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有朋友转给我哥大校长的公开信，给人一点乐观的印象：尽管学校不会从以色列撤资，但是承诺帮助巴勒斯坦的卫生和教育。呼吁学生主动撤离营地，配合接下来的毕业典礼，接下来会支持学生抗议的权利。
11点的时候，我正在参与一个播客节目的录制，朋友突然发给我一张图：学校发了最后通谍，要求下午2点必须离开营地，否则将可能面临学校的处分。
搞得我午饭都没吃，紧急赶到学校。
这个“最后通谍”非常诡异，甚至怀疑是学生“炮制”出来的，因为抗议行动面临着衰竭的可能，昨天（周日）警察撤走了校外百老汇大街上的所有路障和栏杆，哥大的周末市集正常举办，而校内也相当平静。
华尔街日报报道，抗议学生开始在营地做瑜伽，这样有助于保持注意力。这说明，学生已经有点“军心涣散”了，因为抗议需要“敌人”，需要新的刺激和情景。
这个“最后通谍”起的就是这样的作用。即便从学校的角度看，这样的“通谍”和威胁无疑是愚蠢的，因为重新点燃了学生的怒火。
一点半开始，同学们在营地集会，进行新的动员。一点五十，开始围绕营地游行，因为人越来越多，这个“围成的圈”越来越大，最终包括劳纪念图书馆和巴特勒图书馆中间的大片广场区域。
可以说，这是去年10月以来哥大参加人数最多的游行，不仅有巴勒斯坦面孔，有“美国白人”，甚至有很多黑人和亚裔，看起来，出现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真正惹怒同学们的，可能是“最后通谍”中的一句话：学校已经“识别”出了一些参加营地的同学，不撤出的话就给处分。
因为没有人脸识别，也没有摄像头，要想“识别”并不容易。但是，这个“识别”很有“权力”意味。今天现场有很多志愿者在发放口罩，也是对“识别”的抗议。
今天天气很热，最高温度接近30度，很多志愿者在游行的路边送水，有人发送补充能量的维生素糖，也有人在给大家喷水降温。每隔几十米，会有人在那里领着队伍喊口号，这些站在“外围”的，其实是最积极的分子。
这样就形成一种局面：大量学生围绕营地，构建了一道“人墙”。如果警察来“清场”，此时将面对无法应对的局面：营地内只有帐篷，而所有人都在营地之外，很多新加入的老师和同学，估计有上千人。
很难说这些人都支持“同情巴勒斯坦”的主张，更多人是在反对校方的态度。营地的地面上，写着“哥伦比亚大学可耻”的字眼。
围观的老师们，面露赞许的微笑。今天还有一些教职员工也参加进来，他们穿着橘红色的马甲，准备为学生提供帮助。当游行队伍走到面前的时候，老师们也跟着喊起了口号——这给学校出了新的难题。
这次警察根本没有来（据说学校也承诺不再喊警察）。但是，因为这个“最后通谍”已经被发到社交媒体上，今天校园内来了很多记者。本来要凭校园ID才能进学校，但是记者们也都各显神通，“混入”了校园，公开进行采访。带着那么大的摄像机，保安都没有制止，很明显不够“严谨”。
今天游行开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一位中国人突然情绪崩溃，冲进营地大喊大叫。他时而痛哭，时而呐喊，夹杂着中英文，“中国给你们那么多钱，竟然这样？”“我的家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新冠肺炎是美国政府搞出来的（这句是中文）”……
同学们和治愈者帮他平静下来，用伞挡住围观者，构建了一个保护隐私的空间。校医也赶来了，准备带他去医院看病。这是温馨的一幕：即便是在这种紧张的场合，人们仍然能够注意保护隐私、保护他人。
所以，大家对抗议本身也用太担心。它足够丰富、足够包容，反对而不是鼓励暴力。
他成为现场唯一失声痛哭的人。后来了解到，他本来是支持抗议行动的。
这说明，在激烈的情绪对人的冲击非常大，这样的抗议行动，能保持和平、温和，着实不易。谁能想到，“崩溃”的不是巴勒斯人，也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中国人？
早上有朋友转给我哥大校长的公开信，给人一点乐观的印象：尽管学校不会从以色列撤资，但是承诺帮助巴勒斯坦的卫生和教育。呼吁学生主动撤离营地，配合接下来的毕业典礼，接下来会支持学生抗议的权利。
11点的时候，我正在参与一个播客节目的录制，朋友突然发给我一张图：学校发了最后通谍，要求下午2点必须离开营地，否则将可能面临学校的处分。
搞得我午饭都没吃，紧急赶到学校。
这个“最后通谍”非常诡异，甚至怀疑是学生“炮制”出来的，因为抗议行动面临着衰竭的可能，昨天（周日）警察撤走了校外百老汇大街上的所有路障和栏杆，哥大的周末市集正常举办，而校内也相当平静。
华尔街日报报道，抗议学生开始在营地做瑜伽，这样有助于保持注意力。这说明，学生已经有点“军心涣散”了，因为抗议需要“敌人”，需要新的刺激和情景。
这个“最后通谍”起的就是这样的作用。即便从学校的角度看，这样的“通谍”和威胁无疑是愚蠢的，因为重新点燃了学生的怒火。
一点半开始，同学们在营地集会，进行新的动员。一点五十，开始围绕营地游行，因为人越来越多，这个“围成的圈”越来越大，最终包括劳纪念图书馆和巴特勒图书馆中间的大片广场区域。
可以说，这是去年10月以来哥大参加人数最多的游行，不仅有巴勒斯坦面孔，有“美国白人”，甚至有很多黑人和亚裔，看起来，出现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真正惹怒同学们的，可能是“最后通谍”中的一句话：学校已经“识别”出了一些参加营地的同学，不撤出的话就给处分。
因为没有人脸识别，也没有摄像头，要想“识别”并不容易。但是，这个“识别”很有“权力”意味。今天现场有很多志愿者在发放口罩，也是对“识别”的抗议。
今天天气很热，最高温度接近30度，很多志愿者在游行的路边送水，有人发送补充能量的维生素糖，也有人在给大家喷水降温。每隔几十米，会有人在那里领着队伍喊口号，这些站在“外围”的，其实是最积极的分子。
这样就形成一种局面：大量学生围绕营地，构建了一道“人墙”。如果警察来“清场”，此时将面对无法应对的局面：营地内只有帐篷，而所有人都在营地之外，很多新加入的老师和同学，估计有上千人。
很难说这些人都支持“同情巴勒斯坦”的主张，更多人是在反对校方的态度。营地的地面上，写着“哥伦比亚大学可耻”的字眼。
围观的老师们，面露赞许的微笑。今天还有一些教职员工也参加进来，他们穿着橘红色的马甲，准备为学生提供帮助。当游行队伍走到面前的时候，老师们也跟着喊起了口号——这给学校出了新的难题。
这次警察根本没有来（据说学校也承诺不再喊警察）。但是，因为这个“最后通谍”已经被发到社交媒体上，今天校园内来了很多记者。本来要凭校园ID才能进学校，但是记者们也都各显神通，“混入”了校园，公开进行采访。带着那么大的摄像机，保安都没有制止，很明显不够“严谨”。
今天游行开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一位中国人突然情绪崩溃，冲进营地大喊大叫。他时而痛哭，时而呐喊，夹杂着中英文，“中国给你们那么多钱，竟然这样？”“我的家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新冠肺炎是美国政府搞出来的（这句是中文）”……
同学们和治愈者帮他平静下来，用伞挡住围观者，构建了一个保护隐私的空间。校医也赶来了，准备带他去医院看病。这是温馨的一幕：即便是在这种紧张的场合，人们仍然能够注意保护隐私、保护他人。
所以，大家对抗议本身也用太担心。它足够丰富、足够包容，反对而不是鼓励暴力。
他成为现场唯一失声痛哭的人。后来了解到，他本来是支持抗议行动的。
这说明，在激烈的情绪对人的冲击非常大，这样的抗议行动，能保持和平、温和，着实不易。谁能想到，“崩溃”的不是巴勒斯人，也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