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参观者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手持一面中共党旗。（2022年10月12日）
华盛顿 — 中国的“红二代”、“官二代”一直是人们乐此不疲的话题，也是人们对中共执政不满的要点之一。中共二十大和中国人大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的结果显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基本上已经将与他同辈的中国红二代排除出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和省部级领导层，这对现在和将来出现的新一代“红二代”意味着什么呢？
最近网上流传出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参加商务活动的消息。照片显示陕西省委书记和省长在没有官职的习远平两侧陪伴。这使“红二代”又成为人们的话题。
尽管“红二代”已经被习近平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他在地方上主政时的旧部，然而有关专家认为，在中共的体制下，新一代主政官员还会有下一代，他们也势必像过去一样，借助父母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益，还可能成为接班的新的红二代。
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巨幅电子屏幕上放映着习近平的视频。（2022年10月8日）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中国研究教授克里·布朗（Kerry Brown）认为，是否会出现像上一次红二代接班那样的情况，新的红二代进入政界，这一点并不确定。
布朗教授说：“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现在的政治家开始他们自己的关系网，他们自己的家人是不是可能进入政治领域，这个不好说。”
专家：习近平不希望出现新的“红二代”
但是布朗教授认为，至少习近平不会希望出现新的太子党。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中国研究教授克里·布朗（Kerry Brown）
布朗教授说：“他不喜欢，他肯定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他不喜欢那种不能干，但是因为你的那个背景好，就是那种人。他觉得这个根本不是一个好理由，为什么你能在共产党工作。”
布朗教授指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红二代就很不受欢迎。人们认为他们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是凭借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成为一线的精英，得到不公平的好处，而习近平是个异数。
布朗教授说：“习近平比较矛盾，因为他自己也算是一个红二代，因为他父亲是习仲勋。习仲勋是一个副总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虽然他那个家庭背景也是算是红二代，也是非常高级官员的儿子，但是（你说的很有道理）现在常委和最高级的政治局里，他们基本上没有红二代。”
在中国，无论是传统上，还是现实中，官和民的界限十分清晰。为了能成为官，民就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布朗教授认为，习近平要让每个人都认为有可能进入共产党，成为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
布朗教授说：“他（习近平）好像觉得共产党未来不可能只是为一些精英家庭服务，必须是一个全社会的活动。所以必须是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有可能进入共产党。”
布朗教授认为，习近平希望所有的中国人认同共产党，也希望消除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
布朗教授说：“他好像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共产党不可能沦为，中国有共产党，也有大社会。不可能有两个世界，必须是统一的。所以共产党就是在中国里面，但是共产党和大社会必须在一起，不可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共产党不可能为自己服务，他就用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时代那个口号。”
布朗教授认为，尽管习近平说共产党不是为自己服务的，但是全部中国人民认为共产党就是为自己服务。所以希望消除党内派系，团结一致，改变人们对共产党的看法。
位于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内的中共党旗塑像（2019年6月26日）
对于“红二代”权力最重要
在现实中，相对于从政而言，更多的中共红二代、红三代正在经商。但是如果没有中共独占政治权力，他们经商的资本就会小得多。
布朗教授说：“最有权力的、最重要的当然是政治工作，因为这个是有最大的目标，就为了让共产党的权力没有什么限制，就是没有时间的限制，在社会里也没有限制。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习近平的哲学就是政治权力就是最重要的，别的都不算。”
布朗教授认为，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更在乎政治权力。
布朗教授说：“习近平是比较，其实他特别喜欢政治权力（哈哈哈），他特别喜欢政治权力。但是他好像不是特别在乎经济权力。”
布朗教授表示，这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文化，就是最喜欢权力，从来如此。
他说：“共产党最喜欢什么？共产党最喜欢权力（哈哈哈）!所以这个不是最近的事情，也是从100年以前就开始了，对吧。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他可能你能说很多关于毛泽东的话，我们都可以说很多，但是一个是肯定的，他特别了解权力，权力是从哪来，怎么来用那个权力。所以现在就是习近平，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是，他认为共产党有自己的文化。”
新“红二代”必定贪腐 但未必效忠习近平
资料照：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布朗大学退休高级研究员徐文立
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布朗大学退休高级研究员徐文立指出，在一党专政的构架之下，贪腐根本无法避免，但是新的红二代在政治上未必会忠于习近平。
徐文立说：“普遍的规律是，贪腐的问题是来自于权力。绝对的权力一定会造成绝对的贪腐，这个规律是铁的规律，是任何一个政党组织都躲避不了的。新的红二代，他们现在提拔起来，习家军的二代也会出现。对这些二代会不会完全也跟他的父辈一样忠实于习近平，或者是本身也不完全一定就是忠实于习近平，说老实话。”
徐文立表示，只要有人群，一定会有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这是避免不了的。习家军的二代未必忠于习近平。即使是习家军本身也未必真正忠于习，说不定就有潜在的死敌。
徐文立说：“这种分化和这种趋向是必然的，没有永远的铁板一块。不要说红二代，习家军都不会是铁板一块，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异议的力量，甚至潜在的死敌，都是会自然发生的。”
资料照：北京军事博物馆展示的中共党旗与一只握枪的手的雕塑
新一代“红二代”的新特点
新的“红二代”或者“官二代”、“太子党”，他们和老的“红二代”会有什么不同吗？
徐文立说：“那会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在于什么？这些人大部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人，或者是受那个影响比较深的这些人。就是自己要做自己的主，别人不可剥夺这种自由和替代。这就成为了，这是什么的成果？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解放了劳动力的成果。整个社会向一个正常社会变迁的结果。”
徐文立认为，中国社会的基础，不管是政治基础还是经济基础，都已经朝向一个正常社会位移了，朝向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位移了。目前中国社会基础的变化同清朝末年相仿。清王朝的覆灭就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出现了‘洋务运动’，整个社会基础发生变化，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一些自由经济萌芽，建造了铁路，发行了铁路股票，而且购买股票的不只是商贾，甚至平摊到老百姓身上，使铁路关系到千家万户，所以才发生“保路运动”那么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如果没有“保路运动”，就不会有后来的“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也就不可能有清王朝专制政权的覆亡。
徐文立说：“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历史的老人绝对跟中国共产党不客气，已经把中国社会的这个基础性的东西已经位移了。一些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就随着自由经济进入中国，也就更加稳固了。因为自由民主人权的这个观念不是当代的问题，是从清朝末年就有的。”
徐文立指出，即使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有关自由民主的书籍也并没有完全从图书馆清除掉，人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这种书。
徐文立说：“只要你是认真的学习的人，你是可以看到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东西，包括改革开放之后，引入了自由经济之后，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不是建立在人们的想象当中，而是来自于自由经济的社会实践当中。也就是说，自由民主的观念，个人要做自己的主张，要决定自己命运的这样子的一些说法。”
徐文立表示，从中国现在的一些电影、电视剧里也可以看到，人们在讲到受迫害时并不直接提共产党，而是讲基本的人性、人权和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徐文立说：“中国已经发生根本性的位移。共产党的倒台，专制社会的倒台在瞬间，甚至是早晚的事情，所以他们挡也挡不住。甚至他（习近平），就像他挡不住他的女儿，习近平挡不住他女儿一定要到美国来上学，一定要到哈佛这个趋势是一样的。我倒不是说他的女儿会有怎么样的进步，我只是说这种能够深入到他们这种独裁者家庭当中的一些健康、好的因素都是存在的。”
习近平目前连接班人都没有选定，他是否会想到现在在任官员的下一代呢？
徐文立说：“我想现在还他还没到那个时候。毛泽东也是到了晚年了，到了后期了，他才会那么警觉，怕改变颜色。所谓改变颜色，不是真正的改变共产党的颜色，要那样去说他的话，把毛泽东说的太高尚。关键就是说他死了以后不要被别人否定。”
他认为，习近平的年龄可能还没到顾及下一代的程度。同时他认为习近平并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
一名参观者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手持一面中共党旗。（2022年10月12日）
华盛顿 — 中国的“红二代”、“官二代”一直是人们乐此不疲的话题，也是人们对中共执政不满的要点之一。中共二十大和中国人大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的结果显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基本上已经将与他同辈的中国红二代排除出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和省部级领导层，这对现在和将来出现的新一代“红二代”意味着什么呢？
最近网上流传出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参加商务活动的消息。照片显示陕西省委书记和省长在没有官职的习远平两侧陪伴。这使“红二代”又成为人们的话题。
尽管“红二代”已经被习近平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他在地方上主政时的旧部，然而有关专家认为，在中共的体制下，新一代主政官员还会有下一代，他们也势必像过去一样，借助父母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益，还可能成为接班的新的红二代。
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巨幅电子屏幕上放映着习近平的视频。（2022年10月8日）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中国研究教授克里·布朗（Kerry Brown）认为，是否会出现像上一次红二代接班那样的情况，新的红二代进入政界，这一点并不确定。
布朗教授说：“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现在的政治家开始他们自己的关系网，他们自己的家人是不是可能进入政治领域，这个不好说。”
专家：习近平不希望出现新的“红二代”
但是布朗教授认为，至少习近平不会希望出现新的太子党。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中国研究教授克里·布朗（Kerry Brown）
布朗教授说：“他不喜欢，他肯定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他不喜欢那种不能干，但是因为你的那个背景好，就是那种人。他觉得这个根本不是一个好理由，为什么你能在共产党工作。”
布朗教授指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红二代就很不受欢迎。人们认为他们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是凭借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成为一线的精英，得到不公平的好处，而习近平是个异数。
布朗教授说：“习近平比较矛盾，因为他自己也算是一个红二代，因为他父亲是习仲勋。习仲勋是一个副总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虽然他那个家庭背景也是算是红二代，也是非常高级官员的儿子，但是（你说的很有道理）现在常委和最高级的政治局里，他们基本上没有红二代。”
在中国，无论是传统上，还是现实中，官和民的界限十分清晰。为了能成为官，民就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布朗教授认为，习近平要让每个人都认为有可能进入共产党，成为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
布朗教授说：“他（习近平）好像觉得共产党未来不可能只是为一些精英家庭服务，必须是一个全社会的活动。所以必须是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有可能进入共产党。”
布朗教授认为，习近平希望所有的中国人认同共产党，也希望消除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
布朗教授说：“他好像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共产党不可能沦为，中国有共产党，也有大社会。不可能有两个世界，必须是统一的。所以共产党就是在中国里面，但是共产党和大社会必须在一起，不可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共产党不可能为自己服务，他就用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时代那个口号。”
布朗教授认为，尽管习近平说共产党不是为自己服务的，但是全部中国人民认为共产党就是为自己服务。所以希望消除党内派系，团结一致，改变人们对共产党的看法。
位于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内的中共党旗塑像（2019年6月26日）
对于“红二代”权力最重要
在现实中，相对于从政而言，更多的中共红二代、红三代正在经商。但是如果没有中共独占政治权力，他们经商的资本就会小得多。
布朗教授说：“最有权力的、最重要的当然是政治工作，因为这个是有最大的目标，就为了让共产党的权力没有什么限制，就是没有时间的限制，在社会里也没有限制。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习近平的哲学就是政治权力就是最重要的，别的都不算。”
布朗教授认为，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更在乎政治权力。
布朗教授说：“习近平是比较，其实他特别喜欢政治权力（哈哈哈），他特别喜欢政治权力。但是他好像不是特别在乎经济权力。”
布朗教授表示，这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文化，就是最喜欢权力，从来如此。
他说：“共产党最喜欢什么？共产党最喜欢权力（哈哈哈）!所以这个不是最近的事情，也是从100年以前就开始了，对吧。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他可能你能说很多关于毛泽东的话，我们都可以说很多，但是一个是肯定的，他特别了解权力，权力是从哪来，怎么来用那个权力。所以现在就是习近平，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是，他认为共产党有自己的文化。”
新“红二代”必定贪腐 但未必效忠习近平
资料照：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布朗大学退休高级研究员徐文立
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布朗大学退休高级研究员徐文立指出，在一党专政的构架之下，贪腐根本无法避免，但是新的红二代在政治上未必会忠于习近平。
徐文立说：“普遍的规律是，贪腐的问题是来自于权力。绝对的权力一定会造成绝对的贪腐，这个规律是铁的规律，是任何一个政党组织都躲避不了的。新的红二代，他们现在提拔起来，习家军的二代也会出现。对这些二代会不会完全也跟他的父辈一样忠实于习近平，或者是本身也不完全一定就是忠实于习近平，说老实话。”
徐文立表示，只要有人群，一定会有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这是避免不了的。习家军的二代未必忠于习近平。即使是习家军本身也未必真正忠于习，说不定就有潜在的死敌。
徐文立说：“这种分化和这种趋向是必然的，没有永远的铁板一块。不要说红二代，习家军都不会是铁板一块，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异议的力量，甚至潜在的死敌，都是会自然发生的。”
资料照：北京军事博物馆展示的中共党旗与一只握枪的手的雕塑
新一代“红二代”的新特点
新的“红二代”或者“官二代”、“太子党”，他们和老的“红二代”会有什么不同吗？
徐文立说：“那会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在于什么？这些人大部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人，或者是受那个影响比较深的这些人。就是自己要做自己的主，别人不可剥夺这种自由和替代。这就成为了，这是什么的成果？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解放了劳动力的成果。整个社会向一个正常社会变迁的结果。”
徐文立认为，中国社会的基础，不管是政治基础还是经济基础，都已经朝向一个正常社会位移了，朝向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位移了。目前中国社会基础的变化同清朝末年相仿。清王朝的覆灭就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出现了‘洋务运动’，整个社会基础发生变化，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一些自由经济萌芽，建造了铁路，发行了铁路股票，而且购买股票的不只是商贾，甚至平摊到老百姓身上，使铁路关系到千家万户，所以才发生“保路运动”那么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如果没有“保路运动”，就不会有后来的“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也就不可能有清王朝专制政权的覆亡。
徐文立说：“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历史的老人绝对跟中国共产党不客气，已经把中国社会的这个基础性的东西已经位移了。一些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就随着自由经济进入中国，也就更加稳固了。因为自由民主人权的这个观念不是当代的问题，是从清朝末年就有的。”
徐文立指出，即使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有关自由民主的书籍也并没有完全从图书馆清除掉，人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这种书。
徐文立说：“只要你是认真的学习的人，你是可以看到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东西，包括改革开放之后，引入了自由经济之后，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不是建立在人们的想象当中，而是来自于自由经济的社会实践当中。也就是说，自由民主的观念，个人要做自己的主张，要决定自己命运的这样子的一些说法。”
徐文立表示，从中国现在的一些电影、电视剧里也可以看到，人们在讲到受迫害时并不直接提共产党，而是讲基本的人性、人权和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徐文立说：“中国已经发生根本性的位移。共产党的倒台，专制社会的倒台在瞬间，甚至是早晚的事情，所以他们挡也挡不住。甚至他（习近平），就像他挡不住他的女儿，习近平挡不住他女儿一定要到美国来上学，一定要到哈佛这个趋势是一样的。我倒不是说他的女儿会有怎么样的进步，我只是说这种能够深入到他们这种独裁者家庭当中的一些健康、好的因素都是存在的。”
习近平目前连接班人都没有选定，他是否会想到现在在任官员的下一代呢？
徐文立说：“我想现在还他还没到那个时候。毛泽东也是到了晚年了，到了后期了，他才会那么警觉，怕改变颜色。所谓改变颜色，不是真正的改变共产党的颜色，要那样去说他的话，把毛泽东说的太高尚。关键就是说他死了以后不要被别人否定。”
他认为，习近平的年龄可能还没到顾及下一代的程度。同时他认为习近平并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