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日本被团协代表委员田中重光。
2025年是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80周年，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两个紧密相连的历史节点，共同铭刻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并深刻揭示了战争最极端的双重印记：其一是核武器首次用于战争所带来的沉痛创伤；其二是殖民压迫与侵略战争在亚洲大地造成的深重苦难。
80年后的今天，战争阴霾并未消散，反而再次面对大国竞争、地区冲突与核威胁升温的现实挑战。这一背景下，纪念原子弹爆炸并非仅是哀悼逝者或追忆历史，更应成为推动全球反核对话的契机。《凤凰周刊》日前走访广岛和长崎，对话亲历过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和站在反核前线的团体，试图还原当年的这场浩劫。
在日本，有一群人长年站在反对核武器的最前线，并因此获得202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们来自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下称“被团协”）。
该团体成立于1956年，其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以及受氢弹试验影响的其他人群，旨在通过联合行动，维护这些人的权益，并推动全球废除核武器。
2024年12月10日，作为被团协代表之一的田中重光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出席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他当时发表感言道：“在俄乌战争、中东战争以及持续的核威慑言论之下，诺贝尔委员会提前一年向被团协颁发奖项，是为了让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在原子弹爆炸80年之际，大力开展活动，继续讲述原子弹爆炸的真相。”
今年5月中旬，在位于长崎和平公园的被团协事务所内，84岁的田中重光接受了《凤凰周刊》的独家专访。事务所的窗户上仍贴有庆祝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红底喜报，和督促日本政府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标语。以下是田中重光的讲述：
“原子弹的辐射改变了我们的基因”
2024年12月10日，当我站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上，是一种喜悦、紧张和责任感交织在一起的心情。
伴随着音乐声，诺贝尔委员会委员安妮·恩格（Anne Enger）领着我们三人走上领奖台（注：另两位代表分别是92岁的田中熙巳、82岁的箕牧智之）。要知道，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平均年龄已超过86岁，我们都是一只脚踏进棺材的老人。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想为实现无核化世界尽一份力。
1945年8月9日，我在距离爆炸中心约6公里的长崎县时津町遭遇原子弹爆炸，当时才4岁。
我记得当时听到了飞机的声音，接着感受到一道从未见过的强光。随后，爆炸声和冲击波袭来，家中的玻璃全部碎掉，隔扇和拉门被掀飞。我们全家躲到了屋后的山上，长崎市的方向升起巨大的黑色“蘑菇云”，遮蔽了天空。
三天后，我的母亲前往爆炸中心附近寻找友人，遭受辐射后腹泻不止。父亲则一直留在市内参与救援活动，直到8月底才返回家中。此后他经常抱怨“浑身没劲”，“身体不听使唤”。
我的祖父在原子弹爆炸当年就去世了，祖母于四年后离世。我的父亲于1957年因肝癌去世。母亲进入60岁后也是反复住院，1999年因蛛网膜下腔出血离世。
我在29岁结了婚，妻子是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第二代。我们育有一儿一女，子女均健康长大，但我女儿生下的孩子，出生时肺部只发育了20%。术后第三天医生便宣告“难以存活”。我只能安慰女儿说：“想哭就哭吧。”
我的妻子则在生下女儿后患上了胶原病，手指变得苍白，肾脏也在衰竭，自2009年起开始透析。之后，她的心脏瓣膜出了问题，于2016年岁末离世。
时至今日，我从不会主动对家人讲起原子弹爆炸的经历。只有孩子们问起时，我才会讲给他们听。对我来说，那段回忆太过痛苦、太难以启齿了。
◆位于长崎和平公园内的被团协事务所。
核武器既不让人有尊严地活，也不让人有尊严地死。原子弹的辐射改变了我们的基因，即使时间流逝也仍在折磨我们。我在1979年出现了运动功能障碍，并因此获得原子弹受害者健康手册。
2018年，我出任日本被团协代表委员。我下定决心，未来要让第二代、第三代受害者以及那些没有核爆记忆的人共同支撑起反核运动。
“日本被投原子弹是因为发动侵略战争”
2025年1月8日，我和被团协其他几位代表在首相官邸见到了日本首相石破茂。这场30分钟的会面令我无比失望。会场只放了几把椅子，没有准备桌子和茶水。这在日本会客礼仪上是非常失礼的。
◆2025年1月8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东京首相官邸接见被团协的代表们。我向石破提出，要将国家指定区域外同样遭遇核辐射的民众认定为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其他代表亦提出，寻求国家补偿并敦促日本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石破自始至终都没有正面回应我们的诉求，只是说了句“最终需要废除核武器”。
每年8月9日，我都会在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上与日本首相见面。我曾向前首相安倍晋三递交过请愿书，请求他参观长崎原子弹资料馆，但他从未去过。
80年来，日本政府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几乎没有改变。虽然日本政府总是呼吁废除核武器，但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终极目标”。除非美国率先采取行动，否则这种呼吁毫无意义。
我对日本政治家的建议是，即使推行恶政，也不要发动战争。因为后者是动用国家力量、公然夺取人性命的行为。
今年3月，长崎市议会审议更新长崎原子弹资料馆的内部展陈方案，长崎市原计划将此次更新作为原子弹爆炸8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新方案中加入了日本对外发动战争的年表，其中提到“南京大屠杀”相关表述。然而，由于日本保守派团体的施压，长崎市计划以后再做决定。
日本之所以被投下原子弹，是因为发动了侵略战争。所以，无论怎样展示原子弹爆炸的惨状，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国民都无法感同身受。日本右翼团体曾试图否认南京大屠杀，但这是日本政府承认的史实。因此，有必要将日方的加害行为在长崎原子弹资料馆中展示出来。
不反省过去，必将重蹈覆辙。要知道，日本一些保守派和右翼势力给“村山谈话”贴上了“自虐史观”的标签。但这并非“自虐”，而是真正的“反省”。我们只有反省了，才能保证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才是正确地看待历史。
◆2025年1月16日，西班牙马德里的一所学校，田中重光向学生们展示长崎原子弹爆炸瞬间烧焦的屋瓦。
靠核武器来“守护”国家安全，如何能维持和平？过去80年来，世界各地都在爆发战争。而战争推手几乎都是拥核国家。拥核国家是为了使用核武器才持有它的，并以此威慑其他国家。
美国总统特朗普卷土重来，更让世界陷入混乱。他经常抱怨日本在“搭便车”，认为日美同盟只是让美国单方面承担防御别国的义务。
但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向驻日美军提供了大量支持，承担了驻日美军基地的各项费用。冲绳县的面积只占日本的0.6%，但约70%的驻日美军基地集中在此。美军士兵多次被曝出对当地女性实施性暴力，可即使干了坏事，只要这些人躲进基地，日本警察就无权进入搜查。世界上再也没有像日本这样从属于美国、唯命是从的国家。
日本不应依赖美国的核威慑，因为这种依赖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日本作为唯一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政府却始终依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完全没有体会到原子弹受害者的痛苦，也与建立“无核化世界”的主张背道而驰。
（实习生李惠雅对本文亦有贡献）
◆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日本被团协代表委员田中重光。
2025年是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80周年，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两个紧密相连的历史节点，共同铭刻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并深刻揭示了战争最极端的双重印记：其一是核武器首次用于战争所带来的沉痛创伤；其二是殖民压迫与侵略战争在亚洲大地造成的深重苦难。
80年后的今天，战争阴霾并未消散，反而再次面对大国竞争、地区冲突与核威胁升温的现实挑战。这一背景下，纪念原子弹爆炸并非仅是哀悼逝者或追忆历史，更应成为推动全球反核对话的契机。《凤凰周刊》日前走访广岛和长崎，对话亲历过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和站在反核前线的团体，试图还原当年的这场浩劫。
在日本，有一群人长年站在反对核武器的最前线，并因此获得202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们来自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下称“被团协”）。
该团体成立于1956年，其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以及受氢弹试验影响的其他人群，旨在通过联合行动，维护这些人的权益，并推动全球废除核武器。
2024年12月10日，作为被团协代表之一的田中重光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出席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他当时发表感言道：“在俄乌战争、中东战争以及持续的核威慑言论之下，诺贝尔委员会提前一年向被团协颁发奖项，是为了让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在原子弹爆炸80年之际，大力开展活动，继续讲述原子弹爆炸的真相。”
今年5月中旬，在位于长崎和平公园的被团协事务所内，84岁的田中重光接受了《凤凰周刊》的独家专访。事务所的窗户上仍贴有庆祝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红底喜报，和督促日本政府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标语。以下是田中重光的讲述：
“原子弹的辐射改变了我们的基因”
2024年12月10日，当我站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上，是一种喜悦、紧张和责任感交织在一起的心情。
伴随着音乐声，诺贝尔委员会委员安妮·恩格（Anne Enger）领着我们三人走上领奖台（注：另两位代表分别是92岁的田中熙巳、82岁的箕牧智之）。要知道，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平均年龄已超过86岁，我们都是一只脚踏进棺材的老人。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想为实现无核化世界尽一份力。
1945年8月9日，我在距离爆炸中心约6公里的长崎县时津町遭遇原子弹爆炸，当时才4岁。
我记得当时听到了飞机的声音，接着感受到一道从未见过的强光。随后，爆炸声和冲击波袭来，家中的玻璃全部碎掉，隔扇和拉门被掀飞。我们全家躲到了屋后的山上，长崎市的方向升起巨大的黑色“蘑菇云”，遮蔽了天空。
三天后，我的母亲前往爆炸中心附近寻找友人，遭受辐射后腹泻不止。父亲则一直留在市内参与救援活动，直到8月底才返回家中。此后他经常抱怨“浑身没劲”，“身体不听使唤”。
我的祖父在原子弹爆炸当年就去世了，祖母于四年后离世。我的父亲于1957年因肝癌去世。母亲进入60岁后也是反复住院，1999年因蛛网膜下腔出血离世。
我在29岁结了婚，妻子是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第二代。我们育有一儿一女，子女均健康长大，但我女儿生下的孩子，出生时肺部只发育了20%。术后第三天医生便宣告“难以存活”。我只能安慰女儿说：“想哭就哭吧。”
我的妻子则在生下女儿后患上了胶原病，手指变得苍白，肾脏也在衰竭，自2009年起开始透析。之后，她的心脏瓣膜出了问题，于2016年岁末离世。
时至今日，我从不会主动对家人讲起原子弹爆炸的经历。只有孩子们问起时，我才会讲给他们听。对我来说，那段回忆太过痛苦、太难以启齿了。
◆位于长崎和平公园内的被团协事务所。
核武器既不让人有尊严地活，也不让人有尊严地死。原子弹的辐射改变了我们的基因，即使时间流逝也仍在折磨我们。我在1979年出现了运动功能障碍，并因此获得原子弹受害者健康手册。
2018年，我出任日本被团协代表委员。我下定决心，未来要让第二代、第三代受害者以及那些没有核爆记忆的人共同支撑起反核运动。
“日本被投原子弹是因为发动侵略战争”
2025年1月8日，我和被团协其他几位代表在首相官邸见到了日本首相石破茂。这场30分钟的会面令我无比失望。会场只放了几把椅子，没有准备桌子和茶水。这在日本会客礼仪上是非常失礼的。
◆2025年1月8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东京首相官邸接见被团协的代表们。我向石破提出，要将国家指定区域外同样遭遇核辐射的民众认定为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其他代表亦提出，寻求国家补偿并敦促日本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石破自始至终都没有正面回应我们的诉求，只是说了句“最终需要废除核武器”。
每年8月9日，我都会在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上与日本首相见面。我曾向前首相安倍晋三递交过请愿书，请求他参观长崎原子弹资料馆，但他从未去过。
80年来，日本政府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几乎没有改变。虽然日本政府总是呼吁废除核武器，但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终极目标”。除非美国率先采取行动，否则这种呼吁毫无意义。
我对日本政治家的建议是，即使推行恶政，也不要发动战争。因为后者是动用国家力量、公然夺取人性命的行为。
今年3月，长崎市议会审议更新长崎原子弹资料馆的内部展陈方案，长崎市原计划将此次更新作为原子弹爆炸8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新方案中加入了日本对外发动战争的年表，其中提到“南京大屠杀”相关表述。然而，由于日本保守派团体的施压，长崎市计划以后再做决定。
日本之所以被投下原子弹，是因为发动了侵略战争。所以，无论怎样展示原子弹爆炸的惨状，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国民都无法感同身受。日本右翼团体曾试图否认南京大屠杀，但这是日本政府承认的史实。因此，有必要将日方的加害行为在长崎原子弹资料馆中展示出来。
不反省过去，必将重蹈覆辙。要知道，日本一些保守派和右翼势力给“村山谈话”贴上了“自虐史观”的标签。但这并非“自虐”，而是真正的“反省”。我们只有反省了，才能保证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才是正确地看待历史。
◆2025年1月16日，西班牙马德里的一所学校，田中重光向学生们展示长崎原子弹爆炸瞬间烧焦的屋瓦。
靠核武器来“守护”国家安全，如何能维持和平？过去80年来，世界各地都在爆发战争。而战争推手几乎都是拥核国家。拥核国家是为了使用核武器才持有它的，并以此威慑其他国家。
美国总统特朗普卷土重来，更让世界陷入混乱。他经常抱怨日本在“搭便车”，认为日美同盟只是让美国单方面承担防御别国的义务。
但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向驻日美军提供了大量支持，承担了驻日美军基地的各项费用。冲绳县的面积只占日本的0.6%，但约70%的驻日美军基地集中在此。美军士兵多次被曝出对当地女性实施性暴力，可即使干了坏事，只要这些人躲进基地，日本警察就无权进入搜查。世界上再也没有像日本这样从属于美国、唯命是从的国家。
日本不应依赖美国的核威慑，因为这种依赖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日本作为唯一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政府却始终依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完全没有体会到原子弹受害者的痛苦，也与建立“无核化世界”的主张背道而驰。
（实习生李惠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