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换“蒋”同时走“马”，这种调整力度，丝毫不亚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还是那句话，急事难事看担当，要以结果论英雄。 “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 湖北和武汉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其意义自不待言。 战“疫”正酣之际，中央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一把手进行了调整。现任上海市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出任湖北省委书记；现任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马国强，出任武汉市委书记。左为马国强，右为蒋超良 换“蒋” 蒋超良今天还以湖北省委书记身份，出现在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的头版新闻里。 报道说，2月12日晚，蒋超良主持召开湖北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指挥长会议。 这次会议强调的内容很多，其中提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严格奖惩措施，注重在疫情防控中考察识别干部。” 笔者注意到，其实中央已反复强调过类似的精神。 2月13日，湖北省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玉良同志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和湖北省领导班子实际，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 如此看来，在“考察识别干部”这件事上，中央的态度和决心显而易见。 实质上，2月11日，应勇还在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新冠肺炎科研攻关和大数据助力精准防控等工作。 由沪入鄂，坊间有人评价：“应勇”抗疫。 业内对蒋超良的印象，多停留在金融系统。他担任过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和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等，在金融系统任职30多年。 2016年10月，蒋超良由吉林省省长擢升为湖北省委书记，至今3年多。因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他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1月30日晚上，湖北省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戴口罩出席的蒋超良鞠躬表示，“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我的心情很沉重，去年12月底以来，湖北省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了重大伤害。我们向在这次疫情中失去生命的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 但社交平台上网友对他的印象，停留在他面对央视记者的提问，全程对着稿子念，答非所问。 面对汹涌的舆情，蒋超良2月3日晚主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也强调，“深刻反思在这场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大考中的不足，认真汲取教训”。 走“马” 马国强是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 按常理，他也应该参加了2月12日晚蒋超良主持召开的湖北省委常委会会议。 而就在同一天，换“蒋”同时走“马”，这种调整力度，丝毫不亚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 还是那句话，急事难事看担当，要以结果论英雄。 长期在钢铁系统、在国企工作的马国强，被外界所熟知，也是因为这次疫情。 1月23日凌晨，武汉作出“封城”决定。但最早的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为市长周先旺，后以完善的名义，采取“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统筹全市疫情防控工作”。 周先旺接受央视专访时曾提到，“我们的书记马国强同志，他是企业家出身，考虑问题比我周全”，“只要有利于疾病的控制，只要有利于人类生命安全，马国强说我们承担什么责任都可以，因为关门人民群众对我们有意见，我们革职以谢天下，只要把疫情控制好我们都愿意”。 “封城”不久后，武汉市确诊病例大幅度增加。马国强对此曾公开回应称，检测能力和范围扩大，导致确诊病例新增加了这么多。这并不是疫情蔓延的速度有了大幅度提升，而是由疑似转到了确诊。 他饱受争议，是在2月1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武汉全市共排查1059万人，人数排查百分比达99%”。 马国强说过，“这一段时间我是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点决定，采取像现在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的，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会小，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 那次接受央视《新闻1+1》节目连线时，他表示，“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当机立断，导致疫情输出到了国内外。” 释放信号 从年龄看，此番接替蒋超良的应勇，二人同岁，都是1957年出生。 所不同的是，应勇长期在政法系统任职。他早年担任过台州行署公安处处长、绍兴市公安局长，后任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2003年转任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长；2006年初，升任浙江省高院院长并跻身副省级。 从履历看，应勇和近期重返湖北出任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副组长的陈一新，曾同一时期在浙江工作过。 2007年底，应勇赴沪任职时，彼时陈一新为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特殊时期，二人在湖北、在武汉相逢。 陈一新担任过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武汉的症结、湖北的情况，他不难把脉。此外，新到任的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兼任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职务，都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 应勇2008年初当选上海高院院长。十八大后，先后出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后又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2016年9月，兼任常务副市长，2017年1月担任上海市市长至此番调整。 在上海的疫情防控中，应勇曾提出要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多为基层解决困难，“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放到疫情防控上。” 临危受命的王忠林，此前为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 从级别看，武汉和济南同是副省级城市。从规模看，两座城市都是千万人口大市，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密集。 王忠林1962年8月生，长期在家乡山东任职，这是他首次跨省异地交流任职。他有地方党政主官从政经历，先后在枣庄、聊城、济南工作，基层经验丰富。 与同时履新湖北省委书记的应勇相似，王忠林早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在政法系统有20年的工作经历。加上陈一新，三位有着政法背景的官员同时赴湖北工作，这个信号值得关注。
同一天，换“蒋”同时走“马”，这种调整力度，丝毫不亚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还是那句话，急事难事看担当，要以结果论英雄。
左为马国强，右为蒋超良
“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
湖北和武汉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其意义自不待言。
战“疫”正酣之际，中央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一把手进行了调整。现任上海市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出任湖北省委书记；现任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马国强，出任武汉市委书记。
换“蒋”
蒋超良今天还以湖北省委书记身份，出现在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的头版新闻里。
报道说，2月12日晚，蒋超良主持召开湖北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指挥长会议。
这次会议强调的内容很多，其中提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严格奖惩措施，注重在疫情防控中考察识别干部。”
笔者注意到，其实中央已反复强调过类似的精神。
2月13日，湖北省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玉良同志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和湖北省领导班子实际，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
如此看来，在“考察识别干部”这件事上，中央的态度和决心显而易见。
实质上，2月11日，应勇还在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新冠肺炎科研攻关和大数据助力精准防控等工作。
由沪入鄂，坊间有人评价：“应勇”抗疫。
业内对蒋超良的印象，多停留在金融系统。他担任过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和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等，在金融系统任职30多年。
2016年10月，蒋超良由吉林省省长擢升为湖北省委书记，至今3年多。因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他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1月30日晚上，湖北省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戴口罩出席的蒋超良鞠躬表示，“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我的心情很沉重，去年12月底以来，湖北省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了重大伤害。我们向在这次疫情中失去生命的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
但社交平台上网友对他的印象，停留在他面对央视记者的提问，全程对着稿子念，答非所问。
面对汹涌的舆情，蒋超良2月3日晚主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也强调，“深刻反思在这场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大考中的不足，认真汲取教训”。
走“马”
马国强是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
按常理，他也应该参加了2月12日晚蒋超良主持召开的湖北省委常委会会议。
而就在同一天，换“蒋”同时走“马”，这种调整力度，丝毫不亚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
还是那句话，急事难事看担当，要以结果论英雄。
长期在钢铁系统、在国企工作的马国强，被外界所熟知，也是因为这次疫情。
1月23日凌晨，武汉作出“封城”决定。但最早的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为市长周先旺，后以完善的名义，采取“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统筹全市疫情防控工作”。
周先旺接受央视专访时曾提到，“我们的书记马国强同志，他是企业家出身，考虑问题比我周全”，“只要有利于疾病的控制，只要有利于人类生命安全，马国强说我们承担什么责任都可以，因为关门人民群众对我们有意见，我们革职以谢天下，只要把疫情控制好我们都愿意”。
“封城”不久后，武汉市确诊病例大幅度增加。马国强对此曾公开回应称，检测能力和范围扩大，导致确诊病例新增加了这么多。这并不是疫情蔓延的速度有了大幅度提升，而是由疑似转到了确诊。
他饱受争议，是在2月1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武汉全市共排查1059万人，人数排查百分比达99%”。
马国强说过，“这一段时间我是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点决定，采取像现在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的，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会小，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
那次接受央视《新闻1+1》节目连线时，他表示，“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当机立断，导致疫情输出到了国内外。”
释放信号
从年龄看，此番接替蒋超良的应勇，二人同岁，都是1957年出生。
所不同的是，应勇长期在政法系统任职。他早年担任过台州行署公安处处长、绍兴市公安局长，后任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2003年转任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长；2006年初，升任浙江省高院院长并跻身副省级。
从履历看，应勇和近期重返湖北出任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副组长的陈一新，曾同一时期在浙江工作过。
2007年底，应勇赴沪任职时，彼时陈一新为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特殊时期，二人在湖北、在武汉相逢。
陈一新担任过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武汉的症结、湖北的情况，他不难把脉。此外，新到任的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兼任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职务，都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
应勇2008年初当选上海高院院长。十八大后，先后出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后又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2016年9月，兼任常务副市长，2017年1月担任上海市市长至此番调整。
在上海的疫情防控中，应勇曾提出要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多为基层解决困难，“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放到疫情防控上。”
临危受命的王忠林，此前为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
从级别看，武汉和济南同是副省级城市。从规模看，两座城市都是千万人口大市，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密集。
王忠林1962年8月生，长期在家乡山东任职，这是他首次跨省异地交流任职。他有地方党政主官从政经历，先后在枣庄、聊城、济南工作，基层经验丰富。
与同时履新湖北省委书记的应勇相似，王忠林早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在政法系统有20年的工作经历。加上陈一新，三位有着政法背景的官员同时赴湖北工作，这个信号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