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受到打压的中国公民（从左至右顺时针：任志强、李泽华、陈秋实、方斌、李翘楚、高飞、许志永）
国保的电话是晚饭时分打来的。 “你人在哪儿呢？给我发个定位，” 说话的是高飞熟悉的孙警官。 高飞，32岁，湖北黄冈人，常年在广州做焊工，也参与一些公民维权。去年底，他回到老家，和武汉周边的其他小城一样，这里很快沦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重灾区。 高飞知道他们迟早要来。一天前，他“翻墙”发了一条推文，说当地医院物资严重告急，习近平不把老百姓的命当一回事，是“反人类”。 “这条推特据说惊动高层了。县公安局说，公安部下了指令要抓人，”他告诉美国之音。 高飞被行政拘留了七天。 “现在完全是人治的状态，没有法治，” 他对美国之音说。“谁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中国当局对网络信息的封锁越来越严，因言获罪的人也越来越多。 用一位网民的话说，“ 几乎每天都有朋友被带走、失联、拘留、喝茶”。 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说，截至3月12日，仅中国官媒报道的全国因传播疫情信息受罚的案件就有5511起。他们中大多数被行政拘留3-15天并强迫认罪，一些人还受到行政罚款、口头警告、教育训诫和刑事拘留。在该组织收集到的452个因“散布谣言”而受罚的网民案例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 “很多人并不觉得自己发表了什么政治言论、危险言论。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惹上麻烦，然后就有人来敲他们的门了，”美国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员莎拉·库克（Sarah Cook）对美国之音说。 库克认为，在这场疫情中，打压异见者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要务。北京把这场公共健康危机当成了一场政治危机。 在众多受到打压的异见者中，近日，中共红二代、地产大亨任志强的被失踪引发广泛关注。 现年69岁的任志强人称“任大炮”，曾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共产党。 本月初，他再度开炮，在一篇措辞犀利的文章中抨击北京当局掩盖疫情真相，不点名地把习近平称作“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任志强的多位友人证实，他于3月12日被当局带走。 一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任志强起初在一个小圈子里分享了这篇文章。小圈子的成员都是与他一道参与环保活动的民营企业家。 这位消息人士说，他与任志强有多位共同朋友。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大概跟11个人分享了，可能有些人没有这个政治意识，就把它传出去了。有的人就来问他，这是不是你写的？他敢作敢当，说是我写的，就引发了后面一连串的事。” 这位消息人士还向美国之音透露，任志强的大儿子、秘书也被抓了。他的妹妹及家人都会受到影响。 任志强本人目前被当局留置，政府将此定为重案，“任何人不得插手，不能介入，不能求情，可能也包括王岐山。”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曾是任志强的中学辅导员，二人关系密切。许多政治观察人士注意到，王岐山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没有露面，也没有出席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17万人大会。 “王岐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靠边站了，他对习近平没有什么制衡，”这位消息人士说。“从民间和党内的反应来看，大家是普遍的同情，但是站出来讲话的人寥寥无几。” “现在任志强基本变成了刀板上的一块肉，”他说。 任志强的朋友、中国女企业家王瑛是在他失联后少数为之呼吁的人之一。美国之音上周与她取得联系时，她说，任志强的案子“没有进展”，“现在恐怕谁发声都够呛”。 “国内控制传播的手段都上来了。无论是恐吓还是实控都很有效。对家属的控制也很有效，”王瑛说。 瑞典人权活动家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说，自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演变出各种新型强迫失踪手段，形成了一整套生态系统，留置就是其中一例，其前身是中共用于党内调查的“双规”。 “这是一个用于失踪的系统化、制度化体系，说白了就是将人绑架长达半年，”达林从西班牙通过Skype对美国之音说。因为新冠病毒疫情，他被封锁在马德里的家中。 达林告诉美国之音，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个凌驾于司法系统之上的机构——可以在不通知家人和工作单位的情况下，将人在秘密地点扣押6个月。他们被单独拘押，没有任何法律保护。事实上，很多人被扣押的时间远超6个月。 国家监察委员会由习近平大力推动，在2018年的“两会”上宣告成立，负责调查政府官员中非党员的人，或和政府有关的机构员工 。 达林说，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对象涵盖3亿中国人，其主要目的并非打击经济犯罪，而是为了严明政治纪律，实现政治控制。 据他领导的非政府组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会”（Safeguard Defenders ）统计，过去一年中， 国家监察委员会对近200万人发起过调查，其中约2万5000至3万人被失踪，平均每天16到80人左右。 达林本人是习近平向异见人士发动的战争中第一批外籍受害者之一。 2016年，他曾因从事人权活动被中国当局指定监视居住23天——这是中国针对维权律师、公民记者、 活动人士等异见分子的另一套失踪体系。 在那与世隔绝的23天里，达林被关押在北京南部的一处秘密设施。他被单独拘禁，终日不见阳光，头顶的日光灯不分昼夜地开着。大部分的时间里，他枯坐在一间安装着防自杀软垫的房间里。两名看守坐在不远处，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他们每6小时换一次岗，24小时地看着你。你扭动一下身体，你笑，你哭，不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会记下来，但是他们不能和你讲话，”达林回忆。 审讯往往在夜晚进行，趁着人们最疲惫、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那是他唯一能与人接触的时刻。他说，那种孤单感会严重困扰人们的心智。 “事实上，国际法规定，在调查中使用单独监禁超过15天就构成酷刑，”达林说。“他们认为，超过15天就会对人的头脑造成永久性损伤。” 作为一名外国人，达林说，他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他没有遭受酷刑，吃的稀汤寡水的面条也是和看守们同样的伙食。他的中国籍女友和很多同事们也被羁押在同一处设施。隔着墙，他可以听到有人被打时发出的哀嚎。 达林告诉美国之音，他很清楚中国当局为什么使用强迫失踪，而不是简单地逮捕手段。 “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治恐怖主义，你会害怕，”他说。“你的同事、朋友、伴侣也会成为这种恐怖主义的目标。”
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受到打压的中国公民（从左至右顺时针：任志强、李泽华、陈秋实、方斌、李翘楚、高飞、许志永）
国保的电话是晚饭时分打来的。
“你人在哪儿呢？给我发个定位，” 说话的是高飞熟悉的孙警官。
高飞，32岁，湖北黄冈人，常年在广州做焊工，也参与一些公民维权。去年底，他回到老家，和武汉周边的其他小城一样，这里很快沦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重灾区。
高飞知道他们迟早要来。一天前，他“翻墙”发了一条推文，说当地医院物资严重告急，习近平不把老百姓的命当一回事，是“反人类”。
“这条推特据说惊动高层了。县公安局说，公安部下了指令要抓人，”他告诉美国之音。
高飞被行政拘留了七天。
“现在完全是人治的状态，没有法治，” 他对美国之音说。“谁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中国当局对网络信息的封锁越来越严，因言获罪的人也越来越多。 用一位网民的话说，“ 几乎每天都有朋友被带走、失联、拘留、喝茶”。
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说，截至3月12日，仅中国官媒报道的全国因传播疫情信息受罚的案件就有5511起。他们中大多数被行政拘留3-15天并强迫认罪，一些人还受到行政罚款、口头警告、教育训诫和刑事拘留。在该组织收集到的452个因“散布谣言”而受罚的网民案例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
“很多人并不觉得自己发表了什么政治言论、危险言论。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惹上麻烦，然后就有人来敲他们的门了，”美国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员莎拉·库克（Sarah Cook）对美国之音说。
库克认为，在这场疫情中，打压异见者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要务。北京把这场公共健康危机当成了一场政治危机。
在众多受到打压的异见者中，近日，中共红二代、地产大亨任志强的被失踪引发广泛关注。
现年69岁的任志强人称“任大炮”，曾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共产党。 本月初，他再度开炮，在一篇措辞犀利的文章中抨击北京当局掩盖疫情真相，不点名地把习近平称作“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任志强的多位友人证实，他于3月12日被当局带走。
一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任志强起初在一个小圈子里分享了这篇文章。小圈子的成员都是与他一道参与环保活动的民营企业家。
这位消息人士说，他与任志强有多位共同朋友。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大概跟11个人分享了，可能有些人没有这个政治意识，就把它传出去了。有的人就来问他，这是不是你写的？他敢作敢当，说是我写的，就引发了后面一连串的事。”
这位消息人士还向美国之音透露，任志强的大儿子、秘书也被抓了。他的妹妹及家人都会受到影响。 任志强本人目前被当局留置，政府将此定为重案，“任何人不得插手，不能介入，不能求情，可能也包括王岐山。”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曾是任志强的中学辅导员，二人关系密切。许多政治观察人士注意到，王岐山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没有露面，也没有出席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17万人大会。
“王岐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靠边站了，他对习近平没有什么制衡，”这位消息人士说。“从民间和党内的反应来看，大家是普遍的同情，但是站出来讲话的人寥寥无几。”
“现在任志强基本变成了刀板上的一块肉，”他说。
任志强的朋友、中国女企业家王瑛是在他失联后少数为之呼吁的人之一。美国之音上周与她取得联系时，她说，任志强的案子“没有进展”，“现在恐怕谁发声都够呛”。
“国内控制传播的手段都上来了。无论是恐吓还是实控都很有效。对家属的控制也很有效，”王瑛说。
瑞典人权活动家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说，自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演变出各种新型强迫失踪手段，形成了一整套生态系统，留置就是其中一例，其前身是中共用于党内调查的“双规”。
“这是一个用于失踪的系统化、制度化体系，说白了就是将人绑架长达半年，”达林从西班牙通过Skype对美国之音说。因为新冠病毒疫情，他被封锁在马德里的家中。
达林告诉美国之音，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个凌驾于司法系统之上的机构——可以在不通知家人和工作单位的情况下，将人在秘密地点扣押6个月。他们被单独拘押，没有任何法律保护。事实上，很多人被扣押的时间远超6个月。
国家监察委员会由习近平大力推动，在2018年的“两会”上宣告成立，负责调查政府官员中非党员的人，或和政府有关的机构员工 。
达林说，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对象涵盖3亿中国人，其主要目的并非打击经济犯罪，而是为了严明政治纪律，实现政治控制。
据他领导的非政府组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会”（Safeguard Defenders ）统计，过去一年中， 国家监察委员会对近200万人发起过调查，其中约2万5000至3万人被失踪，平均每天16到80人左右。
达林本人是习近平向异见人士发动的战争中第一批外籍受害者之一。 2016年，他曾因从事人权活动被中国当局指定监视居住23天——这是中国针对维权律师、公民记者、 活动人士等异见分子的另一套失踪体系。
在那与世隔绝的23天里，达林被关押在北京南部的一处秘密设施。他被单独拘禁，终日不见阳光，头顶的日光灯不分昼夜地开着。大部分的时间里，他枯坐在一间安装着防自杀软垫的房间里。两名看守坐在不远处，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他们每6小时换一次岗，24小时地看着你。你扭动一下身体，你笑，你哭，不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会记下来，但是他们不能和你讲话，”达林回忆。
审讯往往在夜晚进行，趁着人们最疲惫、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那是他唯一能与人接触的时刻。他说，那种孤单感会严重困扰人们的心智。
“事实上，国际法规定，在调查中使用单独监禁超过15天就构成酷刑，”达林说。“他们认为，超过15天就会对人的头脑造成永久性损伤。”
作为一名外国人，达林说，他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他没有遭受酷刑，吃的稀汤寡水的面条也是和看守们同样的伙食。他的中国籍女友和很多同事们也被羁押在同一处设施。隔着墙，他可以听到有人被打时发出的哀嚎。
达林告诉美国之音，他很清楚中国当局为什么使用强迫失踪，而不是简单地逮捕手段。
“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治恐怖主义，你会害怕，”他说。“你的同事、朋友、伴侣也会成为这种恐怖主义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