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5月上旬以来，盘垣至今的中印边境对峙已经趋于尾声。对北京与新德里来说，这场风波似乎已经只剩下双方军队首脑的例行会晤，以及两国政要间洋溢的“亲切而积极”的气氛。
在新德里一侧，中印对峙引发的新闻热度已逐步冷却。在6月14日，印度全境仍沉浸在新冠疫情的紧张、影星拉杰普特（Sushant Singh Rajput）逝世引发的哀痛以及喀拉拉邦猎杀大象事件带来的“义愤”中。加之6月中旬时，印、巴双方也开始了例行的边境小规模交火，一时间，似乎这次风波就陡然无疾而终。
苦于新冠疫情蔓延的新德里可能也难以分出更多精力在拉达克等地的风波上了。对北京而言，针对印度“西线无战事”的判断也决定了他不会继续用兵。因此，即便中印两军在班公湖岸大打出手，甚至出现了人员被抓扣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中印此次对峙的高潮也就到此为止了。
不过，中印此次在西段边境的瞠目相见仍然是有价值的。这场低调的对峙，吸引着世界的注意力，它在不经意中强调了一个现实，即此次风波竟让洞朗对峙后一向克制的中印两军频频增兵，这种现象暗示了本次拉达克一带的冲突仍然非比寻常。相对于北京在中印边境地带上明确的底线，即维持1962年占领线的诉求，印度一侧的关切点就显出了某种近乎于恐慌的情绪。
从印军多名“匿名官员”向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中方的行动远比中文世界想象的断然且有力。虽然有印度军事专家称“约有三个旅的解放军布置在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到班公湖的一百多公里的战线”，有可能攻击两百公里外的印度北阿坎德邦地区的军事目标。但实际情况与之仍是存在较大差异的。
解放军真正向外界展示有大规模调动迹象的只有一个空降兵旅，更不用说就前线派驻部队，仍是印方为多。仅在拉达克地区，就有印度第14集团军的两个师下辖六个旅的部队，其中四个旅还是山地部队。
但新德里一侧仍然对北京充满戒心，这种担忧主要与印军仍然在当地两线作战的实际情况有关。尽管在2019年8月后，新德里强行拆解了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将其分为两个一级行政区，但这并不意味着驻扎在当地的印军摆脱了以往的烦恼。
相反，仅在拉达克地区，印军仍然要在喀喇昆仑山脉、锡亚琴冰川到帕米尔高原上面对巴基斯坦边防军和解放军的压力。由于解放军依托新藏公路及边境军用线路，可以在边境地带展开全年行动，印方却因为基建有限，进入拉达克的两条高速公路和拉达克内地一条军用公路只能通行半年，这就让新德里时刻都会因现状感到不安。
虽然拉达克地区与新德里方面的关系尚好，暂不会出现准军事部队与民众的冲突，但印方在边境地区的投送能力仍令新德里有所不安。（Getty）
印度前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史托布丹（Phunchok Stobdan）曾指出，拉达克对印度来说是个具备防御意义的屏障，他建议新德里要避免中方进出该地。史托布丹认为，一旦解放军前出并进入拉达克，就可以进入水源充沛的地带。在羌臣摩河（Chang Chenmo River）、加勒万河水域都被中方控制后，新德里已经不由自主地担忧起什约克河（Shyok River）河谷的“安危”。
总的来说，新德里的智识人士大都觉得担心解放军跨过什约克河，发动全面战争实属杞人忧天，军方人士也称“这种场合似乎可算牵强”。但印度军方也提供了担忧的另一种维度，即解放军正在从西藏阿里地方出发，在中印西段边境地区对印方形成局部围困的态势，一俟印军无法维持，中方就能以“切香肠”的态势将其驱逐。尤其是在班公湖一线，拉达克的印度官员还多次抱怨印军不允许印方牧民前出放牧，结果他们只能看着中方牧民与解放军一同行动，进而眼看对方巩固季节性牧场。
更糟的是，历史经验对印度一侧似乎也不太友好。从1834年入侵拉达克、西藏的“森巴战争”开始，印方在战场上就没占过太多优势。尽管印度人一直津津乐道于号称“印度拿破仑”的名将左拉瓦尔（Zorawar Singh Kahluria，中国史料称“倭色尔”）攻取拉达克，越过喜马拉雅山脉，最后登上青藏高原的“壮举”。但这位攻入中国的印度大将终究还是在玛旁雍错湖遭遇重创，左拉瓦尔本人也被中国军人击杀。
当然，自19世纪以来，印方仍然可以从战场上发现一个现实，即中国一侧对于国境之外的兴趣是有限的。除去森巴战争期间，清军与藏军在1842年攻入拉达克，几乎夺取列城之外，中方在其他几次对峙后并没有沿什约克河谷继续进击。
因此，尽管对印度来说，中印边境对峙引发的声势正越来越大，印度国内几乎要传出“洞朗2.0”的呼声，但新德里方面仍有按历史经验，随时解决问题的操作空间。对印度来说，接受现状无疑是最省力的选择。此举既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不至于损害印度的自尊心。只不过新德里对前沿态势的担忧，仍会令其继续面对解放军的行动而不安，这可能也是难以避免的。
自2020年5月上旬以来，盘垣至今的中印边境对峙已经趋于尾声。对北京与新德里来说，这场风波似乎已经只剩下双方军队首脑的例行会晤，以及两国政要间洋溢的“亲切而积极”的气氛。
在新德里一侧，中印对峙引发的新闻热度已逐步冷却。在6月14日，印度全境仍沉浸在新冠疫情的紧张、影星拉杰普特（Sushant Singh Rajput）逝世引发的哀痛以及喀拉拉邦猎杀大象事件带来的“义愤”中。加之6月中旬时，印、巴双方也开始了例行的边境小规模交火，一时间，似乎这次风波就陡然无疾而终。
苦于新冠疫情蔓延的新德里可能也难以分出更多精力在拉达克等地的风波上了。对北京而言，针对印度“西线无战事”的判断也决定了他不会继续用兵。因此，即便中印两军在班公湖岸大打出手，甚至出现了人员被抓扣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中印此次对峙的高潮也就到此为止了。
不过，中印此次在西段边境的瞠目相见仍然是有价值的。这场低调的对峙，吸引着世界的注意力，它在不经意中强调了一个现实，即此次风波竟让洞朗对峙后一向克制的中印两军频频增兵，这种现象暗示了本次拉达克一带的冲突仍然非比寻常。相对于北京在中印边境地带上明确的底线，即维持1962年占领线的诉求，印度一侧的关切点就显出了某种近乎于恐慌的情绪。
从印军多名“匿名官员”向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中方的行动远比中文世界想象的断然且有力。虽然有印度军事专家称“约有三个旅的解放军布置在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到班公湖的一百多公里的战线”，有可能攻击两百公里外的印度北阿坎德邦地区的军事目标。但实际情况与之仍是存在较大差异的。
解放军真正向外界展示有大规模调动迹象的只有一个空降兵旅，更不用说就前线派驻部队，仍是印方为多。仅在拉达克地区，就有印度第14集团军的两个师下辖六个旅的部队，其中四个旅还是山地部队。
但新德里一侧仍然对北京充满戒心，这种担忧主要与印军仍然在当地两线作战的实际情况有关。尽管在2019年8月后，新德里强行拆解了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将其分为两个一级行政区，但这并不意味着驻扎在当地的印军摆脱了以往的烦恼。
相反，仅在拉达克地区，印军仍然要在喀喇昆仑山脉、锡亚琴冰川到帕米尔高原上面对巴基斯坦边防军和解放军的压力。由于解放军依托新藏公路及边境军用线路，可以在边境地带展开全年行动，印方却因为基建有限，进入拉达克的两条高速公路和拉达克内地一条军用公路只能通行半年，这就让新德里时刻都会因现状感到不安。
虽然拉达克地区与新德里方面的关系尚好，暂不会出现准军事部队与民众的冲突，但印方在边境地区的投送能力仍令新德里有所不安。（Getty）
印度前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史托布丹（Phunchok Stobdan）曾指出，拉达克对印度来说是个具备防御意义的屏障，他建议新德里要避免中方进出该地。史托布丹认为，一旦解放军前出并进入拉达克，就可以进入水源充沛的地带。在羌臣摩河（Chang Chenmo River）、加勒万河水域都被中方控制后，新德里已经不由自主地担忧起什约克河（Shyok River）河谷的“安危”。
总的来说，新德里的智识人士大都觉得担心解放军跨过什约克河，发动全面战争实属杞人忧天，军方人士也称“这种场合似乎可算牵强”。但印度军方也提供了担忧的另一种维度，即解放军正在从西藏阿里地方出发，在中印西段边境地区对印方形成局部围困的态势，一俟印军无法维持，中方就能以“切香肠”的态势将其驱逐。尤其是在班公湖一线，拉达克的印度官员还多次抱怨印军不允许印方牧民前出放牧，结果他们只能看着中方牧民与解放军一同行动，进而眼看对方巩固季节性牧场。
更糟的是，历史经验对印度一侧似乎也不太友好。从1834年入侵拉达克、西藏的“森巴战争”开始，印方在战场上就没占过太多优势。尽管印度人一直津津乐道于号称“印度拿破仑”的名将左拉瓦尔（Zorawar Singh Kahluria，中国史料称“倭色尔”）攻取拉达克，越过喜马拉雅山脉，最后登上青藏高原的“壮举”。但这位攻入中国的印度大将终究还是在玛旁雍错湖遭遇重创，左拉瓦尔本人也被中国军人击杀。
当然，自19世纪以来，印方仍然可以从战场上发现一个现实，即中国一侧对于国境之外的兴趣是有限的。除去森巴战争期间，清军与藏军在1842年攻入拉达克，几乎夺取列城之外，中方在其他几次对峙后并没有沿什约克河谷继续进击。
因此，尽管对印度来说，中印边境对峙引发的声势正越来越大，印度国内几乎要传出“洞朗2.0”的呼声，但新德里方面仍有按历史经验，随时解决问题的操作空间。对印度来说，接受现状无疑是最省力的选择。此举既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不至于损害印度的自尊心。只不过新德里对前沿态势的担忧，仍会令其继续面对解放军的行动而不安，这可能也是难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