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反修例风暴之前，北京治港还可以在消极“一国两制”的搪塞下得过且过，那么今天的北京已经“丢掉幻想”，开始依循积极“一国两制”彻底转变既往治港思路。这种转变，突出体现在中央治港机构的系统调整以及“夏骆新局”带来实践变化上。
这还只是转变思路的开始，后续怎么变，以十九届四中全会给出的香港究竟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作为总纲，就不难判断，一场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不可避免。
夏宝龙、骆惠宁的调整，为北京转变治港思路打开了新的局面。（AFP）
为什么说是“全面的结构性改革”，而非简单的“改革”，是因为需要改的对象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结构性”的。它和内地在“文革”后启动的改革不同，邓小平在文革后启动的改革，是在毛时代既定的社会主义框架基础上的改革，它要破除的是已经不合时宜的僵化的、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而今天香港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发展经济，而是要深刻检讨问题之所在，面前检视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完成一场在回归时就应该进行、但是却延宕至今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改造。必须认识到，香港之所以被深层次结构矛盾所困，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泛政治化泥沼，港府、建制派、泛民以及北京涉港机构都难辞其咎。可以说，是各方主动或被动作为形成的共犯结构，共同将香港推向了今时今日的境地。
先说港府。回归至今，特区政府延续了港英时期公务员治港的惯性与传统，信奉“大市场、小政府”，经济上采取过于放任的自由主义，缺乏对城市发展的未来想象，任由产业结构畸形发展，政治上“无为而治”又缺乏魄力与智慧，导致很多改革半途而废，最终形成了今天积重难返的局面。也因此，北京推出的惠港政策被利益集团劫持，不仅没有办法真正落实到普罗大众用于改善民生，消除贫富悬殊，反而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结构本身。而香港自身的问题与矛盾，比如最关键的土地问题等，也因为被本地资本利益绑定而无法得到解决，与国家认同和国家安全相关的议题，更是成为炸点。最终，只能在不断妥协中，通过治标不治本的派糖来阶段性、机械性地纾解民怨。
再是不思进取的建制派。香港建制派尽管构成复杂，党派团体众多，政治立场则大致相同，普遍支持“一国两制”、拥护基本法。但长期的“圈养”状态与利益浸泡，也使建制派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沦为了既得利益群体，脱离了市民群众。可以说，香港问题严重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与建制派的无能和投机脱不开干系。以去年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大败为例，民建联、工联会原本长期扎根社区，理应对民情了然于胸，加上拥有执政联盟这一身份，它们本可善用自身的政治能量及社会资源，主动出谋献策，促成政府大刀阔斧推动社会改革。可惜，许多建制政客自甘堕落，忘记了其责任在于促进下情上达、监察施政成效，反而一味充当政治附庸，致使愚昧的政府高官有恃无恐，以为“数够票”便可鲁莽闯关。如果建制派继续无能和投机下去，最终的代价，绝不是建制阵营所能承担的，而是牵扯到整个香港的宪政危机。
其三是泛民。在香港回归前的政治谈判阶段，泛民一直是“民主回归”的主要倡议者之一，并且和中央政府保持着良好沟通，司徒华、李柱铭等还曾进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但随着“六四”发生，双方一个无法解开的心结就此形成。一直到2016年，北京仍试图缓和与泛民的关系，时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等都曾明确表示过泛民也是香港建制力量的一部分，中央也展现了愿意对话的诚意和政策弹性，但中央递出的橄榄枝并未被泛民普遍接受，对单一制下央地政治伦理缺乏认识的街头与在野对峙心态依旧主导泛民，随着占中运动的爆发，陆港矛盾加剧，尤其是反修例运动的拉锯，泛民的暴力揽抄行为，已经倒逼着北京转变与泛民的“斗争”姿态。今天，北京已将泛民定义为“毫无底线的揽抄派”，这样颠覆性的定性变化，只能说是泛民咎由自取。
最后是涉港机构。以往提到北京治港机构的问题，很多人会直接联想到中联办的角色失当与过度干预，所谓“西环治港”，但其实放在更大范围来看，中央在重新审视派驻香港的行政体系设计时，应该就回归后的经验进行完整检讨，将与香港事务有联系或相关的所有直接、间接行政或政治体系的性质与工作，进行更清晰说明和解释，并且最好用法律的形式进行明确规范，一方面使其具有刚性约束力，一方面也更容易为香港认同与接收。比如此前围绕中联办合法性问题的争议，确实容易在一切按照基本法办事的香港引发过渡联想，这就需要讲清楚、说明白，甚至不排除通过释法的方式正本清源。
香港以往的改革都因为没有超脱这四方力量牵制而陷入碎片化状态，所推出的改革举措未能围绕香港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更遑论更宏观的国家利益，多数改革浅尝辄止，并未触及到最核心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是什么？正如多维新闻在《什么是“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一文中所阐释的，应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是香港的管治团队及主流民意错误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无法批判性地提出香港经济今天需要的施政举措，更缺乏管理社会转型的产业与分配认识；其次是错误定义政府在经济的角色与作用，连基本责任是要保护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原则都欠奉；第三是错误理解香港在区域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色与关系，更未能学会如何与周边经济的竞争与合作，闭门造车，纵容产业结构逐步变形，无法支撑公平的分配，甚至对香港的发展缺乏视野、对危机缺乏警觉。深层次结构是指改变无法通过某个政策或人事的变动来达到，也就是俗语所说，必须动大手术才能挖掘到问题本身和改变它。
再说改革魄力。丘吉尔说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这句话，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被人们反复引用。对于深受反修例风波这场危机困扰的香港，尤其不应该浪费掉这场危机。至少，借由这场危机，能不再被一些表面的口号和情绪蒙蔽，不再被暴力揽抄者利用，认识到真正困扰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之所在。香港既迫切地需要这样微小却也具体的改变，因为每一个个体的改变背后，都是凝聚改革共识弥足重要的“砖瓦”，同时也需要最为关键的改革顶层设计。
对于决策者而言，反修例风波这场危机更大的意义在于，再也无法对香港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尤其是不能继续被香港表面的自由与繁荣所蒙蔽，将深层次矛盾一再被搁置，搁置的结果，便是一场又一场将香港拖入深渊的民意海啸。
面对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这场改革必须要有邓小平当年“谁不改革谁下台”的气魄。谁敢改革，愿改革，能扛起改革的大旗，香港人就应该支持他，反之就应该把他赶下台。特区政府不改革，特区政府就下台；建制派不改革，就应该从位子上走开；泛民不改革，也不把票投给他，如果再一味揽炒就应该用“斗争”的方法对待；中联办、港澳办如果像之前那样无法扛起改革的大旗，也要换人。
在中国内外两个大局风雨飘摇之际，邓小平的南巡可谓为中国未来发展投下了“定海神针”。（多维新闻网）
就像面对这场突如其来、事关生死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样，没什么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可讲，哪个政府能控制住疫情，最大限度地减少病死人数，人民就应该支持；相反地，哪个政府不能及时防控疫情，就算口号喊得再天花乱坠，人民也应该抛弃。不要再在那些民粹、口水上啰啰嗦嗦，更不要跟揽抄的合在一起。既要反揽抄，也要支持改革，这既是香港的未来出路，也是市民最明智的选择。谁不改革谁下台，香港才能好起来。
如果说在反修例风暴之前，北京治港还可以在消极“一国两制”的搪塞下得过且过，那么今天的北京已经“丢掉幻想”，开始依循积极“一国两制”彻底转变既往治港思路。这种转变，突出体现在中央治港机构的系统调整以及“夏骆新局”带来实践变化上。
这还只是转变思路的开始，后续怎么变，以十九届四中全会给出的香港究竟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作为总纲，就不难判断，一场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不可避免。
夏宝龙、骆惠宁的调整，为北京转变治港思路打开了新的局面。（AFP）
为什么说是“全面的结构性改革”，而非简单的“改革”，是因为需要改的对象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结构性”的。它和内地在“文革”后启动的改革不同，邓小平在文革后启动的改革，是在毛时代既定的社会主义框架基础上的改革，它要破除的是已经不合时宜的僵化的、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而今天香港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发展经济，而是要深刻检讨问题之所在，面前检视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完成一场在回归时就应该进行、但是却延宕至今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改造。必须认识到，香港之所以被深层次结构矛盾所困，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泛政治化泥沼，港府、建制派、泛民以及北京涉港机构都难辞其咎。可以说，是各方主动或被动作为形成的共犯结构，共同将香港推向了今时今日的境地。
先说港府。回归至今，特区政府延续了港英时期公务员治港的惯性与传统，信奉“大市场、小政府”，经济上采取过于放任的自由主义，缺乏对城市发展的未来想象，任由产业结构畸形发展，政治上“无为而治”又缺乏魄力与智慧，导致很多改革半途而废，最终形成了今天积重难返的局面。也因此，北京推出的惠港政策被利益集团劫持，不仅没有办法真正落实到普罗大众用于改善民生，消除贫富悬殊，反而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结构本身。而香港自身的问题与矛盾，比如最关键的土地问题等，也因为被本地资本利益绑定而无法得到解决，与国家认同和国家安全相关的议题，更是成为炸点。最终，只能在不断妥协中，通过治标不治本的派糖来阶段性、机械性地纾解民怨。
再是不思进取的建制派。香港建制派尽管构成复杂，党派团体众多，政治立场则大致相同，普遍支持“一国两制”、拥护基本法。但长期的“圈养”状态与利益浸泡，也使建制派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沦为了既得利益群体，脱离了市民群众。可以说，香港问题严重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与建制派的无能和投机脱不开干系。以去年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大败为例，民建联、工联会原本长期扎根社区，理应对民情了然于胸，加上拥有执政联盟这一身份，它们本可善用自身的政治能量及社会资源，主动出谋献策，促成政府大刀阔斧推动社会改革。可惜，许多建制政客自甘堕落，忘记了其责任在于促进下情上达、监察施政成效，反而一味充当政治附庸，致使愚昧的政府高官有恃无恐，以为“数够票”便可鲁莽闯关。如果建制派继续无能和投机下去，最终的代价，绝不是建制阵营所能承担的，而是牵扯到整个香港的宪政危机。
其三是泛民。在香港回归前的政治谈判阶段，泛民一直是“民主回归”的主要倡议者之一，并且和中央政府保持着良好沟通，司徒华、李柱铭等还曾进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但随着“六四”发生，双方一个无法解开的心结就此形成。一直到2016年，北京仍试图缓和与泛民的关系，时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等都曾明确表示过泛民也是香港建制力量的一部分，中央也展现了愿意对话的诚意和政策弹性，但中央递出的橄榄枝并未被泛民普遍接受，对单一制下央地政治伦理缺乏认识的街头与在野对峙心态依旧主导泛民，随着占中运动的爆发，陆港矛盾加剧，尤其是反修例运动的拉锯，泛民的暴力揽抄行为，已经倒逼着北京转变与泛民的“斗争”姿态。今天，北京已将泛民定义为“毫无底线的揽抄派”，这样颠覆性的定性变化，只能说是泛民咎由自取。
最后是涉港机构。以往提到北京治港机构的问题，很多人会直接联想到中联办的角色失当与过度干预，所谓“西环治港”，但其实放在更大范围来看，中央在重新审视派驻香港的行政体系设计时，应该就回归后的经验进行完整检讨，将与香港事务有联系或相关的所有直接、间接行政或政治体系的性质与工作，进行更清晰说明和解释，并且最好用法律的形式进行明确规范，一方面使其具有刚性约束力，一方面也更容易为香港认同与接收。比如此前围绕中联办合法性问题的争议，确实容易在一切按照基本法办事的香港引发过渡联想，这就需要讲清楚、说明白，甚至不排除通过释法的方式正本清源。
香港以往的改革都因为没有超脱这四方力量牵制而陷入碎片化状态，所推出的改革举措未能围绕香港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更遑论更宏观的国家利益，多数改革浅尝辄止，并未触及到最核心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是什么？正如多维新闻在《什么是“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一文中所阐释的，应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是香港的管治团队及主流民意错误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无法批判性地提出香港经济今天需要的施政举措，更缺乏管理社会转型的产业与分配认识；其次是错误定义政府在经济的角色与作用，连基本责任是要保护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原则都欠奉；第三是错误理解香港在区域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色与关系，更未能学会如何与周边经济的竞争与合作，闭门造车，纵容产业结构逐步变形，无法支撑公平的分配，甚至对香港的发展缺乏视野、对危机缺乏警觉。深层次结构是指改变无法通过某个政策或人事的变动来达到，也就是俗语所说，必须动大手术才能挖掘到问题本身和改变它。
再说改革魄力。丘吉尔说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这句话，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被人们反复引用。对于深受反修例风波这场危机困扰的香港，尤其不应该浪费掉这场危机。至少，借由这场危机，能不再被一些表面的口号和情绪蒙蔽，不再被暴力揽抄者利用，认识到真正困扰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之所在。香港既迫切地需要这样微小却也具体的改变，因为每一个个体的改变背后，都是凝聚改革共识弥足重要的“砖瓦”，同时也需要最为关键的改革顶层设计。
对于决策者而言，反修例风波这场危机更大的意义在于，再也无法对香港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尤其是不能继续被香港表面的自由与繁荣所蒙蔽，将深层次矛盾一再被搁置，搁置的结果，便是一场又一场将香港拖入深渊的民意海啸。
面对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这场改革必须要有邓小平当年“谁不改革谁下台”的气魄。谁敢改革，愿改革，能扛起改革的大旗，香港人就应该支持他，反之就应该把他赶下台。特区政府不改革，特区政府就下台；建制派不改革，就应该从位子上走开；泛民不改革，也不把票投给他，如果再一味揽炒就应该用“斗争”的方法对待；中联办、港澳办如果像之前那样无法扛起改革的大旗，也要换人。
在中国内外两个大局风雨飘摇之际，邓小平的南巡可谓为中国未来发展投下了“定海神针”。（多维新闻网）
就像面对这场突如其来、事关生死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样，没什么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可讲，哪个政府能控制住疫情，最大限度地减少病死人数，人民就应该支持；相反地，哪个政府不能及时防控疫情，就算口号喊得再天花乱坠，人民也应该抛弃。不要再在那些民粹、口水上啰啰嗦嗦，更不要跟揽抄的合在一起。既要反揽抄，也要支持改革，这既是香港的未来出路，也是市民最明智的选择。谁不改革谁下台，香港才能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