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的分析认为，随着经济衰退，中国社会群体之间的怨恨日益加深。
“三代烟草人”这一术语，在中国已成为描述特权精英的常用短语。这些精英通过相互之间的关系分配珍贵的职位（如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管理职位），排斥普通人。
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拥有超过85万粉丝的微博博主引用了这一话题：“这种世袭制度的结果是一个封闭的权力圈，完全切断了底层人民向上攀升的机会！”
数百人表示赞同。一位网友评论道：“统治阶级正在固化。”
另一位愤怒地表示：“精英的孩子步步高升，而穷人的孩子依然贫穷。”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能够自由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并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社会流动性迅速上升。通过努力工作和聪明才智，从农民转变为工厂主可能只需要几年时间。
然而，正如这个话题所暗示的，乐观情绪开始消退。经济正在放缓，优质工作的机会日益减少。许多中国人现在谈论“社会固化”，在较不富裕的人群中，越来越多人对自我复制的精英阶层感到愤怒。
阶级敌对情绪正在上升。
由两位美国中国问题学者斯科特·罗泽尔和怀特·马丁领导的研究发现，中国人曾经接受明显的不平等，仍然乐观地认为通过努力和能力仍能取得成功。但现在，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成功的关键是关系和出生在富裕家庭中。
这让中共感到不安，因为党声称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正如中国宪法低面上写的。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加大力度促进社会流动，并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性。
然而，这种话语对公众情绪的影响似乎不大，反而让商人和富裕的中国人感到不安。
今年8月，一位拥有超过10万粉丝的微博用户，用他的账户抨击了精英享受的大额养老金。他写道：“老百姓，现在明白了吗？既得利益是碰不得的，你连谈都不能谈。”
一位网友回应道：“他们都是寄生虫。”
另一位则称他们为“吸血鬼”。
第三位网友插话说：“社会固化越来越严重。”
还有人冒险评论道：“不来一次革命，这种离奇的不公正是无解的。”
但由于中国的互联网受到严格审查，几天内这条帖子就消失了。
中国真的变得更加社会僵化了吗？
专家们对此存在争议。衡量社会流动性的常用方法是通过所谓的代际收入弹性（IGE），比较人们的收入与其父母的收入。
两代人社会地位差异越小，IGE数值越高，意味着社会流动性越低。IGE数值在0到1之间，数值越高表示流动性越低。
2019年，位于波恩的劳工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1970年至1980年出生的中国人群——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劳动者，IGE为0.39，而1981年至1988年出生的人群这一数值上升到了0.44。
研究人员表示，正如富裕国家一样，中国社会流动性的减少与不平等的加剧是同步发生的。随着经济改革的启动，20世纪90年代中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南京财经大学的金梦洁及其合作者在2019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表示，中国的社会流动性高于美国，但低于英国、加拿大和德国。
习近平并不承认社会停滞的存在，但他呼吁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他在2021年表示：“在一些国家，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的崩塌导致了社会分裂、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泛滥，教训深刻！”
今年7月，南开大学的韩林秀在官方刊物上撰文称，他不认为存在社会停滞，但“这种负面情绪的广泛存在”是“潜在的政治风险”。
阶级不能提
为了应对社会流动性问题，党在2019年发布了关于这个问题的首个政策文件。与讨论中国相关话题时一贯的做法相同，文件中并未提到“阶级”一词。
新的阶级可能正在形成的想法，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来说依然难以接受。但文件指出，消除流动性障碍将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并准确识别了一些主要的阻碍因素。
其中最明显的障碍是户籍制度。这个制度限制了从农村迁移的人员获取城市补贴的医疗、教育和住房的能力。在过去30年中，近3亿人迁移到城市，这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带来了一次性提升。但在城市中，他们被视为二等公民，通常由于户籍要求而无法申请更高地位的工作。
党的文件呼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论户籍”，改革也在加速进行中。部分改革允许有正式工作的农民工享受与本地居民相同的福利，即使他们没有更改户籍。
然而，仍然存在隐性障碍：许多农民工没有合同来证明其工作或居住状态。并且，党对最大城市的改革持谨慎态度，那里集中着最好的工作。
政府主要担心的是，如果大批农民工失业且不愿离开城市，可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
农村地区的教育不平等是进步的另一个重大障碍。农村学校在资金和师资力量上与城市学校相差甚远。拥有农村户籍的孩子完成高中的机会远远低于城市孩子。尽管中国大学和学院的招生人数在2008年之前的十年间增加了六倍，给更多人提供了机会，但农村学生在精英大学中的比例仍然非常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宝忠认为，在这些精英大学中，近40%的学生是管理者的子女，农民的子女却不到10%，尽管超过35%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
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展也是一个显著的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几乎不存在到如今官方统计约4亿人。然而，在这个新兴阶层内部也存在不满情绪。竞争异常激烈，家长们倾尽全力为孩子提供尽可能好的教育。
2021年，政府试图通过禁止大多数营利性补习机构为学生提供服务来公平竞争，但这反而让最富有的人占了更大优势，因为他们能支付天价聘请非法的私人家教。
许多中国学者建议，通过改善公共服务来减少穷人世代贫穷的风险，如医疗费用、养老金不足、微薄的失业福利和高质量教育的隐性成本。但政府并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大肆投入。
2021年，习近平警告说：“要促进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义”，因为这会“养懒人”。他表示，超出能力范围实施“福利国家”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党的精英主义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入党需要经过漫长的考验，包括频繁参加会议学习党的文献。然而，对于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和国企白领来说，入党是晋升的必要条件。虽然公务员考试在中国被广泛认为是公平的，但谁能入党却取决于内部人员的决定。并且在国家的堡垒内部，裙带关系相当普遍。
今年4月，甚至连中央电视台也在其网站的一篇报道中承认了这一问题。报道指出，公众对“三代烟草人”及类似话题的关注，表明“国企和地方政府机构内近亲繁殖现象依然存在不少”。
报道称这一问题在“隐秘的角落”中蔓延。网民们抓住了这一罕见的承认。尽管审查员已在努力删除评论，但一些仍然存在。
一位网友讽刺道，“这些人正在弘扬传统文化”。这句话引用了习近平一个关注策点。
另一位网友调侃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经济学人的分析认为，随着经济衰退，中国社会群体之间的怨恨日益加深。
“三代烟草人”这一术语，在中国已成为描述特权精英的常用短语。这些精英通过相互之间的关系分配珍贵的职位（如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管理职位），排斥普通人。
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拥有超过85万粉丝的微博博主引用了这一话题：“这种世袭制度的结果是一个封闭的权力圈，完全切断了底层人民向上攀升的机会！”
数百人表示赞同。一位网友评论道：“统治阶级正在固化。”
另一位愤怒地表示：“精英的孩子步步高升，而穷人的孩子依然贫穷。”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能够自由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并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社会流动性迅速上升。通过努力工作和聪明才智，从农民转变为工厂主可能只需要几年时间。
然而，正如这个话题所暗示的，乐观情绪开始消退。经济正在放缓，优质工作的机会日益减少。许多中国人现在谈论“社会固化”，在较不富裕的人群中，越来越多人对自我复制的精英阶层感到愤怒。
阶级敌对情绪正在上升。
由两位美国中国问题学者斯科特·罗泽尔和怀特·马丁领导的研究发现，中国人曾经接受明显的不平等，仍然乐观地认为通过努力和能力仍能取得成功。但现在，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成功的关键是关系和出生在富裕家庭中。
这让中共感到不安，因为党声称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正如中国宪法低面上写的。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加大力度促进社会流动，并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性。
然而，这种话语对公众情绪的影响似乎不大，反而让商人和富裕的中国人感到不安。
今年8月，一位拥有超过10万粉丝的微博用户，用他的账户抨击了精英享受的大额养老金。他写道：“老百姓，现在明白了吗？既得利益是碰不得的，你连谈都不能谈。”
一位网友回应道：“他们都是寄生虫。”
另一位则称他们为“吸血鬼”。
第三位网友插话说：“社会固化越来越严重。”
还有人冒险评论道：“不来一次革命，这种离奇的不公正是无解的。”
但由于中国的互联网受到严格审查，几天内这条帖子就消失了。
中国真的变得更加社会僵化了吗？
专家们对此存在争议。衡量社会流动性的常用方法是通过所谓的代际收入弹性（IGE），比较人们的收入与其父母的收入。
两代人社会地位差异越小，IGE数值越高，意味着社会流动性越低。IGE数值在0到1之间，数值越高表示流动性越低。
2019年，位于波恩的劳工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1970年至1980年出生的中国人群——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劳动者，IGE为0.39，而1981年至1988年出生的人群这一数值上升到了0.44。
研究人员表示，正如富裕国家一样，中国社会流动性的减少与不平等的加剧是同步发生的。随着经济改革的启动，20世纪90年代中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南京财经大学的金梦洁及其合作者在2019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表示，中国的社会流动性高于美国，但低于英国、加拿大和德国。
习近平并不承认社会停滞的存在，但他呼吁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他在2021年表示：“在一些国家，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的崩塌导致了社会分裂、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泛滥，教训深刻！”
今年7月，南开大学的韩林秀在官方刊物上撰文称，他不认为存在社会停滞，但“这种负面情绪的广泛存在”是“潜在的政治风险”。
阶级不能提
为了应对社会流动性问题，党在2019年发布了关于这个问题的首个政策文件。与讨论中国相关话题时一贯的做法相同，文件中并未提到“阶级”一词。
新的阶级可能正在形成的想法，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来说依然难以接受。但文件指出，消除流动性障碍将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并准确识别了一些主要的阻碍因素。
其中最明显的障碍是户籍制度。这个制度限制了从农村迁移的人员获取城市补贴的医疗、教育和住房的能力。在过去30年中，近3亿人迁移到城市，这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带来了一次性提升。但在城市中，他们被视为二等公民，通常由于户籍要求而无法申请更高地位的工作。
党的文件呼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论户籍”，改革也在加速进行中。部分改革允许有正式工作的农民工享受与本地居民相同的福利，即使他们没有更改户籍。
然而，仍然存在隐性障碍：许多农民工没有合同来证明其工作或居住状态。并且，党对最大城市的改革持谨慎态度，那里集中着最好的工作。
政府主要担心的是，如果大批农民工失业且不愿离开城市，可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
农村地区的教育不平等是进步的另一个重大障碍。农村学校在资金和师资力量上与城市学校相差甚远。拥有农村户籍的孩子完成高中的机会远远低于城市孩子。尽管中国大学和学院的招生人数在2008年之前的十年间增加了六倍，给更多人提供了机会，但农村学生在精英大学中的比例仍然非常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宝忠认为，在这些精英大学中，近40%的学生是管理者的子女，农民的子女却不到10%，尽管超过35%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
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展也是一个显著的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几乎不存在到如今官方统计约4亿人。然而，在这个新兴阶层内部也存在不满情绪。竞争异常激烈，家长们倾尽全力为孩子提供尽可能好的教育。
2021年，政府试图通过禁止大多数营利性补习机构为学生提供服务来公平竞争，但这反而让最富有的人占了更大优势，因为他们能支付天价聘请非法的私人家教。
许多中国学者建议，通过改善公共服务来减少穷人世代贫穷的风险，如医疗费用、养老金不足、微薄的失业福利和高质量教育的隐性成本。但政府并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大肆投入。
2021年，习近平警告说：“要促进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义”，因为这会“养懒人”。他表示，超出能力范围实施“福利国家”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党的精英主义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入党需要经过漫长的考验，包括频繁参加会议学习党的文献。然而，对于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和国企白领来说，入党是晋升的必要条件。虽然公务员考试在中国被广泛认为是公平的，但谁能入党却取决于内部人员的决定。并且在国家的堡垒内部，裙带关系相当普遍。
今年4月，甚至连中央电视台也在其网站的一篇报道中承认了这一问题。报道指出，公众对“三代烟草人”及类似话题的关注，表明“国企和地方政府机构内近亲繁殖现象依然存在不少”。
报道称这一问题在“隐秘的角落”中蔓延。网民们抓住了这一罕见的承认。尽管审查员已在努力删除评论，但一些仍然存在。
一位网友讽刺道，“这些人正在弘扬传统文化”。这句话引用了习近平一个关注策点。
另一位网友调侃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