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墙内有两个说法引发公众热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解释失业率统计方法时的说法：“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就业人口是指在调查参考期内，通常为一周，为了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工作一小时及以上和因休假、临时停工等暂时离岗的人。”另一个是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的说法：“2022年我们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大概达到了4.6亿人左右。平均到一个人身上，每个月3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收入，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先来看第一个说法：每周工作一小时便算就业。这一说法间接回应了官方统计的失业率与民众具体感受的落差。6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表示：“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上月持平，失业率今年以来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5.2%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仅比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11月5.0%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略高0.2%。这一数据与许多民众的具体感受有很大落差。 不久前，《财经》旗下的微信公众号“财经十一人”刊发了一篇文章《到底有多少青年人失业》，把16—40岁的人口视作青年，并经过测算认为疫情三年以来有2500万—3000万青年失业。这一数据的准确性当然有待核实，但比官方的统计更接近许多民众的感受。今次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公布了就业人口的统计方法，认为每周工作一小时便算就业，无疑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官方统计数据与民众感受不同。 近年来，包括美团骑手在内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的从业者人数激增，背后凸显内地社会的就业压力在增大。（Reuters） 按照官方的统计方法，内地的失业率的确不会太高，统计数据相对好看。但问题是，不能忽略数据背后的残酷现实，更不能将数据简单与民众的感受相等同。这是因为，从人们的经验常识来看，一个人如果一周只工作一小时，在多数情况下是难以养活自己。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内地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5237元人民币，平均月工资为5436元人民币。私营单位的每月工作时长往往比较複杂，有些能每周双休和每天工作八小时，但多数都存在超长加班。假若是最人性化的每周双休和每天工作八小时，这样的话，每月工作时长为160小时（每月四周乘以每周五天再乘以每天八小时），平均时薪为34元人民币。这已经是非常理想的情况，根本未考虑许多企业大量加班所造成的低时薪问题。可即便是34元人民币，在当今内地社会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满足基本生存。 再来看第二个说法：每个月3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收入算中等收入群体。诚然，从简单的类比来看，相比于平均月收入为1000元人民币左右的6亿人，那些收入3000元人民币的人，是可以算作中等收入。然而，这隻可作为粗略的简单类比，却缺乏实际意义。这是因为每个月3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收入，只能在内地农村社会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一旦进入城市，哪怕是小城市，都迅速陷入窘迫状态，除非家里很有钱，可以不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四座大山”所困。在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城区，3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收入甚至都不一定能租到体面的住房。在高房价、高租金影响下，在社会保障水平比较有限的现实下，3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收入，根本不可能让普通人过上他们所期望的中等水平的城市生活。 比漂亮数据更重要的是民众的具体感受。邓小平曾专门谈过统计数据和民众感受的问题：“这样算，究竟每年增长速度要达到多少？我们现在的算法究竟准不准确，可不可靠？年增百分之六的速度是不是真正能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个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鋭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帐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帐最真实。” 当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每周工作一小时便算就业，当专家认为每个月3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收入算中等收入群体时，不应忘了邓小平的提醒。数据当然重要，但更应建立在民众的真实感受之上，要实事求是，才能更有公信力，才利于解决问题。
最近，墙内有两个说法引发公众热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解释失业率统计方法时的说法：“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就业人口是指在调查参考期内，通常为一周，为了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工作一小时及以上和因休假、临时停工等暂时离岗的人。”另一个是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的说法：“2022年我们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大概达到了4.6亿人左右。平均到一个人身上，每个月3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收入，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先来看第一个说法：每周工作一小时便算就业。这一说法间接回应了官方统计的失业率与民众具体感受的落差。6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表示：“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上月持平，失业率今年以来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5.2%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仅比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11月5.0%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略高0.2%。这一数据与许多民众的具体感受有很大落差。
不久前，《财经》旗下的微信公众号“财经十一人”刊发了一篇文章《到底有多少青年人失业》，把16—40岁的人口视作青年，并经过测算认为疫情三年以来有2500万—3000万青年失业。这一数据的准确性当然有待核实，但比官方的统计更接近许多民众的感受。今次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公布了就业人口的统计方法，认为每周工作一小时便算就业，无疑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官方统计数据与民众感受不同。
近年来，包括美团骑手在内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的从业者人数激增，背后凸显内地社会的就业压力在增大。（Reuters）
按照官方的统计方法，内地的失业率的确不会太高，统计数据相对好看。但问题是，不能忽略数据背后的残酷现实，更不能将数据简单与民众的感受相等同。这是因为，从人们的经验常识来看，一个人如果一周只工作一小时，在多数情况下是难以养活自己。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内地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5237元人民币，平均月工资为5436元人民币。私营单位的每月工作时长往往比较複杂，有些能每周双休和每天工作八小时，但多数都存在超长加班。假若是最人性化的每周双休和每天工作八小时，这样的话，每月工作时长为160小时（每月四周乘以每周五天再乘以每天八小时），平均时薪为34元人民币。这已经是非常理想的情况，根本未考虑许多企业大量加班所造成的低时薪问题。可即便是34元人民币，在当今内地社会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满足基本生存。
再来看第二个说法：每个月3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收入算中等收入群体。诚然，从简单的类比来看，相比于平均月收入为1000元人民币左右的6亿人，那些收入3000元人民币的人，是可以算作中等收入。然而，这隻可作为粗略的简单类比，却缺乏实际意义。这是因为每个月3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收入，只能在内地农村社会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一旦进入城市，哪怕是小城市，都迅速陷入窘迫状态，除非家里很有钱，可以不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四座大山”所困。在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城区，3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收入甚至都不一定能租到体面的住房。在高房价、高租金影响下，在社会保障水平比较有限的现实下，3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收入，根本不可能让普通人过上他们所期望的中等水平的城市生活。
比漂亮数据更重要的是民众的具体感受。邓小平曾专门谈过统计数据和民众感受的问题：“这样算，究竟每年增长速度要达到多少？我们现在的算法究竟准不准确，可不可靠？年增百分之六的速度是不是真正能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个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鋭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帐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帐最真实。”
当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每周工作一小时便算就业，当专家认为每个月3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收入算中等收入群体时，不应忘了邓小平的提醒。数据当然重要，但更应建立在民众的真实感受之上，要实事求是，才能更有公信力，才利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