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这件事到底有多卷？
最直观的一组数据，是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过审的人数高达212.3万，与之相对应则是国家机关仅招录3.12万人，录取率仅有1.47%。这意味着每一万名考生中，能够成功上岸的数量仅有：
147人。
而在2003年，报名的人数约为12.5万人，录取率则为4.4%。在这20年里，公考报名过审人数足足翻了近16倍，但理论录取率反而一路下滑。
正所谓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编制的尽头是公务员。一篇名为《山东考公团，正横扫江浙沪》的报道中提到：“山东专门有一个巡考团，就是轮着考，全国转一圈，我考上哪个算哪个。他们把国考当一模，上海市考当二模，江苏省考当三模，浙江省考当四模，到了山东省考，正式考试”。
以2022年省考为例，如果考生既想参加2021年12月11日上海笔试，又想参加隔天在北京举行的“京考”，那么他就必须在下午17:15分上海场考试结束后，立刻跨越1213公里赶到北京参加早上九点开始的考试，中间的时间窗口仅有16个小时。
往年巡考团还能有充分的时间去计划参加各个省份的考试，但在2022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多地考试时间一再改期，最终有多达14个省市在同一天举行考试。
在中国社会中，体制内外，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
体制内鄙视链
如何区分一个人是否属于体制内，最简单的标准是看他工资是否由政府财政承担，俗称“吃公粮”。
比如四大行或者三桶油，即使这些工作看起来极其类似公务员，同样工作稳定、级别分明，有着种类繁多的奖金补贴和单位食堂，但他们的工资依旧是集团负责，称不上是“体制内”。
体制内公务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中档次最高的，是由中央政府承担工资的“国家公务员”，通常税务局、审计局等由中央直接管辖的单位员工都属于此类，而这一类公务员，所需要通过的考试则是竞争最为激烈的“国考”。
第二档是地方公务员，比如省市财政局、交通局等等由地方政府直接管辖的单位员工就属于此类，而其准入门槛，则是录取人数相对较多的“省考”。以最新数据来看，2023年公务员考试中，国考计划招录3.71万人，而省考则近19万人。
对于地方公务员来说，其薪资待遇福利水平，基本取决于所处地方的经济实力，比如沿海省市薪资普遍高于中西部。
最后一档则是事业编，就职于事业单位的正式员工基本都可以称为事业编。但由于其薪资依旧由政府承担，事业编虽然不属于公务员体系，但依旧被称为“体制内”。
而事业单位又由于上级单位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国家事业单位（譬如由中央直属的协和医院）和地方事业单位（譬如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但无论是国考还是省考，通过这类途径进入公务员体系时，天然处于鄙视链的底端。处于金字塔上层的还有另外两类人群：选调和转业。
选调生是指通过国家选拔培养公务员计划选拔进入基层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其中最顶级的中央选调生，只从985院校选拔，最终工作单位都是中央组织部这种级别，这一类选调生不会公开。
其次则是定向选调生，比如警察学院毕业后加入警察队伍，狂飙中的安欣大概率就是通过这条路进的刑警队。除此之外还有普通选调生，基本从各大高校的学生干部和党员中选拔。
另一条路则是转业，最为典型的案例是退伍军人。
通常含金量最高的一批岗位都由选调生或转业人员担任，但通过考公上岸却是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唯一选择。
公务员的晋升之路
进入体制内只是第一关，接下来还有整整二十七个等级的公务员级别。
其中能够被称为领导的，有十个级别，从最低乡科级副职，到最高国家级正职。而最低的乡科级副职这道坎，拦住了85%的公务员。
这里插入一个冷知识，我们日常称呼的“高干”，其实最低级别是厅级干部。
在我国执政体系中，最为特殊的部分其实是村长和村书记，这两个职务是唯二不属于公务员体系，完全由村民自行选拔，但却拥有领导权力的职务。
除去这一套“科处厅局部”的职务系统外，公务员内部还有一套名为“职级”的体系，设置在厅局级以下，一般职级只和工作年限有关。
公务员的晋升也有例外
虽然公务员选拔晋升有严密的程序，但在其中始终有被破格提拔的人物，比如云南曾经出现过全国最年轻的厅长，但她也可能是全国最年轻的落马高级干部。
相比于安欣40多岁才当上正科，这几位平均两年升一级的干部堪称神速。
2022年国考热门岗位竞争力度创十年新高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参与的公务员考试来说，难度逐渐提升还体现在热门岗位的竞争上。
2011年最热门岗位是上海的财政部派出机构，由于位于一线城市而且岗位地位不低，成为热门竞争岗位也无可厚非，而当时报名/录取比例不过790：1。
但到了2022年，最热门岗位竟出现在西藏某个邮政管理局，这样一个工作地点偏远、工作单位朴素的岗位，报录比刷新近十年来最高记录，高达19236:1，两万个人抢一个岗位，录取率低至0.0052%，这清华北大的录取率都有0.06%。
通常来说，热门岗位一般要符合传统观念中的“权力大、待遇好”。但到了2022年，上岸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西藏邮政管理局这种“不限专业、不限学历、不限户籍”的三不限岗位反倒成为热门。
广西上岸概率最大
除了岗位外，各个地方录取比例也有差异。
截止于2022年10月17日，根据不同地方的招录人数与报考人数之比显示，广西是我国上岸概率最大的省份，而西藏北京由于招录人数较少或者报考人数较多录取率普遍较低。
如下图所示，如果单纯以上岸为目的，大家来年盯着这些深红色省市去考就好。
国考对学历要求逐步提高
而国考之所以难，除了报考人数多之外，报考的重重条件也使得国考异常艰难，从学历，工作经验，身体素质，年龄各个维度国考都有所限制。
就学历而言，2014年针对大专学历还提供了426个岗位，随着本科生数量上升，专科所属的大部分岗位逐渐被划为本科，2022年仅供大专报考的岗位仅剩3个，本科则由8823个提高至21374个。
仅16%的岗位需要工作经验
公务员除了对学历提出要求之外，个别岗位也对工作经验提出要求，需要报考人员有基层工作经验，这种政策主要照顾具有”支教、支医、支农、扶贫”俗称三支一扶经验的考生。
换句话说，有部分岗位是专门为有这类经验的考生设置的，比如教育部会吸收部分支教学生、农业部吸收部分支农学生等。
税务局是国考中招录人数最多的单位
在国考中，吸收公务员的主力军年年都是几个主要单位：税务，海关，铁路公安，银保监会，统计局与海事局。
这些单位往往管辖范围较广，事务繁忙，都成为用人大户，其中税务历年都是国考中招人最多的单位。
高考热门专业从来不是公考热招专业
虽说考公逐渐成为应届生毕业后的首选项，但在报考大学选择意向专业之时，似乎并没有多少人会提前预想到考公这条路。
根据百度大数据显示的高考热搜专业和国考招录专业的对比显示，随着互联网和科技相关专业成为高考主流，国考的传统偏好专业与高考热门专业逐渐脱钩。
尾声
2012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刘锡荣搞了个大新闻。
据他所述：“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4]
同时他还配了个数据，称“一个地级市，人口是东京的1/5，纽约的1/6，GDP是东京的0.1%，纽约的0.18%，但却有41个“市领导”，是东京或纽约的六倍，它们都只有区区数人，还不够我们这儿组一套班子。”[5]
中国如今到底有多少公务员已难以考据。能查询到最为权威的数据，是在2006年人民网的一篇报道中所述：
“我国历史上官民的比例在西汉时是1:7945，在唐高宗时是1:3927，在康熙时是1:311，在建国之初大约是1:600，目前则达到1:28左右。对这组数据虽然还存在争议，但目前百姓供养官员人口负担过重是事实。”[6]
当然，用古代皇帝集权制下的数据放到今天来做比较显然不合理。公务员的本质，是为更高效执行国家层面制度而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需管理的方方面面必然性的增多，从而自然需要更多的管理者和执行者。
本质上正是这庞大的基层公务员队伍，构筑了如今这个高效运转的社会体系。
考公这件事到底有多卷？
最直观的一组数据，是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过审的人数高达212.3万，与之相对应则是国家机关仅招录3.12万人，录取率仅有1.47%。这意味着每一万名考生中，能够成功上岸的数量仅有：
147人。
而在2003年，报名的人数约为12.5万人，录取率则为4.4%。在这20年里，公考报名过审人数足足翻了近16倍，但理论录取率反而一路下滑。
正所谓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编制的尽头是公务员。一篇名为《山东考公团，正横扫江浙沪》的报道中提到：“山东专门有一个巡考团，就是轮着考，全国转一圈，我考上哪个算哪个。他们把国考当一模，上海市考当二模，江苏省考当三模，浙江省考当四模，到了山东省考，正式考试”。
以2022年省考为例，如果考生既想参加2021年12月11日上海笔试，又想参加隔天在北京举行的“京考”，那么他就必须在下午17:15分上海场考试结束后，立刻跨越1213公里赶到北京参加早上九点开始的考试，中间的时间窗口仅有16个小时。
往年巡考团还能有充分的时间去计划参加各个省份的考试，但在2022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多地考试时间一再改期，最终有多达14个省市在同一天举行考试。
在中国社会中，体制内外，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
体制内鄙视链
如何区分一个人是否属于体制内，最简单的标准是看他工资是否由政府财政承担，俗称“吃公粮”。
比如四大行或者三桶油，即使这些工作看起来极其类似公务员，同样工作稳定、级别分明，有着种类繁多的奖金补贴和单位食堂，但他们的工资依旧是集团负责，称不上是“体制内”。
体制内公务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中档次最高的，是由中央政府承担工资的“国家公务员”，通常税务局、审计局等由中央直接管辖的单位员工都属于此类，而这一类公务员，所需要通过的考试则是竞争最为激烈的“国考”。
第二档是地方公务员，比如省市财政局、交通局等等由地方政府直接管辖的单位员工就属于此类，而其准入门槛，则是录取人数相对较多的“省考”。以最新数据来看，2023年公务员考试中，国考计划招录3.71万人，而省考则近19万人。
对于地方公务员来说，其薪资待遇福利水平，基本取决于所处地方的经济实力，比如沿海省市薪资普遍高于中西部。
最后一档则是事业编，就职于事业单位的正式员工基本都可以称为事业编。但由于其薪资依旧由政府承担，事业编虽然不属于公务员体系，但依旧被称为“体制内”。
而事业单位又由于上级单位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国家事业单位（譬如由中央直属的协和医院）和地方事业单位（譬如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但无论是国考还是省考，通过这类途径进入公务员体系时，天然处于鄙视链的底端。处于金字塔上层的还有另外两类人群：选调和转业。
选调生是指通过国家选拔培养公务员计划选拔进入基层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其中最顶级的中央选调生，只从985院校选拔，最终工作单位都是中央组织部这种级别，这一类选调生不会公开。
其次则是定向选调生，比如警察学院毕业后加入警察队伍，狂飙中的安欣大概率就是通过这条路进的刑警队。除此之外还有普通选调生，基本从各大高校的学生干部和党员中选拔。
另一条路则是转业，最为典型的案例是退伍军人。
通常含金量最高的一批岗位都由选调生或转业人员担任，但通过考公上岸却是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唯一选择。
公务员的晋升之路
进入体制内只是第一关，接下来还有整整二十七个等级的公务员级别。
其中能够被称为领导的，有十个级别，从最低乡科级副职，到最高国家级正职。而最低的乡科级副职这道坎，拦住了85%的公务员。
这里插入一个冷知识，我们日常称呼的“高干”，其实最低级别是厅级干部。
在我国执政体系中，最为特殊的部分其实是村长和村书记，这两个职务是唯二不属于公务员体系，完全由村民自行选拔，但却拥有领导权力的职务。
除去这一套“科处厅局部”的职务系统外，公务员内部还有一套名为“职级”的体系，设置在厅局级以下，一般职级只和工作年限有关。
公务员的晋升也有例外
虽然公务员选拔晋升有严密的程序，但在其中始终有被破格提拔的人物，比如云南曾经出现过全国最年轻的厅长，但她也可能是全国最年轻的落马高级干部。
相比于安欣40多岁才当上正科，这几位平均两年升一级的干部堪称神速。
2022年国考热门岗位竞争力度创十年新高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参与的公务员考试来说，难度逐渐提升还体现在热门岗位的竞争上。
2011年最热门岗位是上海的财政部派出机构，由于位于一线城市而且岗位地位不低，成为热门竞争岗位也无可厚非，而当时报名/录取比例不过790：1。
但到了2022年，最热门岗位竟出现在西藏某个邮政管理局，这样一个工作地点偏远、工作单位朴素的岗位，报录比刷新近十年来最高记录，高达19236:1，两万个人抢一个岗位，录取率低至0.0052%，这清华北大的录取率都有0.06%。
通常来说，热门岗位一般要符合传统观念中的“权力大、待遇好”。但到了2022年，上岸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西藏邮政管理局这种“不限专业、不限学历、不限户籍”的三不限岗位反倒成为热门。
广西上岸概率最大
除了岗位外，各个地方录取比例也有差异。
截止于2022年10月17日，根据不同地方的招录人数与报考人数之比显示，广西是我国上岸概率最大的省份，而西藏北京由于招录人数较少或者报考人数较多录取率普遍较低。
如下图所示，如果单纯以上岸为目的，大家来年盯着这些深红色省市去考就好。
国考对学历要求逐步提高
而国考之所以难，除了报考人数多之外，报考的重重条件也使得国考异常艰难，从学历，工作经验，身体素质，年龄各个维度国考都有所限制。
就学历而言，2014年针对大专学历还提供了426个岗位，随着本科生数量上升，专科所属的大部分岗位逐渐被划为本科，2022年仅供大专报考的岗位仅剩3个，本科则由8823个提高至21374个。
仅16%的岗位需要工作经验
公务员除了对学历提出要求之外，个别岗位也对工作经验提出要求，需要报考人员有基层工作经验，这种政策主要照顾具有”支教、支医、支农、扶贫”俗称三支一扶经验的考生。
换句话说，有部分岗位是专门为有这类经验的考生设置的，比如教育部会吸收部分支教学生、农业部吸收部分支农学生等。
税务局是国考中招录人数最多的单位
在国考中，吸收公务员的主力军年年都是几个主要单位：税务，海关，铁路公安，银保监会，统计局与海事局。
这些单位往往管辖范围较广，事务繁忙，都成为用人大户，其中税务历年都是国考中招人最多的单位。
高考热门专业从来不是公考热招专业
虽说考公逐渐成为应届生毕业后的首选项，但在报考大学选择意向专业之时，似乎并没有多少人会提前预想到考公这条路。
根据百度大数据显示的高考热搜专业和国考招录专业的对比显示，随着互联网和科技相关专业成为高考主流，国考的传统偏好专业与高考热门专业逐渐脱钩。
尾声
2012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刘锡荣搞了个大新闻。
据他所述：“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4]
同时他还配了个数据，称“一个地级市，人口是东京的1/5，纽约的1/6，GDP是东京的0.1%，纽约的0.18%，但却有41个“市领导”，是东京或纽约的六倍，它们都只有区区数人，还不够我们这儿组一套班子。”[5]
中国如今到底有多少公务员已难以考据。能查询到最为权威的数据，是在2006年人民网的一篇报道中所述：
“我国历史上官民的比例在西汉时是1:7945，在唐高宗时是1:3927，在康熙时是1:311，在建国之初大约是1:600，目前则达到1:28左右。对这组数据虽然还存在争议，但目前百姓供养官员人口负担过重是事实。”[6]
当然，用古代皇帝集权制下的数据放到今天来做比较显然不合理。公务员的本质，是为更高效执行国家层面制度而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需管理的方方面面必然性的增多，从而自然需要更多的管理者和执行者。
本质上正是这庞大的基层公务员队伍，构筑了如今这个高效运转的社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