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表示，中国能够提供的援助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是意大利举国抗疫的外部支持力量，而充当不了扭转抗疫形势的决定性力量。不光意大利，涉及到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对方提什么要求我们就做到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把话说大了，拍胸脯，以至于对方期待高了而我们又做不到，援助了反而落下埋怨。
大疫当前，各国被迫各自为战，像意大利、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陷入了极度困难。中国已向意大利派出两个医疗专家组，有报道说，意大利北方的伦巴第大区还希望中国医疗队接管当地的ICU，中国应该以及有能力那样做吗？
老胡认为中国应当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决策的考量。
第一，力所能及原则。中国抗疫的大规模医疗战役告一段落，确实腾出了一部分医疗资源，无论是医疗物资还是医护人员都是这样。但是中国要防备疫情再起，显然不能把从湖北撤出的医护人员大批派向国外。加上陷入困境的国家在增多，中国如果向意大利派太多医疗力量，有可能刺激其他国家对中国加大医疗援助的期望，让中国不堪重负。因此中国像援助武汉那样投入力量帮助意大利，显然不现实。
第二，不能让意大利等国有过高期待，中国能够提供的援助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是意大利举国抗疫的外部支持力量，而充当不了扭转抗疫形势的决定性力量。不光意大利，涉及到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对方提什么要求我们就做到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把话说大了，拍胸脯，以至于对方期待高了而我们又做不到，援助了反而落下埋怨。
比如，如果伦巴第大区真有让中国派医疗队接管ICU的要求，这就未必是帮着中国援助顺利开展的积极动向。接管了一家医院的ICU，别的医院怎么办呢？中国医疗队接管的ICU如果死亡率高了，意大利人又会怎么想呢？这些很具体的问题需要提前做出考量。
第三，我们中国自己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对意大利及其他国家提供医疗援助，这是纯人道主义援助，它会增进中意和中国与有关国家的情谊，但仅限于此。美国舆论已经开始将中国对外医疗援助描述成中国削弱美国领导地位的地缘政治行动，这种宣传有可能误导一些欧洲人对中国援助意大利等欧盟国家的看法，中国应高度警惕华盛顿这种宣传对中国人道主义援助将会产生的实际抹黑，我们不能为他们提供把柄。
意大利是欧盟国家和西方阵营的一员，疫情改变不了意大利人的这种身份认同，中国的援助消除不了意大利社会与我们的基本意识形态分歧。因此我们的对意援助一定要保持在人道主义的质朴层面上，不扯别的，不做引申，我们的舆论如果对此过度宣传，搞政治拔高，只会有损中国的形象。
第四，积极建设性原则。前面说了那么多，但中国毕竟是大国，在考虑各种利弊因素之后，还是应该在他国遭难时采取积极的援助态度。中国高速发展受益于全球化，新冠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为全球抗疫做贡献是我们的义务。
特别要考虑到，意大利在中国困难的时候多次帮助过我们。上世纪80年代，意大利援助中国在北京建立了急救中心，意方提供了800万美元赠款，捐赠了42辆救护车。之后还援助中国建立了多个医疗急救中心，它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欧洲国家。2008年汶川地震，意大利的救援团队在西方大国中最先抵达灾区，并且派专机送来大批救灾物资，建立了流动医院。救灾结束后，所有相关物资设备都留给了当地。这一切中国社会不应该忘记。在中国困难的时候很多其他国家也帮助过我们，今天当它们遭遇困难而我们有余力时，我们要真诚地施以援手。这种真诚，外界总体上是看得见的。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白云怡 谢文婷】意大利新冠病毒应急委员会专员博雷利21日称，意大利在过去24小时中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557例，新增死亡病例793例，二者均是单日最大增幅。至此，意大利累计确诊病例增至53578例，累计死亡病例达4825例，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意大利疫情感染人数为何上升得这么快？其北部伦巴第地区的死亡率为何如此之高？意大利疫情快速上升趋势是否还将继续？《环球时报》记者22日独家连线正在意大利北部重灾区伦巴第大区的中国援意专家团队成员、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肖宁。他告诉记者，在接下来两周内，意大利疫情或将继续处在上升阶段。他呼吁意大利政府与民众必须严格执行防控政策，因为只有减少新增感染病例，意大利才有希望走出当下的困境。
环球时报：据您观察，为什么意大利感染人数会上升的这么快？
肖宁：疫情暴发后，意大利采取了“封城”的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街上和商店的人都有减少，但他们的“封城”和我们国内还是很不一样，对民众的自觉性依赖很高。比如一个人在网上下载一个证明表格，说去做医疗救护或者上班就可以出去了，这其实是很危险的，意味着隐性的感染者可能会对社区造成影响。
意大利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几乎没有社区管理。国内我们之所以能够落实好那些严格的措施，做好小区管控和人群隔离，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基层工作人员、志愿者、共产党员为大家提供后勤保障，所以大家在家里生活不出门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意大利这块是比较弱的，可以说是几乎没有。
另外，意大利居家隔离的风险需要进行进一步评估。在国内我们发现居家隔离导致了不少家庭聚集性感染，所以后来我们采取的是集中隔离，大大减少了新增感染。所以我们对意大利也建议，必须加强对居家隔离的监测，我们还建议他们可以建立一些集中隔离场所。但是，意大利国情不一样，要做到可能会比较困难。当然，意大利人住房条件和国人不同，所以他们居家感染的风险我们也在进一步评估。
此外，据我们观察，意大利街头目前戴口罩的人大概只有40%，口罩是防止飞沫传染最有效的途径，尤其是在意大利这样一个这么喜欢社交的社会，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呼吁和建议。前两天我们专家团队的队长还在一次发布会上对他们“发火”了，希望这能唤起更多意大利民众的警觉。
环球时报：目前意大利的病死率已超过8%，伦巴第大区更是已经达到惊人的12%。为什么意大利病死率这么高？
肖宁：老实说我们对此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许多轻症感染居家隔离而不是去医院，可能会出现国内曾经出现的轻症变为重症的情况。而且，目前死亡的病例大多数是一些年龄较大、本身有疾病的病人，意大利又是一个老龄化的国家。我们需要去更多ICU病房进一步了解情况才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但一个事实是，意大利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确实都非常高，尤其在伦巴第地区。
环球时报：专家团队这两天考察了伦巴第大区的一些医院，那里情况如何？医疗资源是否足够？存在哪些问题？
肖宁：这几天我们走访了伦巴第大区的帕维亚大学医院，这是当地条件最好的医院之一。病人非常多。但医生跟我们聊起来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他们各方面都做了相当大的准备，但还是有缺口，未来病人如果继续增多的话，病床以及ICU资源会不够。此外，有一些医护人员的感染。帕维亚大学医院的院方告诉我们，该院有五千多名职工，目前感染人数是三十多人。不过其中不少不是在医院感染的，可能是工作之余去聚会感染的。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医生的防护情况，比较堪忧。在到伦巴第之前，我们在威尼托大区去考察了一家他们的医院。我们看到，在负压病房，也就是收治病情介于普通到重症之间病人的病房，医护人员都是没有防护服和护目镜的，有的就穿一些外科的隔离衣。因为他们需要把更关键的防护物资留给收治危重病人的ICU，所以我推断他们的物资非常紧缺。我们希望意大利能保护好医疗人员，这是救治过程中最关键的人力资源，且几个人会影响到一个团队。
环球时报：昨天有新闻说，意方伦巴第大区卫生部长和红十字会代急迫地希望中国医疗队可以集中接管ICU病区。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一请求？据您了解，目前中方有类似的安排么？
肖宁：伦巴第方面确实提出了这个期望。我估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手问题。尤其是他们的ICU和危重病人救治，人力物力都有缺口，需要有更多资源来支持。另外，他们可能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在当地得到更好的应用。
至于中国要不要答应这个请求，我觉得需要从可行性、科学性和效果方面统筹考虑。我目前没有听到任何确切消息说有这方面的安排。不过，我们应该会派更多专家陆续来到意大利，像撬动杠杆一样来帮助他们。
环球时报：目前来看，您认为意大利疫情是否还在快速上升期？离拐点还有多远？
肖宁：还在上升。感染人数、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在接下来两周内应该会进一步增加。有专家预测，意大利的拐点要到4月中下旬到来，但我们希望意大利的措施能够真正更严格地落实，提早这一拐点的到来。
环球时报：您认为目前意大利最迫切需要做的是什么？
肖宁：减少新的感染病人。如果它的公共卫生政策或民众的防护意识不改变的话，那么医疗资源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意大利就没法走出困境。我认为既然要实施这些社会隔离措施，那就要更加严格地落地，否则把人封在一个城市里，让他们“自由地”去感染，不是更危险么？
另外就是减少危重病人和死亡。在这方面，我们向意大利介绍了托珠单抗、恢复期血浆治疗等综合治疗手段，还带来了金莲花胶囊等中药，这些都是在武汉被证明有较好效果的疗法。对此，意大利很多同行都比较能接受，这些疗法目前正处在准备和申报阶段。
胡锡进表示，中国能够提供的援助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是意大利举国抗疫的外部支持力量，而充当不了扭转抗疫形势的决定性力量。不光意大利，涉及到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对方提什么要求我们就做到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把话说大了，拍胸脯，以至于对方期待高了而我们又做不到，援助了反而落下埋怨。
大疫当前，各国被迫各自为战，像意大利、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陷入了极度困难。中国已向意大利派出两个医疗专家组，有报道说，意大利北方的伦巴第大区还希望中国医疗队接管当地的ICU，中国应该以及有能力那样做吗？
老胡认为中国应当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决策的考量。
第一，力所能及原则。中国抗疫的大规模医疗战役告一段落，确实腾出了一部分医疗资源，无论是医疗物资还是医护人员都是这样。但是中国要防备疫情再起，显然不能把从湖北撤出的医护人员大批派向国外。加上陷入困境的国家在增多，中国如果向意大利派太多医疗力量，有可能刺激其他国家对中国加大医疗援助的期望，让中国不堪重负。因此中国像援助武汉那样投入力量帮助意大利，显然不现实。
第二，不能让意大利等国有过高期待，中国能够提供的援助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是意大利举国抗疫的外部支持力量，而充当不了扭转抗疫形势的决定性力量。不光意大利，涉及到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对方提什么要求我们就做到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把话说大了，拍胸脯，以至于对方期待高了而我们又做不到，援助了反而落下埋怨。
比如，如果伦巴第大区真有让中国派医疗队接管ICU的要求，这就未必是帮着中国援助顺利开展的积极动向。接管了一家医院的ICU，别的医院怎么办呢？中国医疗队接管的ICU如果死亡率高了，意大利人又会怎么想呢？这些很具体的问题需要提前做出考量。
第三，我们中国自己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对意大利及其他国家提供医疗援助，这是纯人道主义援助，它会增进中意和中国与有关国家的情谊，但仅限于此。美国舆论已经开始将中国对外医疗援助描述成中国削弱美国领导地位的地缘政治行动，这种宣传有可能误导一些欧洲人对中国援助意大利等欧盟国家的看法，中国应高度警惕华盛顿这种宣传对中国人道主义援助将会产生的实际抹黑，我们不能为他们提供把柄。
意大利是欧盟国家和西方阵营的一员，疫情改变不了意大利人的这种身份认同，中国的援助消除不了意大利社会与我们的基本意识形态分歧。因此我们的对意援助一定要保持在人道主义的质朴层面上，不扯别的，不做引申，我们的舆论如果对此过度宣传，搞政治拔高，只会有损中国的形象。
第四，积极建设性原则。前面说了那么多，但中国毕竟是大国，在考虑各种利弊因素之后，还是应该在他国遭难时采取积极的援助态度。中国高速发展受益于全球化，新冠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为全球抗疫做贡献是我们的义务。
特别要考虑到，意大利在中国困难的时候多次帮助过我们。上世纪80年代，意大利援助中国在北京建立了急救中心，意方提供了800万美元赠款，捐赠了42辆救护车。之后还援助中国建立了多个医疗急救中心，它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欧洲国家。2008年汶川地震，意大利的救援团队在西方大国中最先抵达灾区，并且派专机送来大批救灾物资，建立了流动医院。救灾结束后，所有相关物资设备都留给了当地。这一切中国社会不应该忘记。在中国困难的时候很多其他国家也帮助过我们，今天当它们遭遇困难而我们有余力时，我们要真诚地施以援手。这种真诚，外界总体上是看得见的。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白云怡 谢文婷】意大利新冠病毒应急委员会专员博雷利21日称，意大利在过去24小时中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557例，新增死亡病例793例，二者均是单日最大增幅。至此，意大利累计确诊病例增至53578例，累计死亡病例达4825例，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意大利疫情感染人数为何上升得这么快？其北部伦巴第地区的死亡率为何如此之高？意大利疫情快速上升趋势是否还将继续？《环球时报》记者22日独家连线正在意大利北部重灾区伦巴第大区的中国援意专家团队成员、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肖宁。他告诉记者，在接下来两周内，意大利疫情或将继续处在上升阶段。他呼吁意大利政府与民众必须严格执行防控政策，因为只有减少新增感染病例，意大利才有希望走出当下的困境。
环球时报：据您观察，为什么意大利感染人数会上升的这么快？
肖宁：疫情暴发后，意大利采取了“封城”的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街上和商店的人都有减少，但他们的“封城”和我们国内还是很不一样，对民众的自觉性依赖很高。比如一个人在网上下载一个证明表格，说去做医疗救护或者上班就可以出去了，这其实是很危险的，意味着隐性的感染者可能会对社区造成影响。
意大利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几乎没有社区管理。国内我们之所以能够落实好那些严格的措施，做好小区管控和人群隔离，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基层工作人员、志愿者、共产党员为大家提供后勤保障，所以大家在家里生活不出门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意大利这块是比较弱的，可以说是几乎没有。
另外，意大利居家隔离的风险需要进行进一步评估。在国内我们发现居家隔离导致了不少家庭聚集性感染，所以后来我们采取的是集中隔离，大大减少了新增感染。所以我们对意大利也建议，必须加强对居家隔离的监测，我们还建议他们可以建立一些集中隔离场所。但是，意大利国情不一样，要做到可能会比较困难。当然，意大利人住房条件和国人不同，所以他们居家感染的风险我们也在进一步评估。
此外，据我们观察，意大利街头目前戴口罩的人大概只有40%，口罩是防止飞沫传染最有效的途径，尤其是在意大利这样一个这么喜欢社交的社会，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呼吁和建议。前两天我们专家团队的队长还在一次发布会上对他们“发火”了，希望这能唤起更多意大利民众的警觉。
环球时报：目前意大利的病死率已超过8%，伦巴第大区更是已经达到惊人的12%。为什么意大利病死率这么高？
肖宁：老实说我们对此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许多轻症感染居家隔离而不是去医院，可能会出现国内曾经出现的轻症变为重症的情况。而且，目前死亡的病例大多数是一些年龄较大、本身有疾病的病人，意大利又是一个老龄化的国家。我们需要去更多ICU病房进一步了解情况才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但一个事实是，意大利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确实都非常高，尤其在伦巴第地区。
环球时报：专家团队这两天考察了伦巴第大区的一些医院，那里情况如何？医疗资源是否足够？存在哪些问题？
肖宁：这几天我们走访了伦巴第大区的帕维亚大学医院，这是当地条件最好的医院之一。病人非常多。但医生跟我们聊起来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他们各方面都做了相当大的准备，但还是有缺口，未来病人如果继续增多的话，病床以及ICU资源会不够。此外，有一些医护人员的感染。帕维亚大学医院的院方告诉我们，该院有五千多名职工，目前感染人数是三十多人。不过其中不少不是在医院感染的，可能是工作之余去聚会感染的。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医生的防护情况，比较堪忧。在到伦巴第之前，我们在威尼托大区去考察了一家他们的医院。我们看到，在负压病房，也就是收治病情介于普通到重症之间病人的病房，医护人员都是没有防护服和护目镜的，有的就穿一些外科的隔离衣。因为他们需要把更关键的防护物资留给收治危重病人的ICU，所以我推断他们的物资非常紧缺。我们希望意大利能保护好医疗人员，这是救治过程中最关键的人力资源，且几个人会影响到一个团队。
环球时报：昨天有新闻说，意方伦巴第大区卫生部长和红十字会代急迫地希望中国医疗队可以集中接管ICU病区。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一请求？据您了解，目前中方有类似的安排么？
肖宁：伦巴第方面确实提出了这个期望。我估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手问题。尤其是他们的ICU和危重病人救治，人力物力都有缺口，需要有更多资源来支持。另外，他们可能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在当地得到更好的应用。
至于中国要不要答应这个请求，我觉得需要从可行性、科学性和效果方面统筹考虑。我目前没有听到任何确切消息说有这方面的安排。不过，我们应该会派更多专家陆续来到意大利，像撬动杠杆一样来帮助他们。
环球时报：目前来看，您认为意大利疫情是否还在快速上升期？离拐点还有多远？
肖宁：还在上升。感染人数、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在接下来两周内应该会进一步增加。有专家预测，意大利的拐点要到4月中下旬到来，但我们希望意大利的措施能够真正更严格地落实，提早这一拐点的到来。
环球时报：您认为目前意大利最迫切需要做的是什么？
肖宁：减少新的感染病人。如果它的公共卫生政策或民众的防护意识不改变的话，那么医疗资源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意大利就没法走出困境。我认为既然要实施这些社会隔离措施，那就要更加严格地落地，否则把人封在一个城市里，让他们“自由地”去感染，不是更危险么？
另外就是减少危重病人和死亡。在这方面，我们向意大利介绍了托珠单抗、恢复期血浆治疗等综合治疗手段，还带来了金莲花胶囊等中药，这些都是在武汉被证明有较好效果的疗法。对此，意大利很多同行都比较能接受，这些疗法目前正处在准备和申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