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正面临舆论战上的两难选择，他想告诉世界，“你们错怪我了，西媒在污蔑我”；同时又不愿意在舆论战上纠缠。中国领导者认为，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他们更需要高举全球化的大旗，而非被“战狼式宣传”困住，继续与特朗普（Donald Trump）进行“泼妇式”撕斗。
“战狼式外交官”赵立坚已经多日未再发声批判美国。图为2月24日，同为外交部发言人的新闻司司长华春莹（左）介绍新任发言人赵立坚。
中美两强之前的舆论博弈随着疫情的蔓延日趋激烈。尽管在中美两国首脑的“调停”沟通下，3月一度受到关注的中国外交官赵立坚与美国白宫官员“起源论”稍有停息，但是在观察人士眼中，中美的舆论战难以在短期内的“鸣金收兵”。
4月7日，在中国社交网络上，一则题为“加拿大视频博主抨击西方媒体惯用反华伎俩”的视频得到广泛传播。该视频的制作者指出，在他看来，西方媒体最擅长使用的报道方式，是对某些特定词语进行曲解，使用看似中立、国际化的文字，通过区区几个词语的改动对读者造成潜意识的负面影响，从而达到“污蔑中国”的传播效果。
该视频列举了一些词汇，比如“免职”——“清洗”，“因腐败被定罪”——“输掉权力斗争”，“强化法制”——“集中权力”，“贷款”——“制造债务陷阱”，“和平崛起”——“沉迷维稳”，“表扬中国”——“迎合中国”，“中国媒体报道称”——“中国媒体宣传称”，“隔离”——“封锁”，“征用医院”——“强占医院”，“爱国”——“被洗脑”。
同时，也有中国官方账号在宣传另一则新闻，引用美籍意大利作家马意骏的“研究”，认为西方媒体“拼凑涉华负面新闻只需两招”——“第一招：夸大负面，忽略正面。抓住你做错的小事不放，而故意忽视你做对的大事。即使那件小事是几个星期之前的，他们还会用那件小事做标题。第二招：深埋真相、掩藏重点。他们在标题中先进行指控，然后在文章不起眼的地方，轻描淡写地说指控不实。就是这样，涉华负面新闻、假新闻泛滥，真假难辨。”
以上的信息揭示出两种可能性，中国政府对于其宣传部门在舆论战中的“左支右拙”感到不满，试图告诉世界“真相”，中国的抗击疫情的努力是怎样被西媒扭曲的；同时北京不想在这个时候继续在舆论问题上纠缠，他们希望摆脱“沼泽”。
相比中国强大的国力，中共官员的宣传手段，即使相比俄罗斯和中东国家，也显得落后。例如俄罗斯的“Russia Today”（“今日俄罗斯”）和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都在以西方媒体为主流的舆论世界中有一席之地。
相比之下，中国因为“网络长城”的设立，普通民众无法参与到国际舆论场的讨论中。官员则是痴迷于“删帖和谐”而不精进宣传本领，仍然依靠七十年前毛泽东文集中留下的宣传经验应对现代化的西方传媒集团。
基于对于中共政权安全，中国国家安全的担忧——一旦推到互联网防火墙是否会影响到“政治安全”、以及中共官员能力的不自信，短期内中国的舆论管理现状不会改变。没有外部压力，内部又形成“安全区”，因此短期内中国的宣传仍然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尽管世界正在发生巨变。
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舆论局面，中国政府想告诉世界，“你们错怪我了，西媒在污蔑我”，同时又不愿意在舆论战上纠缠。中国领导者也认为，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他们更需要高举全球化的大旗。
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减低对抗的调门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战狼式外交官”赵立坚已经多日未再发声批判美国，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开始在《纽约时报》上刊文呼吁中美合作，甚至有中国传媒工作者透露，中国宣传体系已经发布指令，要求宣传不要继续批判美国。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某个阶段让“战狼外交官”出面直接与美国人“械斗”，某个阶段开始主动放低调门，这种“预期管理”的宣传方法，可能是他们与特朗普打交道过程中学到的不多本领中的一项。相比之下，继续高举“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避免西方社会因为此次疫情排斥华裔情绪的发酵，可能才是另一场更重要的舆论战。
中国政府正面临舆论战上的两难选择，他想告诉世界，“你们错怪我了，西媒在污蔑我”；同时又不愿意在舆论战上纠缠。中国领导者认为，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他们更需要高举全球化的大旗，而非被“战狼式宣传”困住，继续与特朗普（Donald Trump）进行“泼妇式”撕斗。
“战狼式外交官”赵立坚已经多日未再发声批判美国。图为2月24日，同为外交部发言人的新闻司司长华春莹（左）介绍新任发言人赵立坚。
中美两强之前的舆论博弈随着疫情的蔓延日趋激烈。尽管在中美两国首脑的“调停”沟通下，3月一度受到关注的中国外交官赵立坚与美国白宫官员“起源论”稍有停息，但是在观察人士眼中，中美的舆论战难以在短期内的“鸣金收兵”。
4月7日，在中国社交网络上，一则题为“加拿大视频博主抨击西方媒体惯用反华伎俩”的视频得到广泛传播。该视频的制作者指出，在他看来，西方媒体最擅长使用的报道方式，是对某些特定词语进行曲解，使用看似中立、国际化的文字，通过区区几个词语的改动对读者造成潜意识的负面影响，从而达到“污蔑中国”的传播效果。
该视频列举了一些词汇，比如“免职”——“清洗”，“因腐败被定罪”——“输掉权力斗争”，“强化法制”——“集中权力”，“贷款”——“制造债务陷阱”，“和平崛起”——“沉迷维稳”，“表扬中国”——“迎合中国”，“中国媒体报道称”——“中国媒体宣传称”，“隔离”——“封锁”，“征用医院”——“强占医院”，“爱国”——“被洗脑”。
同时，也有中国官方账号在宣传另一则新闻，引用美籍意大利作家马意骏的“研究”，认为西方媒体“拼凑涉华负面新闻只需两招”——“第一招：夸大负面，忽略正面。抓住你做错的小事不放，而故意忽视你做对的大事。即使那件小事是几个星期之前的，他们还会用那件小事做标题。第二招：深埋真相、掩藏重点。他们在标题中先进行指控，然后在文章不起眼的地方，轻描淡写地说指控不实。就是这样，涉华负面新闻、假新闻泛滥，真假难辨。”
以上的信息揭示出两种可能性，中国政府对于其宣传部门在舆论战中的“左支右拙”感到不满，试图告诉世界“真相”，中国的抗击疫情的努力是怎样被西媒扭曲的；同时北京不想在这个时候继续在舆论问题上纠缠，他们希望摆脱“沼泽”。
相比中国强大的国力，中共官员的宣传手段，即使相比俄罗斯和中东国家，也显得落后。例如俄罗斯的“Russia Today”（“今日俄罗斯”）和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都在以西方媒体为主流的舆论世界中有一席之地。
相比之下，中国因为“网络长城”的设立，普通民众无法参与到国际舆论场的讨论中。官员则是痴迷于“删帖和谐”而不精进宣传本领，仍然依靠七十年前毛泽东文集中留下的宣传经验应对现代化的西方传媒集团。
基于对于中共政权安全，中国国家安全的担忧——一旦推到互联网防火墙是否会影响到“政治安全”、以及中共官员能力的不自信，短期内中国的舆论管理现状不会改变。没有外部压力，内部又形成“安全区”，因此短期内中国的宣传仍然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尽管世界正在发生巨变。
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舆论局面，中国政府想告诉世界，“你们错怪我了，西媒在污蔑我”，同时又不愿意在舆论战上纠缠。中国领导者也认为，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他们更需要高举全球化的大旗。
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减低对抗的调门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战狼式外交官”赵立坚已经多日未再发声批判美国，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开始在《纽约时报》上刊文呼吁中美合作，甚至有中国传媒工作者透露，中国宣传体系已经发布指令，要求宣传不要继续批判美国。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某个阶段让“战狼外交官”出面直接与美国人“械斗”，某个阶段开始主动放低调门，这种“预期管理”的宣传方法，可能是他们与特朗普打交道过程中学到的不多本领中的一项。相比之下，继续高举“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避免西方社会因为此次疫情排斥华裔情绪的发酵，可能才是另一场更重要的舆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