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片：香港国际机场的离境大厅。（2022年8月1日）
香港已经放宽了大部分与COVID19相关的严格限制，并开始推动香港向世界重新开放；但搬迁界专业人士预计，香港自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的最大移居浪潮不会早早结束。
“ COVID之前，我们通常会有50/50的出境/入境活动组合。 在2021年和2022年，我们的出境/入境比例为75/25。这个比例与我们在香港的姊妹公司（Asian Tigers Group）的情况一致，”在香港拥有超过40年经验的本地搬迁服务公司Silk Relo的首席执行官凯·库特（Kay Kutt）说。
“我们的团队预计，进入2023年后迁移的数量不会减少，”库特说。
9月份，政府结束了酒店隔离，大幅放松了一些世界上最严格的COVID-19防疫限制措施。这个月，政府在一场峰会上接待了200多位全球金融界领袖人物，以赢回他们对香港这个亚洲顶级金融中心的信心。
但库特表示，继续推动人口外流的因素是不确定性。有小孩的父母抱怨说，当出现COVID-19病例时，幼儿园仍然会突然关闭；即使是在户外，还是必须要戴口罩。她补充说，一些前段时间就已决定要离开的人现在也拿到了签证并准备出境。
香港经济学家兼东方资本研究（Orient Capital Research）董事总经理安德鲁·科利尔（Andrew Collier）也认为，这一趋势尚未放缓。
“是的，我认为它将继续下去，因为安全风险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科利尔说。
他列举了对北京于2020年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的担忧。香港实施这一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应对2019年的大规模的具有破坏性、甚至有时是暴力的“反送中”（拟议将经济罪犯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条例）抗议活动。《国安法》对被判犯有分裂国家、颠覆、恐怖主义和勾结外国势力罪的人实施惩罚，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
科利尔说，法律条文宽泛的措辞甚至让那些没有参与抗议活动的人感到担忧。他说，列出的罪行之一——勾结外国势力——这一点是“最令人担忧的”；因为它可以被无差别地应用，并可能会影响到外国公司。
“有些公司正在掏空他们在香港的业务。主要是出于安全原因，他们正在将人员转移到其他地方。他们觉得让员工留在这里工作令人不安，”科利尔说。
一位欧洲国家的总领事告诉他，由于对《国安法》的担心，他的领事馆已经失去了50%的工作人员。
“唯一的好处是，如果香港的商业真的能够蓬勃发展 --例如，阿里巴巴的双重上市，可以筹集160亿美元资金，”科利尔说。“人们可能会把他们的谨慎抛到脑后，然后回到香港。”
虽然最近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从2021年中期到2022年中期，香港居民的净外流达到11万3千2百人；但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据，过去三年半的离境人数实际上要多得多，按年中数据或年终数据计算，为24.86万人或22.6万人；鉴于政府的数字是净流出，实际离开居民的人数可能更多；因为政府没有提供总数字。
退休人员桑尼·陈（音译，Sunny Chan）和他的妻子计划将自己从他们唯一称之为家的地方连根拔起，移民到他们的女儿、女婿和外孙们居住的澳大利亚。
“香港已经变了。它不再是我所认识的香港，”桑尼·陈说。他指的是香港人拥有的自由，他觉得这些自由已经受到侵蚀。“香港曾经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只要不去打扰别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现在，我不再感到安全。我必须要留意我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什么，以及我对朋友说了什么。”
若不考虑移居香港与家人团聚的中国大陆公民，自1997年以来，香港几乎每年都有更多的人离开。然而，最近一连串的离境人数，超过了以往的大量人口外流时期，例如2002-2004年萨斯病爆发，或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根据政府统计处数据的计算，可以肯定的是在COVID-19和《国安法》实施之前，2018年香港的748万人口仅流失了大约3%。
许多人并不觉得自己有被捕的危险，并认为《国安法》主要是针对反政府活动人士，或那些积极参与抗议活动的人。
22岁的特蕾西·陈（音译，Tracy Chan）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之一，她出生在中国大陆，父母中一人是香港人。她从3岁起就住在香港。
“我认为人们不需要担心......自从《国安法》通过以来，我没有感觉到任何变化。这并不是说因为通过了《国安法》，我们不会像以前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或者过去常说的话如今不再说了，”她说。“但是，当然我们不应该说我们国家的坏话；毕竟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她不打算离开。
“我的根在香港，”她说。“这里比大陆开放多了。”
虽然科利尔等一些观察人士说将人口减少归因于对《国安法》或日益严厉的治理的担忧所引发的移民潮，但是根据政府的新闻稿，当局将今年1.6%的人口下降——这是自1961年开始记录以来的最大下降——归因于低出生率、边境限制中断了外国工人和中国大陆人员的流入，以及一些香港人选择在海外躲避COVID-19疫情。
其他一些人还将移居人数的增加归因于英国政府，因为在港版《国安法》开始实施以后，英国让香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人更容易在英国定居并最终获得公民身份。
与此同时，根据中国的“单程证”（中国政府允许大陆居民主要为了与家人团聚而在香港或澳门永久定居的证件）抵达的中国大陆配偶和香港人的子女人数，预计将在因COVID-19中断后恢复正常。自1997年以来，已有超过100万此类移民通过这种特别许可证抵达香港。
许多大陆学生也选择在香港学习，主要是因为中国严厉的清零政策、香港排名很高的大学，以及相对较低的大学学费。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陆人的到来和香港人的离开，这座城市的特征正在慢慢改变。在大街上你可以听到汉语普通话与占主导地位的粤语方言共存。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在服务业工作，并开设餐厅，提供中国其他地区的美食。
“他们认为香港比大陆好。而我将海外国家与香港进行比较，则认为海外更好，”桑尼·陈说。“我们都在寻求更好的生活。”
资料照片：香港国际机场的离境大厅。（2022年8月1日）
香港已经放宽了大部分与COVID19相关的严格限制，并开始推动香港向世界重新开放；但搬迁界专业人士预计，香港自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的最大移居浪潮不会早早结束。
“ COVID之前，我们通常会有50/50的出境/入境活动组合。 在2021年和2022年，我们的出境/入境比例为75/25。这个比例与我们在香港的姊妹公司（Asian Tigers Group）的情况一致，”在香港拥有超过40年经验的本地搬迁服务公司Silk Relo的首席执行官凯·库特（Kay Kutt）说。
“我们的团队预计，进入2023年后迁移的数量不会减少，”库特说。
9月份，政府结束了酒店隔离，大幅放松了一些世界上最严格的COVID-19防疫限制措施。这个月，政府在一场峰会上接待了200多位全球金融界领袖人物，以赢回他们对香港这个亚洲顶级金融中心的信心。
但库特表示，继续推动人口外流的因素是不确定性。有小孩的父母抱怨说，当出现COVID-19病例时，幼儿园仍然会突然关闭；即使是在户外，还是必须要戴口罩。她补充说，一些前段时间就已决定要离开的人现在也拿到了签证并准备出境。
香港经济学家兼东方资本研究（Orient Capital Research）董事总经理安德鲁·科利尔（Andrew Collier）也认为，这一趋势尚未放缓。
“是的，我认为它将继续下去，因为安全风险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科利尔说。
他列举了对北京于2020年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的担忧。香港实施这一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应对2019年的大规模的具有破坏性、甚至有时是暴力的“反送中”（拟议将经济罪犯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条例）抗议活动。《国安法》对被判犯有分裂国家、颠覆、恐怖主义和勾结外国势力罪的人实施惩罚，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
科利尔说，法律条文宽泛的措辞甚至让那些没有参与抗议活动的人感到担忧。他说，列出的罪行之一——勾结外国势力——这一点是“最令人担忧的”；因为它可以被无差别地应用，并可能会影响到外国公司。
“有些公司正在掏空他们在香港的业务。主要是出于安全原因，他们正在将人员转移到其他地方。他们觉得让员工留在这里工作令人不安，”科利尔说。
一位欧洲国家的总领事告诉他，由于对《国安法》的担心，他的领事馆已经失去了50%的工作人员。
“唯一的好处是，如果香港的商业真的能够蓬勃发展 --例如，阿里巴巴的双重上市，可以筹集160亿美元资金，”科利尔说。“人们可能会把他们的谨慎抛到脑后，然后回到香港。”
虽然最近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从2021年中期到2022年中期，香港居民的净外流达到11万3千2百人；但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据，过去三年半的离境人数实际上要多得多，按年中数据或年终数据计算，为24.86万人或22.6万人；鉴于政府的数字是净流出，实际离开居民的人数可能更多；因为政府没有提供总数字。
退休人员桑尼·陈（音译，Sunny Chan）和他的妻子计划将自己从他们唯一称之为家的地方连根拔起，移民到他们的女儿、女婿和外孙们居住的澳大利亚。
“香港已经变了。它不再是我所认识的香港，”桑尼·陈说。他指的是香港人拥有的自由，他觉得这些自由已经受到侵蚀。“香港曾经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只要不去打扰别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现在，我不再感到安全。我必须要留意我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什么，以及我对朋友说了什么。”
若不考虑移居香港与家人团聚的中国大陆公民，自1997年以来，香港几乎每年都有更多的人离开。然而，最近一连串的离境人数，超过了以往的大量人口外流时期，例如2002-2004年萨斯病爆发，或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根据政府统计处数据的计算，可以肯定的是在COVID-19和《国安法》实施之前，2018年香港的748万人口仅流失了大约3%。
许多人并不觉得自己有被捕的危险，并认为《国安法》主要是针对反政府活动人士，或那些积极参与抗议活动的人。
22岁的特蕾西·陈（音译，Tracy Chan）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之一，她出生在中国大陆，父母中一人是香港人。她从3岁起就住在香港。
“我认为人们不需要担心......自从《国安法》通过以来，我没有感觉到任何变化。这并不是说因为通过了《国安法》，我们不会像以前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或者过去常说的话如今不再说了，”她说。“但是，当然我们不应该说我们国家的坏话；毕竟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她不打算离开。
“我的根在香港，”她说。“这里比大陆开放多了。”
虽然科利尔等一些观察人士说将人口减少归因于对《国安法》或日益严厉的治理的担忧所引发的移民潮，但是根据政府的新闻稿，当局将今年1.6%的人口下降——这是自1961年开始记录以来的最大下降——归因于低出生率、边境限制中断了外国工人和中国大陆人员的流入，以及一些香港人选择在海外躲避COVID-19疫情。
其他一些人还将移居人数的增加归因于英国政府，因为在港版《国安法》开始实施以后，英国让香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人更容易在英国定居并最终获得公民身份。
与此同时，根据中国的“单程证”（中国政府允许大陆居民主要为了与家人团聚而在香港或澳门永久定居的证件）抵达的中国大陆配偶和香港人的子女人数，预计将在因COVID-19中断后恢复正常。自1997年以来，已有超过100万此类移民通过这种特别许可证抵达香港。
许多大陆学生也选择在香港学习，主要是因为中国严厉的清零政策、香港排名很高的大学，以及相对较低的大学学费。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陆人的到来和香港人的离开，这座城市的特征正在慢慢改变。在大街上你可以听到汉语普通话与占主导地位的粤语方言共存。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在服务业工作，并开设餐厅，提供中国其他地区的美食。
“他们认为香港比大陆好。而我将海外国家与香港进行比较，则认为海外更好，”桑尼·陈说。“我们都在寻求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