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树德(Paul U. Unschuld):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们无法从外部去揣测一个政府的真正动机。在德国，药物的审批，并不一定单纯地从科学依据出发，疫情期间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一点，其实长期层面也是如此。药物、疗法的审批需要考虑历史、民众习俗、经济等诸多因素。德国医学家维尔绍(Rudolf Virchow)19世纪创立了细胞病理学，由此奠定了西方现代生理医学的根基。每一个人都见到了现代医学的巨大成就，但是依然会有很大一部分民众相信现代医学之外的疗法也有疗效。他们会相信欧洲的古代疗法，还有所谓的顺势疗法等等，当然也有传统中医。政府则必须在众多疗法中有所区分，在审批问题上仔细掂量：它有怎样的疗效？又有哪些可能的毒副作用？也就是说，是否审批一种药物或者一种疗法，并不是百分百根据科学依据来做出决定，甚至有时都不以科学作为主要依据。
以连花清瘟为代表的中药，到底能不能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作用？就这个话题，德国之声专访了德国夏里特医学院的中医史学家文树德教授。
上海的一处药房
德国之声：近期，围绕连花清瘟这款中成药到底能在新冠疫情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在中国社交网站上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您在几天前接受德国之声电视专访时也提到，连花清瘟的主要作用还是缓解症状而非清除病毒。而且连花清瘟的药效也并没有经历盲法试验等现代医学手段的验证。但是为什麽这种药物在疫情之中被广泛使用，而且明显得到了中国官方层面的支持？
文树德(Paul U. Unschuld):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们无法从外部去揣测一个政府的真正动机。在德国，药物的审批，并不一定单纯地从科学依据出发，疫情期间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一点，其实长期层面也是如此。药物、疗法的审批需要考虑历史、民众习俗、经济等诸多因素。德国医学家维尔绍(Rudolf Virchow)19世纪创立了细胞病理学，由此奠定了西方现代生理医学的根基。每一个人都见到了现代医学的巨大成就，但是依然会有很大一部分民众相信现代医学之外的疗法也有疗效。他们会相信欧洲的古代疗法，还有所谓的顺势疗法等等，当然也有传统中医。政府则必须在众多疗法中有所区分，在审批问题上仔细掂量：它有怎样的疗效？又有哪些可能的毒副作用？也就是说，是否审批一种药物或者一种疗法，并不是百分百根据科学依据来做出决定，甚至有时都不以科学作为主要依据。
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连花清瘟就在方舱医院内广泛运用于轻症患者
中国也面臨同样的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觉得必须努力改变在医学、科技领域落后西方的局面，他们吸收西方的医学、科技，并且将自己的传统医学打入冷宫，鲁迅、巴金以及其他革命派人士都向人们传递了传统中医的负面形象。不断有人要求彻底禁绝中医，因为中医缺乏科学依据。当然，政治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1954年再次出现了这样的呼声，这时毛泽东很正确地提出，应该将中医药视作宝藏。但是这一宝藏首先要拿出来让人们看到。现在中国也贯彻了这一路线。许多药材已经因无效、有毒而被淘汰，但是两千多年的中医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前些年我在翻译《本草纲目》时，就注意到有很多药材确实已经不适用于今天，但是也看到许多极其宝贵的经验，应当让更多的人去瞭解。每一种中草药都含有对人体有效的化学成分，而且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已经能总结出哪些药物的哪些疗效会反复出现。也就是说，其疗效是能得到可靠的预测的。现在我们面对SARS或者新冠疫情，那麽据我所知，就会有许多中医专家感到自己有责任根据中医的历史实践经验，来提出相应的利用中医宝藏的建议。许多建议也传递到了政府部门，其中就包括了连花清瘟。这种药物含有连翘、大黄、藿香等13种药材，许多都已经在历史实践中被证明能够"清热"。所以中国政府部门的最新版新冠治疗方案中已经把连花清瘟列入了医学观察期药物。盡管其疗效还没有最终定论，但却有可能获得正式的批准。我们当然无法揣摩中国政府的动机，但是他们很有可能是注意到其有效成分是"清热"的，因此列入医学观察期。目前，不论是中药还是西药，都还没有足够可靠的能够杀死这种病毒的药物。但是缓解发烧、咳嗽、呼吸窘迫等症状的药物还是有的，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好有关草药的经验。
德国之声：您强调了中药具有有效成分。可是我们看到，辉瑞以及默克公司各自研发的新冠特效药，也含有有效成分，这些药物都经历了符合现代医学標准的临床试验，都经历过双盲测试。可是像连花青瘟这样的中药却没有经历过双盲测试的考验，这也是当前争议的一大重点。
文树德: 不能这样进行对比。辉瑞等公司研发的新药，其有效成分是新的，并没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它们对人体的短期、长期影响事先是不清楚的。而连花清瘟的有效成分，已经经历了"历史实验室"的检验，获得了几百年的应用。如果你仔细读《本草纲目》，就会发现对每种有效成分都进行了"无毒"、"小毒"、"大毒"这样的副作用描述。另外，连翘、金银、藿香、甘草、大黄等有效成分，只要按照正常剂量服用，对人体还是无害的。当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些有效成分在分子层面上对人体有著哪些短期长期影响，毕竟那是上百种不同分子，我们还说不清这些分子在体内会发生具体怎样的反应。就像我刚才所说，很多药物的审批并不单纯也科学为依据，还要考虑民意压力，新冠疫苗也是走的紧急审批程序。我认为，只要是按照正常计量少许服用，并不会有太大风险。
德国之声：您是不是在暗示：中医并不一定要经历盲法试验等符合现代医学標准的临床试验审批程序？
文树德: 是否具有必要性，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一方面，我们面对这一历史宝藏，而且知道这个药物不会有太大的毒副作用。但是在德国，医保是强制每一个人缴纳的。假如这种药物进入了医生的处方，就相当于让全体医保缴纳者或者全体纳税人买单。这会是很大一笔钱，其疗效却相当有限，也许只是稍微减轻一点症状。即便是这样，也是有可能获得审批的，不过需要先进行一系列评估和研究，看看其对整个医疗体系的效用和成本。即便在中国，也是要考虑效费比的，不能单纯地根据历史经验。毕竟中医典籍里的某些成分现在已经被证明相当危险。因此，今天我们当然应该进行严谨的临床试验。药物不再仅仅影响个人，而是纳税人这一整体。即便是作为个人，有时也要考虑药物的价格因素。那麽作为政府，就有责任做出决定：推荐哪种药、不推荐哪种药。这也是为什麽连花清瘟还在医学观察期的原因。
德国之声：在中国以往的传染病疫情中，中医药曾经发挥过怎样的作用？
文树德: 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次瘟疫。我们需要区分现代中医和传统中医。现代中医是50年代之后的事情。以前有许多人用醋熏蒸，认为这能够驱走病魔。一直到SARS疫情期间还有人这麽干。从前人们并不知道病毒等病原学概念，只知道那是季节性的"湿气"，然后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去对付它。20世纪初中国东北发生鼠疫疫情时，这些传统中医的老办法根本就没发挥什麽作用，几百平方公裡的范圍内，尸体堆积如山，一直到伍连德出现，用了现代的流行病学、微生物学手段，才遏制了疫情。伍连德是马来西亚华人，当时那里是英国殖民地。他是去英国学习了微生物学，却由于种族歧视而无法在英国发展，于是到了中国，协助清廷去控制疫情。伍连德到了东北后，很快就控制住了疫情。所以说，传统中医并没有在当代抗击疫情时取得过什麽重大成就。
文树德教授(Paul U. Unschuld)是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的中医史学家，常年研究中医典籍以及中国历史、中国伦理学。他曾经翻译过《本草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