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8月12日，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继续以创纪录的速度积累债务，美国国债总额首次超过37万亿美元。
这个数字比想象的来得更快：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2020年初的预测，这一节点本应发生在2030财年后。同时，美国国债的累积也未见遏止的势头。
高企的国债和巨额债息，给美国经济体系的可持续性打上问号，也让其陷入信用危机。
信号
37万亿美元，无论是从绝对量级、增速、GDP占比，都已经远超历史常态。
在2024财年，美国联邦债务占GDP的123%，已经越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达经济体建议的100%门槛，引发了可持续性的隐忧。而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年7月的前10个月，累计赤字已达1.6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在接受长安街知事（ID：Capitalnews）采访时指出，这两个数字都意味着美国正背负着高额债务，正在向着更高的风险迈进。
巨额的国债也带来了巨大的利息支出。2024财年，美国国债的利息成本增加了29%，达到1.133万亿美元，超过了国防预算和老年医疗保险计划支出的总和。甚至美债利息支出占美国财政收入的比都高达18.7%，严重超出了国际警戒线。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将美国国债的困境形容为一个“死亡螺旋”：更高的赤字促使美国财政部兜售更多债券，为财政支出和国债利息提供资金。但因为债务不断增加，投资者们感知到了国债的高风险，需求随之减少。为了挽留投资者，财政部因此不得不向投资者开出更高的利息。高负债，高风险，高利率……至此形成恶性循环。
今年5月，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飙升至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刘英指出，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长短期的美债的收益率已经出现了持续倒挂的现象：正常情况下，更长的投资期限要求更高回报，而当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低于中短期时，意味着市场对未来经济的悲观，人们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债券来降低风险。
美国前财政部长耶伦在4月表示，市场对美国经济政策及核心金融资产安全性“信心流失”的态势，令人“深感忧虑”。
内困
特朗普混乱的“对等”关税政策，本是用于填补国债巨坑的“计谋”之一，但在客观上却成为了国债累积的加速器。
刘英认为，对美国而言，高额关税和附带的购买投资协议“远水难救近火”：其他国家的履约需要一定的时间，而特朗普蛮不讲理的关税政策已经引起了诸多国家的反制，而这势必会对美国国内的经济造成反噬。
关税的收入，并不足以抵消美国国内经济成本的上升。7月，美国的关税收入达到28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幅高达273%。但关税收入大幅增加仍未能阻止预算赤字的扩大。
当地时间7月4日，特朗普签署“大而美”法案。图源：视觉中国
刘英指出，美国不断升高的国债风险甚至危机，源于美国“寅吃卯粮”的财政传统。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不仅规模大，而且累积速度快，现在几个月就会增加一万亿债务。从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政府就开始大举债，用债务推动经济发展。在过去50年中，美国联邦政府仅有四次出现财政盈余，最近的一次已是2001年。
美国的钱都花哪儿去了？除了上文提及的净利息支出，国防支出也是大头：为了推行霸权，继续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军费居高不下。2024财年，美国的国防支出较上一个财年增加了533亿美元，占总支出的13%。
而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系，又让不断堆高的国债成为被来回传递的烫手山芋。两党谁都不愿当“恶人”，为巨额的财政开支踩下刹车，而是都倾向于用减税、增加开支来讨好选民和金主。入不敷出因此成为常态。
2013年，美国就曾站上 “财政悬崖”（Fiscal Cliff）：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即将到期，《2011预算控制法》又即将生效，一旦两者同时发生，美国民众就会面临税收增加和政府开支削减的双重打击。经过两党的激烈博弈，才阻止了一场“从崖边跌落”。但这场博弈不仅导致标普下调了美国的信用评级，还让联邦政府暂时性停摆，直接拖累了GDP。
这一次，特朗普将如何化解“崖边危机”，仍有待观察。
外溢
相较普通民众的利益，特朗普无疑更关心他的中期选举。
近期，特朗普多次向美联储施压、要求降息，希望在短期内刺激股市上涨，打造一张“经济繁荣”的成绩单。但在关税导致的高通胀环境下，降息可能带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这会将低收入家庭进一步推入困局。
当地时间2025年7月24日，特朗普会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国际层面，美国的债台高筑，也可能带来外溢的风险。美元是全球重要的外汇储备，也是众多大宗商品的定价单位。一旦美国国债暴雷，就可能引发全世界系统性的风险。
美国刚刚在5月失去了它最后一个3A评级：因美国财政的恶化，以及大规模减税法案的推进，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1”。而另外两家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与惠誉，早在2011年与2023年取消了美国的3A评级。
随着巨额国债削弱了美元的避险属性，以及多个国家不满于美国的霸权主义，近年来，全球资本市场正席卷起一轮“去美元化”的浪潮。
随着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引发美国资产抛售潮，一波最新的“去美元化”浪潮正在亚洲蔚然成风。从“美国后院”拉美，到非洲、中东，再到欧洲和亚太，越来越多的国家着手计划或已经实施了“去美元化”方案。
有分析认为，新兴经济体“去美元化”的呼声，本质上已是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的内在需要。
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8月12日，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继续以创纪录的速度积累债务，美国国债总额首次超过37万亿美元。
这个数字比想象的来得更快：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2020年初的预测，这一节点本应发生在2030财年后。同时，美国国债的累积也未见遏止的势头。
高企的国债和巨额债息，给美国经济体系的可持续性打上问号，也让其陷入信用危机。
信号
37万亿美元，无论是从绝对量级、增速、GDP占比，都已经远超历史常态。
在2024财年，美国联邦债务占GDP的123%，已经越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达经济体建议的100%门槛，引发了可持续性的隐忧。而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年7月的前10个月，累计赤字已达1.6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在接受长安街知事（ID：Capitalnews）采访时指出，这两个数字都意味着美国正背负着高额债务，正在向着更高的风险迈进。
巨额的国债也带来了巨大的利息支出。2024财年，美国国债的利息成本增加了29%，达到1.133万亿美元，超过了国防预算和老年医疗保险计划支出的总和。甚至美债利息支出占美国财政收入的比都高达18.7%，严重超出了国际警戒线。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将美国国债的困境形容为一个“死亡螺旋”：更高的赤字促使美国财政部兜售更多债券，为财政支出和国债利息提供资金。但因为债务不断增加，投资者们感知到了国债的高风险，需求随之减少。为了挽留投资者，财政部因此不得不向投资者开出更高的利息。高负债，高风险，高利率……至此形成恶性循环。
今年5月，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飙升至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刘英指出，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长短期的美债的收益率已经出现了持续倒挂的现象：正常情况下，更长的投资期限要求更高回报，而当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低于中短期时，意味着市场对未来经济的悲观，人们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债券来降低风险。
美国前财政部长耶伦在4月表示，市场对美国经济政策及核心金融资产安全性“信心流失”的态势，令人“深感忧虑”。
内困
特朗普混乱的“对等”关税政策，本是用于填补国债巨坑的“计谋”之一，但在客观上却成为了国债累积的加速器。
刘英认为，对美国而言，高额关税和附带的购买投资协议“远水难救近火”：其他国家的履约需要一定的时间，而特朗普蛮不讲理的关税政策已经引起了诸多国家的反制，而这势必会对美国国内的经济造成反噬。
关税的收入，并不足以抵消美国国内经济成本的上升。7月，美国的关税收入达到28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幅高达273%。但关税收入大幅增加仍未能阻止预算赤字的扩大。
当地时间7月4日，特朗普签署“大而美”法案。图源：视觉中国
刘英指出，美国不断升高的国债风险甚至危机，源于美国“寅吃卯粮”的财政传统。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不仅规模大，而且累积速度快，现在几个月就会增加一万亿债务。从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政府就开始大举债，用债务推动经济发展。在过去50年中，美国联邦政府仅有四次出现财政盈余，最近的一次已是2001年。
美国的钱都花哪儿去了？除了上文提及的净利息支出，国防支出也是大头：为了推行霸权，继续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军费居高不下。2024财年，美国的国防支出较上一个财年增加了533亿美元，占总支出的13%。
而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系，又让不断堆高的国债成为被来回传递的烫手山芋。两党谁都不愿当“恶人”，为巨额的财政开支踩下刹车，而是都倾向于用减税、增加开支来讨好选民和金主。入不敷出因此成为常态。
2013年，美国就曾站上 “财政悬崖”（Fiscal Cliff）：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即将到期，《2011预算控制法》又即将生效，一旦两者同时发生，美国民众就会面临税收增加和政府开支削减的双重打击。经过两党的激烈博弈，才阻止了一场“从崖边跌落”。但这场博弈不仅导致标普下调了美国的信用评级，还让联邦政府暂时性停摆，直接拖累了GDP。
这一次，特朗普将如何化解“崖边危机”，仍有待观察。
外溢
相较普通民众的利益，特朗普无疑更关心他的中期选举。
近期，特朗普多次向美联储施压、要求降息，希望在短期内刺激股市上涨，打造一张“经济繁荣”的成绩单。但在关税导致的高通胀环境下，降息可能带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这会将低收入家庭进一步推入困局。
当地时间2025年7月24日，特朗普会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国际层面，美国的债台高筑，也可能带来外溢的风险。美元是全球重要的外汇储备，也是众多大宗商品的定价单位。一旦美国国债暴雷，就可能引发全世界系统性的风险。
美国刚刚在5月失去了它最后一个3A评级：因美国财政的恶化，以及大规模减税法案的推进，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1”。而另外两家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与惠誉，早在2011年与2023年取消了美国的3A评级。
随着巨额国债削弱了美元的避险属性，以及多个国家不满于美国的霸权主义，近年来，全球资本市场正席卷起一轮“去美元化”的浪潮。
随着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引发美国资产抛售潮，一波最新的“去美元化”浪潮正在亚洲蔚然成风。从“美国后院”拉美，到非洲、中东，再到欧洲和亚太，越来越多的国家着手计划或已经实施了“去美元化”方案。
有分析认为，新兴经济体“去美元化”的呼声，本质上已是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的内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