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周末，是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后的周年祭日。或许因为万圣节前上海人民的变装狂欢和当局的针对性控制，李克强的周年祭似乎被公众遗忘了。
当然，中国官方并未遗忘，反而采取了几乎所有措施严防他的周年祭日演变为可能的大规模纪念和抗议，其中也包括刻意的压制所有相关纪念消息，似乎有意抹去李克强的痕迹。在10月26-27日的周末，官方没有发布任何公开的纪念文字，在社交媒体上自发出现的少数文章也被严格限制转发。
同样在这个纪念日前后，在北京和上海的多家高校，教职工被要求全员上岗，严防校园任何异动。北京以长安街和北三环为重点，全线戒备，到处都是较平时多几倍的警察、辅警和便衣，较每年6月3-4日天安门屠杀纪念日前后的安保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一位中共曾经的第二号领导人来说，身后第二年就遭受如此待遇，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起码在中国的儒家传统伦理看来，是为大不敬。然而，在政治伦理败坏之外，李克强的悲剧毋宁代表著中国改革的悲剧，他的总理生涯、去世和身后都更像是这场悲剧性改革事业的一个牺牲。
以他的政治生涯来论，作为文革后“新三届”法律专业北大学生和随后的北大团委书记，李克强有著完整的从法学本科到经济学博士的教育背景，先后师从龚祥瑞和厉以宁，堪称文革后新三届大学生的精英。可以说，他从上北大开始就进入了胡耀邦主导的“团系”的培养管道，代表了邓小平时代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选拔方向，甚至也和胡锦涛等人一并列入中共最高领导人候选人。
李克强非常窝囊地离开人世
然而，2012年中共政治发生了转变，李克强被迫充当一位文革时期“工农兵学员”总书记的副手，无论他的十年总理任期内如何郁郁寡欢，至少，在党内，他不仅无力坚持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路线，无力阻止中共干部体系的蜕变，也无力捍卫中共的集体领导体制而被一人僭取，眼看著中共的改革开放一步步走向终结。而他个人，连同整个改开以来唯一的内部新生派系——整个团派的政治力量，如同中共的二十大上胡锦涛被架出会场，也随著改革路线的终结而提前结束了，而非常窝囊地离开人世。
因为干部竞争，某种意义上消耗著中共内部最多的资源，是中共体制的核心，既是中共革命成功的所在，即列宁主义的革命干部路线，也是中共1979年有限改革开始以来最重要的改革，更是所谓前后三十年最不一致的地方，同时还是阻碍中共开放党内竞争、开放党禁、拥抱民主转型的关键。
中国处于晚清帝王专制下的混乱
如果说李克强的最后十年所代表的改革路线的专业干部与红色贵族的共治，也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终结时刻的过渡，这一切都在李克强去世后就结束了，中共仿佛回到了一个既非毛时代、又非邓时代而更接近晚清帝王专制下的混乱。
这当然是邓小平有限改革路线自身所包含的内在瓶颈，而在李克强和他的团派同事的身上，我们同样能看到这种局限。这种局限一次次地在胡耀邦的命运、1989年对学运的暧昧、胡锦涛时代的保守和维稳等等关键时刻、关键政策、对关键政治力量的支持或拒绝的选择上体现出来，一次次错过和拒绝拥抱民主转型的机会，最终走向了今天中国之命运，也注定了李克强身后的命运——无法作为一个改革的活化石、前后三十年不一致的见证者，在反改革的时代里继续生存下去。
当他选择了与一个拒绝开放党内、党际竞争的竞争对手共治的开始，他的政治生命和肉体就都选择了死亡。他的悲剧正是中国改革的悲剧，一个选择经济改革而在政治改革面前踟蹰不前的悲剧性路线，最终葬送了所有的改革者。这或许就是李克强的周年祭日里，人们无限惋惜却难以再说甚么的原因吧。
上一个周末，是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后的周年祭日。或许因为万圣节前上海人民的变装狂欢和当局的针对性控制，李克强的周年祭似乎被公众遗忘了。
当然，中国官方并未遗忘，反而采取了几乎所有措施严防他的周年祭日演变为可能的大规模纪念和抗议，其中也包括刻意的压制所有相关纪念消息，似乎有意抹去李克强的痕迹。在10月26-27日的周末，官方没有发布任何公开的纪念文字，在社交媒体上自发出现的少数文章也被严格限制转发。
同样在这个纪念日前后，在北京和上海的多家高校，教职工被要求全员上岗，严防校园任何异动。北京以长安街和北三环为重点，全线戒备，到处都是较平时多几倍的警察、辅警和便衣，较每年6月3-4日天安门屠杀纪念日前后的安保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一位中共曾经的第二号领导人来说，身后第二年就遭受如此待遇，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起码在中国的儒家传统伦理看来，是为大不敬。然而，在政治伦理败坏之外，李克强的悲剧毋宁代表著中国改革的悲剧，他的总理生涯、去世和身后都更像是这场悲剧性改革事业的一个牺牲。
以他的政治生涯来论，作为文革后“新三届”法律专业北大学生和随后的北大团委书记，李克强有著完整的从法学本科到经济学博士的教育背景，先后师从龚祥瑞和厉以宁，堪称文革后新三届大学生的精英。可以说，他从上北大开始就进入了胡耀邦主导的“团系”的培养管道，代表了邓小平时代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选拔方向，甚至也和胡锦涛等人一并列入中共最高领导人候选人。
李克强非常窝囊地离开人世
然而，2012年中共政治发生了转变，李克强被迫充当一位文革时期“工农兵学员”总书记的副手，无论他的十年总理任期内如何郁郁寡欢，至少，在党内，他不仅无力坚持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路线，无力阻止中共干部体系的蜕变，也无力捍卫中共的集体领导体制而被一人僭取，眼看著中共的改革开放一步步走向终结。而他个人，连同整个改开以来唯一的内部新生派系——整个团派的政治力量，如同中共的二十大上胡锦涛被架出会场，也随著改革路线的终结而提前结束了，而非常窝囊地离开人世。
因为干部竞争，某种意义上消耗著中共内部最多的资源，是中共体制的核心，既是中共革命成功的所在，即列宁主义的革命干部路线，也是中共1979年有限改革开始以来最重要的改革，更是所谓前后三十年最不一致的地方，同时还是阻碍中共开放党内竞争、开放党禁、拥抱民主转型的关键。
中国处于晚清帝王专制下的混乱
如果说李克强的最后十年所代表的改革路线的专业干部与红色贵族的共治，也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终结时刻的过渡，这一切都在李克强去世后就结束了，中共仿佛回到了一个既非毛时代、又非邓时代而更接近晚清帝王专制下的混乱。
这当然是邓小平有限改革路线自身所包含的内在瓶颈，而在李克强和他的团派同事的身上，我们同样能看到这种局限。这种局限一次次地在胡耀邦的命运、1989年对学运的暧昧、胡锦涛时代的保守和维稳等等关键时刻、关键政策、对关键政治力量的支持或拒绝的选择上体现出来，一次次错过和拒绝拥抱民主转型的机会，最终走向了今天中国之命运，也注定了李克强身后的命运——无法作为一个改革的活化石、前后三十年不一致的见证者，在反改革的时代里继续生存下去。
当他选择了与一个拒绝开放党内、党际竞争的竞争对手共治的开始，他的政治生命和肉体就都选择了死亡。他的悲剧正是中国改革的悲剧，一个选择经济改革而在政治改革面前踟蹰不前的悲剧性路线，最终葬送了所有的改革者。这或许就是李克强的周年祭日里，人们无限惋惜却难以再说甚么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