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我和中国政府共同抚养了我的美国孩子

前几年，当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时，我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一名美国女子的T恤上写着“我拒绝与政府共同抚养子女”——这是对学校口罩佩戴要求的回应，许多人认为这是政府的越权之举。我不禁失声大笑：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孩子就是与中国政府共同抚养的。

2006年，我在时尚界的事业让我和丈夫来到上海，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16年，并组建了家庭。在中国，政府的抚养参与从孩子未出生时就已经开始。根据现已放宽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公民的生育数量是要受到限制的。由于重男轻女的堕胎传统，除非有医学上的必要，中国法律仍然禁止对未出生婴儿的性别进行鉴定。

作为外国人，我们不受这些法规的约束。但我不得不接受的是，我越来越大的肚子已经成为集体财产，会得到不请自来的抚摸和路人的评价（“这是个男孩。我看得出来！”），餐馆都拒绝为我提供冷饮。中国人认为简单的热水也具有药用价值，这源于卫生方面的考虑，以及热水能调和阴阳的信念。每次点冰拿铁，我都害怕被唠叨，尽管通常服务员都会给我温暖的微笑。

2008年和2010年，我们在上海先后迎来了两个健康的女儿，并面临着所有在华外籍家长都要面临的选择：是去读昂贵的国际学校，还是去政府监管且沉浸在中国文化和价值观中的本地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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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权衡了中国学校的利（我们的女儿能学到流利的普通话，也有希望具备开阔的世界观）与弊（暴露于中共的政治宣传，以及作为外国人在中国学生中可能遇到社交孤立）。我们决定冒险一试。

政府这个严厉的共同抚养人很快就让人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女儿们所在的中国幼儿园凡事都要说教家长，包括女儿们应该睡多少小时，吃什么饭菜，以及她们的最佳体重应该是多少。每天早晨，孩子们要列队做体操，在升旗仪式上高唱国歌。为了促进空气流通，防止通过空气传染的疾病，教室的窗户通常是开着的，即使在冬天，孩子们都得穿着外套上课。

有时我们觉得孩子就像仅晚上和周末借宿在家，每个工作日都要被送回学校一样。

随着时间推移，好处开始显现。上了越来越多关于中华民族同心协力的道德、历史和文化课程后，我们的女儿回到家里也会讨论自律、正直和尊重长辈的话题。学校灌输了牢固的刻苦精神和对优秀成绩的全力以赴，我和丈夫不再需要敦促她们写作业；让老师和同学失望的羞耻感足以点燃她们的斗志。

美式教育盛行以学生为中心，强调的是孩子的需求，以及什么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激发他们的独立思考。中国强调的重点则在于，只要你听老师的话努力学习，就能取得成功。为了弘扬中国文化，并提供替代西方影响的选择，政府资助的活动总会包含民乐表演、传统戏剧等等。有时候，女儿们会复述政治宣传内容，或是担心赶不上同学的成绩，因为我们没有早点教她们数学而感到担心。最后，我们这种要求不高的美国家庭文化帮助了她们保持平衡。

在中国抚养孩子也有其他好处，比如严格的审查制度让互联网对孩子更友好，国家还对未成年人玩网游的小时数进行了限制。讽刺的是，对国家管控严格的共产党带来了另一种自由：犯罪和人身安全方面的担忧基本不存在，女儿们从11岁起就可以在一座约2600万人口的城市不用大人陪同乘坐地铁。随处可见警察维持秩序的身影，不过他们态度温和（大部分没有持械）；街道和每个街角的绿地都很整洁，公民的自豪感也是显而易见的。

疫情让这种体制出现了裂缝。去年3月下旬开始，上海经历了严厉的新冠封锁，导致我们被关在家中长达两个月，有时得依赖政府的食物配给。我们做出了离开中国的艰难决定，因为在过去近三年的时间里，主要由于中国的疫情限制，我们无法见到家人。去年6月，我们搬到了华盛顿特区。

在某些方面，回国带给我们的文化冲击比刚到中国时更强烈。我们回到了一个分裂的美国，许多人都认为政府不能插手民众的生活。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做两个女儿的家长，她们正处于初中和高中阶段。坚强、开明、独立，她们在这里茁壮成长，但也有很多东西需要适应。最近，她们在学校第一次接受实弹射击训练，我们也得改变认知，以一种我们在上海从不需要的方式保持警惕。在这样的时刻，我发现自己想念那个中国的共同抚养人。

美国的评论人士对中共的批判不绝于耳，其中很多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一家在中国的经历让我们懂得，深入了解一个对日常问题有不同答案的文化，会改变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往看似非黑即白的做法有了更复杂的维度。

作为在中国的美国家长，我学会了欣赏强烈的共同价值观和民族团结意识。齐家如治国，是一门不完美的艺术。必须确立优先事项，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眼下正是我们相互学习，在街道、国家和世界之间架起新桥梁的关键时刻。对于美国政府这个共同抚养人，对共同利益的关注是我所寻求的基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