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书店，因为外观明显，园区点外卖的人喜欢把这里设置为收货地址。每天中午，都有不少人在这里交接快递。
根据我的了解，那些公司行政、新媒体小编、直播带货公司的服务人员，收入都不会比外卖小哥高。但是，没有谁把这些等待外卖的打工族视为底层，大家都会认为外卖小哥是底层，有些人认为他们每天都在受到“剥削”。
“外卖员”，日渐成为一种“观察”和“创作”对象。那些和外卖小哥有关的话题，总是能冲上热搜。对外卖小哥的“想象”，尽管很多离事实很远，但这些想象恰恰反映了社会的偏见。
“外卖小哥”：从浪漫到“底层”
《我在北京送快递》是2023年的现象级图书，目前已经售出17个国家的版权。这本书的销量很好，也让作者胡安焉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和这本书的编辑聊天，他说书的封面有一些“误导”；尽管书名和腰封中的“底层”，都是很好的卖点。其实，胡安焉很难算得上是真正的“底层”，他父母都是广州的职工；尽管胡安焉做了二十种工作，都是体力活，收入都不高，但他也坦诚，自己并不算真正的“底层”。
外卖行业登上历史舞台，是“创新的平台经济”。平台经济最理想的状态，是“所有人”为“所有人”服务，人们在闲暇时候去送外卖、开网约车，既可以有一点收入，也可以保持流动的自由（不用签劳动合同）。
还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我点过一杯外卖咖啡，是报社保安送的。我认为这几乎是外卖行业的最好状态：认出我后他非常开心，我也大声向他表示感谢。那时我是夜班编辑，工作对身体的摧残不亚于体力劳动者，大家都没抱怨自己在“受剥削”。
社会现实的沉重一面，是过去几年外卖平台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2020年，有体育、娱乐业白领因为没法工作而不得不选择送外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研究生从“体验生活式”送外卖到全职干这一行，因为找不到工作。
舆论中对“外卖小哥”的想象开始变化。早期的“骑手”，因高学历的人进来，短暂创造了“浪漫故事”，给人最初的浪漫感觉。但是，这个行业很快变得沉重。外卖服务、网约车行业承载着最重的“就业压力”，很多人都是“个体”，却也都成了全职。此时，和“外卖小哥”有关的叙事，开始变得沉重：“困在系统里”，“一天送餐12小时”，为了赶时间而带来一些交通隐患。
被流量捕获的“外卖故事”
当外卖平台开始承载全社会的就业压力时，它必然是日常的、辛苦的。在过去几年，网络舆论场有不少人渲染“劳资矛盾“，攻击企业家为“资本家”。2016年，很多年轻人喊马云为“马爸爸”；到2022年，那些富豪榜上的企业家，几乎都成了“资本家”。
正是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外卖小哥”的形象开始变得“底层化”和“苦情化”：“杭州55岁外卖单王安然离世”、“一家五口在北京送外卖”这样的极端故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行业（比如一家五口都在乡镇教书，就绝非个例）；但它发生在外卖行业，就显得格外悲情。
因为就业市场困难重重，年轻人很难找到好的工作机会，而外卖员（在美团上接单的就超过700万）人数庞大，拥有超强的流动性，这让“他们”成为很多故事和社会焦虑的载体。尤其是在短视频时代，关于外卖小哥的作品很容易获得流量和上热搜。
如果细心察看，会发现很多“故事”属于传说。关于骑手，今年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是“一位大学生去送小区送外卖，发现保安就是自己的同学”。有些以此为主题的视频像模像样，但都是“创作”，没有任何具体可靠的信息：一个镜头、一段音乐、几行文字，就能出一个爆款。
这样的“故事”传播很广，因为它迎合了很多人对社会就业压力的担忧。它也有现实基础，因为“送外卖”和“当保安”的大学生都很多。如果碰巧是同学，遇到也有可能。但是，它仍然是“创作”，而不是新闻报道。
2016年有流量的故事，可能是创业大佬奇思妙想的成功奇迹；现在，则是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机。因为“外卖小哥的艰辛”有流量，这样的故事也就变得值钱了。事实上，它几乎成为视频平台的一个主要“门类”。
社会偏见的“底层”利用
并不意外，越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时候，企业家的形象也就越“负面”。过去几年，舆论场上对“资本家”和“剥削”的鞭挞，成为常见的主题。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智能手机时代，互联网用户超过10亿，绝大部分用户都在看视频，这样的叙事更有流量。
这形成一个悖论：有人完全可以通过编排“资本家”和“剥削”故事，供应给“社会底层观众”，并因此而牟利。已经有报道指出，这样的视频创作也有“产业链”，背后也有“资本运作”。而这一类视频，很容易选择外卖行业作为“创作对象”，在逻辑上几乎是一种必然。
有关外卖小哥被剥削的故事，大部分博主都不是外卖从业者。这类“创作”的流行，有一种真正的偏见：这既是对外卖小哥的“刻板印象”，又包含一种“社会权力的凝视”，这是对“底层”的想象和利用，也是一种对外卖小哥形象的“开发”和歪曲。
相比之下，那些来自一线的外卖小哥自己拍摄的视频，反而更加真实生动，也不乏温情所在。“外卖诗人”王计兵、“快递作家”胡安焉的创作，也能说明这一点。并不意外，他们反而从没使用过“剥削”这个词。
我所在的书店，因为外观明显，园区点外卖的人喜欢把这里设置为收货地址。每天中午，都有不少人在这里交接快递。
根据我的了解，那些公司行政、新媒体小编、直播带货公司的服务人员，收入都不会比外卖小哥高。但是，没有谁把这些等待外卖的打工族视为底层，大家都会认为外卖小哥是底层，有些人认为他们每天都在受到“剥削”。
“外卖员”，日渐成为一种“观察”和“创作”对象。那些和外卖小哥有关的话题，总是能冲上热搜。对外卖小哥的“想象”，尽管很多离事实很远，但这些想象恰恰反映了社会的偏见。
“外卖小哥”：从浪漫到“底层”
《我在北京送快递》是2023年的现象级图书，目前已经售出17个国家的版权。这本书的销量很好，也让作者胡安焉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和这本书的编辑聊天，他说书的封面有一些“误导”；尽管书名和腰封中的“底层”，都是很好的卖点。其实，胡安焉很难算得上是真正的“底层”，他父母都是广州的职工；尽管胡安焉做了二十种工作，都是体力活，收入都不高，但他也坦诚，自己并不算真正的“底层”。
外卖行业登上历史舞台，是“创新的平台经济”。平台经济最理想的状态，是“所有人”为“所有人”服务，人们在闲暇时候去送外卖、开网约车，既可以有一点收入，也可以保持流动的自由（不用签劳动合同）。
还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我点过一杯外卖咖啡，是报社保安送的。我认为这几乎是外卖行业的最好状态：认出我后他非常开心，我也大声向他表示感谢。那时我是夜班编辑，工作对身体的摧残不亚于体力劳动者，大家都没抱怨自己在“受剥削”。
社会现实的沉重一面，是过去几年外卖平台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2020年，有体育、娱乐业白领因为没法工作而不得不选择送外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研究生从“体验生活式”送外卖到全职干这一行，因为找不到工作。
舆论中对“外卖小哥”的想象开始变化。早期的“骑手”，因高学历的人进来，短暂创造了“浪漫故事”，给人最初的浪漫感觉。但是，这个行业很快变得沉重。外卖服务、网约车行业承载着最重的“就业压力”，很多人都是“个体”，却也都成了全职。此时，和“外卖小哥”有关的叙事，开始变得沉重：“困在系统里”，“一天送餐12小时”，为了赶时间而带来一些交通隐患。
被流量捕获的“外卖故事”
当外卖平台开始承载全社会的就业压力时，它必然是日常的、辛苦的。在过去几年，网络舆论场有不少人渲染“劳资矛盾“，攻击企业家为“资本家”。2016年，很多年轻人喊马云为“马爸爸”；到2022年，那些富豪榜上的企业家，几乎都成了“资本家”。
正是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外卖小哥”的形象开始变得“底层化”和“苦情化”：“杭州55岁外卖单王安然离世”、“一家五口在北京送外卖”这样的极端故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行业（比如一家五口都在乡镇教书，就绝非个例）；但它发生在外卖行业，就显得格外悲情。
因为就业市场困难重重，年轻人很难找到好的工作机会，而外卖员（在美团上接单的就超过700万）人数庞大，拥有超强的流动性，这让“他们”成为很多故事和社会焦虑的载体。尤其是在短视频时代，关于外卖小哥的作品很容易获得流量和上热搜。
如果细心察看，会发现很多“故事”属于传说。关于骑手，今年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是“一位大学生去送小区送外卖，发现保安就是自己的同学”。有些以此为主题的视频像模像样，但都是“创作”，没有任何具体可靠的信息：一个镜头、一段音乐、几行文字，就能出一个爆款。
这样的“故事”传播很广，因为它迎合了很多人对社会就业压力的担忧。它也有现实基础，因为“送外卖”和“当保安”的大学生都很多。如果碰巧是同学，遇到也有可能。但是，它仍然是“创作”，而不是新闻报道。
2016年有流量的故事，可能是创业大佬奇思妙想的成功奇迹；现在，则是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机。因为“外卖小哥的艰辛”有流量，这样的故事也就变得值钱了。事实上，它几乎成为视频平台的一个主要“门类”。
社会偏见的“底层”利用
并不意外，越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时候，企业家的形象也就越“负面”。过去几年，舆论场上对“资本家”和“剥削”的鞭挞，成为常见的主题。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智能手机时代，互联网用户超过10亿，绝大部分用户都在看视频，这样的叙事更有流量。
这形成一个悖论：有人完全可以通过编排“资本家”和“剥削”故事，供应给“社会底层观众”，并因此而牟利。已经有报道指出，这样的视频创作也有“产业链”，背后也有“资本运作”。而这一类视频，很容易选择外卖行业作为“创作对象”，在逻辑上几乎是一种必然。
有关外卖小哥被剥削的故事，大部分博主都不是外卖从业者。这类“创作”的流行，有一种真正的偏见：这既是对外卖小哥的“刻板印象”，又包含一种“社会权力的凝视”，这是对“底层”的想象和利用，也是一种对外卖小哥形象的“开发”和歪曲。
相比之下，那些来自一线的外卖小哥自己拍摄的视频，反而更加真实生动，也不乏温情所在。“外卖诗人”王计兵、“快递作家”胡安焉的创作，也能说明这一点。并不意外，他们反而从没使用过“剥削”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