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Floyd被白人警长Derrick Chauvin单脚压颈在地，死前连喊16声的 I cant breath片段，事后在全国网上重播，激怒千万愁困在家的美国人。美国名嘴Trevor Noah感叹美国有两种Virus，一种是covid-19，一种是种族歧视，两者形成骨牌效应，再次揭露美国立国而来的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带来的社会伤痕和诸种冲突。截至五月尾，约三亿人口的美国近四千万人失业，而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统计，黑人的失业情况亦比白人严重。而黑人虽只占美国人口约一成二，却占了covid-19总感染人口数字逾两成。而George Floyd本任职明利阿波利市一间餐厅的守卫，在covid-19肆虐期间，餐厅停业，Floyd被遣散离职，最后光天化日间死在白人警长的脚下。
对美国白人而言，美国独立宣言象征着他们的国民理念﹕「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and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著名演说家及前黑奴Frederick Douglass却在1852年美国独立日的演说中，宣称没有比这一天更能突显美国人的矛盾及伪善。毕竟，美国的不同州分之所以能团结立国，就是因为自由州在黑人作为「人」这不自证明的真理上作出妥协。在很多黑人的感知角度及历史观中，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从根基上就缺乏正当性。
从内战到民权运动﹕宪法之于黑人只是一张废纸
随着美国内战结束，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度，宪法第十四及十五修正案承诺黑人的公民及投票权利，被解放的美国黑奴在随之以来短暂的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 , 1863-1877)一度以为迎来曙光。
香港人近年深切体会到，就算法制再烂，法制内的抗争也要尽做。在1909年成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简称NAACP)，便在一直在州及联邦法庭中捍卫黑人权利，他们的抗争也成为了50及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的奠基石。
在1954年，NAACP迎来他们自成立以内最大的胜仗﹕在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不合宪，直接推翻了Ferguson案的结果。美国黑人却很快体会到这场胜仗亦仅属虚幻。由于最高法院本身没有执行权力，南方各州州政府决定无视最高法院裁决，继续行使他们的种族隔离政策。 1955年，黑人女教师Rosa Park因为在巴上坐了属于白人的座位被拘捕，成为了60年代全国黑人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行动的契机。
美国黑人视公民抗命为正当及必要的，不单单是因为合法的示威无法带来改变，更是因为当他们拒绝遵守种族隔离恶法时，他们只是在行使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事实上，对当时的黑人而言，示威是难以和平收场的，因为他们每一场示威都会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及警察的暴力镇压。最广为人知的，是KKK多次在伯明翰的黑人教堂引爆炸弹的行径，其中一次更炸死了四个黑人小女孩，黑人随后上街抗议示威，市长却以他们没有示威许可证为由，出动高压水炮及警犬镇压示威者，拘捕逾二千人。 NAACP领䄂马丁路德金也一度在伯明翰沦为阶下囚，并在其著名的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中指出他希望公民抗命能成为黑人「放弃」及「勇武」之间的中间路线。当然，认为马丁路德金过于「和理非」的大有人在，例如为香港勇武派歌颂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s)，而当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伊斯兰国度(Nation of Islam)领袖Malcolm X 。 Malcolm X真正激进的地方，不止在于其支持黑人勇武自卫，而在于他相信黑人应该独立建国。他在一次访谈中道﹕「黑人是想要更多法例条文保障吗？难道美国的法例条文还不够多吗？」对他而言，在现存体制下，黑人白人权力落差过大，再多的法制改革也无法保障黑人权益，黑人独立，是唯一出路。
远距而观，人们或许会有一个有所偏差的解读，以为黑人虽然被保守派打压，但起码美国进步派一直是为黑人而战。从历史上看，黑人权益却往往是进步派忽略或妥协割席的对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黑人工人多番要求加入美国工会，由白人工人垄断的工会却把他们拒诸于门外，不少白人工会更向企业及工厂施压，令他们不敢雇请或晋升黑人劳工。即使是较开明的工会领袖，也认为应该以劳工议题为重，放弃种族进步议题。同样，当美国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在30年代推行New Deal经济改革，扩大福利政府时，为了得到当时反对黑人权益的南方民主党人的支持，却把黑人摒除在各大福利政策之外。即使在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年代之后，黑人依然在各个进步派运动中无容身之处。以女权运动为例，1970年代的美国女权运动，基本上是以白人中产女性为代表。在1977年，一群黑人女权主义者发表共同声明(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指出白人女性对种族和黑人历史及文化不单是一无所知更是毫无兴趣，令他们无法理解或处理黑人女性因阶级、种族及性别交集(intersctional)之下所面对的现实压迫，催使黑人女权主义者另起炉灶。
众所周知，不少美国自由派媒体及政客对和平示威有极重的洁癖，即使当他们支持香港抗争者时，也往往强调香港人是和平示威者而对香港的勇武抗争避而不谈。不难想像，当他们看见黑人升级、放火及掠劫时，便毫不犹疑把他们的抗争定性为暴动。有趣的是，在香港，抗争者一直拒绝接受社会或法律给出的暴动定性，但黑人的回应却是他们暴动有理，因为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暴动是不被倾听者的语言( A 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未必每一个黑人或BLM的支持者也支持升级、放火或抢劫，但他们不割席，是因为他们深明，不打乱社会的秩序是没有人会聆听黑人的声音的(事实上，大家也知道他们若然没有升级的话，根本不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他们更深明真正的暴力是制度暴力这是一个每天都在无人看见的暗角掠劫甚至杀害黑人的制度。其中一个在2013年Ferguson的抗争者受访时回应﹕「他们说我们在破坏自己的社区，但这个社区里根本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们的！(They say we destroying our own neighborhoods. We dont own nothing out here!)」
陈启睿：香港中文大学政政系毕业，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政治学博士生，主修政治理论。主要关注民主理论、社会运动、香港及英美政治。
朝Minneapolis, Minnesota第四警局進發的示威者 (Credit: Fibonnaci Blue/Flickr)
我们常常问：「如何使他人长远持续地关心香港、站在抗争者这边？」易地而处，除了利益相交，当然也要自问：他人危难到临时，我们有无尝试费煞心神，给予他人多一丁点的理解、关心与援助？
George Floyd被白人警长Derrick Chauvin单脚压颈在地，死前连喊16声的 I cant breath片段，事后在全国网上重播，激怒千万愁困在家的美国人。美国名嘴Trevor Noah感叹美国有两种Virus，一种是covid-19，一种是种族歧视，两者形成骨牌效应，再次揭露美国立国而来的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带来的社会伤痕和诸种冲突。截至五月尾，约三亿人口的美国近四千万人失业，而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统计，黑人的失业情况亦比白人严重。而黑人虽只占美国人口约一成二，却占了covid-19总感染人口数字逾两成。而George Floyd本任职明利阿波利市一间餐厅的守卫，在covid-19肆虐期间，餐厅停业，Floyd被遣散离职，最后光天化日间死在白人警长的脚下。
位于太平洋另一端的香港抗争者，在中、美角力战中力争华府启动香港民主及人权法案，终止香港在中美贸易条款中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以求带动涟漪效应，开启揽炒中共政权之路。当美国政府正与中共以自由人权问题博弈，而美国本土接连发生示威抗议、骚乱掠劫，中方又不断发动舆论战攻势多方讯息纷杂，香港人又可以从什么角度切入理解？
易地而处，外国人理解中、港的复杂政治关系，都需要无数手足的大量转译、图文并茂讲解香港情况，才能使人为香港的抗争动容。纯粹讨论送中条例本身，难以让外人理解为什么不少香港抗争者走上和勇不分的路线；只有当他们理解主权移交以来的香港抗争史以及其他路线的失败挫折，他们才会稍稍明白香港当下的抗争由来。同理，当我们面对美国发生的激烈抗争，如果只讨论George Floyd死亡事件本身及美国政府就是次示威的处理手法，未必足以让我们理解为何黑人抗争者要走上激进路线。要理解这一路线的成因，也需要放回到美国黑人过去二百多年来的压迫及抗争史去理解。
下文抛砖引玉，尝试初步勾勒黑人(在美国又称非裔美国人）在其历史叙事中的一些重要关口，以作接通美港抗争者互相理解其感受的媒介。而黑人历史庞大繁复，本文未能三言两语尽包，如同学术界中的Black Studies及其分支也愈来愈多研究出土，修正为白人视野主宰的主流历史看法。
从立国到内战﹕只被当作五分三个「人」的黑人
美国在1860年代的内战之前一直保留奴隶制度，相信大家都知道。相对少人知道的，却是美国由宪法而下的整套政经制度，都跟其奴隶制度密不可分。
在美国立国的十三个州中，北方州分大抵为禁绝奴隶交易的自由州，而南方州分则大抵为蓄奴州。南方州分对加入联邦政府最大的忧虑，就是怕联邦政府权力过大，然后当南方州分在全国性的民主游戏落败时，就会被迫废除奴隶制度。北方州分为了让美国立国成事，不单甘愿削弱联邦政府权力(这也是现在州分自主权的一大原因)，更不惜在原则上妥协。这些所谓的美国国父争论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奴隶是不是「人」。因为在新成立的联邦政府框架下，每个州被分配的税额及议席均跟该州分的人口挂勾，所以南方州分希望奴隶在选举意义上被当作人，却不愿为奴隶交税，而北方州分则反之。最后他们达成了恶名昭彰的「五分之三妥协」，简言之，就是在税额及议席意义上把黑奴当五分之三个「人」来看待。在美国宪法中，还白纸黑字保障奴隶贸易二十年不变，而北方州分也承诺会把任何逃出来的黑奴还回南方的奴隶主。在美国开始扩张时，为了保障南北州分的势力平衡，双方更签下密苏里妥协案 (Missouri Compromise, 1820)，承诺每增加一个自由州，便会相应地添加一个蓄奴州。这样看来，美国现在的州分划分，也可说是奴隶制度而来的产物。
对美国白人而言，美国独立宣言象征着他们的国民理念﹕「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and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著名演说家及前黑奴Frederick Douglass却在1852年美国独立日的演说中，宣称没有比这一天更能突显美国人的矛盾及伪善。毕竟，美国的不同州分之所以能团结立国，就是因为自由州在黑人作为「人」这不自证明的真理上作出妥协。在很多黑人的感知角度及历史观中，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从根基上就缺乏正当性。
从内战到民权运动﹕宪法之于黑人只是一张废纸
随着美国内战结束，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度，宪法第十四及十五修正案承诺黑人的公民及投票权利，被解放的美国黑奴在随之以来短暂的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 , 1863-1877)一度以为迎来曙光。
在重建时期之初，联邦政府以各种威迫利诱的手段，例如出动联邦军队，确保前蓄奴州解放其黑奴并让他们行使公民及投票权。在重建时期，黑人一时纷纷热衷从政，不少黑人政客在南方冒起。南方白人深怕自己在政坛上失势，于是民间出现如Ku Klux Klan等白人至上组织，残杀或恐吓意欲参政或投票的黑人，令南方黑人不敢再投票。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不论南北，美国白人对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包括亚裔美国人)行使私刑(lynching)，基本上被当成理所当然，行刑者也大多不会受处罚。再过几年，北方的白人亦开始对保障黑人权益议题失去热诚，在1877年，内战结束不到二十年，联邦军队便全面撤出南方，重建时期宣告结束。联邦军队一撤，南方各州政府随即巧立名目，以各种纳税或识字条件这些表面上跟种族无关的条款限制黑人投票权。其中最荒诞的法案，莫过于祖父条款(grandfather clause)﹕ 除非你祖父一辈有投过票，不然你也不能投票，一举把所有刚被解放的黑奴排除在外。种种法制内外的手段运用，使南方黑人的投票率在数年间跌至低于1%，投票权形同虚设。
事实上，大部分南方的黑人在解放后的生活根本没有变化。内战后，大部分工厂均不愿以「自由人」的条件雇用黑人，黑人无何奈可，为了生计只能重返种植园，被园主以跟奴隶无异的条件重新聘用。使其处境雪上加霜的是，各州分在1890年代通过一系列俗称Jim Crow Laws的种族隔离政策，让学校商店及交通工具等均能拒绝接待白人以外的种族，而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更在Ferguson案裁定隔离政策合宪，奠定了美国之后六十年的种族隔离路线。
要说美国黑人在这段前后近一百年的历史中学会什么，就是即使在宪法中明文赋予他们权利，也不一定代表他们能行使这些权利。只要白人与黑人权力继续维持在极不对等的状况下，宪法之于黑人只是一张废纸。
黑人民权运动﹕公民抗命派与勇武独派的路线之争
香港人近年深切体会到，就算法制再烂，法制内的抗争也要尽做。在1909年成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简称NAACP)，便在一直在州及联邦法庭中捍卫黑人权利，他们的抗争也成为了50及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的奠基石。
在1954年，NAACP迎来他们自成立以内最大的胜仗﹕在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不合宪，直接推翻了Ferguson案的结果。美国黑人却很快体会到这场胜仗亦仅属虚幻。由于最高法院本身没有执行权力，南方各州州政府决定无视最高法院裁决，继续行使他们的种族隔离政策。 1955年，黑人女教师Rosa Park因为在巴上坐了属于白人的座位被拘捕，成为了60年代全国黑人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行动的契机。
美国黑人视公民抗命为正当及必要的，不单单是因为合法的示威无法带来改变，更是因为当他们拒绝遵守种族隔离恶法时，他们只是在行使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事实上，对当时的黑人而言，示威是难以和平收场的，因为他们每一场示威都会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及警察的暴力镇压。最广为人知的，是KKK多次在伯明翰的黑人教堂引爆炸弹的行径，其中一次更炸死了四个黑人小女孩，黑人随后上街抗议示威，市长却以他们没有示威许可证为由，出动高压水炮及警犬镇压示威者，拘捕逾二千人。 NAACP领䄂马丁路德金也一度在伯明翰沦为阶下囚，并在其著名的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中指出他希望公民抗命能成为黑人「放弃」及「勇武」之间的中间路线。当然，认为马丁路德金过于「和理非」的大有人在，例如为香港勇武派歌颂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s)，而当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伊斯兰国度(Nation of Islam)领袖Malcolm X 。 Malcolm X真正激进的地方，不止在于其支持黑人勇武自卫，而在于他相信黑人应该独立建国。他在一次访谈中道﹕「黑人是想要更多法例条文保障吗？难道美国的法例条文还不够多吗？」对他而言，在现存体制下，黑人白人权力落差过大，再多的法制改革也无法保障黑人权益，黑人独立，是唯一出路。
公民抗命派及独派一度成为美国黑人抗争运动中的两大势力，但讽刺的是，美国不论是那一派其后都遭遇重创马丁路德金及Malcolm X两人均落得被刺杀身亡的下场。这场路线之争，却大大开拓了美国黑人运动的想像力，抗争框架从此不再受限于法律维权及和平示威之内。
进步派在黑人议题上的缺席
远距而观，人们或许会有一个有所偏差的解读，以为黑人虽然被保守派打压，但起码美国进步派一直是为黑人而战。从历史上看，黑人权益却往往是进步派忽略或妥协割席的对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黑人工人多番要求加入美国工会，由白人工人垄断的工会却把他们拒诸于门外，不少白人工会更向企业及工厂施压，令他们不敢雇请或晋升黑人劳工。即使是较开明的工会领袖，也认为应该以劳工议题为重，放弃种族进步议题。同样，当美国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在30年代推行New Deal经济改革，扩大福利政府时，为了得到当时反对黑人权益的南方民主党人的支持，却把黑人摒除在各大福利政策之外。即使在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年代之后，黑人依然在各个进步派运动中无容身之处。以女权运动为例，1970年代的美国女权运动，基本上是以白人中产女性为代表。在1977年，一群黑人女权主义者发表共同声明(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指出白人女性对种族和黑人历史及文化不单是一无所知更是毫无兴趣，令他们无法理解或处理黑人女性因阶级、种族及性别交集(intersctional)之下所面对的现实压迫，催使黑人女权主义者另起炉灶。
美国黑人运动，固然不是铁板一块﹕面对种种排挤的回应，亦有妥协派、有温和派、甚或悲观派(Afro-Pessimism最能代表这一派人的观点)。但对某些黑人而言，压迫他们的不是个别人士、党派、或派别，而是整个制度及白人精英阶层；即使对着开明进步派，黑人也自觉不欠他们。而黑人若要脱离压迫，就只有抗争自救一途。
当代压迫﹕为什么只说BLACK LIVES MATTER
时代演进，在写满法例条文的纸张上，黑人的权益似乎愈来愈得到保障，但因为整个政制的执行机关都是由白人精英阶层把持，而进步派往往把黑人权益问题放在次位，黑人面对的种种问题却依然悬而未决。
在种族隔离政策不再合宪后，不少州及市政府采取更细微的行政手法，在不违宪的情况下，阻止黑人买到较资源充沛的地段的房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州分中，黑人都是聚居于资源最贫乏的地区中。在美国，学校、医院及各种设备质素往往跟该地区资源挂勾，黑人也无法使用更好的教育或医疗资源，令黑人陷入跨代贫穷的困境中。自列根总统(Ronald Reagan)年代起，美国走上新自由主义路线，把不少公营服务卖予私人财团，更令黑人处境雪上加霜(住过美国的朋友都知道，这里的医疗服务非常昂贵，一趟救护车随时六百美元起跳)。结果，黑人往往活在最弱势而不受保障的地区之中，每一次美国陷入金融、房贷或疫症危机，最大受害者都是黑人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下，黑人便占了全美国死亡人数的七成。
政经制度之外，黑人所面对最赤裸的压迫是来自白人至上主义者及警察。美国警察长期使用种族归纳法(racial profiling)去维持治安，假定黑人惯常触犯特定法例，不单令黑人面对远高于白人的被盘查及监禁率(2013年，Ferguson市被警察盘查的人当中，黑人占92%)，更令警察往往认定黑人是危险人物，动辄就向毫无反抗迹象的黑人开枪或行使过度武力。而因为法庭通常是被白人法官担任，杀害黑人的警察或白人往往亦得以脱罪。在2012年，年仅十七岁的黑人青年Trayvon Martin被George Zimmerman，当地一个邻里守望组织的成员，跟踪且枪杀。事后George Zimmerman不仅脱罪，还反过来控告Trayvon家人作假证供。 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就是为了回应整个执法及法律制度不当黑人性命是一回事而在2013年展开并在全美各地开花。
之所以说Black Lives Matter，就是因为黑人生命没有被警察、法庭甚或白人社会当成一回事，才要强调黑人生命是有价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twitter上附和All Lives Matter 引发争议，恰恰是画虎不成反类犬黑人会觉得别人说all lives matter具冒犯性，因为这句话完全抹去了黑人生命被轻视的整个历史脉络。
UCLA历史系教授Robin D.G. Kelley曾分析，黑人一直与美国政府处于低强度战争状态之中 (low intensity war)。他说在外人眼中，或许黑人及警察在冲突的场面像是一场战争，但其实对黑人来说，日常生活里随时都会遭受种各样的攻击。单在去年，就有逾千人死在美国警察手上，当中24%为黑人(黑人只占全国人口约12.5%，而当中只有少于1%的警察被起诉。他们从来没有脱离过战争状态。如果香港人说，我们用了二十年去学会和平示威是没有用，在美国黑人背后的则是二百年的压迫及抗争史。
众所周知，不少美国自由派媒体及政客对和平示威有极重的洁癖，即使当他们支持香港抗争者时，也往往强调香港人是和平示威者而对香港的勇武抗争避而不谈。不难想像，当他们看见黑人升级、放火及掠劫时，便毫不犹疑把他们的抗争定性为暴动。有趣的是，在香港，抗争者一直拒绝接受社会或法律给出的暴动定性，但黑人的回应却是他们暴动有理，因为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暴动是不被倾听者的语言( A 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未必每一个黑人或BLM的支持者也支持升级、放火或抢劫，但他们不割席，是因为他们深明，不打乱社会的秩序是没有人会聆听黑人的声音的(事实上，大家也知道他们若然没有升级的话，根本不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他们更深明真正的暴力是制度暴力这是一个每天都在无人看见的暗角掠劫甚至杀害黑人的制度。其中一个在2013年Ferguson的抗争者受访时回应﹕「他们说我们在破坏自己的社区，但这个社区里根本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们的！(They say we destroying our own neighborhoods. We dont own nothing out here!)」
结语﹕CAN WE CONNECT?
对于这场风暴，在香港远观的人，当然可以认同或反对他们的抗争手法，同情或排拒抗争中随之而来的掠劫。但要实践公民外交，我们首先要进入黑人的视野，理解从他们视角出发的美国历史，理解他们的抗争不但是建基于二百年来和平路线的不断失败遇挫，更是对美国政经社会至今未改变的环环紧扣的压迫的控诉。
平情而论，美国当然不止非裔美国人的抗争史，也包括泛亚裔、拉丁美裔、美州原著民/土著等其他少数族裔的奋斗经历，这些不断的抗争与革新，构成美国社会迈向平等、多元、自由的轨迹。
大时代中，中美对垒叫阵，香港人需要走出金融港口，去结交自由世界的抗争盟友，前提是不以自己为中心，真的看见世界中其它的苦难。
美国政治体制内，民主、共和两党人马，当然都对香港抗争各有着墨。达成跨党派支持港人抗争，通过民主及人权法案，成果得来不易，是港人以血汗换来。然而，民主、共和两党也并非铁板一块，光谱甚大；两党以外，美国的公民社会及社会运动本就是一股独立的力量，一直力求走出两党恶斗的循环，甚至反过来逼使两党改革。香港人在美国的游说，除了与当下在位的政治菁英打交道外，也可以多和活跃在美国公民社会的各种组织和网络建立互信，正如台港两地间不少人经年建立的网络情谊。香港和美国要发展进一步的公民外交，也端看我们是否能如水地穿梳在不同族群之间，理解他们各自的复杂脉络、异同经历。我们不需要一来就毫无保留地支持一方一派，但也应着力避免纯然功利导向，只求自保和上层政治精英的关系，放弃了和更多在世上同呼同吸、渴望自由平等的手足联成一线，争取应有权利的根本。
我们常常问：「如何使他人长远持续地关心香港、站在抗争者这边？」易地而处，除了利益相交，当然也是自问：他人危难到临时，我们有无尝试费煞心神，给予他人多一丁点的理解、关心与援助？
屡经磨练，港人都明白和勇不分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在张力之中，共同探索修正向前迈进的策略。面对世界抗争者同样如此。港人不只是彼此的手足，当世界各地不少抗争者会向港人致敬时，我们更应该进化成他人更可信赖的国际手足。在他日新冠肺炎落幕，国安法上画之际，要光复香港，建立国际手足网络，更是逼切要务。
深明他人所需，壮阔自己队伍，共谋彼此福祉国际线的开拓，公民外交的建立，应对全球民主危机，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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