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处于一个令人害怕的时期，我们的一个主要政党在向威权主义倾斜，另一个主要政党则由于两位不肯合作的参议员而寸步难行。因此，我所写的大部分内容必然都关注于合众国糟糕的前景上。但大家都需要喘口气。所以，今天我想谈一个比较愉快的话题：中国出现经济危机的风险。
好吧，这也算不上有多愉快。但终归是换了个话题。
对中国经济的警告并不是新鲜事——但到目前为止，包括我在内的担忧者一直都猜错了。早在2013年，我就曾提出，中国的增长模式正在变得不可持续，其经济可能会撞上一堵“长城”；显然，这并没有发生。
然而，越是仔细观察中国维持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现的问题也就越多。基本上，中国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掩盖了更深层的失衡。很难想象这一切会有美好的结局。
背景提示：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末推行的改革创造了经济奇迹。曾经极度贫困的中国如今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鉴于其人口规模，这足以使其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在逐渐放缓。
这种放缓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增长，是得益于对更发达国家的技术借鉴，以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减少，经济增长必然放缓。此外，独生子女政策让中国拥有了通常存在于富裕国家的人口结构：劳动适龄人口多年前就达到了顶峰，如今其规模正在萎缩。
就其本身而言，增长放缓和人口结构转变并不一定意味着危机的出现。但问题在于：中国的消费模式没有根据经济增长放缓的需要进行调整。特别是，这个国家的储蓄率依然非常高，所以要保持充分就业，中国需要将占惊人比例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40%——用于投资。
是什么在驱动投资？正常情况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增长创造了对新工厂、写字楼和购物中心的需求。因此，如果经济以每年9%或10%的速度增长，占GDP比重极高的投资就是可持续的。但如果增长率下降到3%或4%，投资回报也会下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迫切需要改变其经济结构——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但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是的，过度储蓄是一个经济问题。
几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一项研究试图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状况。报告指出，罪魁祸首就是人口结构转变，这正是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之一：出生率下降意味着中国的成年人不能指望子女赡养自己，所以他们不停存钱以为退休做准备。这一人口因素又被中国脆弱的社会保障制度放大：人们不能指望政府来支持晚年生活或支付医疗费用，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积累资产以作预防。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这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但不知何故一直未能解决这些深层问题。相反，他们在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还保持了很高的投资率——主要是通过鼓励在住房建设上的巨额支出。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和杨元辰于202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无论是以美元计算，还是以占GDP的比例计算，中国的房地产投资现在都远超美国在2000年房地产泡沫顶峰时期的水平。
罗格夫和杨元辰的研究还表明，中国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水平是非常高的，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经济所占的比重也极大。
一切看起来都不可持续，正因如此，许多观察人士担心，房地产巨头恒大的债务问题只是一场更广泛经济危机的前奏。
我已经说过，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能让悲观论者的预测落空。所以你可能会倾向于相信中国政策制定者，认为他们会设法应对这种情况。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真正解决经济的根本问题，而是一直在通过制造房地产泡沫进行掩盖，而这些泡沫终究会把问题放大。
但世界其他国家为何要关心这个问题呢？始终控制着资本流入和流出的中国，并没有与全球金融市场深度融合。那么，恒大的陨落并不会像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那样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放缓将以国内需求——尤其是对原材料的需求——减少的方式制造一些经济溢出效应。但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的问题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风险并没有那么大。
然而，中国确实有一个专制政府——这种政府在其他历史时期和在其他国家都倾向于靠寻找外部敌人来应对内部问题。而中国还是个超级大国。要预测这一切可能导致的后果，并不难寻找一些可怕的先例。
说到这里，您就可以回去像平常那样担忧美国的问题了。
美国正处于一个令人害怕的时期，我们的一个主要政党在向威权主义倾斜，另一个主要政党则由于两位不肯合作的参议员而寸步难行。因此，我所写的大部分内容必然都关注于合众国糟糕的前景上。但大家都需要喘口气。所以，今天我想谈一个比较愉快的话题：中国出现经济危机的风险。
好吧，这也算不上有多愉快。但终归是换了个话题。
对中国经济的警告并不是新鲜事——但到目前为止，包括我在内的担忧者一直都猜错了。早在2013年，我就曾提出，中国的增长模式正在变得不可持续，其经济可能会撞上一堵“长城”；显然，这并没有发生。
然而，越是仔细观察中国维持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现的问题也就越多。基本上，中国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掩盖了更深层的失衡。很难想象这一切会有美好的结局。
背景提示：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末推行的改革创造了经济奇迹。曾经极度贫困的中国如今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鉴于其人口规模，这足以使其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在逐渐放缓。
这种放缓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增长，是得益于对更发达国家的技术借鉴，以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减少，经济增长必然放缓。此外，独生子女政策让中国拥有了通常存在于富裕国家的人口结构：劳动适龄人口多年前就达到了顶峰，如今其规模正在萎缩。
就其本身而言，增长放缓和人口结构转变并不一定意味着危机的出现。但问题在于：中国的消费模式没有根据经济增长放缓的需要进行调整。特别是，这个国家的储蓄率依然非常高，所以要保持充分就业，中国需要将占惊人比例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40%——用于投资。
是什么在驱动投资？正常情况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增长创造了对新工厂、写字楼和购物中心的需求。因此，如果经济以每年9%或10%的速度增长，占GDP比重极高的投资就是可持续的。但如果增长率下降到3%或4%，投资回报也会下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迫切需要改变其经济结构——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但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是的，过度储蓄是一个经济问题。
几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一项研究试图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状况。报告指出，罪魁祸首就是人口结构转变，这正是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之一：出生率下降意味着中国的成年人不能指望子女赡养自己，所以他们不停存钱以为退休做准备。这一人口因素又被中国脆弱的社会保障制度放大：人们不能指望政府来支持晚年生活或支付医疗费用，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积累资产以作预防。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这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但不知何故一直未能解决这些深层问题。相反，他们在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还保持了很高的投资率——主要是通过鼓励在住房建设上的巨额支出。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和杨元辰于202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无论是以美元计算，还是以占GDP的比例计算，中国的房地产投资现在都远超美国在2000年房地产泡沫顶峰时期的水平。
罗格夫和杨元辰的研究还表明，中国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水平是非常高的，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经济所占的比重也极大。
一切看起来都不可持续，正因如此，许多观察人士担心，房地产巨头恒大的债务问题只是一场更广泛经济危机的前奏。
我已经说过，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能让悲观论者的预测落空。所以你可能会倾向于相信中国政策制定者，认为他们会设法应对这种情况。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真正解决经济的根本问题，而是一直在通过制造房地产泡沫进行掩盖，而这些泡沫终究会把问题放大。
但世界其他国家为何要关心这个问题呢？始终控制着资本流入和流出的中国，并没有与全球金融市场深度融合。那么，恒大的陨落并不会像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那样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放缓将以国内需求——尤其是对原材料的需求——减少的方式制造一些经济溢出效应。但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的问题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风险并没有那么大。
然而，中国确实有一个专制政府——这种政府在其他历史时期和在其他国家都倾向于靠寻找外部敌人来应对内部问题。而中国还是个超级大国。要预测这一切可能导致的后果，并不难寻找一些可怕的先例。
说到这里，您就可以回去像平常那样担忧美国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