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一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高度疑似患者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成功生子。（图片来源：梨视频） 对刘露露来说，眼下正在经历的是一个万万想不到的“月子”。 作为一个准妈妈，她曾无数次想过应该怎样坐月子。那是女人“元气大伤的时候”，需要很多营养。但是现在，生下儿子后，她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只能待在隔离病房里，吃医院送来的盒饭。 因为家人被隔离在家，电动吸奶器无法送去医院，涨奶后，她的身体更加不适。更糟糕的是，其余亲朋无一在武汉，她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她把刚出生的孩子从医院接走的人。 2020年的除夕夜，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产科的手术室里，一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高度疑似患者成功生下一名婴儿。 医护人员身穿白色防护服进行手术的画面被媒体传到网上，因纪录片《生门》被大众熟知的产科主任李家福戴着口罩说，自从1月2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肺炎疫情定点医院信息后，截至当时，他们陆续在七位发热的孕产妇中排查出了两位高度疑似患者。 大年初一的上午，作为两名高度疑似患者之一，刘露露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1月20日，怀孕37周的刘露露因为肝功能异常、心肌酶高转入中南医院，剖腹产生下一名男婴。术后第三天凌晨，本该在几个小时后出院的她出现发热症状，医生怀疑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将她隔离观察。 刘露露入院的时候，没有人把她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系在一起。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肺炎早期不一定发烧。当时大家的认识并没有现在充分，她没有发烧、乏力、咳嗽、腹泻，早期最主要的四大临床表现都没有。”随着对疫情的认知不断提高，结合与其他医生的业务交流，李家福认为，刘露露入院时检验指标的异常应该与新型冠状病毒有关。 刘露露成了中南医院产科第一例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与此同时，为她取样的助理护士长开始居家进行医学观察。刘露露对此并不知情，她不仅要打起精神和病毒对抗，还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些棘手的问题。 以下是刘露露的口述：大年初一确诊 我的预产期在2月，正月十五的样子。去年12月，做常规产检的时候，谷丙转氨酶的值有一点点高，医生说不需要做特别处理。到1月19号，差不多快足月了，医生让我复查一下这个指标，结果就很吓人了——正常的值是0-40，但是我的值飙到了一千多，快两千，肝功能极度异常、心肌酶高，医生当即就让我住院了。 我并不是在中南医院建的档，而是在普仁医院，从我们家到那里走路只要15分钟。我一直规规矩矩地产检，自己从没有感觉到明显的不舒服，胎心也都很正常。后来产检医院的主任找我谈话，建议我转上级医院，先把孩子生下来，再做治疗。我们就转去中南医院的产科。 1月20号下午，我剖腹产生下一个男孩。手术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还算顺利。术后，我住进了三人病房。我的妈妈和婆婆从外地急急忙忙赶过来，准备照顾我和孩子。 起初我没有出现什么症状，正常地进行产后恢复。孩子一出生就被带到了新生儿科，我没见到。老公在监护室外拍了孩子的照片，拿给我看，我很开心，叫他把照片发到我的手机上，反复地看。 转折点在23号凌晨。因为开窗通风，我穿着衣服就钻进被窝了，睡了一会儿觉得很热，又把衣服脱掉，这个过程中可能有点着凉了，后来感觉鼻子也有点堵。老公出去帮我倒杯热水，路过护士站的时候，他借了个温度计，一测，38（摄氏）度多。 隔20分钟再测，还是那么高。 当天下午，我和老公被叫到病房外面，医生说我现在是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为了防止传染，要转去单人病房，重点观察。 下午4点钟，我查了CT，结果肺部已经有实变了。医生说，要取样做核酸检测。 取样的那天是除夕，武汉“封城”的第二天。老公透过病房的窗户向外看，街道上已经没什么人了。我们俩在病房里过了年。年夜饭是医院食堂买来的，他吃了一份盒饭，我不敢吃太油腻的东西，吃了稀饭和鸡蛋。 那天晚上我一直躺在床上打吊针，春晚也看不了，也没给家人拜年。 大年初一的上午，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我们很快就开始担心孩子。之前还没有那么担心，因为看到网上说这个病毒婴儿和儿童是不易感人群。但拿到确诊结果之后，我们拜托产科的医生转告新生儿科，希望能给孩子也做个核酸检测。1月26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验科在进行新兴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图片来源：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微博）来之不易的床位 去年12月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新闻报出来的时候，老公就打电话跟我说了，他在学校工作，他们学校排查得很严，但是当时因为报道的情况并不严重，没想到会扩散得这么大。我一个孕妇，既没有乱吃东西，也不怎么跟外面的人接触，之前每天吃过晚饭我都会出去走动，总觉得这个东西好像离我比较远。 19号产检的时候，人们也没有大范围地戴口罩。20号住进中南医院产科的时候，有些医护人员也没有戴口罩，还穿着普通的白大褂。 直到22号，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医院给我们每个病房都发了口罩，而且仅允许一名家属陪同。到了23号，管理得更严格了，为了控制人员流动，医院把电梯间通往病房的门都关了。 我实在想不出自己是在哪里染上病毒的，现在也很难查证了。 确诊之后，病床非常紧张，李家福主任托人协调了好久，终于在中南医院本院的感染科给我找了一个床位。 产科在3号楼，感染科在6号楼。初一那天外面下着雨，很冷，我穿着隔离服，被裹得严严实实，护士长拉着我，老公在后面拿着东西，就这么往感染科走。我很感激，那天，护士长自己都在咳嗽。 很多人都在超负荷地工作。在产科隔离时，一个护士给我打针，打了三次都没有打进去，我感觉她都找不到我的血管了，也不知道是护目镜影响了她的视线，还是她太劳累了。 病床有限，条件也有限。同屋住了两位男士，而且没有帘子。产科的病房是有空调的，这里没有。但是，这样一个床位已经是来之不易了。 这些天我一直在打点滴，起初是剖腹产后收宫的点滴，现在是消炎的。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还没有特效药，只能对症用药。我两只手已经快没地方扎针了，手臂都有点僵直、水肿。 前几天，老公一直陪在我身边。转到感染科后，他不能再陪护了。从生产到现在，我都没有洗过澡，老公在的时候，还能帮我擦擦身体，现在实在不方便，既要小心手上的针头，也要小心剖腹产的伤口。我还跟老公说要把头发给剪了，因为头发已经（打）结了。他离开之后，我晚上不敢睡熟，怕呼吸不畅，怕半夜发烧，怕自己睡过去。要保存体力活着 一切都太突然、太紧急了，大家都没有准备好，不管是个人、医院还是政府。 医院的物资非常紧缺，我老公听护士们说，感染科只能保证人均一个口罩，第二天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而整个产科，当时只有10套防护服。这些防护用品，肯定陆陆续续会补上来，但是有些病患有特殊的需要，就不一定顾得到。 我就是一个例子。我已经涨奶好几天了，孩子又不在旁边，急需一个电动吸奶器，前几天我用手动吸奶器，不好用，（乳房）都出血了。病房的老人，连上厕所的纸都快用完了，手机充电器也没有，送不进来。 还有牛奶，我现在坐月子，免疫能力很低，我老公说，按中医的话，现在就是元气大伤的时候， 而这个病毒就是考验人的免疫能力，我在这里抵抗病毒，需要营养。 其实家里准备了很多坐月子需要的东西，按照产科现在的惯例，住院三天就要出院，原本带到医院的物资也是够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会“封城”，不知道会停掉公共交通。这些措施都是临时采取的，我们哪知道不能够再补充东西进来呢？ 大年初一晚上，我老公从医院回家，在路上拦的士，拦了五六辆都没有停，也许是因为他在医院附近，司机会害怕。他想找扫码支付的电瓶车，一直没有找到。后来走了大概两公里，终于拦到一辆的士，给他带回了家。 有的外卖也不送医院了。初一中午我点外卖，商家直接把订单取消了。我没有打电话问，这不很明显嘛，人家不做这个生意。 初二早上，社区工作人员到了我家，测了我老公、妈妈和婆婆的体温，发了口罩和消毒药，让他们把家里清洗一遍，并告诉他们，需要居家隔离14天。 那我需要的物资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他们可以派其他人送物资、接孩子吗？没有这个措施。有时候，不是疾病把我们逼得没办法了。 直到那天晚上，我还在四处找人帮忙买电动吸奶器，老公告诉我，产科那栋楼的超市应该就有卖，我找医生，医生说不能脱岗，我说给她转账，请她下班之后买了带来，反复沟通了几次。初三早上，我拿到了吸奶器，焦虑一下子减轻了，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医生说，是感染科的主任帮忙买的，我很感激。 我还很担心孩子的安全。花了这么大的力气生下这个孩子，还一眼都没有看到呢！这几天他和我一直是分开的，不过这样我也放心一点，免得他被我传染。 初二那天，新生儿科的医生说，孩子的身体状况不错，要求他出院。可是没有人去接：家里三个人都被限制出行，其他家人都不在武汉，也不敢让他们现在来武汉。我老公问了很多朋友，都在“封城”之前返乡过年了。 我们只好和新生儿科沟通，他们原本不同意，但后来考虑到我们的特殊情况，说孩子可以继续留在那里，但是不排除有感染的风险。我老公发了一段声明过去，表示后续孩子出现什么变化，我们自行承担后果。 初三，产科的主治医生过来看了我的刀口，还给我通乳，吸奶器也让我的身体得到了舒缓。另一个好消息是，我的宝宝在初二做了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他没有被感染。我一下子有信心多了。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产科，一个健康的新生儿出生了。（图片来源：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微信公众号） 现在，我最需要的是休息，我同房间的两个病人一个高烧，另一个老人病得很重，他们也需要休息。这两天我也只是跟家人简单报了个平安，我们都要保存体力活着。 我活下去的信念就是要跟家人团圆、要照顾我的孩子。之前我们已经给孩子取好了名字，但是现在要重想了，因为当时是按照鼠宝宝来取的。现在很多武汉的孕妇都想给孩子取个保佑的意思，我们也想，碰到这种事情，肯定希望有保佑的意思，希望他健健康康成长。对了，这两天武汉出太阳了，希望我们的身体跟这暖阳一样明媚。
对刘露露来说，眼下正在经历的是一个万万想不到的“月子”。
作为一个准妈妈，她曾无数次想过应该怎样坐月子。那是女人“元气大伤的时候”，需要很多营养。但是现在，生下儿子后，她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只能待在隔离病房里，吃医院送来的盒饭。
因为家人被隔离在家，电动吸奶器无法送去医院，涨奶后，她的身体更加不适。更糟糕的是，其余亲朋无一在武汉，她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她把刚出生的孩子从医院接走的人。
2020年的除夕夜，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产科的手术室里，一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高度疑似患者成功生下一名婴儿。
医护人员身穿白色防护服进行手术的画面被媒体传到网上，因纪录片《生门》被大众熟知的产科主任李家福戴着口罩说，自从1月2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肺炎疫情定点医院信息后，截至当时，他们陆续在七位发热的孕产妇中排查出了两位高度疑似患者。
大年初一的上午，作为两名高度疑似患者之一，刘露露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1月20日，怀孕37周的刘露露因为肝功能异常、心肌酶高转入中南医院，剖腹产生下一名男婴。术后第三天凌晨，本该在几个小时后出院的她出现发热症状，医生怀疑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将她隔离观察。
刘露露入院的时候，没有人把她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系在一起。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肺炎早期不一定发烧。当时大家的认识并没有现在充分，她没有发烧、乏力、咳嗽、腹泻，早期最主要的四大临床表现都没有。”随着对疫情的认知不断提高，结合与其他医生的业务交流，李家福认为，刘露露入院时检验指标的异常应该与新型冠状病毒有关。
刘露露成了中南医院产科第一例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与此同时，为她取样的助理护士长开始居家进行医学观察。刘露露对此并不知情，她不仅要打起精神和病毒对抗，还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些棘手的问题。
以下是刘露露的口述：
大年初一确诊
我的预产期在2月，正月十五的样子。去年12月，做常规产检的时候，谷丙转氨酶的值有一点点高，医生说不需要做特别处理。到1月19号，差不多快足月了，医生让我复查一下这个指标，结果就很吓人了——正常的值是0-40，但是我的值飙到了一千多，快两千，肝功能极度异常、心肌酶高，医生当即就让我住院了。
我并不是在中南医院建的档，而是在普仁医院，从我们家到那里走路只要15分钟。我一直规规矩矩地产检，自己从没有感觉到明显的不舒服，胎心也都很正常。后来产检医院的主任找我谈话，建议我转上级医院，先把孩子生下来，再做治疗。我们就转去中南医院的产科。
1月20号下午，我剖腹产生下一个男孩。手术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还算顺利。术后，我住进了三人病房。我的妈妈和婆婆从外地急急忙忙赶过来，准备照顾我和孩子。
起初我没有出现什么症状，正常地进行产后恢复。孩子一出生就被带到了新生儿科，我没见到。老公在监护室外拍了孩子的照片，拿给我看，我很开心，叫他把照片发到我的手机上，反复地看。
转折点在23号凌晨。因为开窗通风，我穿着衣服就钻进被窝了，睡了一会儿觉得很热，又把衣服脱掉，这个过程中可能有点着凉了，后来感觉鼻子也有点堵。老公出去帮我倒杯热水，路过护士站的时候，他借了个温度计，一测，38（摄氏）度多。
隔20分钟再测，还是那么高。
当天下午，我和老公被叫到病房外面，医生说我现在是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为了防止传染，要转去单人病房，重点观察。
下午4点钟，我查了CT，结果肺部已经有实变了。医生说，要取样做核酸检测。
取样的那天是除夕，武汉“封城”的第二天。老公透过病房的窗户向外看，街道上已经没什么人了。我们俩在病房里过了年。年夜饭是医院食堂买来的，他吃了一份盒饭，我不敢吃太油腻的东西，吃了稀饭和鸡蛋。
那天晚上我一直躺在床上打吊针，春晚也看不了，也没给家人拜年。
大年初一的上午，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我们很快就开始担心孩子。之前还没有那么担心，因为看到网上说这个病毒婴儿和儿童是不易感人群。但拿到确诊结果之后，我们拜托产科的医生转告新生儿科，希望能给孩子也做个核酸检测。
来之不易的床位
去年12月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新闻报出来的时候，老公就打电话跟我说了，他在学校工作，他们学校排查得很严，但是当时因为报道的情况并不严重，没想到会扩散得这么大。我一个孕妇，既没有乱吃东西，也不怎么跟外面的人接触，之前每天吃过晚饭我都会出去走动，总觉得这个东西好像离我比较远。
19号产检的时候，人们也没有大范围地戴口罩。20号住进中南医院产科的时候，有些医护人员也没有戴口罩，还穿着普通的白大褂。
直到22号，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医院给我们每个病房都发了口罩，而且仅允许一名家属陪同。到了23号，管理得更严格了，为了控制人员流动，医院把电梯间通往病房的门都关了。
我实在想不出自己是在哪里染上病毒的，现在也很难查证了。
确诊之后，病床非常紧张，李家福主任托人协调了好久，终于在中南医院本院的感染科给我找了一个床位。
产科在3号楼，感染科在6号楼。初一那天外面下着雨，很冷，我穿着隔离服，被裹得严严实实，护士长拉着我，老公在后面拿着东西，就这么往感染科走。我很感激，那天，护士长自己都在咳嗽。
很多人都在超负荷地工作。在产科隔离时，一个护士给我打针，打了三次都没有打进去，我感觉她都找不到我的血管了，也不知道是护目镜影响了她的视线，还是她太劳累了。
病床有限，条件也有限。同屋住了两位男士，而且没有帘子。产科的病房是有空调的，这里没有。但是，这样一个床位已经是来之不易了。
这些天我一直在打点滴，起初是剖腹产后收宫的点滴，现在是消炎的。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还没有特效药，只能对症用药。我两只手已经快没地方扎针了，手臂都有点僵直、水肿。
前几天，老公一直陪在我身边。转到感染科后，他不能再陪护了。从生产到现在，我都没有洗过澡，老公在的时候，还能帮我擦擦身体，现在实在不方便，既要小心手上的针头，也要小心剖腹产的伤口。我还跟老公说要把头发给剪了，因为头发已经（打）结了。他离开之后，我晚上不敢睡熟，怕呼吸不畅，怕半夜发烧，怕自己睡过去。
要保存体力活着
一切都太突然、太紧急了，大家都没有准备好，不管是个人、医院还是政府。
医院的物资非常紧缺，我老公听护士们说，感染科只能保证人均一个口罩，第二天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而整个产科，当时只有10套防护服。这些防护用品，肯定陆陆续续会补上来，但是有些病患有特殊的需要，就不一定顾得到。
我就是一个例子。我已经涨奶好几天了，孩子又不在旁边，急需一个电动吸奶器，前几天我用手动吸奶器，不好用，（乳房）都出血了。病房的老人，连上厕所的纸都快用完了，手机充电器也没有，送不进来。
还有牛奶，我现在坐月子，免疫能力很低，我老公说，按中医的话，现在就是元气大伤的时候， 而这个病毒就是考验人的免疫能力，我在这里抵抗病毒，需要营养。
其实家里准备了很多坐月子需要的东西，按照产科现在的惯例，住院三天就要出院，原本带到医院的物资也是够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会“封城”，不知道会停掉公共交通。这些措施都是临时采取的，我们哪知道不能够再补充东西进来呢？
大年初一晚上，我老公从医院回家，在路上拦的士，拦了五六辆都没有停，也许是因为他在医院附近，司机会害怕。他想找扫码支付的电瓶车，一直没有找到。后来走了大概两公里，终于拦到一辆的士，给他带回了家。
有的外卖也不送医院了。初一中午我点外卖，商家直接把订单取消了。我没有打电话问，这不很明显嘛，人家不做这个生意。
初二早上，社区工作人员到了我家，测了我老公、妈妈和婆婆的体温，发了口罩和消毒药，让他们把家里清洗一遍，并告诉他们，需要居家隔离14天。
那我需要的物资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他们可以派其他人送物资、接孩子吗？没有这个措施。有时候，不是疾病把我们逼得没办法了。
直到那天晚上，我还在四处找人帮忙买电动吸奶器，老公告诉我，产科那栋楼的超市应该就有卖，我找医生，医生说不能脱岗，我说给她转账，请她下班之后买了带来，反复沟通了几次。初三早上，我拿到了吸奶器，焦虑一下子减轻了，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医生说，是感染科的主任帮忙买的，我很感激。
我还很担心孩子的安全。花了这么大的力气生下这个孩子，还一眼都没有看到呢！这几天他和我一直是分开的，不过这样我也放心一点，免得他被我传染。
初二那天，新生儿科的医生说，孩子的身体状况不错，要求他出院。可是没有人去接：家里三个人都被限制出行，其他家人都不在武汉，也不敢让他们现在来武汉。我老公问了很多朋友，都在“封城”之前返乡过年了。
我们只好和新生儿科沟通，他们原本不同意，但后来考虑到我们的特殊情况，说孩子可以继续留在那里，但是不排除有感染的风险。我老公发了一段声明过去，表示后续孩子出现什么变化，我们自行承担后果。
初三，产科的主治医生过来看了我的刀口，还给我通乳，吸奶器也让我的身体得到了舒缓。另一个好消息是，我的宝宝在初二做了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他没有被感染。我一下子有信心多了。
现在，我最需要的是休息，我同房间的两个病人一个高烧，另一个老人病得很重，他们也需要休息。这两天我也只是跟家人简单报了个平安，我们都要保存体力活着。
我活下去的信念就是要跟家人团圆、要照顾我的孩子。之前我们已经给孩子取好了名字，但是现在要重想了，因为当时是按照鼠宝宝来取的。现在很多武汉的孕妇都想给孩子取个保佑的意思，我们也想，碰到这种事情，肯定希望有保佑的意思，希望他健健康康成长。对了，这两天武汉出太阳了，希望我们的身体跟这暖阳一样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