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制作。参见The World Bank, “GDP Growth(Annual%),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访问时间：2023年1月3日；The 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 Growth(Annual%),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KD.ZG?view=chart，访问时间：2023年1月3日。
编者按：本文是唐世平教授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2023年展望笔谈的原文。有改动的版本首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的2023第2期。
脆弱的未来：2023-2032展望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家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在2040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可能会更加确认2020—2022是进入21世纪，自“9·11”恐怖袭击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三年。我们无法确定地知道未来，但又不得不对未来的大势有一定的预估。在此，笔者也只能斗胆抛砖引玉。
一 未来10年的全球政治经济态势
全球政治态势受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中美“脱钩”的三重冲击，国际系统的稳定性在未来10年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整个系统的稳定变得脆弱。总体而言，这一动荡期将会持续5—10年，然后还需要5—10年重新回归稳定。
国际系统内部的整体力量分配格局在未来10年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美国将保持其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作为一个地区，欧洲的核心经济地位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只是俄乌战争对欧洲的冲击更加直接和广泛，而乌克兰的战后重建也将给欧洲带来不小的压力。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二流国家，整个国家和国家形象大幅下降，其对中亚以及近中东欧国家的影响也将下滑，这点在中亚已经凸显。俄罗斯对中国仍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但是中国能够借力俄罗斯的地方将会大幅减少。
即便在疫情前，中国国力的上升势头已经有所减弱，而且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可能超过美国。因此，中国缩小和美国的经济总量的速度也已经下降，而这将延滞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
同样重要的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核心制度安排也面临多重冲击。而重要国家对于未来的国际秩序的核心基础理念、制度都没有基本的共识，因此，整体的秩序支撑变得不确定，让整个系统的稳定变得脆弱。
俄乌战争对核心地带（欧洲）以及涉及该地区的重要外交关系（如跨大西洋关系和俄欧关系）冲击巨大，尘埃落定要至少5年。中美的新冷战将至少维持10年，甚至更长。目前几乎看不到美国愿意寻求妥协的迹象，即便双方高层愿意寻求妥协，他们也将面临来自两国国内的巨大阻力。
全球经济态势同样受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中美“脱钩”的三重冲击。未来3—5年的全球经济形势变得非常负面。核心增长极之一的欧洲可能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恢复的态势势必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
不过，除了俄乌战争升级的不确定性之外，全球范围内的战争应该不会爆发，整个国际系统中的战争风险也不会进一步增加。事实上，21世纪之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和国内战争都在呈下降趋势。
二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中国的目标
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和平与发展”命题的时候，其实是美苏冷战最为激烈的时候。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命题的核心目标是为中国接下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一个国际政治的前瞻性判断。“和平与发展”确实也是广大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希望。因此，中国仍在推动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目标。
在目前的俄乌战争中，美国是唯一的受益者。对美国来说，只要战争是别人打的，都是对美国有利的。而战争显然不利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要想推进“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中国需要和其他国家一起，约束美国的战争机器。
在地区层面，最关键的是欧洲，特别是西欧发达国家，其次是中东欧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否对俄乌战争的停战和战后谈判有关键作用是我国的核心契机之一。只要我们能够联合欧洲（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在停战和战后谈判进程中扮演核心角色，我们就将获得重要“社会资本”，化危机为机会，赢得欧洲的尊重并重启中欧关系，包括中国东欧关系。只要欧洲能够继续和中国形成越来越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不加入美国的“对华遏制统一战线”，中国的回旋余地就会更大。
对中国来说，东亚的重要性至少排第二，甚至应该和欧洲同等重要。只要东亚地区能够继续和中国形成越来越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并且不加入美国的“对华遏制统一战线”，我们就能护住基本盘。在东北亚，中国应该继续推进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稳定中日、中韩关系，维护半岛的稳定。在东南亚，中国应该继续深化经济相互依赖，互利共赢。
深化和其他地区，特别是拉美、中东、非洲的经济相互依赖也是中国保持经济增长的必须，只是中东的局势相对更加复杂。
在具体的方针层面，可以有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我们必须首先坚决避免“战略透支”。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绝对避免卷入不必要的纷争，甚至进行适当的战略收缩，特别是避免过度卷入那些前景非常不明朗甚至非常危险的地区和国家（比如阿富汗）事务。
第二，我们必须切实继续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抵御美国对中国“遏制”的最有效的策略，就是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强调，改革开放对内和对外都适用。我国内部不仅需要改革，也需要开放。比如，要想重振经济，我们的经济就要对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同样，我国的对外交往不仅需要开放，也同样需要改革。比如，要想阻止“对华遏制统一战线”的形成，我们就需要改革我国对外交往中的某些举措，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第三，我们必须坚持经济发展是国家的核心任务。发展经济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前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复兴。因此，“经济发展”必须是整个国家的核心任务，其他的任务都必须围绕这个任务。没有经济发展，其他的梦想都无法实现。因此，我们的其他目标都必须服务这个目标。
第四，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中国赶超美国的趋势。美国在过去的10年基本保持2%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而2010—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上升势头就在不断减弱。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12年的8%左右下降到2019年的6%左右（如图1）。因此，中国缩小和美国的经济总量的速度大幅下降，从此前的5%—6%下降到如今的3%—4%左右，甚至有可能进一步下降。这对于中美长期竞争的态势将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中国的未来也是至关重要的。
图1 2000—2021年中美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制作。参见The World Bank, “GDP Growth(Annual%),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访问时间：2023年1月3日；The 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 Growth(Annual%),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KD.ZG?view=chart，访问时间：2023年1月3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关键之一是其试图基于同盟关系拉拢打压相关国家、形成相对稳固的“对华遏制联合阵线”，这是中美关系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变数。因此，在审视中美国力对比时，还需要同时考虑双方盟友的实力，不能只看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
第五，在中美关系方面，中美双方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管控分歧，防止冲突，特别是台海、南海和朝鲜半岛等地可能爆发冲突的风险。我们必须守住底线，在管控分歧和防止冲突的同时，争取重建一些重要领域的合作，积累一定的战略信任，顺势推动更多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