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许多前来为孩子做教育咨询的家长，Jenny常常会说一句比较残酷的话：“你现在能坐在这个位置并不是你比别人更优秀，只是你早生了20年。”Jenny是上海的一名教育规划师，她的客户以中产以上群体为主，有本地人，也有许多新上海人，后者的故事总有相似的清晰向上的脉络——早年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跃迁，于是，当他们将目光投向下一代时，也难免带有同样的期待。在帮他们梳理教育问题的时候，Jenny总会戳破他们在教育孩子方面的“路径依赖”，让他们改变固有的鸡娃思路。
家长在教育孩子上很容易有“路径依赖”。（图/《年少日记》）
2024年，Jenny从公立学校辞职，加入一个成立多年的教育自媒体，成了一名教育规划师。所谓教育规划，具体而言，包括学科规划、升学规划、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目的是为父母和孩子提供更个性化的教育指导。
但她坦言，严格意义上“教育规划师”这个行业并不存在，也没有相关机构专门从事这一行，而是家长的迷茫和焦虑催生了这个赛道。一般而言，从业者以自媒体的形式出现，有对教育很擅长的家长，也有体制内的老师、昔日教育机构从业者等。
Jenny的优势在于多年来在体制内积攒的教育经验和专业的教育信息，可以给家长和孩子提供更合适的教育选择。仅仅一年多时间，她的12人小团队已经对接了超过600个家庭，身边的来访对象源源不断。有的来访者付费甚至高达1小时5000元。这些家长之所以愿意为此付费，是因为在当下环境中，鸡娃的性价比已经太低，拼家长认知、人脉和信息的时代来了。
教育规划在0岁
学生考完试放寒假，又有一大批焦虑的家长找了过来。Jenny说，孩子考完试成绩不理想，家长就又赶紧想来“解决”一下。小升初以及初中阶段，是家长焦虑集中爆发时期。
这是一个被称为“人生转折点”的时刻，因为初中之后意味着有不同的分流。Jenny说，“孩子越小的时候，家长越幻想自己的孩子都是清华北大的。读了小学、初中后，家长逐渐清醒，开始着急”。
初中是孩子的分岔路口。（图/《过往人生》）
在上海，小升初阶段孩子入学的方式，除了公办学校按照地区“摇号入学”，还有不少民办学校的志愿填报招生。此外，令一部分家长焦虑的，还有几大顶尖民办学校的掐尖考试，俗称“神秘考”，渠道不公开，考试机会拼的是家长的消息灵通度。
究竟该如何选择学校？去公办还是民办？要不要走什么考试途径？要不要去某个补习班、兴趣班？此外，现在还有各种掐尖贯通班选拔（由初中高中大学强强联合选拔，进入各类特色班型，直接免去中考，高考瞄准清北），这类贯通班孩子有机会吗？在教育的道路上，家长往往有各种焦虑和困惑。
Jenny说，教育规划师干的就是匹配的工作。最开始，还没有专门做教育规划的，只是一些教育机构为了卖课，会给家长做免费的咨询指导。但教育机构“既当裁判官又当运动员”，既提供指导又卖自己的课，难免会有“不客观”的嫌疑。Jenny所在的公司，只做咨询，此外不做广告也不售卖课程，因此保持了一定的中立客观。
她的团队成员几乎都是上海的教育从业者，很大部分仍在学校任职，把教育规划当成一份副业在做。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优势是基于对上海本土学校和教育政策的了解，再对接孩子自身的特征、家庭情况等匹配最合适的选择。这类匹配，甚至细致到评估“小朋友或者家长和校长的观念合不合适”。
随着素质教育政策的开展，公立学校老师的精力被释出。（图/《年少日记》）
实际上，她的客户覆盖全年龄段。一个普遍的认知是，孩子0岁的时候，家长就要来咨询了，这时候主要是咨询要不要买学区房，买哪里的学区房比较好，这决定了孩子之后的教育路径。
Jenny说，一般家长来了，她首先会问对方教育的初心是什么，对孩子的期待又是什么，“教育是个体的事情，没有标准答案。”接着他们会给孩子和家庭做一个综合的评估，除了学业的评估，还有心理健康等。她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医生看诊，“一个小孩的成长应该看一整个生态系统”，孩子自身的情况、家庭的条件都要考虑，而不是只追求成绩。
一般来说，Jenny的客户都是中产，年收入在100万~300万元，每年在小朋友的教育上付出15~50万元。在同行中，Jenny的客单价也属于比较高的，从业一个月后，咨询单价就从1000元/小时涨到2000元/小时，一年后的现在，有些咨询费已经达到5000元/小时。
这样的付费意愿背后，是因为教育情报在教育投入中的稀缺性，也是因为家长认知的改变，“曾经阶级跃迁的道路走不通，越是中产的有一定文化的人，找内卷之外的其他解法的意愿更强。”
大环境的变化催生“断供娃”。（图/《东京奏鸣曲》）
经济环境以及对未来预期的变化，导致越来越多人寻找新的赛道。
去年9月份，Jenny接了一个案子。这个家庭的父母在近郊有一栋别墅，家庭原本收入很高，给孩子定制的是体制外的国际学校路线。在学习之外，孩子喜欢弹钢琴，兴趣爱好广泛，父母的目标是让孩子进入QS（世界大学排名）TOP50的高等学府。此前，学校光一年的学费就差不多要16万。但这几年公司经营越来越差，甚至到了欠债的地步，让孩子继续走体制外路线，变成了家庭沉重的负担。
父母“断供”了，这个孩子就真的成了“烂尾娃”。于是Jenny要帮孩子重新定制路线。除了找到适合的路线，他们觉得孩子要重新适应新的路，还得有定期的心理咨询介入。
这是许多中产家庭中比较典型的案例。Jenny说，现在面临经济环境变化，中产家长在教育投入上也比以前更加谨慎，一方面是中产家庭经济增长预期不那么乐观，另一方面是教育投入产出比也越来越低。
被捆绑住的孩子
从事教育行业十几年，各种各样的“问题孩子”的故事Jenny能讲上几天几夜。
有一个前来求助的家长，拿出孩子写的信和纸条。这个初中女孩给父母写：“你们欠我一座小金人，我已经伪装到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
这个女孩子摇号进入了上海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班级，但是学习成绩并不好，Jenny说，她去了一个并不适合自己的学校，加上青春期的到来，各种问题都爆发了。
有时候，家长一开始来做咨询，并不会直接说孩子的问题，而是聊着聊着才不好意思地说，其实孩子心理状况已经很糟糕，直接不去学校了。有一位进了四校（上海四所顶尖私立高中）的男孩，妈妈去送衣服的时候才发现，孩子平常穿衣服看不见的地方有很多刀疤。
被困住的东亚小孩。（图/《年少日记》）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被捆绑住的”，Jenny说，这是她从事教育行业这么久的直观感受。她观察初中小朋友的生活状态：7：10分到学校，课间不能出去玩，到4：30放学去补习班，到家后继续做作业到11点、12点。尤其在头部的学校，五年级的孩子已经在做初三的考卷，初三的则开始做高三的考卷。“这样的状态从十一二岁持续到十七八岁，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心和人生热情可能已经被消耗完了。”
在学校里当了十几年老师，Jenny退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被体制框住了”。一个老师的KPI，就是学生的各方面成绩，平均分、最高分、比赛得奖数量，“所以很多老师只注重小朋友的成绩，你只要成绩不好，你就不会被认可，你就没有任何能够被别人看见的地方。”
她开玩笑说，“标准化产品——那些听话、成绩好的孩子是老师喜欢的”，这与教书育人的本质背道而驰。
北大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在一席的演讲中曾经提出一个观念，即在现代教育中，筛选的功能已经取代了培养的功能，“现在教学的效果要用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可表现的能力来衡量，因此评价变得非常重要。从学业评鉴到指标记录、发展诊断，再到自我诊断、自我表现，评价不断迭代优化……整个教育系统被魔幻成了一个大型的数据监测、侦探、挖掘、分析改进的系统”。
教育的筛选功能取代了培养功能。（图/一席）
被困住的不仅是孩子，还有学校里的老师、家长，甚至是这个教育环节上的每一个人。
Jenny也遇到过极端的家长，就像是项目经理一样在养育孩子。用最终目标来倒推孩子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比如目标是考上复旦，倒推回来每个教育阶段要做什么事。家长把孩子的时间表排得有条不紊，家长执行力也很强，可孩子每天学习到晚上12点，却发现成绩怎么都上不去。他们求助于教育规划师，目的是想知道孩子哪方面还可以再抓一抓。
但孩子不是“产品”，Jenny说，“不是设定好了指令、调试好了，孩子就会按照那个方向去运作”。
在每个孩子来到咨询室之前，Jenny会给他们做一个线上的测试，测测孩子本身的心理状态和亲子关系，再结合实际情况综合看待。她说，初中阶段的孩子最为特殊，因为他们要面临青春期的问题，内耗不只是来自学业，还有亲子关系、人际关系中的困扰。她的工作是疏通这些内耗，让孩子有一个更通畅的心理空间。
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是给家长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如果家长心态上可以轻松一点，也能创造一个良好的育儿环境”。
父母不焦虑了，养育环境也可以健康一点。（图/《小欢喜》）
但矛盾是一直存在的。Jenny遇到许多从江浙沪转来上海读书的孩子，她会开玩笑说：在我们这里读书先要考家长的认知，正所谓“鸡娃不如鸡自己”。
除了要在经济上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支持之外，现代教育考验的更是家长的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可曾经提出一个概念“母职经纪人”，母亲需要高效地把学校的资源、校外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成为孩子学习、成长的经纪人，成为在充足的课程、项目超市中精明的CEO。
在鸡娃和鸡自己之间，父母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寻找不卷的赛道
来自广东的大莹也是一名教育规划师，她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在经历短暂科研工作后，转行长期从事教育顾问工作。
大莹擅长帮助成绩不理想的孩子寻找替代路径，她经常出入东南亚以及欧美国家考察教育，自身的名校教育经历以及她所掌握的信息差，也为她打开了市场。这两年，她经常飞往不同国家和地区了解一手教育信息，还专门学了国际职业生涯规划。
大莹之前在香港工作多年，客户主要是富有阶层。对于这段经历，她的感触是，“教育规划还是集中在某些高净值家庭手里”，她发现有的家庭三岁就开始做职业认知，通过绘本、游戏让孩子发现自己的初步兴趣，到了初中就会有更正式的职业探索。
最重要的是，这些探索，让孩子从小就能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现在，她在咨询的时候也引进了一套完整的生涯测试，这套测试做完需要1个小时，包含了对孩子个性、兴趣、家庭经济的考察，最后会得出一个报告，大概知道孩子比较适合哪些行业，哪些职位，而教育规划师则在这个基础上做分析。
每个小孩有自己的路。（图/《他乡的童年》）
她说，职业生涯探索，并不是大家简单理解的找工作，把自己的特长和职业进行简单匹配；而是“从孩子的个人特质、兴趣、能力、价值观出发，帮孩子探索自己真正喜欢也擅长的事情，找到目标感”。
此前，大莹原本主要帮助高净值家庭解决教育问题，但最焦虑的一个群体——中产家庭反而变成了她现在的主要客户。
由于她擅长帮成绩不理想的孩子做规划，帮他们避开最激烈的高考，找到其他升学路径，这些信息差也为她打开了市场。在她的小红书上，最多咨询的是关于教育路径选择的帖子，比如，是选IB、A- level、AVE、AP（全球四大高中课程体系，在国际教育中有相对高的含金量），还是选大热的香港DSE（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华侨生联考？
她有一个关于“不建议华侨生联考”的帖子，持续吸引家长的关注。所谓华侨生联考，是家长先让孩子到马来西亚读书，利用华侨考生的考试政策回国参加高考，最终达到以比录取分数低几百分的高考成绩进入心仪大学的目的。
这属于无心插柳。大莹说，“我的原意是劝年龄小的孩子慎重考虑这个考试，没想到反而吸引来很多家长找我倾诉和咨询。”
去马来西亚上学，也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图/《热带雨》）
虽然政府大力支持职高的发展，但这条路目前接受度还不高，还不够完善。大莹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经济条件去英美读书，走国际教育路线本身也不在他们的规划里，但现状就是要没学上了，这些上不了高中又不愿意去职高的学生，怎么办？”一些家庭开始把眼光放在成本相对更低的东南亚。
大莹感觉到人们普遍对教育感到迷茫，一边为没有好的升学出路而焦虑，一边只能接触到零散的、真假参半的信息，自己没有能力鉴别。她认为，现在大热的香港身份，包括“高才通”等，并不是人人都适合。
多元升学路径，令中产家庭很难选择。（图/《谁先爱上他的》）
在长期接触家长的过程中，大莹感觉到中国家长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教育付出太多了，有背井离乡的，也有中断自己的事业陪读的。随着形势的变化，这几年家长们给她的整体感觉是，“父母越来越意识到跟着拼命卷不值得，牺牲孩子的健康不值得”。
大莹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她会反向劝告父母多把精力放到自己身上，搜集更多的信息，提高自己的认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创造更好的家庭环境和托底能力。
让小孩有为别人鼓掌的能力
从事教育多年，Jenny一直觉得，焦虑正是最头部的那群人卷起来的。她说“无论是学校、媒体、社会大众都只关心最顶尖的那1%，但大多数人是那剩下的99%”。
在上海顶尖的“四校”，老师、年级组长的KPI是学生考上清北，但如果学生考上的是港大或者其他心仪的大学，学校并不认可这个KPI，最后老师还会被扣奖金。
人们容易只关注到名校，关注那些极其优秀的孩子，对自媒体和培训机构来说，这些孩子总会成为他们的“优秀案例”，Jenny说，但是家长会被大环境裹挟，以为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是那千分之一。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竞争取代了互惠和友谊。（图/《年少日记》）
Jenny会劝告家长，“真正头部的小孩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是孩子的天资本来就优秀”，让家长减少鸡娃焦虑。某种程度上，Jenny也对那些“顶尖孩子圈”敬而远之。她说每年上海头部的那些孩子大约有两三百个，有自己的生态圈，圈子里孩子之间有高度的竞争状态。
Jenny并不认可这样的价值观，她认为总是感觉处于竞争状态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并没有好处。况且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不是所有的小孩都是拔尖人才。相反，她觉得，如果小孩有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的能力，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可以为别人鼓掌，那未尝不是很好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Jenny家里是女强男弱的模式；爸爸开出租，照顾家庭，热爱弹吉他；母亲则在外打拼、做生意。她对电影《好东西》的情节很有共鸣。她觉得自己从小就是被宽松的爱的教育养大的，所以现在她也用这样轻松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孩子。
从小在爱的教育里长大，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图/《好东西》）
大学时，她学的是特殊教育专业，很早就明确了自己想当老师的志愿；大学毕业后她进入特殊学校当老师，在那里对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有了深刻的认知。她坚信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道路。
同时她也认为现在的孩子被浸泡在优绩主义教育里，变得越来越精致利己，这对一个人的长远幸福来说是没有益处的。人是处在社群里的动物，人也需要在与他人的连接中获得幸福，而不是永远要在比较分数、比较房子的价格里寻找优越感。
在她和同事的聊天中，他们反复提倡一种更为“chill”的育儿心态——放轻松，享受生活，让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绝对不鸡娃。但在整体紧张的竞争环境中，“chill”只能是心理按摩，或者是小部分人的奢侈品。
面对许多前来为孩子做教育咨询的家长，Jenny常常会说一句比较残酷的话：“你现在能坐在这个位置并不是你比别人更优秀，只是你早生了20年。”Jenny是上海的一名教育规划师，她的客户以中产以上群体为主，有本地人，也有许多新上海人，后者的故事总有相似的清晰向上的脉络——早年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跃迁，于是，当他们将目光投向下一代时，也难免带有同样的期待。在帮他们梳理教育问题的时候，Jenny总会戳破他们在教育孩子方面的“路径依赖”，让他们改变固有的鸡娃思路。
家长在教育孩子上很容易有“路径依赖”。（图/《年少日记》）
2024年，Jenny从公立学校辞职，加入一个成立多年的教育自媒体，成了一名教育规划师。所谓教育规划，具体而言，包括学科规划、升学规划、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目的是为父母和孩子提供更个性化的教育指导。
但她坦言，严格意义上“教育规划师”这个行业并不存在，也没有相关机构专门从事这一行，而是家长的迷茫和焦虑催生了这个赛道。一般而言，从业者以自媒体的形式出现，有对教育很擅长的家长，也有体制内的老师、昔日教育机构从业者等。
Jenny的优势在于多年来在体制内积攒的教育经验和专业的教育信息，可以给家长和孩子提供更合适的教育选择。仅仅一年多时间，她的12人小团队已经对接了超过600个家庭，身边的来访对象源源不断。有的来访者付费甚至高达1小时5000元。这些家长之所以愿意为此付费，是因为在当下环境中，鸡娃的性价比已经太低，拼家长认知、人脉和信息的时代来了。
教育规划在0岁
学生考完试放寒假，又有一大批焦虑的家长找了过来。Jenny说，孩子考完试成绩不理想，家长就又赶紧想来“解决”一下。小升初以及初中阶段，是家长焦虑集中爆发时期。
这是一个被称为“人生转折点”的时刻，因为初中之后意味着有不同的分流。Jenny说，“孩子越小的时候，家长越幻想自己的孩子都是清华北大的。读了小学、初中后，家长逐渐清醒，开始着急”。
初中是孩子的分岔路口。（图/《过往人生》）
在上海，小升初阶段孩子入学的方式，除了公办学校按照地区“摇号入学”，还有不少民办学校的志愿填报招生。此外，令一部分家长焦虑的，还有几大顶尖民办学校的掐尖考试，俗称“神秘考”，渠道不公开，考试机会拼的是家长的消息灵通度。
究竟该如何选择学校？去公办还是民办？要不要走什么考试途径？要不要去某个补习班、兴趣班？此外，现在还有各种掐尖贯通班选拔（由初中高中大学强强联合选拔，进入各类特色班型，直接免去中考，高考瞄准清北），这类贯通班孩子有机会吗？在教育的道路上，家长往往有各种焦虑和困惑。
Jenny说，教育规划师干的就是匹配的工作。最开始，还没有专门做教育规划的，只是一些教育机构为了卖课，会给家长做免费的咨询指导。但教育机构“既当裁判官又当运动员”，既提供指导又卖自己的课，难免会有“不客观”的嫌疑。Jenny所在的公司，只做咨询，此外不做广告也不售卖课程，因此保持了一定的中立客观。
她的团队成员几乎都是上海的教育从业者，很大部分仍在学校任职，把教育规划当成一份副业在做。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优势是基于对上海本土学校和教育政策的了解，再对接孩子自身的特征、家庭情况等匹配最合适的选择。这类匹配，甚至细致到评估“小朋友或者家长和校长的观念合不合适”。
随着素质教育政策的开展，公立学校老师的精力被释出。（图/《年少日记》）
实际上，她的客户覆盖全年龄段。一个普遍的认知是，孩子0岁的时候，家长就要来咨询了，这时候主要是咨询要不要买学区房，买哪里的学区房比较好，这决定了孩子之后的教育路径。
Jenny说，一般家长来了，她首先会问对方教育的初心是什么，对孩子的期待又是什么，“教育是个体的事情，没有标准答案。”接着他们会给孩子和家庭做一个综合的评估，除了学业的评估，还有心理健康等。她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医生看诊，“一个小孩的成长应该看一整个生态系统”，孩子自身的情况、家庭的条件都要考虑，而不是只追求成绩。
一般来说，Jenny的客户都是中产，年收入在100万~300万元，每年在小朋友的教育上付出15~50万元。在同行中，Jenny的客单价也属于比较高的，从业一个月后，咨询单价就从1000元/小时涨到2000元/小时，一年后的现在，有些咨询费已经达到5000元/小时。
这样的付费意愿背后，是因为教育情报在教育投入中的稀缺性，也是因为家长认知的改变，“曾经阶级跃迁的道路走不通，越是中产的有一定文化的人，找内卷之外的其他解法的意愿更强。”
大环境的变化催生“断供娃”。（图/《东京奏鸣曲》）
经济环境以及对未来预期的变化，导致越来越多人寻找新的赛道。
去年9月份，Jenny接了一个案子。这个家庭的父母在近郊有一栋别墅，家庭原本收入很高，给孩子定制的是体制外的国际学校路线。在学习之外，孩子喜欢弹钢琴，兴趣爱好广泛，父母的目标是让孩子进入QS（世界大学排名）TOP50的高等学府。此前，学校光一年的学费就差不多要16万。但这几年公司经营越来越差，甚至到了欠债的地步，让孩子继续走体制外路线，变成了家庭沉重的负担。
父母“断供”了，这个孩子就真的成了“烂尾娃”。于是Jenny要帮孩子重新定制路线。除了找到适合的路线，他们觉得孩子要重新适应新的路，还得有定期的心理咨询介入。
这是许多中产家庭中比较典型的案例。Jenny说，现在面临经济环境变化，中产家长在教育投入上也比以前更加谨慎，一方面是中产家庭经济增长预期不那么乐观，另一方面是教育投入产出比也越来越低。
被捆绑住的孩子
从事教育行业十几年，各种各样的“问题孩子”的故事Jenny能讲上几天几夜。
有一个前来求助的家长，拿出孩子写的信和纸条。这个初中女孩给父母写：“你们欠我一座小金人，我已经伪装到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
这个女孩子摇号进入了上海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班级，但是学习成绩并不好，Jenny说，她去了一个并不适合自己的学校，加上青春期的到来，各种问题都爆发了。
有时候，家长一开始来做咨询，并不会直接说孩子的问题，而是聊着聊着才不好意思地说，其实孩子心理状况已经很糟糕，直接不去学校了。有一位进了四校（上海四所顶尖私立高中）的男孩，妈妈去送衣服的时候才发现，孩子平常穿衣服看不见的地方有很多刀疤。
被困住的东亚小孩。（图/《年少日记》）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被捆绑住的”，Jenny说，这是她从事教育行业这么久的直观感受。她观察初中小朋友的生活状态：7：10分到学校，课间不能出去玩，到4：30放学去补习班，到家后继续做作业到11点、12点。尤其在头部的学校，五年级的孩子已经在做初三的考卷，初三的则开始做高三的考卷。“这样的状态从十一二岁持续到十七八岁，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心和人生热情可能已经被消耗完了。”
在学校里当了十几年老师，Jenny退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被体制框住了”。一个老师的KPI，就是学生的各方面成绩，平均分、最高分、比赛得奖数量，“所以很多老师只注重小朋友的成绩，你只要成绩不好，你就不会被认可，你就没有任何能够被别人看见的地方。”
她开玩笑说，“标准化产品——那些听话、成绩好的孩子是老师喜欢的”，这与教书育人的本质背道而驰。
北大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在一席的演讲中曾经提出一个观念，即在现代教育中，筛选的功能已经取代了培养的功能，“现在教学的效果要用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可表现的能力来衡量，因此评价变得非常重要。从学业评鉴到指标记录、发展诊断，再到自我诊断、自我表现，评价不断迭代优化……整个教育系统被魔幻成了一个大型的数据监测、侦探、挖掘、分析改进的系统”。
教育的筛选功能取代了培养功能。（图/一席）
被困住的不仅是孩子，还有学校里的老师、家长，甚至是这个教育环节上的每一个人。
Jenny也遇到过极端的家长，就像是项目经理一样在养育孩子。用最终目标来倒推孩子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比如目标是考上复旦，倒推回来每个教育阶段要做什么事。家长把孩子的时间表排得有条不紊，家长执行力也很强，可孩子每天学习到晚上12点，却发现成绩怎么都上不去。他们求助于教育规划师，目的是想知道孩子哪方面还可以再抓一抓。
但孩子不是“产品”，Jenny说，“不是设定好了指令、调试好了，孩子就会按照那个方向去运作”。
在每个孩子来到咨询室之前，Jenny会给他们做一个线上的测试，测测孩子本身的心理状态和亲子关系，再结合实际情况综合看待。她说，初中阶段的孩子最为特殊，因为他们要面临青春期的问题，内耗不只是来自学业，还有亲子关系、人际关系中的困扰。她的工作是疏通这些内耗，让孩子有一个更通畅的心理空间。
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是给家长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如果家长心态上可以轻松一点，也能创造一个良好的育儿环境”。
父母不焦虑了，养育环境也可以健康一点。（图/《小欢喜》）
但矛盾是一直存在的。Jenny遇到许多从江浙沪转来上海读书的孩子，她会开玩笑说：在我们这里读书先要考家长的认知，正所谓“鸡娃不如鸡自己”。
除了要在经济上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支持之外，现代教育考验的更是家长的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可曾经提出一个概念“母职经纪人”，母亲需要高效地把学校的资源、校外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成为孩子学习、成长的经纪人，成为在充足的课程、项目超市中精明的CEO。
在鸡娃和鸡自己之间，父母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寻找不卷的赛道
来自广东的大莹也是一名教育规划师，她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在经历短暂科研工作后，转行长期从事教育顾问工作。
大莹擅长帮助成绩不理想的孩子寻找替代路径，她经常出入东南亚以及欧美国家考察教育，自身的名校教育经历以及她所掌握的信息差，也为她打开了市场。这两年，她经常飞往不同国家和地区了解一手教育信息，还专门学了国际职业生涯规划。
大莹之前在香港工作多年，客户主要是富有阶层。对于这段经历，她的感触是，“教育规划还是集中在某些高净值家庭手里”，她发现有的家庭三岁就开始做职业认知，通过绘本、游戏让孩子发现自己的初步兴趣，到了初中就会有更正式的职业探索。
最重要的是，这些探索，让孩子从小就能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现在，她在咨询的时候也引进了一套完整的生涯测试，这套测试做完需要1个小时，包含了对孩子个性、兴趣、家庭经济的考察，最后会得出一个报告，大概知道孩子比较适合哪些行业，哪些职位，而教育规划师则在这个基础上做分析。
每个小孩有自己的路。（图/《他乡的童年》）
她说，职业生涯探索，并不是大家简单理解的找工作，把自己的特长和职业进行简单匹配；而是“从孩子的个人特质、兴趣、能力、价值观出发，帮孩子探索自己真正喜欢也擅长的事情，找到目标感”。
此前，大莹原本主要帮助高净值家庭解决教育问题，但最焦虑的一个群体——中产家庭反而变成了她现在的主要客户。
由于她擅长帮成绩不理想的孩子做规划，帮他们避开最激烈的高考，找到其他升学路径，这些信息差也为她打开了市场。在她的小红书上，最多咨询的是关于教育路径选择的帖子，比如，是选IB、A- level、AVE、AP（全球四大高中课程体系，在国际教育中有相对高的含金量），还是选大热的香港DSE（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华侨生联考？
她有一个关于“不建议华侨生联考”的帖子，持续吸引家长的关注。所谓华侨生联考，是家长先让孩子到马来西亚读书，利用华侨考生的考试政策回国参加高考，最终达到以比录取分数低几百分的高考成绩进入心仪大学的目的。
这属于无心插柳。大莹说，“我的原意是劝年龄小的孩子慎重考虑这个考试，没想到反而吸引来很多家长找我倾诉和咨询。”
去马来西亚上学，也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图/《热带雨》）
虽然政府大力支持职高的发展，但这条路目前接受度还不高，还不够完善。大莹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经济条件去英美读书，走国际教育路线本身也不在他们的规划里，但现状就是要没学上了，这些上不了高中又不愿意去职高的学生，怎么办？”一些家庭开始把眼光放在成本相对更低的东南亚。
大莹感觉到人们普遍对教育感到迷茫，一边为没有好的升学出路而焦虑，一边只能接触到零散的、真假参半的信息，自己没有能力鉴别。她认为，现在大热的香港身份，包括“高才通”等，并不是人人都适合。
多元升学路径，令中产家庭很难选择。（图/《谁先爱上他的》）
在长期接触家长的过程中，大莹感觉到中国家长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教育付出太多了，有背井离乡的，也有中断自己的事业陪读的。随着形势的变化，这几年家长们给她的整体感觉是，“父母越来越意识到跟着拼命卷不值得，牺牲孩子的健康不值得”。
大莹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她会反向劝告父母多把精力放到自己身上，搜集更多的信息，提高自己的认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创造更好的家庭环境和托底能力。
让小孩有为别人鼓掌的能力
从事教育多年，Jenny一直觉得，焦虑正是最头部的那群人卷起来的。她说“无论是学校、媒体、社会大众都只关心最顶尖的那1%，但大多数人是那剩下的99%”。
在上海顶尖的“四校”，老师、年级组长的KPI是学生考上清北，但如果学生考上的是港大或者其他心仪的大学，学校并不认可这个KPI，最后老师还会被扣奖金。
人们容易只关注到名校，关注那些极其优秀的孩子，对自媒体和培训机构来说，这些孩子总会成为他们的“优秀案例”，Jenny说，但是家长会被大环境裹挟，以为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是那千分之一。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竞争取代了互惠和友谊。（图/《年少日记》）
Jenny会劝告家长，“真正头部的小孩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是孩子的天资本来就优秀”，让家长减少鸡娃焦虑。某种程度上，Jenny也对那些“顶尖孩子圈”敬而远之。她说每年上海头部的那些孩子大约有两三百个，有自己的生态圈，圈子里孩子之间有高度的竞争状态。
Jenny并不认可这样的价值观，她认为总是感觉处于竞争状态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并没有好处。况且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不是所有的小孩都是拔尖人才。相反，她觉得，如果小孩有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的能力，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可以为别人鼓掌，那未尝不是很好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Jenny家里是女强男弱的模式；爸爸开出租，照顾家庭，热爱弹吉他；母亲则在外打拼、做生意。她对电影《好东西》的情节很有共鸣。她觉得自己从小就是被宽松的爱的教育养大的，所以现在她也用这样轻松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孩子。
从小在爱的教育里长大，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图/《好东西》）
大学时，她学的是特殊教育专业，很早就明确了自己想当老师的志愿；大学毕业后她进入特殊学校当老师，在那里对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有了深刻的认知。她坚信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道路。
同时她也认为现在的孩子被浸泡在优绩主义教育里，变得越来越精致利己，这对一个人的长远幸福来说是没有益处的。人是处在社群里的动物，人也需要在与他人的连接中获得幸福，而不是永远要在比较分数、比较房子的价格里寻找优越感。
在她和同事的聊天中，他们反复提倡一种更为“chill”的育儿心态——放轻松，享受生活，让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绝对不鸡娃。但在整体紧张的竞争环境中，“chill”只能是心理按摩，或者是小部分人的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