射带动整个周边城市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
北部湾港，今年吞吐量将达到500万标箱，5年后达到1000万
西部崛起的一大机会，就是让更多产业资源向西部一线城市周边聚集，形成城市群经济圈，让更多货物通过发达的运输网络对接广袤的欧亚大陆。
仅今年4月发出的中欧班列货运量，就相当于全球最大的4艘集装箱船的运力。4年时间，中欧班列数量翻了10倍。
中欧班列逐年快速增长
而这会进一步重塑地缘经贸格局。
德国杜伊斯堡迎接中欧班列
相比起航空和海运，中欧班列的运输速度是海运的3倍，价格是空运的1/5。
以前总部在广东惠州的TCL，通过海运到欧洲要1个多月，而成都的中欧班列只要12天。
国际物流通道的优势，让TCL决定把80%的产能转移到成都。
京东、菜鸟、苏宁等电商物流企业也开始主动聚集到成都。
而在班列的另一头，TCL又在波兰建成了10万平米的组装基地，每年把大量的零配件运往波兰。
波兰华沙
成都出发的中欧班列，在终点端以波兰、德国为枢纽分拨中心，开枝散叶，向整个西欧中东欧的物流节点继续扩大辐射范围。
仅仅多运些货就完了吗？不，由中国主导推动的中国-欧亚货运贸易，正在推动海铁空多式联运的“一单制”，也就是只用“一张提单”监管全程物流，作为唯一的信用凭证。
我们提出在“一单制”的一条龙服务下，外方使用人民币付汇完成交易，成为人民币真正走向“国际化”的一大突破口。
从此，我们打破了过去欧亚大陆货运只用欧元、美元结算付汇的历史，这种由我们所贯通的基础设施+贸易网络，也终将由我们来定义货币结算的方式。
这才是由我们整个货运基础设施一路通向“货币陆权”的真正内涵。
中国想要定义的“陆权”是什么？是美国“海权”的翻版吗？不是。
在美国海权的“零和博弈”的强盗逻辑里，国与国之间只有输赢，这是一场拳击比赛；
而在陆权国家的视野中，我们和美国正在进行一场“拔河游戏”，我们拼的是在环绕中国的欧亚供应链网络中，有没有更多的“玩家”深度参与到我们的供应链一方，愿意有钱跟我们一起挣，把更大的价值网络拉到我们这一边。
同海权的军事对立不同，这种“经贸陆权”的“站队”是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
就像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发了一篇长文，明确表示“其他亚洲国家不希望被迫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
为什么不？因为中国是新加坡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连续六年都是中国第一大新增外资来源国，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陆海新通道”，共同建设这一通道的西部省份多达9个，海南的洋浦港也参与其中，而陆运部分终点就在新加坡。
即使新加坡由于历史原因，“屁股”坐在美国那边，那又怎样？他吃的肉、喝的汤都跟我们共用同一个碗，他又怎么敢彻底倒向美国那边？
不光是贸易，中国还在欧亚还展开了大规模的“第三方合作”，把中国的优势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结合，共同开发发展中国家：
巴基斯坦最大的德拉加齐汗水泥厂，就是由中国和德国企业共同在当地开发建设；
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的新炼油厂，由中石化和西班牙企业组成开发联合体；
还有中国中铁跟意大利在黎巴嫩修的供水隧道、中国铁建和韩国在秘鲁共同建设的地铁项目、中国能建和马来西亚合作开发的约旦油页岩电厂、中德在莫桑比克合作建设的马普托大桥……
试问人类历史上哪个国家，曾规划过、落实过这种“1+1+1＞3”的手笔？
这就是我们从西部大开发，到一带一路的整个“经贸陆权”画卷，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
“中国断定，中国的成就取决于是否跟现代世界建立密不可分的联系。”
当我们把欧盟、东盟，乃至更多意识形态或同或异的国家卷入到中国主导的经贸供应链网络中来，当拔河的这一头，我们的伙伴越来越多的时候，世界的明天，也终将由我们来定义。
尾声
早在100多年前，就有西方学者称欧亚非大陆为“世界岛”，是世界版图的中心，而美洲和澳洲不过是环绕世界岛的外部孤立岛屿。
今天的世界发展也证明了“世界岛”正在崛起为21世纪的中心：仅仅是欧亚大陆，就拥有世界75%的人口，60%的全球GDP，和75%的世界已知能源。
就在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西不断拓进的同时，德国也正在把它的工业版图不断向中东欧拓展，意图打造它的“延伸生产线”，而与此同时，与中国联手的俄罗斯正谋求南下共同拱卫欧亚大陆的陆权秩序。
欧亚大陆上的强国正在向它的心脏地带不断进发，加速合围。
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一体化，已经是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
这是一个海权秩序终将日薄西山的时代；
这是一个陆权秩序终将纵横捭阖的时代。
而西部地区，就是未来这个时代里，为中国开拓新秩序的最前沿。
参考资料：
任保平、茹少峰、李辉、师博：《中国西部发展报告（2020）：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396页
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446页
邹璇：《中国西部地区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研究》，373页
刘涛：《头等强国：中国的梦想现实与战略》，285页
贺雪峰：《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384页
宁南山：《从2019年看中国的雁阵》
强世功：《陆地与海洋——“空间革命”与世界历史的“麦金德时代”》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