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作家严歌苓，从李文亮医生去世开始，就不愿再“捏着鼻子”和中国的审查制度进行妥协，也从各大媒体曾经追捧的座上宾，进入到与中国体制决裂的状态。她向德国之声详细讲述了期间的心路历程。
作家严歌苓如今已经移居德国 继续写作
德国之声：新冠爆发之初，您当时在网络上发表了批评中共当局掩盖真相的文章《瞒瞒瞒》。其后因为您发文关注铁链女等社会事件，包括和旅美中国学者周孝正在连线时，您认同他有关“习近平是人贩子的”明确表态。一直到现在您在张艺谋电影《一秒钟》柏林上映时，在影院外抗议“德国的中国式审查”。所有这些，让严歌苓这位中国各大媒体的座上宾，逐渐以一个好像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形象出现。您自己意识到了这种转变吗？
严歌苓：我倒不觉的我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是肯定的。异议人士好像我还没有那么政治化。我现在要抗议的是这么多年对作家非常坏的对思想的控制，对艺术表达的控制。过去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么严重的影响到了我现在的创作生活。
张艺谋的这个电影等于是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也不是现在。应该是2020年的时候。张艺谋就通过一个朋友来跟我说：因为上边有人说了。如果你们想要让这个电影能够发行的话。让你修改这里，修改那里实际上都不是真的。改了那些我们让你改的地方没有用，但是你要把严歌苓的名字改掉，就可以去发行了。
德国之声：这是2020年年底事情，也就是说在您发表那篇《瞒瞒瞒》的文章之后？
严歌苓：对。然后2021年的年初，他们要上映这个电影（编者按：《一秒钟》）。后来我就说那我有什么办法。当然我是很不乐意的啦。因为所有这些微信相互之间的聊天记录，我们都已经记录下来了，也给了律师了。现在，美国、德国、法国三个地方的律师在为这个案子工作。
其实这个电影的两个投资人我也都认识。我说你们迫于压力，我也不愿意让你们的投资失本。我说那么你们就去放，在中国放。我当时留了个活口，也就是以后再说。后来我没想到他们把电影卖到国外来，在国际上参加了那么多影展和电影节时，仍然不把我的名字放回去。
我说这种恶劣侵权的事情，你在中国干我管不了你们。我也不想损害你们的经济利益。但是你在国外不能这样干的呀。侵权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是一件大事，是犯罪。
德国之声：是的，那么您现在抗议的主要目标是谁？是张艺谋，或者是他的团队，是发行方还是审查制度？
严歌苓：我只能抗议他们的制片人、投资人，包括张艺谋，就是这样的一个制片团队。因为张艺谋本身也兼制片人。这样的一帮人，他们肯定是集体受压迫，集体做出的妥协，把我们的名字去掉。我抗议的是这个。至于谁让你把我名字拿掉，你可以找他去算账。
因为传达所谓上级指示的人……首先上级是没有面孔，没有名字的，没有形状的。传达的这个人就是打个电话。他们甚至连文件，连黑字白纸都不愿意让你拿到手里。就是一个电话，也不告诉你他姓张姓李，就说你马上把严歌苓的这个名字拿掉。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德国之声：也就是这样一个身份神秘的人联系到了《一秒钟》影片的制片团队？
严歌苓：对，就是这样的。因为上次《芳华》被封杀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告诉了制片人。制片人又通知了冯小刚。我们当时正在做路演。突然在广州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说：没戏了。你们赶快停。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最后《芳华》这个电影还是做出了改动，才得以上映的？
严歌苓：改动了一些，因为他们当时怕老兵会起来闹事儿。当时也是有个什么会。那个会开完了，就让它上映了。双方都往后退了一步，这件事儿就还是做成了。
德国之声：那在《芳华》这个电影里，您做出的妥协是什么？
严歌苓：《芳华》这个片子我没有做妥协，因为小说发表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左满舵了。在小说出版的时候他们改掉了我好几段。我当时就大怒，说：我不给你们出了！不给你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后来又是两边跷跷板了一下子。最后改是改了一点，但是没有改那么多。
所以我一直说我要到台湾去出《芳华》小说的原版，后来忙来忙去就忘了这个事情。但是我马上要自己做一个出版社，我可以把所有的原版都自己出。你给我删掉了多少，改了多少，我自己出。
严歌苓曾经是中国娱乐圈顶层的座上宾 和包括冯小刚（右一）在内的一线导演合作密切（摄于2017年9月18日北京）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您认同维权人士的身份，但是不认同异议人士。无论如何，您和周孝正教授今年2月的那一次视频连线还是掀起了很大的波澜。
严歌苓：我听说有三亿多的点击……
德国之声：点击率是一方面。更多的是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您在什么情况下做出了"习近平是个人贩子"的表态。我们现在也想请您说一下，当时您和周孝正先生的采访到底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行的？
严歌苓：当时他说连线。我这个人对科技方面的语词不是很了解，也不知道他们做这个到底是什么意义？所以我当时以为连线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视频上聊聊天。我不知道这个连线就意味着他会公开播出去的。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当时以为那场连线是和您个人的一次私人对话？
严歌苓：是的，是的。但是后来包括在中国的一些还想继续出版我作品的人，或者说等待封杀期过去还想继续做我作品电影的一些人，问我能不能发一个公开的声明？我说：我说了就说了，我说了我就认账。我不会再去声明我是被套进去的，我不会干这种事情。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还是认可您当时的表态的？
严歌苓：我认可！只不过我当时最大的遗憾是：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我想冒这个风险，而且认罚……那之后不是我所有的、进一步的封杀就开始了。我如果要承担这样的一个代价的话，我会讲的更好。我会动脑子去想怎么讲？现在想想当时太亏了。只是这样的一个遗憾。因为乱骂一通人不是我的作风。
德国之声：那如果现在让您整理思绪重新说的话，您会愿意怎样说？
严歌苓：我想如果我要说的话，我会好好的，有理有据的把我这么多年在文学和电影的这条道路上越走越窄，封杀控制越来越严的这十年非常感性的写一个散文。就像《瞒瞒瞒》、《母亲呀母亲》这样的东西，更加能够体现我的个人风格和个性，不是骂人。
德国之声：外界现在的观感是，严歌苓作为一个曾经是各大媒体追捧的座上宾，现在进入一个与中国体制，与那个系统决裂的状态。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严歌苓：我觉得基本认可。我当然不希望我失去那么多的读者。中国有很多很喜欢我作品的读者。包括有一个读书会大概有16000多个人。这个读书会是他们自己自发组织的一个严歌苓的读书会。这个组织最后写了一个像诀别书一样的文章，写的非常非常的让我难过。他们的公众号肯定是被勒令停止了。我当然是非常难过，经常是热泪盈眶。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我不愿意再做任何进一步的妥协。
德国之声：有没有什么关键事件或经历促成了这种转变？
严歌苓：因为《瞒瞒瞒》那篇文章，我觉得就可能会导致这个结果。会导致我经济上的损失。所有的损失我已经衡量过了，我觉得我可以承受这些损失。
我觉得那么大的一个事件。特别是李文亮的去世给了我特别大的震动。我觉得如果我要是不讲出这一番话的话，我将来会后悔。我会认为我作为一个作家，在历史上留下了污点。
德国之声：我们看到，许多在海外就中国问题发出批判性声音的人，有不少的人都是断了和国内的许多关系和牵挂。如今您作为一个较为激烈的批评者，是否也经历了这样一种断舍离的过程？
严歌苓：对，是的。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退无可退了。我觉得与其让自己被阉割的作品留存下去，还不如就不要了。我可以写最真实的，最最诚实的作品。将来我可以有我自己的出版社。我也可以拥有在海外的那么多读者。我不认为中国可以一直这样坏下去，我相信会有好的一天的。在她好的那天到来之前，我绝对不愿意再为了一点自己的读者群，或者是稿费啊什么的再捏着鼻子那样下去。
德国之声：您现在在德国，应该是不用捏着鼻子继续创作。能透露一下您目前在酝酿什么样的作品呢？
严歌苓：我现在创作的是和中国一胎政策，两胎政策有关系的作品。因为我的女儿我领养她的时候她就是一个被弃的小女婴。所以我觉得我要让她知道她为什么会被弃？为什么会变成了我的女儿？弃她的父母都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她的父母和她现在的母亲所生长的国度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我们的家族是个什么样的家族？因为我女儿是不读我的小说的。
德国之声：为什么呢？
严歌苓：她中文不行。英文的那几本我也没有特别建议她读。像《扶桑》这样的有性啊，有暴力或者是另外的，太深的那些牵扯到很多中国近代知识的这些。我都还没有让她接触。我想她大起来，我那个时候外语的，非中文的出版越来越多了。她可能会去读。 但是我想，目前我的这本书就是写给她的。就叫《致女儿》。所以我想她会读的。
德国之声：出自您之手的作品，以前都可以和中国电影工业的大资金、大制作、大宣传产生联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包括您刚才说的《致女儿》这样的最新作品，和中国电影工业联动的可能性就不太大了。您打算以后如何把作品搬上银幕，让观众继续和您保持对话呢？
严歌苓：我已经支持了一些小成本、小预算的电影。我认为在一百万欧元或者美金之内的制作，我自己是可以做的。因为我的一些朋友也愿意投资。因为这么小的资本，失本的可能性不大。现在有很多平台可以让这种小成本的电影得以发行。
我有很多短篇小说我都很想把它们拍成电影。我觉得慢慢来吧。我刚刚在海外投了一个800多万人民币的电影。怎么说呢？如果我的期望不是发财挣钱，让一个片子去养活上面一个片子，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啊。我自己做编剧又不收报酬。
生活中“低需求”的严歌苓 让她能磊落的和中国电影工业说再见（资料图片）
德国之声：您也说过您是一个比较低需求的人，也是这个造就了您目前的状态吧。
严歌苓：对对，我的生活非常非常的简单。也没有什么很高的物质欲望。我觉得我所有的钱就花在给自己买方便，买个不求人。我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德国之声：说到不求人……您这几年在德国生活。说实话英语在德国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或者都熟练掌握的。您这几年在德国经历了哪些不方便的地方，又喜欢德国哪些地方呢？
严歌苓：非常巧的是，我在旧金山生活的那十年。我先生是做德美商会会长的。他的朋友圈就是德国人。当然那些德国人都是英文讲的非常好，和德文也差不多的那种。我对德国人的性格倒是挺喜欢的。就是他们开始可能比较有距离感，但是好了之后呢。这种友谊会变得非常的浓厚。我倒是非常喜欢这样，因为我本人也是这样一个性格。人家说我很认生。我不大容易熟起来，但是熟起来以后我就会摽着这个朋友的。
德国之声：之前您曾经说过：这一生去了这么多地方居住，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之前都充满期待，到了之后又充满失望。在德国也是这样吗？
严歌苓：我刚刚来的时候是有点失望的。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朋友。还有就是觉得德国人真的是冷漠啊。也不像我在美国的那些德国朋友。后来我又把我美国的德国朋友给飞到这儿来了，飞到我们家住着。这样慢慢慢慢我就喜欢了。因为我特别爱自然，喜欢在大湖里游泳。游个两三千米很开心。然后我也很喜欢在森林里溜我的两只狗狗。这种生活也不要花钱，但能让我身心特别的有幸福感。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打算长期定居在德国？
严歌苓：对对，我现在在学德文。因为疫情当中哪儿也去不了，还不如就学学德文。因为多一样本事总是多一种可能吧。我现在已经可以应付一般的买东西啊，坐出租啊，这些生活了。可以有生存下来的一种水平了。
德国之声：那您现在定居德国，有没有可能影响您未来写作的故事背景？比如出现一个和德国有关的作品？
严歌苓：我觉得都是有可能。因为在离开非洲的时候，我都写了一些感觉。像游记一样的东西。但我都没有想到我会写小说。离开非洲以后，我写了三个短篇。我本来还想一直写下去的。所以我觉得都是可能的。什么事情我都愿意让它自己发生吧。Let it happen。我也不逼自己，不催自己。
因为德国这个地方，比如我们家的房子。就是一个犹太女设计家设计的第一个作品。然后当时就得到很多关注。这个房子又是一个犹太家庭住的。这个女的到了美国以后，成为了非常有名的犹太设计家。但是她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一个后人回来找回这个房子。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给我想象的空间特别大。所以由于我对房子的这种好奇心，可能会引发我来写这个故事。
德国之声：除了德国的事情以外，我们看到近几年您虽然身在德国，但是也在密切关注中国各种各样的热点事件。那么中国近些年来发生的热点事件，有没有哪些极大的激发了您创作的欲望？
严歌苓：我觉得疫情肯定会让我写出一部作品来的。而且是一部比较大的作品。因为我觉得疫情已经超过了它事件的本身。在我的脑子里面，已经有了一种超验的、形而上的感觉了。所以我感觉我会写，但是不是写现实主义的，我不知道。因为毕竟我不在中国的疫情当中，只能是看网上的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会写一部作品的。我一直在酝酿，也写了一些笔记。
德国之声：在疫情期间有一个比较关键的讨论--比如您之前说过，像《陆犯焉识》这样的作品，凝聚着您对"什么是自由"的哲学思考。这几年，一场新冠疫情，让全世界都开始重新定义和思考个体自由以及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关联。在此期间，您对"什么是自由"有什么新的思考吗？
严歌苓：我所有的思考都是形象思维领先的。还不能用很概括的话来讲。我想只能把这些感觉放到我的作品里。很多人看来，可能一些人看出了这样的观念，另一些人看出了那样的意义，这都很难讲。因为艺术的模糊是最重要的。
中国女作家严歌苓，从李文亮医生去世开始，就不愿再“捏着鼻子”和中国的审查制度进行妥协，也从各大媒体曾经追捧的座上宾，进入到与中国体制决裂的状态。她向德国之声详细讲述了期间的心路历程。
作家严歌苓如今已经移居德国 继续写作
德国之声：新冠爆发之初，您当时在网络上发表了批评中共当局掩盖真相的文章《瞒瞒瞒》。其后因为您发文关注铁链女等社会事件，包括和旅美中国学者周孝正在连线时，您认同他有关“习近平是人贩子的”明确表态。一直到现在您在张艺谋电影《一秒钟》柏林上映时，在影院外抗议“德国的中国式审查”。所有这些，让严歌苓这位中国各大媒体的座上宾，逐渐以一个好像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形象出现。您自己意识到了这种转变吗？
严歌苓：我倒不觉的我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是肯定的。异议人士好像我还没有那么政治化。我现在要抗议的是这么多年对作家非常坏的对思想的控制，对艺术表达的控制。过去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么严重的影响到了我现在的创作生活。
张艺谋的这个电影等于是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也不是现在。应该是2020年的时候。张艺谋就通过一个朋友来跟我说：因为上边有人说了。如果你们想要让这个电影能够发行的话。让你修改这里，修改那里实际上都不是真的。改了那些我们让你改的地方没有用，但是你要把严歌苓的名字改掉，就可以去发行了。
德国之声：这是2020年年底事情，也就是说在您发表那篇《瞒瞒瞒》的文章之后？
严歌苓：对。然后2021年的年初，他们要上映这个电影（编者按：《一秒钟》）。后来我就说那我有什么办法。当然我是很不乐意的啦。因为所有这些微信相互之间的聊天记录，我们都已经记录下来了，也给了律师了。现在，美国、德国、法国三个地方的律师在为这个案子工作。
其实这个电影的两个投资人我也都认识。我说你们迫于压力，我也不愿意让你们的投资失本。我说那么你们就去放，在中国放。我当时留了个活口，也就是以后再说。后来我没想到他们把电影卖到国外来，在国际上参加了那么多影展和电影节时，仍然不把我的名字放回去。
我说这种恶劣侵权的事情，你在中国干我管不了你们。我也不想损害你们的经济利益。但是你在国外不能这样干的呀。侵权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是一件大事，是犯罪。
德国之声：是的，那么您现在抗议的主要目标是谁？是张艺谋，或者是他的团队，是发行方还是审查制度？
严歌苓：我只能抗议他们的制片人、投资人，包括张艺谋，就是这样的一个制片团队。因为张艺谋本身也兼制片人。这样的一帮人，他们肯定是集体受压迫，集体做出的妥协，把我们的名字去掉。我抗议的是这个。至于谁让你把我名字拿掉，你可以找他去算账。
因为传达所谓上级指示的人……首先上级是没有面孔，没有名字的，没有形状的。传达的这个人就是打个电话。他们甚至连文件，连黑字白纸都不愿意让你拿到手里。就是一个电话，也不告诉你他姓张姓李，就说你马上把严歌苓的这个名字拿掉。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德国之声：也就是这样一个身份神秘的人联系到了《一秒钟》影片的制片团队？
严歌苓：对，就是这样的。因为上次《芳华》被封杀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告诉了制片人。制片人又通知了冯小刚。我们当时正在做路演。突然在广州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说：没戏了。你们赶快停。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最后《芳华》这个电影还是做出了改动，才得以上映的？
严歌苓：改动了一些，因为他们当时怕老兵会起来闹事儿。当时也是有个什么会。那个会开完了，就让它上映了。双方都往后退了一步，这件事儿就还是做成了。
德国之声：那在《芳华》这个电影里，您做出的妥协是什么？
严歌苓：《芳华》这个片子我没有做妥协，因为小说发表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左满舵了。在小说出版的时候他们改掉了我好几段。我当时就大怒，说：我不给你们出了！不给你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后来又是两边跷跷板了一下子。最后改是改了一点，但是没有改那么多。
所以我一直说我要到台湾去出《芳华》小说的原版，后来忙来忙去就忘了这个事情。但是我马上要自己做一个出版社，我可以把所有的原版都自己出。你给我删掉了多少，改了多少，我自己出。
严歌苓曾经是中国娱乐圈顶层的座上宾 和包括冯小刚（右一）在内的一线导演合作密切（摄于2017年9月18日北京）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您认同维权人士的身份，但是不认同异议人士。无论如何，您和周孝正教授今年2月的那一次视频连线还是掀起了很大的波澜。
严歌苓：我听说有三亿多的点击……
德国之声：点击率是一方面。更多的是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您在什么情况下做出了"习近平是个人贩子"的表态。我们现在也想请您说一下，当时您和周孝正先生的采访到底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行的？
严歌苓：当时他说连线。我这个人对科技方面的语词不是很了解，也不知道他们做这个到底是什么意义？所以我当时以为连线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视频上聊聊天。我不知道这个连线就意味着他会公开播出去的。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当时以为那场连线是和您个人的一次私人对话？
严歌苓：是的，是的。但是后来包括在中国的一些还想继续出版我作品的人，或者说等待封杀期过去还想继续做我作品电影的一些人，问我能不能发一个公开的声明？我说：我说了就说了，我说了我就认账。我不会再去声明我是被套进去的，我不会干这种事情。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还是认可您当时的表态的？
严歌苓：我认可！只不过我当时最大的遗憾是：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我想冒这个风险，而且认罚……那之后不是我所有的、进一步的封杀就开始了。我如果要承担这样的一个代价的话，我会讲的更好。我会动脑子去想怎么讲？现在想想当时太亏了。只是这样的一个遗憾。因为乱骂一通人不是我的作风。
德国之声：那如果现在让您整理思绪重新说的话，您会愿意怎样说？
严歌苓：我想如果我要说的话，我会好好的，有理有据的把我这么多年在文学和电影的这条道路上越走越窄，封杀控制越来越严的这十年非常感性的写一个散文。就像《瞒瞒瞒》、《母亲呀母亲》这样的东西，更加能够体现我的个人风格和个性，不是骂人。
德国之声：外界现在的观感是，严歌苓作为一个曾经是各大媒体追捧的座上宾，现在进入一个与中国体制，与那个系统决裂的状态。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严歌苓：我觉得基本认可。我当然不希望我失去那么多的读者。中国有很多很喜欢我作品的读者。包括有一个读书会大概有16000多个人。这个读书会是他们自己自发组织的一个严歌苓的读书会。这个组织最后写了一个像诀别书一样的文章，写的非常非常的让我难过。他们的公众号肯定是被勒令停止了。我当然是非常难过，经常是热泪盈眶。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我不愿意再做任何进一步的妥协。
德国之声：有没有什么关键事件或经历促成了这种转变？
严歌苓：因为《瞒瞒瞒》那篇文章，我觉得就可能会导致这个结果。会导致我经济上的损失。所有的损失我已经衡量过了，我觉得我可以承受这些损失。
我觉得那么大的一个事件。特别是李文亮的去世给了我特别大的震动。我觉得如果我要是不讲出这一番话的话，我将来会后悔。我会认为我作为一个作家，在历史上留下了污点。
德国之声：我们看到，许多在海外就中国问题发出批判性声音的人，有不少的人都是断了和国内的许多关系和牵挂。如今您作为一个较为激烈的批评者，是否也经历了这样一种断舍离的过程？
严歌苓：对，是的。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退无可退了。我觉得与其让自己被阉割的作品留存下去，还不如就不要了。我可以写最真实的，最最诚实的作品。将来我可以有我自己的出版社。我也可以拥有在海外的那么多读者。我不认为中国可以一直这样坏下去，我相信会有好的一天的。在她好的那天到来之前，我绝对不愿意再为了一点自己的读者群，或者是稿费啊什么的再捏着鼻子那样下去。
德国之声：您现在在德国，应该是不用捏着鼻子继续创作。能透露一下您目前在酝酿什么样的作品呢？
严歌苓：我现在创作的是和中国一胎政策，两胎政策有关系的作品。因为我的女儿我领养她的时候她就是一个被弃的小女婴。所以我觉得我要让她知道她为什么会被弃？为什么会变成了我的女儿？弃她的父母都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她的父母和她现在的母亲所生长的国度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我们的家族是个什么样的家族？因为我女儿是不读我的小说的。
德国之声：为什么呢？
严歌苓：她中文不行。英文的那几本我也没有特别建议她读。像《扶桑》这样的有性啊，有暴力或者是另外的，太深的那些牵扯到很多中国近代知识的这些。我都还没有让她接触。我想她大起来，我那个时候外语的，非中文的出版越来越多了。她可能会去读。 但是我想，目前我的这本书就是写给她的。就叫《致女儿》。所以我想她会读的。
德国之声：出自您之手的作品，以前都可以和中国电影工业的大资金、大制作、大宣传产生联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包括您刚才说的《致女儿》这样的最新作品，和中国电影工业联动的可能性就不太大了。您打算以后如何把作品搬上银幕，让观众继续和您保持对话呢？
严歌苓：我已经支持了一些小成本、小预算的电影。我认为在一百万欧元或者美金之内的制作，我自己是可以做的。因为我的一些朋友也愿意投资。因为这么小的资本，失本的可能性不大。现在有很多平台可以让这种小成本的电影得以发行。
我有很多短篇小说我都很想把它们拍成电影。我觉得慢慢来吧。我刚刚在海外投了一个800多万人民币的电影。怎么说呢？如果我的期望不是发财挣钱，让一个片子去养活上面一个片子，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啊。我自己做编剧又不收报酬。
生活中“低需求”的严歌苓 让她能磊落的和中国电影工业说再见（资料图片）
德国之声：您也说过您是一个比较低需求的人，也是这个造就了您目前的状态吧。
严歌苓：对对，我的生活非常非常的简单。也没有什么很高的物质欲望。我觉得我所有的钱就花在给自己买方便，买个不求人。我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德国之声：说到不求人……您这几年在德国生活。说实话英语在德国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或者都熟练掌握的。您这几年在德国经历了哪些不方便的地方，又喜欢德国哪些地方呢？
严歌苓：非常巧的是，我在旧金山生活的那十年。我先生是做德美商会会长的。他的朋友圈就是德国人。当然那些德国人都是英文讲的非常好，和德文也差不多的那种。我对德国人的性格倒是挺喜欢的。就是他们开始可能比较有距离感，但是好了之后呢。这种友谊会变得非常的浓厚。我倒是非常喜欢这样，因为我本人也是这样一个性格。人家说我很认生。我不大容易熟起来，但是熟起来以后我就会摽着这个朋友的。
德国之声：之前您曾经说过：这一生去了这么多地方居住，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之前都充满期待，到了之后又充满失望。在德国也是这样吗？
严歌苓：我刚刚来的时候是有点失望的。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朋友。还有就是觉得德国人真的是冷漠啊。也不像我在美国的那些德国朋友。后来我又把我美国的德国朋友给飞到这儿来了，飞到我们家住着。这样慢慢慢慢我就喜欢了。因为我特别爱自然，喜欢在大湖里游泳。游个两三千米很开心。然后我也很喜欢在森林里溜我的两只狗狗。这种生活也不要花钱，但能让我身心特别的有幸福感。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打算长期定居在德国？
严歌苓：对对，我现在在学德文。因为疫情当中哪儿也去不了，还不如就学学德文。因为多一样本事总是多一种可能吧。我现在已经可以应付一般的买东西啊，坐出租啊，这些生活了。可以有生存下来的一种水平了。
德国之声：那您现在定居德国，有没有可能影响您未来写作的故事背景？比如出现一个和德国有关的作品？
严歌苓：我觉得都是有可能。因为在离开非洲的时候，我都写了一些感觉。像游记一样的东西。但我都没有想到我会写小说。离开非洲以后，我写了三个短篇。我本来还想一直写下去的。所以我觉得都是可能的。什么事情我都愿意让它自己发生吧。Let it happen。我也不逼自己，不催自己。
因为德国这个地方，比如我们家的房子。就是一个犹太女设计家设计的第一个作品。然后当时就得到很多关注。这个房子又是一个犹太家庭住的。这个女的到了美国以后，成为了非常有名的犹太设计家。但是她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一个后人回来找回这个房子。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给我想象的空间特别大。所以由于我对房子的这种好奇心，可能会引发我来写这个故事。
德国之声：除了德国的事情以外，我们看到近几年您虽然身在德国，但是也在密切关注中国各种各样的热点事件。那么中国近些年来发生的热点事件，有没有哪些极大的激发了您创作的欲望？
严歌苓：我觉得疫情肯定会让我写出一部作品来的。而且是一部比较大的作品。因为我觉得疫情已经超过了它事件的本身。在我的脑子里面，已经有了一种超验的、形而上的感觉了。所以我感觉我会写，但是不是写现实主义的，我不知道。因为毕竟我不在中国的疫情当中，只能是看网上的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会写一部作品的。我一直在酝酿，也写了一些笔记。
德国之声：在疫情期间有一个比较关键的讨论--比如您之前说过，像《陆犯焉识》这样的作品，凝聚着您对"什么是自由"的哲学思考。这几年，一场新冠疫情，让全世界都开始重新定义和思考个体自由以及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关联。在此期间，您对"什么是自由"有什么新的思考吗？
严歌苓：我所有的思考都是形象思维领先的。还不能用很概括的话来讲。我想只能把这些感觉放到我的作品里。很多人看来，可能一些人看出了这样的观念，另一些人看出了那样的意义，这都很难讲。因为艺术的模糊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