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那年，90后姑娘杰克妮决定为自己拍一部纪录片。 她出生于福建一个家庭，上有姐姐，下有弟弟，她是夹在中间的“老二”。在7岁前，她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姐弟。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她被寄养在福建的奶奶家，父母带着姐弟住在800多公里外的广州。 当重新回到家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孩子”，没有办法和爸妈亲近，总觉得不被理解，但少有人发现她的敏感。随着年岁增长，她感觉自己能理解父母，但依然举起摄像机想去寻找一个答案——小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她的家庭会是这样。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独生子女”成为40多年来这几代人最显著的标签之一。但不可忽略的是，在一些地区，受重男轻女、传宗接代观念影响，生育三孩甚至更多孩子的现象并不少见。 据学者统计，截至2015年底，中国独生子女人口为2.246亿，占同期出生人口的43%。其中，城镇家庭中“双独”家庭占11.9%，“单独”家庭占40.8%，“非独”家庭占47.3%。 2021年5月31日，三孩生育政策公布，引起网络热议。对于杰克妮们来说，这既是她们一个“现身”的机会，也是一个回望过去、重新出发的时机。 7岁前，杰克妮住在福建奶奶家。尽管懵懂，她依然会反复追问，为什么父母不在她身边？父母有没有专门打电话来问过她？但大人从来不告诉她准确答案。 直到法定上学年龄，她才在广州的一个理发店里见到父母。姑姑牵着她的手，让她喊爸爸妈妈，她喊不出来，直到一年半载后才能松口。直至今日，她对当时的场景仍记忆犹新。 上大学前，在广州生活的杰克妮并未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身边朋友大多和她境况相似，家中有几个兄弟姐妹，其中最小的一般是弟弟。直到去上海读大学，她才发现，在江浙沪地区，身边独生子女占据主流。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显示，出生人口性别失衡的重灾区分别为“广东（129.49）”“海南（129.43）”“福建（125.71）”。而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这一数字并未好转。广东（113.08）、海南（112.86）仍高居榜首，12个省（区、市）高于全国平均比例（105.07）。这一数据对于实行了4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来说令人震撼。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曾分析，造成如此严重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原因，一是强烈的男孩偏好，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追求生男孩的观念一直存在；二是现代技术条件的发展，使得生男孩变得容易。 对于许多农村地区的80后、90后“非独家庭”，“逃计划生育”成了一个共同记忆。 河北保定一名1993年出生的男孩告诉笔者，母亲至今仍保存着两张他的“出生证明”，一张是“征收计划外生育费通知书”，上面详细写着计划外生育3胎应征收金额；另一张手写字条上写着，“今收到xx三胎罚款3600元。注：（如在一个月内小孩发生意外，经村委会验证，结扎后，将所有罚款全部退回）一个月后无效”，落款是村委会。在那时，这一笔罚款相当于一头牛的价格。 ■ 河北保定男孩家里保存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通知书”。 ■ 河北保定男孩家里保存的缴纳超生抚养费证明。 他长大后才知道，自己的出生可谓波澜曲折。在那个年代，计划生育是一场运动，“就像一阵风”。刚生完大姐后，村里要拉所有生过一胎的妇女去统一带绝育环，母亲翻墙逃回娘家躲过了。生育二姐后，家里被罚了1050元，最值钱的收音机被拿去抵押；但想要一个儿子的念头，让父母仍铤而走险，母亲在怀孕2个月后，终于被村委会抓到做绝育手术，本以为这一胎保不住，但最后他还是平安落地。 他上头有两个姐姐，小时候父母有时开玩笑会说，二姐是“多余儿”，他不懂事时，有时也跟着叫，现在觉得有些愧疚。 “我就是国家计划生育的漏网之鱼。”出生在安徽阜阳的李岩是家里的“老二”，她有姐弟，各相差两岁。如今谈起过去，她可以开玩笑地说出这句话，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校关于独生子女的教育让她曾认真思考，自己作为“多余人口”，“是否在给国家和社会添乱”。 李岩经历过几次转学、用过很多名字、换过3次姓，这一切都是为了躲避计生部门的检查。 读小学时她一直属于“黑户”；五年级时，镇上查计划生育的风声紧了，她被迫转移到另一个镇上学，直到初一下学期才回到自己家。初中时她曾跟婶婶姓，又跟母亲姓，中考报名时她想改回父姓，但阴差阳错没成功。此后她一直会被别人问起，为什么她和姐弟不是一个姓。 尽管经历了这些波折，李岩觉得父母已经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为她付出很多，至少在家里，她拥有和姐弟一样叫“爸爸妈妈”的权利。在有些人家，二女儿不能叫亲生父母爸妈，得叫姑姑舅舅，以免检查时“穿帮”。 她觉得自己比别的“老二”要幸运些。李岩刚出生时，父母准备把她送给邻县一个有儿子的家庭，但对方提出领养要求，以后孩子不能再和父母联系。父母不忍心，只能把她放在奶奶家长大。她“逃过一劫”。 “好像我这一代的同龄人，基本上如果家里第一个是女儿的话，后面都会至少再有两个孩子。”李岩说，“（超生）会罚钱，但村里管得不是很严，罚钱就能解决问题。有的人会把孩子放到亲戚家养，有的父母没工作会自己养着，或者送给别人。” 对于安徽长大的张琴来说，“为什么把我丢掉”却是缠绕她十几年的一道枷锁。2020年中秋节，30岁的她第一次踏上了通往亲生父母家的道路。 从记事起，她就隐隐约约听旁人说，“你是你爸爸用菜篮子提回来的”，她将信将疑；15岁时，她无意中发现母亲给弟弟买了一份保险，没给她买，尚处叛逆期的她气不过，闹着要找亲生父母。 一开始，家人骗她说，你是从隔壁村的姑姑家抱来的，她号啕大哭，跑去追问姑姑“为什么你要哥哥不要我”。直到瞒不住了，长辈才告诉她，在1990年1月一个寒冷的早上，她被养父从邻省江苏省江阴车站抱回。当时养父母曾有过几个孩子，都没有保住，听人说要抱一个回来才能继续生，就捡到了路上遇到的她。 寻亲的唯一线索是夹在襁褓里的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她的出生日期和时间。这是养父母为她留存下来的证据，如今这张纸被揉得皱皱巴巴，有些地方还褪了色。 随着年岁增长，她心里知道，亲生父母应该是为了生儿子而弃养她，这种情况在她的村子里并不少见。但毕竟自己来人间走一遭，她只想知道亲生父母还在人世否、长什么样、过得怎样。 在参加工作后，她的愿望更加强烈。她求助过央视，四散过寻亲信息，都没有下文。2016年，张琴寻找到了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作了登记。 事情终于在2020年有了转机，7月的一天，她接到了志愿者的电话，告诉她江阴某村有一对老夫妻在找女儿，比对他们的DNA数据，显示匹配。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她心里反而有些忐忑。 她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又是纠结那个答案，又为如何平衡亲生父母与养父母家庭的关系感到困扰。最后促成她下定决心的还是养父的一句话，毕竟“血浓于水”。 中秋节那天，她终于踏上回乡的路。亲戚来了大半，他们在通往家中的道路铺上鞭炮，在家摆上满满一桌喜宴。见到亲身父母，她们抱头痛哭。在江阴，父母要给失而复得的孩子喂汤圆，以示团圆。 自觉亏欠许多的母亲拉着她的手讲起当年，她才了解当年自己被丢弃的真相。30年前的冬天，重男轻女的奶奶看到儿媳妇生的第二个孩子仍是女儿，掩不住失望。此前，大孙女的出生已经让她向儿子放了狠话，尽管计划生育执行严格，也一定要生到儿子为止，大不了把房子拆了。 他们决定把刚出生的她送给附近一户殷实的人家，但生母抱着她迟迟不肯撒手，等到送去时对方称已收养了别的孩子；生母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件事就此了结。未曾想婆媳矛盾越来越激烈，刚刚出生23天的她被第二次送出家门，直到一周后张琴的生母才得知，女儿被遗弃在江阴车站。 那时她再找过去，孩子已不知所踪。他们去过江阴市寻找，但没有想到她已被带到安徽。又过了7年，这个家庭迎来第三个孩子，如愿以偿，是个男孩。 在认亲后，张琴身上背负着“两个家”。平时节假日，她回过几次亲生父母家，回安徽养父母家都挑周末。在过年团圆的日子，她选择一个人在单位值班，为了“两边都不得罪”。 她觉得自己回亲生父母家像个“重要的客人”，需要不时串门走动，却也无法“肆无忌惮”。当亲戚聊到激动时，他们会不自觉地说起当地话，张琴听不懂，只好在一旁默默玩手机。 和姐弟相处，她觉得更自在，他们会一起逛街、聊天，但基本不谈钱。刚刚和亲生父母刚见面时，张琴包了红包，但母亲觉得亏欠女儿太多，退了回来。此后，她回家都只带礼物，大姐和小弟也默认不用她来分担养老费用。这让她觉得，他们只维系着“亲戚”关系。 张琴甚至觉得自己算是幸运的。尽管她没有被亲生父母抚养，但养父母从小待她视如己出，尽管弟弟比她小半岁，“家里吃喝玩，都先紧着我的”。如果在原生家庭长大，她不敢保证自己是否会作为“不被期待的孩子”受到奶奶的“压榨”。 杰克妮回到家后，与姐姐住一个房间，姐弟三人很快就熟悉起来，但她始终觉得彼此不够亲近。不过最让她感觉有落差的，是父母的态度。 杰克妮的日记详细地记录下她当年的经历。11岁时，她写着，“快过年了，今天妈妈不给我买新年穿的衣服，她只给姐、弟买，还要我全都要穿姐的衣服……她根本就不舍得把钱花在我身上”。 她还记得，一次台风天，她冒雨回家，进门时只有父亲问候她，母亲若无其事，过了一会儿弟弟回来了，母亲赶忙“跑过去问弟弟有没有淋湿，还兴奋地把弟弟一把抱起来，把弟弟当心肝宝贝”。 ■ 杰克妮的日记。 ■ 杰克妮的日记。 “我和我的爸妈，表面上看来没什么，可在我们的亲情深处，始终留着一段断裂的距离。”13岁的她试图寻找解决之道，她反思是因为自己没有说过一句“爸妈，我爱你们”，尽管这句话姐姐和弟弟也没有说过。她觉得这需要充足的勇气和“胆量”。 这些心结憋在她心中十几年，但在母亲的记忆里并不清晰，也得不到姐姐和弟弟的认同。 现在的杰克妮会认为，自己是否过于敏感。在教育上父母始终公平对待，供她去上海上学费更高昂的大学。她试图为自己安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母亲怀她时为躲避计划生育政策，东躲西藏，这种环境下对腹中胎儿产生了影响，才让她变得敏感、不安全感强烈。 “老二”身份的尴尬似乎更容易引起有相似经历者的共鸣。在社交网络上，有人在“三个孩子中的老二是什么感觉”问题下留言，认为老二总是被比较，活在老大阴影下，却又无法像最小的一样获得关注和疼爱，“特别羡慕那些能够理直气壮对别人提要求的人”。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20世纪初曾作研究，发现出生顺序是影响一个人性格的重要因素。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弗莱克·沙洛维也曾从进化心理学角度解释了这一现象：“兄弟姐妹之间为取得父母情感上的关注所进行的竞争和采取的对策是成年后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但也有人反驳，儿童的人格发展非常复杂，受许多变量的影响。 李岩一直觉得，她比同龄人更独立、自主，自我保护意识强，不会依赖别人，是因为在家庭中作为“老二”，“从小没有享受过父母一直的关爱”。 这种“缺乏关爱”并非来源于物质层面的差别对待，她是村里少数读至研究生的女孩，父母给了她旁人没有的支持。但小时候长期在亲戚家的经历让她觉得，自己与从小就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姐姐和弟弟是不同的。 影响日积月累并潜移默化。她羡慕弟弟得到父母最多的关注，能更随心所欲、任性，她从小就知道，放学回家要帮父母干活，需要特别努力学习，才能“获得在一个家里的地位”。她常被夸“乖”“懂事”，尽管她明白自己内心并不愿意如此，只是为了“获得大家认同”。 她有时又感觉心里很矛盾。父母点滴的关心，她记忆深刻。为“逃计划生育”她去邻县读过半年初中，父亲为了不耽误她学习，深夜骑摩托车偷偷摸摸接她回来上学，路上结着冰，摩托车打滑跌倒了，父亲为了保护她受了伤。母亲为了陪伴在三个孩子身边，放弃了去外省打工的机会，一直在家干农活操劳。 长大后，她想表现出和父母更亲近的姿态，却总是缺乏时机。一直到大四那年，她要坐公交车去省会上学时，在公交车站第一次拥抱了父母，那是她“第一次勇敢”。 如今李岩和丈夫一起在远离家乡的新疆生活。从初高中开始，她就努力地学习，想要考出去、离开家，不管在哪都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觉得那才是属于自己的”。 这次看到三孩政策出来的讨论，她转发了一位朋友关于排行“老二”的吐槽，并在评论中写道，“如果你觉得一个孩子特别懂事，他可能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她的弟弟在下面回复了一句“呵呵”。 大姐立马打来电话，认为她“过分”，她才知道，大姐一直羡慕她在外婆家度过童年，不用承担照顾弟弟的责任，6岁时大姐已揽过家中照顾弟弟的活儿，干得不好，还害怕被父母责怪。 大姐曾有一段时间学习成绩下降，初中之后选择辍学，父母顺其自然，答应了她的选择。此后她靠自己努力参加成人高考，自感人生路走得曲折，有点遗憾地对李岩说，“如果家里只有两个孩子，爸妈肯定会逼一把”。 “他们是没有办法。”如今33岁的李岩已为人父母，觉得更难怪罪父母什么，在她看来，计划生育制度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冲突，让父母只能铤而走险、辛苦半生，才能顺利把三个孩子抚养大。 她告诉笔者，这种现象在农村仍然存在。她听母亲说，村里有一个和她一样年轻的母亲，生了头胎女儿，看到二胎还是女儿，拒绝去照顾。她认为，是“周围环境和老一辈的观念的强加”，让这位年轻的母亲做出这种极端行为。 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她更加坚定信念，她要把最好的都给这一个孩子，“为啥还要有所保留，再留给下一个孩子”。她说不会让自己的孩子离开身边，因为“父母的陪伴可能是未来你给再多东西都无法弥补的”。 在杰克妮的纪录片里，她记录下姐姐怀孕生子的过程。在姐姐孕期她问姐姐的公公，希望生男生女，对方笃定地说，“一定要是个男孩，生女孩就得再生，女人就是用来生孩子的”。杰克妮再问他，如果生三个孩子都是女孩怎么办？回复是，不可能，最起码有一个男孩。 但当着姐姐的面，这位中年男子突然改口，说，“男孩也行，女孩也行。不要怕，这个社会很好了，不要紧”。 最终，姐姐生下了一个男孩，全家的喜悦溢于言表，但杰克妮感觉很荒唐的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对“带把儿”的喜悦。 ■ 杰克妮纪录片中怀孕的姐姐。 在拍纪录片时，杰克妮才第一次知道，其实当年因为家庭经济原因，当年轻的母亲怀上第三个孩子时，爸爸一度让她去广州打胎，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要了。但在医院，母亲逃走了，最终弟弟平安落地。 她认为，母亲的症结在于对家庭地位的不自信。母亲告诉杰克妮，“如果没有生弟弟，真的可能会离婚”。她追问，“是弟弟的出生维持了你们的感情吗？”母亲讷讷地说，“我也不知道”，之后便是短暂的沉默。 在纪录片结尾，她和母亲提出拥抱一下，这在别人眼中非常平常的动作，对她来说却需要克服尴尬、鼓足勇气，她涩涩地问母亲：我今天抱你，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很尴尬？母亲的声音波澜不惊：正常的事情有什么尴尬。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杰克妮、李岩为化名。）
大四那年，90后姑娘杰克妮决定为自己拍一部纪录片。
她出生于福建一个家庭，上有姐姐，下有弟弟，她是夹在中间的“老二”。在7岁前，她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姐弟。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她被寄养在福建的奶奶家，父母带着姐弟住在800多公里外的广州。
当重新回到家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孩子”，没有办法和爸妈亲近，总觉得不被理解，但少有人发现她的敏感。随着年岁增长，她感觉自己能理解父母，但依然举起摄像机想去寻找一个答案——小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她的家庭会是这样。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独生子女”成为40多年来这几代人最显著的标签之一。但不可忽略的是，在一些地区，受重男轻女、传宗接代观念影响，生育三孩甚至更多孩子的现象并不少见。
据学者统计，截至2015年底，中国独生子女人口为2.246亿，占同期出生人口的43%。其中，城镇家庭中“双独”家庭占11.9%，“单独”家庭占40.8%，“非独”家庭占47.3%。
2021年5月31日，三孩生育政策公布，引起网络热议。对于杰克妮们来说，这既是她们一个“现身”的机会，也是一个回望过去、重新出发的时机。
7岁前，杰克妮住在福建奶奶家。尽管懵懂，她依然会反复追问，为什么父母不在她身边？父母有没有专门打电话来问过她？但大人从来不告诉她准确答案。
直到法定上学年龄，她才在广州的一个理发店里见到父母。姑姑牵着她的手，让她喊爸爸妈妈，她喊不出来，直到一年半载后才能松口。直至今日，她对当时的场景仍记忆犹新。
上大学前，在广州生活的杰克妮并未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身边朋友大多和她境况相似，家中有几个兄弟姐妹，其中最小的一般是弟弟。直到去上海读大学，她才发现，在江浙沪地区，身边独生子女占据主流。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显示，出生人口性别失衡的重灾区分别为“广东（129.49）”“海南（129.43）”“福建（125.71）”。而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这一数字并未好转。广东（113.08）、海南（112.86）仍高居榜首，12个省（区、市）高于全国平均比例（105.07）。这一数据对于实行了4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来说令人震撼。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曾分析，造成如此严重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原因，一是强烈的男孩偏好，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追求生男孩的观念一直存在；二是现代技术条件的发展，使得生男孩变得容易。
对于许多农村地区的80后、90后“非独家庭”，“逃计划生育”成了一个共同记忆。
河北保定一名1993年出生的男孩告诉笔者，母亲至今仍保存着两张他的“出生证明”，一张是“征收计划外生育费通知书”，上面详细写着计划外生育3胎应征收金额；另一张手写字条上写着，“今收到xx三胎罚款3600元。注：（如在一个月内小孩发生意外，经村委会验证，结扎后，将所有罚款全部退回）一个月后无效”，落款是村委会。在那时，这一笔罚款相当于一头牛的价格。
■ 河北保定男孩家里保存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通知书”。
■ 河北保定男孩家里保存的缴纳超生抚养费证明。
他长大后才知道，自己的出生可谓波澜曲折。在那个年代，计划生育是一场运动，“就像一阵风”。刚生完大姐后，村里要拉所有生过一胎的妇女去统一带绝育环，母亲翻墙逃回娘家躲过了。生育二姐后，家里被罚了1050元，最值钱的收音机被拿去抵押；但想要一个儿子的念头，让父母仍铤而走险，母亲在怀孕2个月后，终于被村委会抓到做绝育手术，本以为这一胎保不住，但最后他还是平安落地。
他上头有两个姐姐，小时候父母有时开玩笑会说，二姐是“多余儿”，他不懂事时，有时也跟着叫，现在觉得有些愧疚。
“我就是国家计划生育的漏网之鱼。”出生在安徽阜阳的李岩是家里的“老二”，她有姐弟，各相差两岁。如今谈起过去，她可以开玩笑地说出这句话，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校关于独生子女的教育让她曾认真思考，自己作为“多余人口”，“是否在给国家和社会添乱”。
李岩经历过几次转学、用过很多名字、换过3次姓，这一切都是为了躲避计生部门的检查。
读小学时她一直属于“黑户”；五年级时，镇上查计划生育的风声紧了，她被迫转移到另一个镇上学，直到初一下学期才回到自己家。初中时她曾跟婶婶姓，又跟母亲姓，中考报名时她想改回父姓，但阴差阳错没成功。此后她一直会被别人问起，为什么她和姐弟不是一个姓。
尽管经历了这些波折，李岩觉得父母已经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为她付出很多，至少在家里，她拥有和姐弟一样叫“爸爸妈妈”的权利。在有些人家，二女儿不能叫亲生父母爸妈，得叫姑姑舅舅，以免检查时“穿帮”。
她觉得自己比别的“老二”要幸运些。李岩刚出生时，父母准备把她送给邻县一个有儿子的家庭，但对方提出领养要求，以后孩子不能再和父母联系。父母不忍心，只能把她放在奶奶家长大。她“逃过一劫”。
“好像我这一代的同龄人，基本上如果家里第一个是女儿的话，后面都会至少再有两个孩子。”李岩说，“（超生）会罚钱，但村里管得不是很严，罚钱就能解决问题。有的人会把孩子放到亲戚家养，有的父母没工作会自己养着，或者送给别人。”
对于安徽长大的张琴来说，“为什么把我丢掉”却是缠绕她十几年的一道枷锁。2020年中秋节，30岁的她第一次踏上了通往亲生父母家的道路。
从记事起，她就隐隐约约听旁人说，“你是你爸爸用菜篮子提回来的”，她将信将疑；15岁时，她无意中发现母亲给弟弟买了一份保险，没给她买，尚处叛逆期的她气不过，闹着要找亲生父母。
一开始，家人骗她说，你是从隔壁村的姑姑家抱来的，她号啕大哭，跑去追问姑姑“为什么你要哥哥不要我”。直到瞒不住了，长辈才告诉她，在1990年1月一个寒冷的早上，她被养父从邻省江苏省江阴车站抱回。当时养父母曾有过几个孩子，都没有保住，听人说要抱一个回来才能继续生，就捡到了路上遇到的她。
寻亲的唯一线索是夹在襁褓里的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她的出生日期和时间。这是养父母为她留存下来的证据，如今这张纸被揉得皱皱巴巴，有些地方还褪了色。
随着年岁增长，她心里知道，亲生父母应该是为了生儿子而弃养她，这种情况在她的村子里并不少见。但毕竟自己来人间走一遭，她只想知道亲生父母还在人世否、长什么样、过得怎样。
在参加工作后，她的愿望更加强烈。她求助过央视，四散过寻亲信息，都没有下文。2016年，张琴寻找到了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作了登记。
事情终于在2020年有了转机，7月的一天，她接到了志愿者的电话，告诉她江阴某村有一对老夫妻在找女儿，比对他们的DNA数据，显示匹配。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她心里反而有些忐忑。
她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又是纠结那个答案，又为如何平衡亲生父母与养父母家庭的关系感到困扰。最后促成她下定决心的还是养父的一句话，毕竟“血浓于水”。
中秋节那天，她终于踏上回乡的路。亲戚来了大半，他们在通往家中的道路铺上鞭炮，在家摆上满满一桌喜宴。见到亲身父母，她们抱头痛哭。在江阴，父母要给失而复得的孩子喂汤圆，以示团圆。
自觉亏欠许多的母亲拉着她的手讲起当年，她才了解当年自己被丢弃的真相。30年前的冬天，重男轻女的奶奶看到儿媳妇生的第二个孩子仍是女儿，掩不住失望。此前，大孙女的出生已经让她向儿子放了狠话，尽管计划生育执行严格，也一定要生到儿子为止，大不了把房子拆了。
他们决定把刚出生的她送给附近一户殷实的人家，但生母抱着她迟迟不肯撒手，等到送去时对方称已收养了别的孩子；生母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件事就此了结。未曾想婆媳矛盾越来越激烈，刚刚出生23天的她被第二次送出家门，直到一周后张琴的生母才得知，女儿被遗弃在江阴车站。
那时她再找过去，孩子已不知所踪。他们去过江阴市寻找，但没有想到她已被带到安徽。又过了7年，这个家庭迎来第三个孩子，如愿以偿，是个男孩。
在认亲后，张琴身上背负着“两个家”。平时节假日，她回过几次亲生父母家，回安徽养父母家都挑周末。在过年团圆的日子，她选择一个人在单位值班，为了“两边都不得罪”。
她觉得自己回亲生父母家像个“重要的客人”，需要不时串门走动，却也无法“肆无忌惮”。当亲戚聊到激动时，他们会不自觉地说起当地话，张琴听不懂，只好在一旁默默玩手机。
和姐弟相处，她觉得更自在，他们会一起逛街、聊天，但基本不谈钱。刚刚和亲生父母刚见面时，张琴包了红包，但母亲觉得亏欠女儿太多，退了回来。此后，她回家都只带礼物，大姐和小弟也默认不用她来分担养老费用。这让她觉得，他们只维系着“亲戚”关系。
张琴甚至觉得自己算是幸运的。尽管她没有被亲生父母抚养，但养父母从小待她视如己出，尽管弟弟比她小半岁，“家里吃喝玩，都先紧着我的”。如果在原生家庭长大，她不敢保证自己是否会作为“不被期待的孩子”受到奶奶的“压榨”。
杰克妮回到家后，与姐姐住一个房间，姐弟三人很快就熟悉起来，但她始终觉得彼此不够亲近。不过最让她感觉有落差的，是父母的态度。
杰克妮的日记详细地记录下她当年的经历。11岁时，她写着，“快过年了，今天妈妈不给我买新年穿的衣服，她只给姐、弟买，还要我全都要穿姐的衣服……她根本就不舍得把钱花在我身上”。
她还记得，一次台风天，她冒雨回家，进门时只有父亲问候她，母亲若无其事，过了一会儿弟弟回来了，母亲赶忙“跑过去问弟弟有没有淋湿，还兴奋地把弟弟一把抱起来，把弟弟当心肝宝贝”。
■ 杰克妮的日记。
■ 杰克妮的日记。
“我和我的爸妈，表面上看来没什么，可在我们的亲情深处，始终留着一段断裂的距离。”13岁的她试图寻找解决之道，她反思是因为自己没有说过一句“爸妈，我爱你们”，尽管这句话姐姐和弟弟也没有说过。她觉得这需要充足的勇气和“胆量”。
这些心结憋在她心中十几年，但在母亲的记忆里并不清晰，也得不到姐姐和弟弟的认同。
现在的杰克妮会认为，自己是否过于敏感。在教育上父母始终公平对待，供她去上海上学费更高昂的大学。她试图为自己安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母亲怀她时为躲避计划生育政策，东躲西藏，这种环境下对腹中胎儿产生了影响，才让她变得敏感、不安全感强烈。
“老二”身份的尴尬似乎更容易引起有相似经历者的共鸣。在社交网络上，有人在“三个孩子中的老二是什么感觉”问题下留言，认为老二总是被比较，活在老大阴影下，却又无法像最小的一样获得关注和疼爱，“特别羡慕那些能够理直气壮对别人提要求的人”。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20世纪初曾作研究，发现出生顺序是影响一个人性格的重要因素。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弗莱克·沙洛维也曾从进化心理学角度解释了这一现象：“兄弟姐妹之间为取得父母情感上的关注所进行的竞争和采取的对策是成年后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但也有人反驳，儿童的人格发展非常复杂，受许多变量的影响。
李岩一直觉得，她比同龄人更独立、自主，自我保护意识强，不会依赖别人，是因为在家庭中作为“老二”，“从小没有享受过父母一直的关爱”。
这种“缺乏关爱”并非来源于物质层面的差别对待，她是村里少数读至研究生的女孩，父母给了她旁人没有的支持。但小时候长期在亲戚家的经历让她觉得，自己与从小就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姐姐和弟弟是不同的。
影响日积月累并潜移默化。她羡慕弟弟得到父母最多的关注，能更随心所欲、任性，她从小就知道，放学回家要帮父母干活，需要特别努力学习，才能“获得在一个家里的地位”。她常被夸“乖”“懂事”，尽管她明白自己内心并不愿意如此，只是为了“获得大家认同”。
她有时又感觉心里很矛盾。父母点滴的关心，她记忆深刻。为“逃计划生育”她去邻县读过半年初中，父亲为了不耽误她学习，深夜骑摩托车偷偷摸摸接她回来上学，路上结着冰，摩托车打滑跌倒了，父亲为了保护她受了伤。母亲为了陪伴在三个孩子身边，放弃了去外省打工的机会，一直在家干农活操劳。
长大后，她想表现出和父母更亲近的姿态，却总是缺乏时机。一直到大四那年，她要坐公交车去省会上学时，在公交车站第一次拥抱了父母，那是她“第一次勇敢”。
如今李岩和丈夫一起在远离家乡的新疆生活。从初高中开始，她就努力地学习，想要考出去、离开家，不管在哪都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觉得那才是属于自己的”。
这次看到三孩政策出来的讨论，她转发了一位朋友关于排行“老二”的吐槽，并在评论中写道，“如果你觉得一个孩子特别懂事，他可能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她的弟弟在下面回复了一句“呵呵”。
大姐立马打来电话，认为她“过分”，她才知道，大姐一直羡慕她在外婆家度过童年，不用承担照顾弟弟的责任，6岁时大姐已揽过家中照顾弟弟的活儿，干得不好，还害怕被父母责怪。
大姐曾有一段时间学习成绩下降，初中之后选择辍学，父母顺其自然，答应了她的选择。此后她靠自己努力参加成人高考，自感人生路走得曲折，有点遗憾地对李岩说，“如果家里只有两个孩子，爸妈肯定会逼一把”。
“他们是没有办法。”如今33岁的李岩已为人父母，觉得更难怪罪父母什么，在她看来，计划生育制度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冲突，让父母只能铤而走险、辛苦半生，才能顺利把三个孩子抚养大。
她告诉笔者，这种现象在农村仍然存在。她听母亲说，村里有一个和她一样年轻的母亲，生了头胎女儿，看到二胎还是女儿，拒绝去照顾。她认为，是“周围环境和老一辈的观念的强加”，让这位年轻的母亲做出这种极端行为。
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她更加坚定信念，她要把最好的都给这一个孩子，“为啥还要有所保留，再留给下一个孩子”。她说不会让自己的孩子离开身边，因为“父母的陪伴可能是未来你给再多东西都无法弥补的”。
在杰克妮的纪录片里，她记录下姐姐怀孕生子的过程。在姐姐孕期她问姐姐的公公，希望生男生女，对方笃定地说，“一定要是个男孩，生女孩就得再生，女人就是用来生孩子的”。杰克妮再问他，如果生三个孩子都是女孩怎么办？回复是，不可能，最起码有一个男孩。
但当着姐姐的面，这位中年男子突然改口，说，“男孩也行，女孩也行。不要怕，这个社会很好了，不要紧”。
最终，姐姐生下了一个男孩，全家的喜悦溢于言表，但杰克妮感觉很荒唐的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对“带把儿”的喜悦。
■ 杰克妮纪录片中怀孕的姐姐。
在拍纪录片时，杰克妮才第一次知道，其实当年因为家庭经济原因，当年轻的母亲怀上第三个孩子时，爸爸一度让她去广州打胎，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要了。但在医院，母亲逃走了，最终弟弟平安落地。
她认为，母亲的症结在于对家庭地位的不自信。母亲告诉杰克妮，“如果没有生弟弟，真的可能会离婚”。她追问，“是弟弟的出生维持了你们的感情吗？”母亲讷讷地说，“我也不知道”，之后便是短暂的沉默。
在纪录片结尾，她和母亲提出拥抱一下，这在别人眼中非常平常的动作，对她来说却需要克服尴尬、鼓足勇气，她涩涩地问母亲：我今天抱你，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很尴尬？母亲的声音波澜不惊：正常的事情有什么尴尬。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杰克妮、李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