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经济，谁来买单？有专家认为，中国当局与地方政府之间可能会就如何分配各种调整成本发生冲突，这将成为未来两年最具争议的政治难题之一。
姚艾琳（Erin Yao，音译）想去学街舞和旅游，这些事情是她在中国疫情清零期间想做也做不到的。
然而，她并没有像许多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在中国取消清零限制措施后立即去追求这些目标，反而比在疫情期间更加节俭。疫情期间，她感觉自己不得不囤积一些基本日用品。
姚艾琳说，"我会问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积蓄来应对突发疾病。如果我失业了，在找到新工作之前，我是否有足够的钱维持生计？"
姚艾琳不愿意花钱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结果。许多人认为这种模式过于依赖对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工业的投资，而没有充分赋予消费者支配更多收入和支出的能力。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增长乏力给经济再平衡带来了焦虑。但是，将发展经济的动力转移到刺激家庭开销，这将在短期内带来更大的痛苦。
具体而言，提高家庭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意味着其他部门的份额下降，要么是企业--尤其是中国庞大的工业，要么是政府部门。
Fathom Consulting的中国经济学家奥茨（Juan Orts）说："它们的下降将使经济衰退不可避免。"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当局不愿付出的代价。"奥茨说，他认为中国正在走向"日本化"。所谓"日本化"是指1990年代开始日本经历了经济停滞的"失落的几十年"。
8月初，中国又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巨头碧桂园面临违约风险。该公司有2笔美元计价的债务8月8日逾期未支付利息。作为少数尚未出现违约的中国大型房企之一，碧桂园的“爆雷”是对本已脆弱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又一打击。在本次房地产危机中首先触礁的恒大集团则于8月17日依美国《破产法》，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恒大的负债高达3300亿美元。其在2021年底发生违约，导致中国各地出现大批未完工的烂尾楼。大多数分析师认为，未来几个月内，中国的房产价格和销量仍将进一步下滑。
社会安全网薄弱，谁敢消费？
从理论上讲，如果姚艾琳能找到一份月薪超过8,000元人民币（约1,097美元）的工作，她就可能消费更多。据就业网站Glassdoor的数据，这还不到美国图书编辑收入的五分之一。
但中国就业市场疲软，青年失业率超过21%，创历史新高。占城市新增就业岗位80%的私营部门，仍未从当局对科技和其它行业的监管打击中缓过劲来。
中国当局虽承诺增加信贷，但企业最终还是受制于脆弱的国内需求。
想让姚艾琳这样的年轻人消费的另一个办法是解决他们的不安全感。许多经济学家呼吁中国政府加强社会安全网，重新平衡经济发展。
在姚艾琳居住的北京，如果买了失业保险，累计缴费3至24个月，失业救济金每月最高可达2233元人民币，还不足以支付姚艾琳12平方米房间的租金。她的父母住在中国农村，很快就会到退休年龄，之后每人每年可领取最多1500元的微薄养老金。姚艾琳每月要花300元给父亲买药，相当于上一堂舞蹈课的费用。
"如果公共医疗保险能覆盖老年人更多的开支，我会更有安全感。"姚艾琳说。
她还说，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也让她对生育望而却步。中国的人口正在老龄化和萎缩，尤其是20-40岁年龄段的人口，而这个年龄段的人通常会达到一生中的消费高峰。
刺激消费，谁来支付成本？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政府各部门响应中共领导层重要会议的号召，宣布了数十项促进消费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汽车和家电补贴、延长餐馆营业时间以及促进旅游和娱乐活动。
然而，姚艾琳没有被说服，她更希望发放消费券。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已发放了消费券，但金额太小，在宏观层面上并没有成效。
企业同样对这些措施不感兴趣。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Jens Eskelund）说："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真正促进需求的措施。"他补充说，"这比支持供给方更为重要。"
45岁的王季柳（Wang Jiliu，音译）在海南岛经营一家餐饮企业，她说营业利润正在下降，部分原因是疫情发生后人们的收入没有多大改善。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她自己的消费习惯。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会控制自己的购物欲望。"王季柳说，"以前，我们经常出去吃饭和旅游，现在已经很少这样做了。"
经济学家提出的需求方措施包括：提供更好、更广泛的公共服务，提高社会福利，给予工人更多的合法议价权，或将国有企业的股票分给国民。
但谁来买单呢？企业的更多负担--例如提高福利--是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打击。剩下的就是正在应对公共债务危机的政府部门了。
地方政府虽然资金匮乏，但资产丰富。2021年，非金融国有企业的净资产达到76.6万亿元。卡内基中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佩蒂斯（Michael Pettis）估计，如果中国当局迫使地方政府将GDP的1-1.5%转移到家庭，中国就能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
"地方政府、企业和金融精英的财富和权力往往取决于对这些资产的控制。"他说，"中国当局与地方政府之间可能会就如何分配各种调整成本发生冲突。这将成为未来两年最具争议的政治难题之一。"
刺激经济，谁来买单？有专家认为，中国当局与地方政府之间可能会就如何分配各种调整成本发生冲突，这将成为未来两年最具争议的政治难题之一。
姚艾琳（Erin Yao，音译）想去学街舞和旅游，这些事情是她在中国疫情清零期间想做也做不到的。
然而，她并没有像许多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在中国取消清零限制措施后立即去追求这些目标，反而比在疫情期间更加节俭。疫情期间，她感觉自己不得不囤积一些基本日用品。
姚艾琳说，"我会问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积蓄来应对突发疾病。如果我失业了，在找到新工作之前，我是否有足够的钱维持生计？"
姚艾琳不愿意花钱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结果。许多人认为这种模式过于依赖对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工业的投资，而没有充分赋予消费者支配更多收入和支出的能力。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增长乏力给经济再平衡带来了焦虑。但是，将发展经济的动力转移到刺激家庭开销，这将在短期内带来更大的痛苦。
具体而言，提高家庭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意味着其他部门的份额下降，要么是企业--尤其是中国庞大的工业，要么是政府部门。
Fathom Consulting的中国经济学家奥茨（Juan Orts）说："它们的下降将使经济衰退不可避免。"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当局不愿付出的代价。"奥茨说，他认为中国正在走向"日本化"。所谓"日本化"是指1990年代开始日本经历了经济停滞的"失落的几十年"。
8月初，中国又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巨头碧桂园面临违约风险。该公司有2笔美元计价的债务8月8日逾期未支付利息。作为少数尚未出现违约的中国大型房企之一，碧桂园的“爆雷”是对本已脆弱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又一打击。在本次房地产危机中首先触礁的恒大集团则于8月17日依美国《破产法》，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恒大的负债高达3300亿美元。其在2021年底发生违约，导致中国各地出现大批未完工的烂尾楼。大多数分析师认为，未来几个月内，中国的房产价格和销量仍将进一步下滑。
社会安全网薄弱，谁敢消费？
从理论上讲，如果姚艾琳能找到一份月薪超过8,000元人民币（约1,097美元）的工作，她就可能消费更多。据就业网站Glassdoor的数据，这还不到美国图书编辑收入的五分之一。
但中国就业市场疲软，青年失业率超过21%，创历史新高。占城市新增就业岗位80%的私营部门，仍未从当局对科技和其它行业的监管打击中缓过劲来。
中国当局虽承诺增加信贷，但企业最终还是受制于脆弱的国内需求。
想让姚艾琳这样的年轻人消费的另一个办法是解决他们的不安全感。许多经济学家呼吁中国政府加强社会安全网，重新平衡经济发展。
在姚艾琳居住的北京，如果买了失业保险，累计缴费3至24个月，失业救济金每月最高可达2233元人民币，还不足以支付姚艾琳12平方米房间的租金。她的父母住在中国农村，很快就会到退休年龄，之后每人每年可领取最多1500元的微薄养老金。姚艾琳每月要花300元给父亲买药，相当于上一堂舞蹈课的费用。
"如果公共医疗保险能覆盖老年人更多的开支，我会更有安全感。"姚艾琳说。
她还说，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也让她对生育望而却步。中国的人口正在老龄化和萎缩，尤其是20-40岁年龄段的人口，而这个年龄段的人通常会达到一生中的消费高峰。
刺激消费，谁来支付成本？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政府各部门响应中共领导层重要会议的号召，宣布了数十项促进消费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汽车和家电补贴、延长餐馆营业时间以及促进旅游和娱乐活动。
然而，姚艾琳没有被说服，她更希望发放消费券。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已发放了消费券，但金额太小，在宏观层面上并没有成效。
企业同样对这些措施不感兴趣。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Jens Eskelund）说："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真正促进需求的措施。"他补充说，"这比支持供给方更为重要。"
45岁的王季柳（Wang Jiliu，音译）在海南岛经营一家餐饮企业，她说营业利润正在下降，部分原因是疫情发生后人们的收入没有多大改善。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她自己的消费习惯。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会控制自己的购物欲望。"王季柳说，"以前，我们经常出去吃饭和旅游，现在已经很少这样做了。"
经济学家提出的需求方措施包括：提供更好、更广泛的公共服务，提高社会福利，给予工人更多的合法议价权，或将国有企业的股票分给国民。
但谁来买单呢？企业的更多负担--例如提高福利--是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打击。剩下的就是正在应对公共债务危机的政府部门了。
地方政府虽然资金匮乏，但资产丰富。2021年，非金融国有企业的净资产达到76.6万亿元。卡内基中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佩蒂斯（Michael Pettis）估计，如果中国当局迫使地方政府将GDP的1-1.5%转移到家庭，中国就能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
"地方政府、企业和金融精英的财富和权力往往取决于对这些资产的控制。"他说，"中国当局与地方政府之间可能会就如何分配各种调整成本发生冲突。这将成为未来两年最具争议的政治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