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疫情控制对中共来说是一次考验， 照出了政府的实际执政管理水平。（AP）
从疫情爆发至今超过一个月，中国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已超过4万人，疑似病例也大幅超过2万，即使这样的数据早已远超非典数据，专家警示疫情拐点到来仍然言之尚早。在这场不知何年何月能够结束的“战役”中，面对国内各区纷纷告急的医疗物资，汹汹而来的社会情绪对立，在一派“兵荒马乱”的场景里，中央政府无疑需要更加清醒的定力进行更科学的管理。
什么是更科学的管理？这似乎是要求政府提供更加技术化地治理方式来为当前情绪化的局 面注入理性力量与解决问题更加合乎规则的方法，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骨牌”效应、次生 效应的发生。近日，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两起“抢口罩”事件更是为中国政府敲响了科学管 理的警钟。
2月6日，网上爆出重庆市向云南省厂商紧急采购的一批口罩，半路被大理市官方拦截征用 。重庆事后发文向大理讨要未果。不但如此，大理不仅抢走重庆紧急采购的口罩，甚至连 疫情重灾区湖北省黄石市向云南厂商采购的口罩，也被大理扣住“检查”，迫使已经封城 的黄石市4日发函给大理请求放行。大理官方的“截胡”引发社会广泛热议，官媒、民众纷 纷讨伐大理“欠理”，讽刺见长的网络大V“六神磊磊”称“事理情理法理比不上一个大理 ”，更有网民直言大理官方行径透露其野蛮的“土匪”思维。遗憾的是，这样的“流氓行 径”并不是孤例，继大理截留重庆、黄石口罩后，又出现青岛与沈阳互相扣留对方口罩等 医疗物资的荒唐事件。
不仅是抢口罩，武汉以及周围疫情严重的市县也出现患者抢床位，抢肺炎核酸测试剂的问 题。放大到全国，抢口罩、抢酒精......人心惶惶的疫情期间，不仅是平民百姓“坐不住 ”，连官方都开始不顾规则，不讲情理。这固然反映了中国当下医疗物资极度紧缺的现实。更关键的问题是，这暴露了中国政府在重大突发应急事件上的管理混乱与规则无彰。而 四川在此期间提出的“医疗物资有限，分级分类管理”则相对就是一个较为科学的管理手 段。
而事实上，所谓的科学管理恐怕不仅仅应局限在口罩等医疗物资的管理上，还有对舆论的 管理更应该讲究科学。近日，因李文亮之死引发的巨大社会情绪就应该足以给中国政府带来反思。正如舆论所追问的那样，在疫情初期官方有没有压制言论，而在舆情鼎沸之时，官方是否有意以反复的“好人好事”、“感动中国”来消解滔滔民意。
这就需要管理者找到“紧”与“松”之间的平衡点。要达到这样的要求，一定是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难，否则中国历史上也不会反复上演“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但也正是因为有难度，才有为之努力的必要，这不仅关乎抗击疫情战役的输赢，更关乎前两个阶段里中国 民众对于中共与中国政府有所折损的信任度的修复。
当下的疫情控制对中共来说是一次考验， 照出了政府的实际执政管理水平。（AP）
从疫情爆发至今超过一个月，中国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已超过4万人，疑似病例也大幅超过2万，即使这样的数据早已远超非典数据，专家警示疫情拐点到来仍然言之尚早。在这场不知何年何月能够结束的“战役”中，面对国内各区纷纷告急的医疗物资，汹汹而来的社会情绪对立，在一派“兵荒马乱”的场景里，中央政府无疑需要更加清醒的定力进行更科学的管理。
什么是更科学的管理？这似乎是要求政府提供更加技术化地治理方式来为当前情绪化的局 面注入理性力量与解决问题更加合乎规则的方法，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骨牌”效应、次生 效应的发生。近日，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两起“抢口罩”事件更是为中国政府敲响了科学管 理的警钟。
2月6日，网上爆出重庆市向云南省厂商紧急采购的一批口罩，半路被大理市官方拦截征用 。重庆事后发文向大理讨要未果。不但如此，大理不仅抢走重庆紧急采购的口罩，甚至连 疫情重灾区湖北省黄石市向云南厂商采购的口罩，也被大理扣住“检查”，迫使已经封城 的黄石市4日发函给大理请求放行。大理官方的“截胡”引发社会广泛热议，官媒、民众纷 纷讨伐大理“欠理”，讽刺见长的网络大V“六神磊磊”称“事理情理法理比不上一个大理 ”，更有网民直言大理官方行径透露其野蛮的“土匪”思维。遗憾的是，这样的“流氓行 径”并不是孤例，继大理截留重庆、黄石口罩后，又出现青岛与沈阳互相扣留对方口罩等 医疗物资的荒唐事件。
不仅是抢口罩，武汉以及周围疫情严重的市县也出现患者抢床位，抢肺炎核酸测试剂的问 题。放大到全国，抢口罩、抢酒精......人心惶惶的疫情期间，不仅是平民百姓“坐不住 ”，连官方都开始不顾规则，不讲情理。这固然反映了中国当下医疗物资极度紧缺的现实。更关键的问题是，这暴露了中国政府在重大突发应急事件上的管理混乱与规则无彰。而 四川在此期间提出的“医疗物资有限，分级分类管理”则相对就是一个较为科学的管理手 段。
而事实上，所谓的科学管理恐怕不仅仅应局限在口罩等医疗物资的管理上，还有对舆论的 管理更应该讲究科学。近日，因李文亮之死引发的巨大社会情绪就应该足以给中国政府带来反思。正如舆论所追问的那样，在疫情初期官方有没有压制言论，而在舆情鼎沸之时，官方是否有意以反复的“好人好事”、“感动中国”来消解滔滔民意。
这就需要管理者找到“紧”与“松”之间的平衡点。要达到这样的要求，一定是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难，否则中国历史上也不会反复上演“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但也正是因为有难度，才有为之努力的必要，这不仅关乎抗击疫情战役的输赢，更关乎前两个阶段里中国 民众对于中共与中国政府有所折损的信任度的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