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在周恩来夫妇身边生活15年 对话 周秉德 周秉德，周恩来总理的侄女，曾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生活15年。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一生没有子女，周秉德是与他们关系最亲密的晚辈。 △周恩来 邓颖超 合影 周秉德：这张照片是伯父伯母在汕头拍的。伯母经历过一次打胎，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伯母很憔悴，就是因为她瞎打胎弄的。因为这个事伯父第一次跟她大发脾气，说这是两个人的事情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做主，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后来伯母第二次怀孕的时候，因为孩子太大难产，三天三夜都生不出来，胎死腹中。最后医生用产钳把孩子夹出来了，是一个男孩，一称，十磅。1927年3月份的事情，比我整整大10岁。这是这对革命的恩爱伴侣最大的遗憾，我也极为遗憾见不到比我整整大10岁的哥哥。 对话 周秉德 周秉德1937年出生在哈尔滨，1943年周秉德一家搬到天津生活。周秉德的父亲周恩寿，字同宇，是周恩来的三弟。儿时周秉德从未见过大伯周恩来，只隐约知道，大伯是在共产党内做大事的。 周秉德：在天津的时候，我父亲只是做党的外围工作，给解放区提供纺织品、药品等物资。父亲从没跟我讲过伯伯的事情，反而是伯伯的同学常策欧大伯经常来我家，是他跟我说现在打仗了，共产党马上就要来了，里面有个大官儿叫周恩来，是你爸的哥哥。我就问他为什么我爸没叫周恩什么。他说你大伯让你爸以字为名，所以叫周同宇，周恩来就是你爸的亲哥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周恩来是我大伯。 对话 周秉德 1949年3月，周恩寿夫妇到北京看望兄嫂，说起长女秉德即将小学毕业，周恩来让他把秉德接到北平读中学。周恩来知道弟弟住的是集体宿舍不方便带孩子，便让侄女秉德住在自己的住所。1949年6月，刚刚小学毕业的周秉德前往北平，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大伯周恩来。 田川：您12岁的时候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在中南海见到伯伯的时候紧张吗？ 周秉德：不紧张，因为伯伯和我父亲长得很像，对我来说就是家里人。等他忙完回来，卫士就把我叫进他办公室。他看到我以后就说，来，让我看看你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看了看他说，都有点像。 因为伯伯知道我当时刚小学毕业，正准备读中学，所以就跟我说你可以继续上学，但得考上了才行，考不上就不能上这所学校了。后来我考进了北京师大女附中。 △周恩来 周秉德 合影 对话 周秉德 周秉德在北师大附中读中学时，周末放假，有的同学有汽车接，周秉德总是坐公交车或走路回家。那时候周秉德心里总有点不平衡，伯伯却很严肃地告诉她，车是公家的，不能私用。 田川：您去北京后对新生活有什么期待或想象吗？比如生活会变得更富足、更优越。 周秉德：没想过这些，就觉得我要去上学了，然后会跟伯伯住一块儿。伯伯一开始就跟我们讲，虽然我在这个位置，但你不能有任何特殊化。你就是普通学生，普通老百姓。你们不能因为我的关系，有任何特殊待遇。我们是共产党，要为全国人民着想，不能为家人做任何优待，你在外面也不要讲与我的关系。 田川：那有机会和伯伯在家一起吃饭吗？ 周秉德：我工作以后有机会，但是不多。他吃饭特别简单，就一荤一素一汤，从来不能有山珍海味。我去了以后有时会再加一碟小菜。如果有饭粒掉在桌上，他一定会拿起来吃掉，不可以随便浪费。尽管右臂有伤，夹菜、添饭都是自己，不要别人做。 对话 周秉德 周秉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多年，也深知节省再节省是周恩来一生的习惯。 周秉德：我从天津过来的时候，就带了两身小花裙子。后来伯伯的卫士长骑自行车带我到王府井做了两身小衣服，一身黄色的，一身蓝色的。我先穿的那身蓝色的，过了几天衣服该洗了我就换了另一身黄色的，伯伯看见了就说怎么又换了一身？两身，浪费。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会说浪费。如果花他自己的钱，他不会说是浪费。而那会儿是供给制，他的亲属来北京，花费都是从公家出的。 伯伯还一直用自己的工资贴补我们家用，贴补我们家特别得多，坚持了十几年。他在一开始就跟我父亲单位的领导讲，周同宇是我的亲弟弟，给他安排的工作职位一定要低，待遇要少。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关系，更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所以我弟弟的工作一定要安排低职位、低待遇才可以。 对话 周秉德 周秉德的父亲调到北京工作，因为“特殊”，周恩来交代“往低处安排”，一家八口分到两间小房。周秉德的父亲身体不好，周恩来要求他提前下岗，不要再拿公家的工资。 周秉德：我之所以去伯伯家住就是因为我们家太小了，里外间加起来也就二十几平。我们家有6个孩子，加上父母一家八口根本没法住。再后来大弟弟和大妹妹也一起来伯伯家住了。 △周恩来 邓颖超 与 周秉德三兄妹 合影 对话 周秉德 1952年初中毕业，成绩优异的周秉德原本可以继续上高中，或到苏联留学，但周秉德却决心做一名乡村教师。 周秉德：当时全国八成以上的人都是文盲，但咱们新中国要开始建设了，怎么能都是文盲呢。特别是在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后，我决定做小学老师，就去学师范了，毕业后主动申请去了农村小学。但最后没做成，因为两三个月后就把我调到区委机关了。伯伯看我去机关了就问我，做小学老师不是应该在基层吗，你怎么到机关来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我说现在区委在搞肃反运动，要求都是党员，但是中小学里没有几个党员，就把我调来了。听完他又跟我说，那以后还要回到基层去。 后来19年后，他又跟我说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这句话。 田川：第二次是在什么情况下跟您讲的？ 周秉德：我先生是军人。他先是被派到西安工作，我就跟着他去西安工作了5年。之后部队又把他安排到贵州遵义的山沟沟里，我又跟着他在遵义工作了4年。后来部队领导要把他调到北京来，我因为没有调令所以认为不能走。去跟他告别的时候领导就跟我说，你回北京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我说我从来不走“一句话”的路，没有调令我怎么能回去。后来晚上领导就给我来电话了，说跟北京那边沟通了，我也一块儿走。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北京。 因为我很了解伯伯，知道我不可以搞特殊。回北京后我去看他，他看到我就说，秉德，你都离开北京9年了，怎么又回来了？你回北京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无论是19年前还是19年后，都是这句话，一模一样。我伯母就在旁边说，恩来啊，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军人家属，她是随军调动。这样伯伯才了然，不然他还要继续追问呢。 我不能沾他一点光，不能因为他的关系得到任何的好处。无论是调到比较好的地点，好的工作单位，好的职位岗位，或是得到提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 对话 周秉德 1964年，周秉德和沈人骅结婚。婚后两人被调到西安工作5年，之后又调到贵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再困难的境遇，周秉德也从未向外界透露自己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 △周秉德 沈人骅 夫妻合影 田川：当年跟先生一起在贵州的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当地人都没法想象您会是周总理的侄女。 周秉德：当时是集体住房，厕所是公共厕所，厨房几家共用一个。有一次我正准备进厨房，听到有人在议论说，她怎么可能是周总理的侄女，也就是姓周，八竿子打不着。 田川：听到他们这样讲您心里什么感觉？ 周秉德：没什么感觉，就让他们说吧，说明我保密工作做得好。 田川：会觉得委屈吗？毕竟真的太苦了，而且您其实没有必要去受那份苦。 周秉德：这不是没有必要的问题，组织派我丈夫去了，我是家属，就要跟着他一起过去。 周恩来曾和周秉德商量，“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大，现在提倡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要坚持晚婚，你能不能25岁之后再结婚？”就因为这句话，周秉德27岁才和丈夫沈人骅结婚。在五六十年代，是名副其实的大龄女青年。因为周恩来的这层“特殊”关系，周秉德的爱情之路也是一波三折。 周秉德：我的几次感情经历都不太顺。刚参加工作时我18岁，在小学里做老师。当时校长派我去派出所统计接下来两年的学龄儿童有多少。那个派出所所长也很年轻，有时我们就会一块儿骑车回家。聊起来以后知道他家以前参加过会道门，我伯母一听说那不太合适，我立刻就断掉了。后来1960年左右，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留苏回来的学生，我们还挺谈得来的。但当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伯母就跟我说，我知道你谈了一个从苏联回来的朋友，但是现在中苏之间关系不好......我听了以后马上就和那个人断掉了，再不来往。 40年以后，我忽然收到一封从政协部门转来的信。信的开头说，40多年前我们曾经交往过，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当时留苏回来的那个人。因为我在《我的伯父周恩来》这本书里提到伯母提醒我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关系比较复杂。他也是看了这本书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和他断了。当时他不懂，觉得自己还算优秀，怎么就断了。 田川：回头看这段感情，会觉得遗憾吗？ 周秉德：不遗憾。他有很多苏联的朋友，当时苏联的特务机构叫克格勃，无孔不入。我伯伯是党的领导人，那么高的地位，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情对他们造成任何影响。 田川：难道不会想这是我爱的人，我就要跟他在一起吗？ 周秉德：我不能影响大局，在这方面我非常理智。 “总理侄女”的标签 是束缚还是激励？ 对话 周秉德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膀胱移引上皮细胞癌”。但因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周恩来一边受着批判，一边带病为人民不停操劳。直到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病重，开始住院治疗。 田川：伯父最后因为病重住进了医院，但好像不允许您去探望。 周秉德：是的。一开始我跟伯母说可不可跟她一块去看看伯伯。伯母说不行，组织上有规定，除了我以外，其他人去探望都得经过中央批准才可以。 其实5月31号，就是在伯伯住院的前一天，伯父伯母专门把我叫过去吃了顿午饭。平常伯伯都穿的衣冠楚楚的，因为他随时可能要去开会，见外宾。但那天我去的时候他就穿着睡衣睡裤，我说伯伯你怎么穿这身衣服了？他说你也看出来了吧，我穿这身是因为明天就要去住院了，要住上一段时日。然后他说，来，送你两张照片，我说好啊。我当时还不以为然，后来才意识到，他其实就是在跟我告别。 伯伯住院以后，1975年5月的一天，他以前的老护士紧急给我打电话，我赶到她家后她说，伯伯前两天来北京医院，走在路上突然跟旁边的人说，他还能活半年。医生护士都着急坏了。他们就想只能让我去跟伯伯聊一聊。我当时骑着自行车就找七妈去了，我跟她说我得去看他。七妈说，那我帮你打个电话吧，你在电话里跟他说一说。 对话 周秉德 这通电话，是周秉德和伯伯周恩来的最后一次通话。周秉德一生听伯伯的话，但却在这次通话中，周秉德有生以来第一次批评了这位“又是长辈、又是领导人”的伯伯周恩来。 周秉德：一开始他就跟我聊这聊那的，问我孩子怎么样，公公婆婆怎么样，父母怎么样……我说伯伯你别说这些了,我有事情要跟你说，我要好好批评你，因为你说了不该说的话。他说我就是随便说一说嘛，就是跟他们开开玩笑，他马上就意识到我在说什么了。我说这个玩笑不能开的，你不可以有这个想法。那是我第一次批评伯伯，以前都是我听他的，从来不敢批评伯伯，但那次我是真的在批评他。当时我也傻，不懂，还跟他说你要到南方去转一转，去看一看，但实际上他那会儿已经不能出去了。伯伯的病情都是被严格保密的，所以我其实并不知道他病到什么程度了。而且因为我是他们最亲近的人，大家也特别不愿意跟我说实情。 △周恩来入院治疗时住的病房 周秉德：伯伯走的时候，大家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我。但我当时正在上海出差，不在北京。结果1月9号早上听到了持续特别久的哀乐，我马上就意识到是伯伯去世了。我当时一下就受不了了，感觉昏天黑地的，赶紧买机票回北京。到了北京我就直奔西花厅，一看见伯母我就跟她抱了起来，我说七妈你千万要保重。她说，不哭，咱们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咱们要挺住。她再三跟我说，咱们不哭，要坚强。第二天专门把我跟六妹秉建找过去，在北京医院小小的告别室里，七妈吩咐专门把我跟六妹秉建找过去，跟伯伯的遗体告了别。当时真的太难过了，我们只能绷着脸让自己不哭，多看看伯父的遗容。 △周秉德 周秉建 与 周恩来遗体告别 田川：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您都不愿意提起自己和周总理夫妇的关系。 周秉德：是的，从小他就教育我们，不要跟别人讲和他们的关系。他说你们在外面就是普通学生，长大了就是普通老百姓。 1996年的时候，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多次找到我，想让我聊聊和伯父伯母的故事，写本书，我不肯。后来中新社有位朋友跟我说，人家来找你出这本书，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也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全国老百姓和子孙后代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党的领导人。 对话 周秉德 多年来，周秉德一直铭记着伯父周恩来的教诲，过普通人的生活。直到200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由她口述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周秉德这个名字才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我的伯父周恩来》 周秉德 著 对话 周秉德 “秉德”二字出自屈原作品《橘颂》辞里的“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是伯父周恩来在南开大学的同学给她起的名字。周秉德在书中写，回想自己的人生，这个名字对我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激励。 周秉德：伯父伯母对我的教育永远在我心里。 田川：您觉得这种特殊的身份标签给您带来的是更多的禁锢，还是给了生活更多的可能性？ 周秉德：禁锢肯定是有的。我要管束好自己，不能做太烂的事情，不能给他们抹黑。处处都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能让人家指着我说，你看周恩来的侄女怎么表现的这么差。但我真的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我的下一代也都知道这个道理。我儿子高中毕业后没有继续上大学，就在一个小街道工厂里工作。别人就跟他说你妈妈在外贸局当人事处副处长，还不让她在外贸局给你搞个工作干。他没找过我，而且我也不可能给他做这件事。当时外贸工作非常吃香，我又在人事处，但是我就要求自己不能给他安排工作。所以他就在很破烂的街道工厂里打蚊子打苍蝇，后来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也慢慢做起来了，现在做得还不错。 对话 周秉德 2016年，为了传承和弘扬周恩来的精神，周秉德和儿子成立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大鸾”、“翔宇”分别取自周总理的乳名和字，寓意基金会秉承“怀慈善之恒心，献福祉于民众”的使命，致力于继承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 周秉德：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总理在访问尼泊尔的时候给一所学校建了一栋楼。后来经过地震楼有点不结实了，我们基金会就去帮着重新维修了一下，现在那栋楼也还挺好的。蒙古国我们基金会也去了，他们的学生在学中文，我们还跟他们进行了一些作文上的交流。基金会扶贫去了黔东南，是我国最贫困的地区，那里的学生很难有走出去的机会，我们帮助一些学生去外面读书。后来他们回到家乡，有的做了老师，有的做了副村长，很能干。去年我又去了这个村，变化太大了。 对话 周秉德 耄耋之年的周秉德仍会随团队亲自走访边远山区，资助失学孩童，提供医疗救助，也会把周恩来和一众先烈们的故事讲给现在的人们听。 周秉德：助理说我现在忙的就像个陀螺。 田川：这么忙不辛苦吗？ 周秉德：辛苦，但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这个社会需要传承红色精神。总理的精神，他的家风，我不可能把他所有方面都了解到，只能从我的角度跟大家讲一讲我受到的教育。我也不会到处主动给别人讲，但只要找了我，只要我还能讲，我就会去讲。现在岁数也不小了，但我还可以再讲一讲。 △庐山含鄱口 邓颖超拍摄 周秉德：这张照片是伯母在庐山含鄱口拍的，伯父伯母都非常喜欢。我结婚前伯伯问我，七妈给你东西了吗？我说给了，给了不少生活用品。然后他说我还没给你呢，这张照片给你吧。当时照片被放大了还装进了相框，他们其实是准备摆在自己房间里的，但是伯伯把它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我了。到现在我的床头还是这张照片，永远是这张。
她曾在周恩来夫妇身边生活15年
对话 周秉德
周秉德，周恩来总理的侄女，曾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生活15年。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一生没有子女，周秉德是与他们关系最亲密的晚辈。
△周恩来 邓颖超 合影
周秉德：这张照片是伯父伯母在汕头拍的。伯母经历过一次打胎，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伯母很憔悴，就是因为她瞎打胎弄的。因为这个事伯父第一次跟她大发脾气，说这是两个人的事情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做主，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后来伯母第二次怀孕的时候，因为孩子太大难产，三天三夜都生不出来，胎死腹中。最后医生用产钳把孩子夹出来了，是一个男孩，一称，十磅。1927年3月份的事情，比我整整大10岁。这是这对革命的恩爱伴侣最大的遗憾，我也极为遗憾见不到比我整整大10岁的哥哥。
对话 周秉德
周秉德1937年出生在哈尔滨，1943年周秉德一家搬到天津生活。周秉德的父亲周恩寿，字同宇，是周恩来的三弟。儿时周秉德从未见过大伯周恩来，只隐约知道，大伯是在共产党内做大事的。
周秉德：在天津的时候，我父亲只是做党的外围工作，给解放区提供纺织品、药品等物资。父亲从没跟我讲过伯伯的事情，反而是伯伯的同学常策欧大伯经常来我家，是他跟我说现在打仗了，共产党马上就要来了，里面有个大官儿叫周恩来，是你爸的哥哥。我就问他为什么我爸没叫周恩什么。他说你大伯让你爸以字为名，所以叫周同宇，周恩来就是你爸的亲哥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周恩来是我大伯。
对话 周秉德
1949年3月，周恩寿夫妇到北京看望兄嫂，说起长女秉德即将小学毕业，周恩来让他把秉德接到北平读中学。周恩来知道弟弟住的是集体宿舍不方便带孩子，便让侄女秉德住在自己的住所。1949年6月，刚刚小学毕业的周秉德前往北平，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大伯周恩来。
田川：您12岁的时候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在中南海见到伯伯的时候紧张吗？
周秉德：不紧张，因为伯伯和我父亲长得很像，对我来说就是家里人。等他忙完回来，卫士就把我叫进他办公室。他看到我以后就说，来，让我看看你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看了看他说，都有点像。
因为伯伯知道我当时刚小学毕业，正准备读中学，所以就跟我说你可以继续上学，但得考上了才行，考不上就不能上这所学校了。后来我考进了北京师大女附中。
△周恩来 周秉德 合影
对话 周秉德
周秉德在北师大附中读中学时，周末放假，有的同学有汽车接，周秉德总是坐公交车或走路回家。那时候周秉德心里总有点不平衡，伯伯却很严肃地告诉她，车是公家的，不能私用。
田川：您去北京后对新生活有什么期待或想象吗？比如生活会变得更富足、更优越。
周秉德：没想过这些，就觉得我要去上学了，然后会跟伯伯住一块儿。伯伯一开始就跟我们讲，虽然我在这个位置，但你不能有任何特殊化。你就是普通学生，普通老百姓。你们不能因为我的关系，有任何特殊待遇。我们是共产党，要为全国人民着想，不能为家人做任何优待，你在外面也不要讲与我的关系。
田川：那有机会和伯伯在家一起吃饭吗？
周秉德：我工作以后有机会，但是不多。他吃饭特别简单，就一荤一素一汤，从来不能有山珍海味。我去了以后有时会再加一碟小菜。如果有饭粒掉在桌上，他一定会拿起来吃掉，不可以随便浪费。尽管右臂有伤，夹菜、添饭都是自己，不要别人做。
对话 周秉德
周秉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多年，也深知节省再节省是周恩来一生的习惯。
周秉德：我从天津过来的时候，就带了两身小花裙子。后来伯伯的卫士长骑自行车带我到王府井做了两身小衣服，一身黄色的，一身蓝色的。我先穿的那身蓝色的，过了几天衣服该洗了我就换了另一身黄色的，伯伯看见了就说怎么又换了一身？两身，浪费。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会说浪费。如果花他自己的钱，他不会说是浪费。而那会儿是供给制，他的亲属来北京，花费都是从公家出的。
伯伯还一直用自己的工资贴补我们家用，贴补我们家特别得多，坚持了十几年。他在一开始就跟我父亲单位的领导讲，周同宇是我的亲弟弟，给他安排的工作职位一定要低，待遇要少。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关系，更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所以我弟弟的工作一定要安排低职位、低待遇才可以。
对话 周秉德
周秉德的父亲调到北京工作，因为“特殊”，周恩来交代“往低处安排”，一家八口分到两间小房。周秉德的父亲身体不好，周恩来要求他提前下岗，不要再拿公家的工资。
周秉德：我之所以去伯伯家住就是因为我们家太小了，里外间加起来也就二十几平。我们家有6个孩子，加上父母一家八口根本没法住。再后来大弟弟和大妹妹也一起来伯伯家住了。
△周恩来 邓颖超 与 周秉德三兄妹 合影
对话 周秉德
1952年初中毕业，成绩优异的周秉德原本可以继续上高中，或到苏联留学，但周秉德却决心做一名乡村教师。
周秉德：当时全国八成以上的人都是文盲，但咱们新中国要开始建设了，怎么能都是文盲呢。特别是在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后，我决定做小学老师，就去学师范了，毕业后主动申请去了农村小学。但最后没做成，因为两三个月后就把我调到区委机关了。伯伯看我去机关了就问我，做小学老师不是应该在基层吗，你怎么到机关来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我说现在区委在搞肃反运动，要求都是党员，但是中小学里没有几个党员，就把我调来了。听完他又跟我说，那以后还要回到基层去。
后来19年后，他又跟我说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这句话。
田川：第二次是在什么情况下跟您讲的？
周秉德：我先生是军人。他先是被派到西安工作，我就跟着他去西安工作了5年。之后部队又把他安排到贵州遵义的山沟沟里，我又跟着他在遵义工作了4年。后来部队领导要把他调到北京来，我因为没有调令所以认为不能走。去跟他告别的时候领导就跟我说，你回北京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我说我从来不走“一句话”的路，没有调令我怎么能回去。后来晚上领导就给我来电话了，说跟北京那边沟通了，我也一块儿走。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北京。
因为我很了解伯伯，知道我不可以搞特殊。回北京后我去看他，他看到我就说，秉德，你都离开北京9年了，怎么又回来了？你回北京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无论是19年前还是19年后，都是这句话，一模一样。我伯母就在旁边说，恩来啊，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军人家属，她是随军调动。这样伯伯才了然，不然他还要继续追问呢。
我不能沾他一点光，不能因为他的关系得到任何的好处。无论是调到比较好的地点，好的工作单位，好的职位岗位，或是得到提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
对话 周秉德
1964年，周秉德和沈人骅结婚。婚后两人被调到西安工作5年，之后又调到贵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再困难的境遇，周秉德也从未向外界透露自己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
△周秉德 沈人骅 夫妻合影
田川：当年跟先生一起在贵州的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当地人都没法想象您会是周总理的侄女。
周秉德：当时是集体住房，厕所是公共厕所，厨房几家共用一个。有一次我正准备进厨房，听到有人在议论说，她怎么可能是周总理的侄女，也就是姓周，八竿子打不着。
田川：听到他们这样讲您心里什么感觉？
周秉德：没什么感觉，就让他们说吧，说明我保密工作做得好。
田川：会觉得委屈吗？毕竟真的太苦了，而且您其实没有必要去受那份苦。
周秉德：这不是没有必要的问题，组织派我丈夫去了，我是家属，就要跟着他一起过去。
周恩来曾和周秉德商量，“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大，现在提倡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要坚持晚婚，你能不能25岁之后再结婚？”就因为这句话，周秉德27岁才和丈夫沈人骅结婚。在五六十年代，是名副其实的大龄女青年。因为周恩来的这层“特殊”关系，周秉德的爱情之路也是一波三折。
周秉德：我的几次感情经历都不太顺。刚参加工作时我18岁，在小学里做老师。当时校长派我去派出所统计接下来两年的学龄儿童有多少。那个派出所所长也很年轻，有时我们就会一块儿骑车回家。聊起来以后知道他家以前参加过会道门，我伯母一听说那不太合适，我立刻就断掉了。后来1960年左右，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留苏回来的学生，我们还挺谈得来的。但当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伯母就跟我说，我知道你谈了一个从苏联回来的朋友，但是现在中苏之间关系不好......我听了以后马上就和那个人断掉了，再不来往。
40年以后，我忽然收到一封从政协部门转来的信。信的开头说，40多年前我们曾经交往过，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当时留苏回来的那个人。因为我在《我的伯父周恩来》这本书里提到伯母提醒我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关系比较复杂。他也是看了这本书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和他断了。当时他不懂，觉得自己还算优秀，怎么就断了。
田川：回头看这段感情，会觉得遗憾吗？
周秉德：不遗憾。他有很多苏联的朋友，当时苏联的特务机构叫克格勃，无孔不入。我伯伯是党的领导人，那么高的地位，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情对他们造成任何影响。
田川：难道不会想这是我爱的人，我就要跟他在一起吗？
周秉德：我不能影响大局，在这方面我非常理智。
“总理侄女”的标签 是束缚还是激励？
对话 周秉德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膀胱移引上皮细胞癌”。但因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周恩来一边受着批判，一边带病为人民不停操劳。直到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病重，开始住院治疗。
田川：伯父最后因为病重住进了医院，但好像不允许您去探望。
周秉德：是的。一开始我跟伯母说可不可跟她一块去看看伯伯。伯母说不行，组织上有规定，除了我以外，其他人去探望都得经过中央批准才可以。
其实5月31号，就是在伯伯住院的前一天，伯父伯母专门把我叫过去吃了顿午饭。平常伯伯都穿的衣冠楚楚的，因为他随时可能要去开会，见外宾。但那天我去的时候他就穿着睡衣睡裤，我说伯伯你怎么穿这身衣服了？他说你也看出来了吧，我穿这身是因为明天就要去住院了，要住上一段时日。然后他说，来，送你两张照片，我说好啊。我当时还不以为然，后来才意识到，他其实就是在跟我告别。
伯伯住院以后，1975年5月的一天，他以前的老护士紧急给我打电话，我赶到她家后她说，伯伯前两天来北京医院，走在路上突然跟旁边的人说，他还能活半年。医生护士都着急坏了。他们就想只能让我去跟伯伯聊一聊。我当时骑着自行车就找七妈去了，我跟她说我得去看他。七妈说，那我帮你打个电话吧，你在电话里跟他说一说。
对话 周秉德
这通电话，是周秉德和伯伯周恩来的最后一次通话。周秉德一生听伯伯的话，但却在这次通话中，周秉德有生以来第一次批评了这位“又是长辈、又是领导人”的伯伯周恩来。
周秉德：一开始他就跟我聊这聊那的，问我孩子怎么样，公公婆婆怎么样，父母怎么样……我说伯伯你别说这些了,我有事情要跟你说，我要好好批评你，因为你说了不该说的话。他说我就是随便说一说嘛，就是跟他们开开玩笑，他马上就意识到我在说什么了。我说这个玩笑不能开的，你不可以有这个想法。那是我第一次批评伯伯，以前都是我听他的，从来不敢批评伯伯，但那次我是真的在批评他。当时我也傻，不懂，还跟他说你要到南方去转一转，去看一看，但实际上他那会儿已经不能出去了。伯伯的病情都是被严格保密的，所以我其实并不知道他病到什么程度了。而且因为我是他们最亲近的人，大家也特别不愿意跟我说实情。
△周恩来入院治疗时住的病房
周秉德：伯伯走的时候，大家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我。但我当时正在上海出差，不在北京。结果1月9号早上听到了持续特别久的哀乐，我马上就意识到是伯伯去世了。我当时一下就受不了了，感觉昏天黑地的，赶紧买机票回北京。到了北京我就直奔西花厅，一看见伯母我就跟她抱了起来，我说七妈你千万要保重。她说，不哭，咱们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咱们要挺住。她再三跟我说，咱们不哭，要坚强。第二天专门把我跟六妹秉建找过去，在北京医院小小的告别室里，七妈吩咐专门把我跟六妹秉建找过去，跟伯伯的遗体告了别。当时真的太难过了，我们只能绷着脸让自己不哭，多看看伯父的遗容。
△周秉德 周秉建 与 周恩来遗体告别
田川：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您都不愿意提起自己和周总理夫妇的关系。
周秉德：是的，从小他就教育我们，不要跟别人讲和他们的关系。他说你们在外面就是普通学生，长大了就是普通老百姓。
1996年的时候，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多次找到我，想让我聊聊和伯父伯母的故事，写本书，我不肯。后来中新社有位朋友跟我说，人家来找你出这本书，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也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全国老百姓和子孙后代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党的领导人。
对话 周秉德
多年来，周秉德一直铭记着伯父周恩来的教诲，过普通人的生活。直到200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由她口述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周秉德这个名字才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我的伯父周恩来》 周秉德 著
对话 周秉德
“秉德”二字出自屈原作品《橘颂》辞里的“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是伯父周恩来在南开大学的同学给她起的名字。周秉德在书中写，回想自己的人生，这个名字对我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激励。
周秉德：伯父伯母对我的教育永远在我心里。
田川：您觉得这种特殊的身份标签给您带来的是更多的禁锢，还是给了生活更多的可能性？
周秉德：禁锢肯定是有的。我要管束好自己，不能做太烂的事情，不能给他们抹黑。处处都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能让人家指着我说，你看周恩来的侄女怎么表现的这么差。但我真的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我的下一代也都知道这个道理。我儿子高中毕业后没有继续上大学，就在一个小街道工厂里工作。别人就跟他说你妈妈在外贸局当人事处副处长，还不让她在外贸局给你搞个工作干。他没找过我，而且我也不可能给他做这件事。当时外贸工作非常吃香，我又在人事处，但是我就要求自己不能给他安排工作。所以他就在很破烂的街道工厂里打蚊子打苍蝇，后来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也慢慢做起来了，现在做得还不错。
对话 周秉德
2016年，为了传承和弘扬周恩来的精神，周秉德和儿子成立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大鸾”、“翔宇”分别取自周总理的乳名和字，寓意基金会秉承“怀慈善之恒心，献福祉于民众”的使命，致力于继承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
周秉德：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总理在访问尼泊尔的时候给一所学校建了一栋楼。后来经过地震楼有点不结实了，我们基金会就去帮着重新维修了一下，现在那栋楼也还挺好的。蒙古国我们基金会也去了，他们的学生在学中文，我们还跟他们进行了一些作文上的交流。基金会扶贫去了黔东南，是我国最贫困的地区，那里的学生很难有走出去的机会，我们帮助一些学生去外面读书。后来他们回到家乡，有的做了老师，有的做了副村长，很能干。去年我又去了这个村，变化太大了。
对话 周秉德
耄耋之年的周秉德仍会随团队亲自走访边远山区，资助失学孩童，提供医疗救助，也会把周恩来和一众先烈们的故事讲给现在的人们听。
周秉德：助理说我现在忙的就像个陀螺。
田川：这么忙不辛苦吗？
周秉德：辛苦，但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这个社会需要传承红色精神。总理的精神，他的家风，我不可能把他所有方面都了解到，只能从我的角度跟大家讲一讲我受到的教育。我也不会到处主动给别人讲，但只要找了我，只要我还能讲，我就会去讲。现在岁数也不小了，但我还可以再讲一讲。
△庐山含鄱口 邓颖超拍摄
周秉德：这张照片是伯母在庐山含鄱口拍的，伯父伯母都非常喜欢。我结婚前伯伯问我，七妈给你东西了吗？我说给了，给了不少生活用品。然后他说我还没给你呢，这张照片给你吧。当时照片被放大了还装进了相框，他们其实是准备摆在自己房间里的，但是伯伯把它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我了。到现在我的床头还是这张照片，永远是这张。