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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The banality-of-evil)，作为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判断权利放弃的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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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如何成为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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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恶之罪往往出往往出自小人物之手" —— 汉娜·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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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单薄的个体怎能在社会环境的潮流里避免像希特曼一样迷失自己变成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呢？阿伦特认为，精神独处带来的良知是个体的道德明灯。精神独处是一种内省，一种理性选择的自我和道德良知的对话。在精神独处的对话里，小人物的理性自我也许会出于个人利益倾向于合作和沉默，但他的良心会看到这意味着成为纳粹种族屠杀的共犯。对习惯于精神独处的人来说，良知的陪伴是无法避免的，时刻提醒着他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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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高尔吉亚》警戒，受道德良心的拷问比与世界为敌更痛苦。因此，有精神独处习惯的人不易迷失自己而成为罪恶的帮凶；否则，他们面临良知的折磨——就像是余生必须和一个杀人犯共处。因此，阿伦特认为，给予个体精神独处的空间是防止纳粹党的残暴历史重新上演的重要方法。这一领悟正是战后德国高度强调个人的内省和个性，❗️警惕民族主义和集体至上思维的原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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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假思索地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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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是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驱赶到隔离区的警官；丙则是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只是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是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人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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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周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感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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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如果是站在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彻底的匿名，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是从自己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是从角色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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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仍有无数"不假思索"的梦游者在制度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这是一个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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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https://chinadigitaltimes DOT net/space/平庸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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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中国大地上发生’惨剧，或许已经被人渐渐淡忘；然而，这个世纪，历史又在重演(signs of history repeating itself)，。。。，3年新冠疫情’惨痛教训，白纸革命，当今中国沉闷憋屈’现状，难道还不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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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Noam Chomsky (born December 7, 1928) is an American professor and public intellectual known for his work in linguistics, political activism, and social criticism. Sometimes called "the father of modern linguistics",[a] Chomsky is also a major figure in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field of cognitiv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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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发生在苏州的日本母子被刺伤事件，相关网络舆论还在继续发酵。腾讯、网易等多个中国网络平台在周末先后发出公告，宣布打击挑动极端民族主义、炮制极端言论的行为。这些被政府高度控制的中国网络平台以往在发生类似事件时，并未表示过要控制网上言论，这一次又是出于什么原因作出这样的通告？
中国在一个月内先后发生两起针对外国人的伤人事件，似乎加剧了中国网络上有关民族主义的争论。在苏州事件中，为了救援受伤日本母子而被刺成重伤的校车女员工胡友平6月27日被宣告伤重不治后，有关言论似乎又掀起了高潮。
不少人在微博、知乎等社交媒体网站上，表达对胡友平的敬重和惋惜。但也有人在为案件中的肇事者叫好，认为他是民族英雄；甚至有人诋毁胡友平是日本特务，说她“帮助日本人，该死！”，或说“最好全日本沉岛，早日种族灭绝”。还有人不赞同事发后中国官方的表态，说其他国家也发生中国人受伤或被残害的事件，却从不会像中国政府这样大动干戈，要外交部出面。
少有的管控
就在这一波胜似一波的舆论争议中，腾讯、抖音、网易和百度等中国最主要的几个网络平台先后在6月29日、30日发出通告，批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煽动中日对立”、“破坏了平和友善的平台氛围”，并宣布将加大力度，进行排查处置。
外界注意到，近年来中国发生的多起有关民族主义的涉外事件中，这些网络平台鲜有发出通告，宣布要对极端民族主义言论进行控制。现居美国的前新浪微博内容审核员刘力朋观察到，这种整齐划一的发通告举动确实非常少见。他对本台记者分析说，“各平台同时执行，一定是来自主管部门的命令，一般会是网信办；来自其他更强力部门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国新办。”
但刘力朋认为，此举更可能还是网信办，“因为沟通比较直接；我想应该是一个很特殊、很正式的指令，而不是日常指令。”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在国内培育、推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上涨。但在苏州事件中，在政府控制下的网络平台却表示要出手控制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刘力朋认为，这种言论审查的目的就是为了“遮掩”，遮掩袭击事件的起因，即极端民族主义。
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起事件和六月早些时候发生在吉林的刺伤美国人事件都是“偶发事件”。但有民间舆论指出，这两起事件都有共同的根源，那就是中国社会越来越重的仇外情绪。
身居纽约的前《南方都市报》主编程益中对本台记者分析说，这次中国几大平台要管控民族主义言论，其实也是为了甩锅：“实际上就是在推卸责任。因为中国媒体的审核是全世界最严厉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跟中共有意放纵相关言论是息息相关的。”他提到了胡锡进、张维为等有官方背景的民族主义言论代表人物。
程益中说，要管控苏州事件中的相关言论也是为了化解危机，而这种危机可能是战略上的：“日本会向他们（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这个交涉我们是看不到的。这种交涉，这种国际舞台上的斗争可能很严酷。比如，日本很有可能利用这个事情，在防务上，在国际协防上跟中国扛，因为你们透露出来的这种恨意太可怕了。”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和日本政府是否因苏州事件进行了会晤。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苏州当地政府已经告知日本政府，涉案中国男子的作案动机疑为对社会不满；日本驻华大使馆为在事件中不幸离世的胡友平降半旗致哀，同时也呼吁日侨外出时对周边提高警惕。
身在中国东部某城市的葛平也认为，这次几大网络平台出手控制言论，其目的是因为政府要进行危机管理，“不能影响经济，不能影响外资，因为他针对的是日资企业员工的小孩，如果说这种企业的外派员工觉得在中国生活不安全，他完全是可以回去的。”处于安全考虑，葛平以化名接受采访。
中共江苏省委新闻网在事发前的6月21日发布消息称，目前在江苏的日企数量超过6800家，在中国位居前列。而据《经济观察报》的消息，苏州的日企数量还在上升，苏州市政府还在持续对日本招商引资。
管不管用？
据澎湃新闻网报道，腾讯6月29日的公告显示，该平台已经处置相关违规内容836条，处置相关违规账号61个，对这些帐号采取了包括禁言、封号等措施。百度同一日的公告也指出，该平台总共处置了相关有害信息338条。
刘力朋认为，目前这种处理方式并不是为了彻底封杀极端民族主义，“执行力度还没有到顶级，因为没有把爱国大V都封掉，只是专门抓日本人学校阴谋论和诋毁胡友平的。这其实是很窄的一个范围，至少没有达到他们宣称的程度。”
葛平也注意到，这些网络平台上的极端反日言论并没有被删多少。他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政府方面有担心，“删太多也不行，因为这有可能遭致反噬。”他对这种管控言论的成效也不太看好，认为这种做法并不能达到消除极端民族主义观念的目的，“这是从小教育带来的东西，这牵涉到我们的历史，相当于是刻在骨头里的东西，这是没有办法的。”他说，多年来，中国教育中的反日内容已经给很多人洗脑，造成了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维方式。
程益中则分析说，管控网络言论的做法虽然是为了危机管理，但中国政府对这些言论泛滥本身并不太在意，“不就是对日本喊打喊杀吗？对中共来说，这些东西能影响它的统治吗？”他说，中共可能也不太在乎经济，他们甚至有可能做好了全部外资企业撤出中国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