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知道就业市场很艰难。但没有人想到竟会如此艰难。中国经济正在持续放缓中挣扎，房地产开发商深陷债务泥沼，家庭不敢支出，企业家犹豫是否要冒险。年轻人的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
我们采访了五位中国年轻人，了解他们在这种不确定性下如何找到工作。他们描述了搬回父母家、耗尽积蓄、接受无薪实习或同时打两份工等情况。
他们还谈到了一代人的幻灭。他们出生在中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成长过程中比他们的父母拥有更多的机会，生活更加舒适，也有着更高的期望。他们被告知，通过努力工作和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未来几乎是有保障的。
如今，那些繁荣岁月正在消逝，许多年轻人的希望也在消逝——这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后果。
纳迪亚·杨（音），2019届
为了找到理想的工作，纳迪亚·杨花费了约3.5万元，从繁荣的沿海城市搬回家乡，在20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学习之外几乎什么都没做。
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一个工资还不到她以前收入一半的职位。但这不要紧，因为那是一份政府工作。
中国的公务员工作往往收入较低且乏味。但它们被视为有保障的工作的典型——这对杨女士来说很有吸引力，她曾从事的私人补习行业一度蓬勃发展，但在2021年突然被政府的打压所摧毁。
杨女士的经历并不罕见：近年来，随着政府的打压和经济放缓导致私营部门大规模裁员，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中国年轻人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为了准备考试，杨女士离开她居住了两年的杭州，搬去和父母同住。在花光了自己的积蓄后，她开始靠父母资助。她花了约1400元购买学习材料。她报名参加了15场考试（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考试）——再支付1500元的报名费。
由于中国的新冠限制措施当时仍然存在，她还必须负担跨城市出行总共三周的隔离住宿费用。
然而几个月以来，杨女士一直苦于无法通过初试进入下一轮。
“你会觉得自己把自己逼入了一个死胡同，”她说。
2022年10月，开始学习一年多后，她发现自己进入了北方小城市延安一份工作的最后一轮面试。为了做好准备，她报名参加了为期一周的面试准备课程，费用为1.6万元。她买了新皮鞋、化妆品和衣服。然后是等待——持续痛苦的五个月的等待。
今年3月，杨女士终于通过面试，并于同月被延安市交通运输局录用。
她的月薪只有约3000元，而她在杭州的工资是7000元左右。但现在她工作时间正常，不用担心被解雇。住房和餐费均有补贴。内心的平静是值得的——至少现在是这样。
“我就是说知足常乐，”她说。“不然怎么办？”
菲奥娜·秦（音），2023届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直到最近，菲奥娜·秦一直都有自己的计划。她想考上一所好大学，然后是一所顶尖的研究生院，最后在大城市的新闻机构找到一份记者的工作。
2022年秋，随着毕业临近，似乎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在北京攻读硕士的同时，她还完成了几份实习。她设定的目标是向100份职位递交申请，她觉得这肯定足以让她获得一份工作。
但很快，她的计划开始崩塌。那年秋天，随着新冠病毒的广泛传播，中国实施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封锁。秦女士连第二天是否能离开家都无法预测，更不用说几个月后她会在哪里了。
由于经济大环境不景气，她的大部分求职申请都没有得到回复。秦女士开始申请任何她认为可能会要她的领域，不仅是新闻业，还有科技行业、出版社，甚至零售品牌。
无助感让她不知所措。她说：“你想，投一百个，没什么回复，这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
今年1月，上海一家新闻媒体终于向她提供了一份无薪实习机会。她依靠自己的积蓄和父母的资助搬到了这座城市，签下了一个月2600元的租约。
不过，秦女士以前可能会想办法尽可能增加留在上海的机会——比如申请其他工作——但她现在决定只专注于手头的实习。如果实习变成长期工作，她会很高兴。如果没有，她会到时候再想办法。
几个月后，她获得了一个全职职位。但即使是现在，秦女士也对制定任何长期计划持怀疑态度。
“有太多意外了，”她说。“现在尽量做好当下。”
伊森·易（音），2022届
回想起来，伊森·易觉得自己有点自以为是，至少是太天真了。
易先生于2022年6月毕业，获得了管理学学士学位。他一直听别人说，大学学位会带来一定的好处，他不需要像父母那样辛苦地做蔬菜批发商。他可以得到高薪和尊重。
起初，他的期望似乎得到了证实。他在中国吉利汽车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月薪近7000元，高于像他这样的应届毕业生的平均水平。
但刚入职时，分配给他的主要是行政工作，比如申报费用，易先生认为这些工作配不上自己。五个月后，他辞职了。
在寻找下一份工作期间，他做了一些临时的工作。失望随之而来。他只做了三天服务员就辞职了，不久又离开了在一家酒店和一座游乐园的工作。
“我好歹也是个本科生，”他说。“你让我去给别人当服务员，我觉得有点卑躬屈膝，说实话。”
易先生遭遇的是一个中国的新问题：大学文凭不再是像过去那样的敲门砖。几十年来，政府成功地推动了大学扩招。然而，与毕业生资质相匹配的工作岗位供应却没有跟上步伐。
不过，随着有关失业的新闻越来越多，易先生开始怀疑问题是不是在于自己的期望太高。其他做着不理想工作的年轻人似乎就能坚持下去。
去年9月，易先生决定到上海碰碰运气。他发誓，这一次他一定要坚持下去，即使这意味着要做一些他曾经不会考虑的工作。
“其实我有时候会想凭什么我去挑，别人挑我就算了，我没有什么太大资格去挑别人，”他说。
两周后，他被一家农业化学公司录用，月薪5200元。他在市郊租了一套公寓，全身心投入到培训中。
“发展怎么样就再慢慢来，”他说。“挣快钱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想到了这一点。”
菲比·刘（音），2022届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菲比·刘十分想在TikTok背后的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工作。于是，当她获得了在这家公司的面试时，她决定全力以赴。
她花250元雇了一个线上面试辅导，会给她进行一个小时的模拟面试，并给她反馈。
许多大学生通常会在秋季校园招聘期间拿到工作机会。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尽管发出了数十份简历，但刘女士一个工作都没定下来。由于压力太大，她开始严重爆痘，于是她去看了医生，花了大概500元。
花出去的钱越来越多。在北京，她在另一家科技公司小红书实习，为在这个城市一间与他人合住的房间本来就要支付大约3000元房租。实习工资为大约150元一天——几乎不够线上面试辅导费用的一半。
但刘女士很是迫切。进入了字节跳动第二轮面试后，她又花钱买了一次辅导。然后她又进了下一轮面试——于是，又买了一次辅导。
“人就会在这个时候想尽一切办法，买一个保底和心安，”她说。
刘女士最终没能获得字节跳动的工作。为了准备别的面试，她需要跟实习单位请假，每次都要放弃半天的工资。她又去看了医生，导致她在医疗方面花的钱已经达到了约1000元。
最终在12月，刘女士凭借着她在小红书的实习获得了一份全职工作。她拿到的薪水高于平均值，年薪约为25万元。
但找到自己第一份全职工作是如此之难，令刘女士感到心有余悸。例如买房等其他成年生活的传统指标感觉更难以企及了，尤其是在北京这个如此昂贵的城市。尽管她经商的父亲在中国经济繁荣发展时颇为成功，但她对自己是否能像父亲一样向上流动感到怀疑。
“我想，我自己奋斗10年20年，真的会变得那么有钱吗？”她谈到自己的父母一辈时说。“现在你靠努力或者什么的，你绝对不可能这样去实现。”
苏琪·金（音），2020届
苏琪·金在中国内陆一个小城长大，但一直都想体验外面的生活。4月，她决定实现这一梦想——不管外面好不好找工作。
金女士要求文中只用她的姓氏和别名。她辞去了已做了两年的人力资源工作，在下一份工作还没着落且仅有约5000元积蓄的情况下搬到了上海。
“我觉得年轻人不应该过得太舒适，”她说。“去外面看看挺好的。”
金女士走的路体现出一些年轻中国人是如何坚守自己的抱负的：他们愿意在其他几乎所有事情上妥协。
她迅速接受了另一份人力资源工作，尽管那份工作工资每月只有约5000元，只比她在老家挣得多一点，而老家的生活成本要低得多。她找了兼职工作，周末在游戏厅做收银员。
金女士尽可能地减少支出。她的主要目标是留在上海。其他都是次要的，包括对工作的要求。
“我的要求不高，”她说。“有许多人要优秀得多。”
她的实用主义让她一直有底气冒新风险。她在第一份工作做了几周后就辞职，以寻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因为她知道如果有必要，她完全可以回去做不那么光鲜的工作。
大约一个月后，她又换了现在这份工资约为每月9000元的工作——比她在老家挣的多了一倍。
即便是有了这份新工作，金女士还是已经在提前思考她的下一个冒险了。在上海工作几年后，她想试试其他城市。
“都是人生经验，”她说。
他们知道就业市场很艰难。但没有人想到竟会如此艰难。中国经济正在持续放缓中挣扎，房地产开发商深陷债务泥沼，家庭不敢支出，企业家犹豫是否要冒险。年轻人的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
我们采访了五位中国年轻人，了解他们在这种不确定性下如何找到工作。他们描述了搬回父母家、耗尽积蓄、接受无薪实习或同时打两份工等情况。
他们还谈到了一代人的幻灭。他们出生在中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成长过程中比他们的父母拥有更多的机会，生活更加舒适，也有着更高的期望。他们被告知，通过努力工作和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未来几乎是有保障的。
如今，那些繁荣岁月正在消逝，许多年轻人的希望也在消逝——这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后果。
纳迪亚·杨（音），2019届
为了找到理想的工作，纳迪亚·杨花费了约3.5万元，从繁荣的沿海城市搬回家乡，在20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学习之外几乎什么都没做。
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一个工资还不到她以前收入一半的职位。但这不要紧，因为那是一份政府工作。
中国的公务员工作往往收入较低且乏味。但它们被视为有保障的工作的典型——这对杨女士来说很有吸引力，她曾从事的私人补习行业一度蓬勃发展，但在2021年突然被政府的打压所摧毁。
杨女士的经历并不罕见：近年来，随着政府的打压和经济放缓导致私营部门大规模裁员，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中国年轻人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为了准备考试，杨女士离开她居住了两年的杭州，搬去和父母同住。在花光了自己的积蓄后，她开始靠父母资助。她花了约1400元购买学习材料。她报名参加了15场考试（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考试）——再支付1500元的报名费。
由于中国的新冠限制措施当时仍然存在，她还必须负担跨城市出行总共三周的隔离住宿费用。
然而几个月以来，杨女士一直苦于无法通过初试进入下一轮。
“你会觉得自己把自己逼入了一个死胡同，”她说。
2022年10月，开始学习一年多后，她发现自己进入了北方小城市延安一份工作的最后一轮面试。为了做好准备，她报名参加了为期一周的面试准备课程，费用为1.6万元。她买了新皮鞋、化妆品和衣服。然后是等待——持续痛苦的五个月的等待。
今年3月，杨女士终于通过面试，并于同月被延安市交通运输局录用。
她的月薪只有约3000元，而她在杭州的工资是7000元左右。但现在她工作时间正常，不用担心被解雇。住房和餐费均有补贴。内心的平静是值得的——至少现在是这样。
“我就是说知足常乐，”她说。“不然怎么办？”
菲奥娜·秦（音），2023届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直到最近，菲奥娜·秦一直都有自己的计划。她想考上一所好大学，然后是一所顶尖的研究生院，最后在大城市的新闻机构找到一份记者的工作。
2022年秋，随着毕业临近，似乎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在北京攻读硕士的同时，她还完成了几份实习。她设定的目标是向100份职位递交申请，她觉得这肯定足以让她获得一份工作。
但很快，她的计划开始崩塌。那年秋天，随着新冠病毒的广泛传播，中国实施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封锁。秦女士连第二天是否能离开家都无法预测，更不用说几个月后她会在哪里了。
由于经济大环境不景气，她的大部分求职申请都没有得到回复。秦女士开始申请任何她认为可能会要她的领域，不仅是新闻业，还有科技行业、出版社，甚至零售品牌。
无助感让她不知所措。她说：“你想，投一百个，没什么回复，这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
今年1月，上海一家新闻媒体终于向她提供了一份无薪实习机会。她依靠自己的积蓄和父母的资助搬到了这座城市，签下了一个月2600元的租约。
不过，秦女士以前可能会想办法尽可能增加留在上海的机会——比如申请其他工作——但她现在决定只专注于手头的实习。如果实习变成长期工作，她会很高兴。如果没有，她会到时候再想办法。
几个月后，她获得了一个全职职位。但即使是现在，秦女士也对制定任何长期计划持怀疑态度。
“有太多意外了，”她说。“现在尽量做好当下。”
伊森·易（音），2022届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回想起来，伊森·易觉得自己有点自以为是，至少是太天真了。
易先生于2022年6月毕业，获得了管理学学士学位。他一直听别人说，大学学位会带来一定的好处，他不需要像父母那样辛苦地做蔬菜批发商。他可以得到高薪和尊重。
起初，他的期望似乎得到了证实。他在中国吉利汽车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月薪近7000元，高于像他这样的应届毕业生的平均水平。
但刚入职时，分配给他的主要是行政工作，比如申报费用，易先生认为这些工作配不上自己。五个月后，他辞职了。
在寻找下一份工作期间，他做了一些临时的工作。失望随之而来。他只做了三天服务员就辞职了，不久又离开了在一家酒店和一座游乐园的工作。
“我好歹也是个本科生，”他说。“你让我去给别人当服务员，我觉得有点卑躬屈膝，说实话。”
易先生遭遇的是一个中国的新问题：大学文凭不再是像过去那样的敲门砖。几十年来，政府成功地推动了大学扩招。然而，与毕业生资质相匹配的工作岗位供应却没有跟上步伐。
不过，随着有关失业的新闻越来越多，易先生开始怀疑问题是不是在于自己的期望太高。其他做着不理想工作的年轻人似乎就能坚持下去。
去年9月，易先生决定到上海碰碰运气。他发誓，这一次他一定要坚持下去，即使这意味着要做一些他曾经不会考虑的工作。
“其实我有时候会想凭什么我去挑，别人挑我就算了，我没有什么太大资格去挑别人，”他说。
两周后，他被一家农业化学公司录用，月薪5200元。他在市郊租了一套公寓，全身心投入到培训中。
“发展怎么样就再慢慢来，”他说。“挣快钱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想到了这一点。”
菲比·刘（音），2022届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菲比·刘十分想在TikTok背后的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工作。于是，当她获得了在这家公司的面试时，她决定全力以赴。
她花250元雇了一个线上面试辅导，会给她进行一个小时的模拟面试，并给她反馈。
许多大学生通常会在秋季校园招聘期间拿到工作机会。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尽管发出了数十份简历，但刘女士一个工作都没定下来。由于压力太大，她开始严重爆痘，于是她去看了医生，花了大概500元。
花出去的钱越来越多。在北京，她在另一家科技公司小红书实习，为在这个城市一间与他人合住的房间本来就要支付大约3000元房租。实习工资为大约150元一天——几乎不够线上面试辅导费用的一半。
但刘女士很是迫切。进入了字节跳动第二轮面试后，她又花钱买了一次辅导。然后她又进了下一轮面试——于是，又买了一次辅导。
“人就会在这个时候想尽一切办法，买一个保底和心安，”她说。
刘女士最终没能获得字节跳动的工作。为了准备别的面试，她需要跟实习单位请假，每次都要放弃半天的工资。她又去看了医生，导致她在医疗方面花的钱已经达到了约1000元。
最终在12月，刘女士凭借着她在小红书的实习获得了一份全职工作。她拿到的薪水高于平均值，年薪约为25万元。
但找到自己第一份全职工作是如此之难，令刘女士感到心有余悸。例如买房等其他成年生活的传统指标感觉更难以企及了，尤其是在北京这个如此昂贵的城市。尽管她经商的父亲在中国经济繁荣发展时颇为成功，但她对自己是否能像父亲一样向上流动感到怀疑。
“我想，我自己奋斗10年20年，真的会变得那么有钱吗？”她谈到自己的父母一辈时说。“现在你靠努力或者什么的，你绝对不可能这样去实现。”
苏琪·金（音），2020届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苏琪·金在中国内陆一个小城长大，但一直都想体验外面的生活。4月，她决定实现这一梦想——不管外面好不好找工作。
金女士要求文中只用她的姓氏和别名。她辞去了已做了两年的人力资源工作，在下一份工作还没着落且仅有约5000元积蓄的情况下搬到了上海。
“我觉得年轻人不应该过得太舒适，”她说。“去外面看看挺好的。”
金女士走的路体现出一些年轻中国人是如何坚守自己的抱负的：他们愿意在其他几乎所有事情上妥协。
她迅速接受了另一份人力资源工作，尽管那份工作工资每月只有约5000元，只比她在老家挣得多一点，而老家的生活成本要低得多。她找了兼职工作，周末在游戏厅做收银员。
金女士尽可能地减少支出。她的主要目标是留在上海。其他都是次要的，包括对工作的要求。
“我的要求不高，”她说。“有许多人要优秀得多。”
她的实用主义让她一直有底气冒新风险。她在第一份工作做了几周后就辞职，以寻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因为她知道如果有必要，她完全可以回去做不那么光鲜的工作。
大约一个月后，她又换了现在这份工资约为每月9000元的工作——比她在老家挣的多了一倍。
即便是有了这份新工作，金女士还是已经在提前思考她的下一个冒险了。在上海工作几年后，她想试试其他城市。
“都是人生经验，”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